煌煌大都 一统华夏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政权统一全国的是元朝，第一次用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命名国号的是元朝，第一次制订人类最精确历法《授时历》的是元朝，第一次同时开通大规模漕运和海运的也是元朝，而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还是在元朝。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2月视察北京时曾指出：“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元朝建造的大都城，就是这个“伟大见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在旧金中都城东北平原拔地而起的、经过周密规划、精确勘测、用举国之力加以建造的宏伟都城，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天人合一 道统为尊
时下被严重误导而又流传极为广泛的一个观念，认为天是大自然，人要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叫作“天人合一”。其实这是宋代著名学者张载最先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叙述。在中国古代，天和人之间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天就是天，人就是人，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依靠“道”为中介的。古人认为，天体在运行过程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古人称这个规律为“天道”。古人又认为，人们生活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就是“人道”。“人道”要与“天道”相适应，才是“天人合一”。元大都城的规划和建设，正是“天人合一”命题的实践。
此前的宋朝和金朝，在都城的规划中，皇城和宫城被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这是由于规划者认为，皇权是高于一切的，这个中心位置只能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但是，元大都城的规划者却认为“天道”是最重要的，是高于皇权的，因此，把与“天道”密切相关的钟鼓楼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而把皇城放在了钟鼓楼的南面，表达了主管人间社会秩序的“人道”要屈尊于掌握时间规律的“天道”之南的意思。皇帝在人间虽然尊贵无比，与上天相比也只能是“天子”。这种突出“天道”的空间布局，是以前历代都城皆没有过的。
在新建的大都城里，不仅皇宫和钟鼓楼之间显现出了特殊政治关系，就连重要衙署的设置，也显现出了“天人之际”的对应关系。元朝中央政府有三个最重要的衙署：即主持全国政务的中书省、主持全国军事的枢密院、主持全国监察事务的御史台。据元朝人撰写的《析津志》记载，中书省的衙署设置在皇城北面，枢密院衙署设置在皇城东面，而御史台的衙署位于皇城西北。由于衙署功能的不同，被设置在不同星象对应的位置，这是对“天人合一”命题在都城建设方面的规划与实践。
就是在都城建设的一些细节方面，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十分重视。在新建的大都皇城和钟鼓楼之间，有一条水溪横穿而过。西侧为积水潭（元代又称海子），是供应都城居民用水的主要水源。由此往东，积水潭的水绕过皇城，再往东直达通州，这里也是通惠河的主要河道。就是这条并不显眼的水溪，在《元一统志》上却有这样的记载：“取象星辰紫宫之后，阁道横贯，天之银汉也。”这条小小的水溪，因为位于皇城的后面，被比喻为天上的银河，而在这条水溪上架设的桥梁，则被称为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从江南北上京城的千百艘商船，就是通过这条水溪，进入积水潭，停泊在码头上，带来无数的南方货物。农牧融和 主次分明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生产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另一类则是以游牧生产为主体。而在这两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类文化，即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农耕文化中，建立固定的都城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举措，而在游牧文化中，却没有这项举措。第一是游牧生产的需要，很难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第二则是出于政治考虑，如果在一个地方建立固定的都城，就会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进攻。
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南伐西征，虽然军事上已经十分强大，却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都城。窝阔台汗即位后，在汉族大臣耶律楚材的影响下，建立了第一座都城——和林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后，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建立了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元大都（今北京），形成了两都模式。而在元大都的建造过程中，又充分展示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是以农耕文化为主、游牧文化为辅的基本格局，表明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环境中的元朝帝王正在虚心学习更加先进的农耕文化，并用之治理国家。
在新建的大都城里，体现农耕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轴线”。这条新建造的都城中轴线南起大都城的正南门丽正门，北至大都城中心的钟鼓楼，全长约3公里左右。在这条中轴线的南部到中部，是皇城所在地，而在中轴线的北部，则是钟鼓楼和它周围众多的市场。在中轴线两侧，东侧设置有太庙，西侧设置有社稷坛，作为皇城主体建筑的宫城，就坐落在这条大都城的中轴线上。
作为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环境中的元朝帝王，在遵行农耕文化主题的情况下，又特别显示出对游牧文化的眷恋之情。因此，在他们的主要生活区域内，展示出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游牧文化风格。例如，在整个皇城的布局方面，虽然宫城坐落在中轴线上，但是整个皇城却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形成三组宫殿建筑围绕太液池鼎立的局面。皇帝居住的大明殿和皇后居住的延春阁建造在太液池东岸，而皇太子居住的东宫（后改称隆福宫）和皇太后居住的兴圣宫则建造在太液池西岸。这种格局体现了游牧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
又如，在大都皇城里面的宫殿建筑，都是用中原地区的传统建筑方法建造的，宫殿的地基是用石头垒砌为高台的，完全可以阻隔地下的潮气；门窗是用木头精心组合雕造的，完全可以阻挡冬季寒风的侵袭。但是，元朝帝王却在高大而坚固的宫殿中装饰出蒙古包的环境风格。宫殿里的地面上要铺上厚厚的毡毯，宫殿的墙壁上要挂满珍贵的兽皮，使人一进入宫殿，就像走进蒙古包一样。元朝帝王还在宫殿前面的石台之上种满从蒙古草原上移植来的茅草，并称之为“誓俭草”，表示不要忘记祖先在大草原上艰苦奋斗的经历。
再如，按照中原农耕文化的模式，皇城里面作为帝王居住的地方，是有严格的内外区别的，如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乾清門以外的三大殿等殿堂，是外朝，也是帝王和大臣们处理政务的场所。而乾清门以内的两宫及周围地区，是内庭，除了宫女和宦官，其他人是禁止入内的。而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是没有内外区别的。不论是大明宫、延春阁，还是隆福宫和兴圣宫，皆是前殿后寝的模式，大臣和卫士等都随身跟在帝王旁边，没有任何禁地。显然，这种居住模式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最大的差异之一。
通衢八达 庭院四合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几乎所有朝代的都城均是建造最为辉煌的城市。而都城的管理也是最严格的。汉唐时期的都城，采用的是坊里制的管理模式。所有城里的居民住宅，皆被高大的坊墙包围起来，坊墙上留有坊门，而坊门是被坊里的官吏们控制的，坊中居民不管是多大的官员，都必须在坊门打开之后才能够出行，在坊门关闭之前再回到坊内。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辽朝承袭的是唐朝的制度，故而辽南京（今北京）就是一座坊墙封闭式的都城；而金朝又承袭了辽朝的制度，故而金中都（今北京）仍然是一座封闭式的都城。
元朝新建的大都城，完全摒弃了这种封闭的制度，而采取了开放的制度，这和游牧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地区之初，就感觉到城墙对他们的阻碍作用极大，故而每当占领一座城池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拆毁城墙，填平壕沟。蒙古统治者认为，如果广大汉族民众要想反抗他们，依靠城墙的保护，威胁是很大的。因此，当元朝新建大都城时，没有在城里修建高大的坊墙，这使得新建的都城变成一座完全开放的城市。这时城里的定位坐标，也就从某某坊变成了某某街道（胡同）的某某院。换言之，胡同和四合院已经代替某坊某里而成为新都城的城市坐标。
由于没有了坊墙的阻隔，当人们走进大都城之后，见到的第一眼就是宽阔的大街和小胡同，而在街道两旁则是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元朝政府在建造新大都城时，官方负责建造的，是皇宫、坛庙、衙署、寺观及一小部分高级官员的宅第（通常是由帝王赐予的住宅），而其他宅院都是由都城居民自己来建造，政府是不管的。元朝政府只下了一道命令：每一份住宅的面积是八亩大小。然后，让原来居住在旧中都城里的居民，按照官位的高低、资产的多少排序，先后在新的都城建造自己的住宅。这种住宅的整齐划一，体现的不是平均主义原则，而是皇权至上的观念。
新建的大都城，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和城门，这时的城门只有11座，东、西、南三面各3门，北面2门。这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王城（即后来的都城）每面3门、共12门的记载是不一样的。这少修的一座城门，不是规划上的遗漏，而是当时人们在文化观念上有了新的见解，即把阴阳和八卦的观念引入都城的建设中来。古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作为都城，南面为阳，北面为阴。而在数字的区分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而表现为城门的数量上，南面三门为奇数，以表示阳，北面两门为偶数，以表示阴。由此可见，在都城建设的许多方面，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年元大都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大都城留下的零星残迹，如北土城遗址、白塔寺、白云观、朝外东岳庙、昌平白浮泉遗址等，都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自从元大都变成全国首都之后，历经明清数百年，这里基本上是全国的统治中心，并且基本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再也没有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今天，北京仍然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元大都所產生的巨大影响，还将在今后北京发展进程中延续下去。
（作者：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2月视察北京时曾指出：“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元朝建造的大都城，就是这个“伟大见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在旧金中都城东北平原拔地而起的、经过周密规划、精确勘测、用举国之力加以建造的宏伟都城，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天人合一 道统为尊
时下被严重误导而又流传极为广泛的一个观念，认为天是大自然，人要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叫作“天人合一”。其实这是宋代著名学者张载最先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叙述。在中国古代，天和人之间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天就是天，人就是人，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依靠“道”为中介的。古人认为，天体在运行过程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古人称这个规律为“天道”。古人又认为，人们生活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就是“人道”。“人道”要与“天道”相适应，才是“天人合一”。元大都城的规划和建设，正是“天人合一”命题的实践。
此前的宋朝和金朝，在都城的规划中，皇城和宫城被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这是由于规划者认为，皇权是高于一切的，这个中心位置只能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但是，元大都城的规划者却认为“天道”是最重要的，是高于皇权的，因此，把与“天道”密切相关的钟鼓楼放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而把皇城放在了钟鼓楼的南面，表达了主管人间社会秩序的“人道”要屈尊于掌握时间规律的“天道”之南的意思。皇帝在人间虽然尊贵无比，与上天相比也只能是“天子”。这种突出“天道”的空间布局，是以前历代都城皆没有过的。
在新建的大都城里，不仅皇宫和钟鼓楼之间显现出了特殊政治关系，就连重要衙署的设置，也显现出了“天人之际”的对应关系。元朝中央政府有三个最重要的衙署：即主持全国政务的中书省、主持全国军事的枢密院、主持全国监察事务的御史台。据元朝人撰写的《析津志》记载，中书省的衙署设置在皇城北面，枢密院衙署设置在皇城东面，而御史台的衙署位于皇城西北。由于衙署功能的不同，被设置在不同星象对应的位置，这是对“天人合一”命题在都城建设方面的规划与实践。
就是在都城建设的一些细节方面，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十分重视。在新建的大都皇城和钟鼓楼之间，有一条水溪横穿而过。西侧为积水潭（元代又称海子），是供应都城居民用水的主要水源。由此往东，积水潭的水绕过皇城，再往东直达通州，这里也是通惠河的主要河道。就是这条并不显眼的水溪，在《元一统志》上却有这样的记载：“取象星辰紫宫之后，阁道横贯，天之银汉也。”这条小小的水溪，因为位于皇城的后面，被比喻为天上的银河，而在这条水溪上架设的桥梁，则被称为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从江南北上京城的千百艘商船，就是通过这条水溪，进入积水潭，停泊在码头上，带来无数的南方货物。农牧融和 主次分明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生产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另一类则是以游牧生产为主体。而在这两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类文化，即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农耕文化中，建立固定的都城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举措，而在游牧文化中，却没有这项举措。第一是游牧生产的需要，很难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第二则是出于政治考虑，如果在一个地方建立固定的都城，就会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进攻。
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南伐西征，虽然军事上已经十分强大，却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都城。窝阔台汗即位后，在汉族大臣耶律楚材的影响下，建立了第一座都城——和林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后，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建立了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元大都（今北京），形成了两都模式。而在元大都的建造过程中，又充分展示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是以农耕文化为主、游牧文化为辅的基本格局，表明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环境中的元朝帝王正在虚心学习更加先进的农耕文化，并用之治理国家。
在新建的大都城里，体现农耕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轴线”。这条新建造的都城中轴线南起大都城的正南门丽正门，北至大都城中心的钟鼓楼，全长约3公里左右。在这条中轴线的南部到中部，是皇城所在地，而在中轴线的北部，则是钟鼓楼和它周围众多的市场。在中轴线两侧，东侧设置有太庙，西侧设置有社稷坛，作为皇城主体建筑的宫城，就坐落在这条大都城的中轴线上。
作为长期生活在游牧文化环境中的元朝帝王，在遵行农耕文化主题的情况下，又特别显示出对游牧文化的眷恋之情。因此，在他们的主要生活区域内，展示出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游牧文化风格。例如，在整个皇城的布局方面，虽然宫城坐落在中轴线上，但是整个皇城却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形成三组宫殿建筑围绕太液池鼎立的局面。皇帝居住的大明殿和皇后居住的延春阁建造在太液池东岸，而皇太子居住的东宫（后改称隆福宫）和皇太后居住的兴圣宫则建造在太液池西岸。这种格局体现了游牧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
又如，在大都皇城里面的宫殿建筑，都是用中原地区的传统建筑方法建造的，宫殿的地基是用石头垒砌为高台的，完全可以阻隔地下的潮气；门窗是用木头精心组合雕造的，完全可以阻挡冬季寒风的侵袭。但是，元朝帝王却在高大而坚固的宫殿中装饰出蒙古包的环境风格。宫殿里的地面上要铺上厚厚的毡毯，宫殿的墙壁上要挂满珍贵的兽皮，使人一进入宫殿，就像走进蒙古包一样。元朝帝王还在宫殿前面的石台之上种满从蒙古草原上移植来的茅草，并称之为“誓俭草”，表示不要忘记祖先在大草原上艰苦奋斗的经历。
再如，按照中原农耕文化的模式，皇城里面作为帝王居住的地方，是有严格的内外区别的，如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乾清門以外的三大殿等殿堂，是外朝，也是帝王和大臣们处理政务的场所。而乾清门以内的两宫及周围地区，是内庭，除了宫女和宦官，其他人是禁止入内的。而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是没有内外区别的。不论是大明宫、延春阁，还是隆福宫和兴圣宫，皆是前殿后寝的模式，大臣和卫士等都随身跟在帝王旁边，没有任何禁地。显然，这种居住模式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最大的差异之一。
通衢八达 庭院四合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几乎所有朝代的都城均是建造最为辉煌的城市。而都城的管理也是最严格的。汉唐时期的都城，采用的是坊里制的管理模式。所有城里的居民住宅，皆被高大的坊墙包围起来，坊墙上留有坊门，而坊门是被坊里的官吏们控制的，坊中居民不管是多大的官员，都必须在坊门打开之后才能够出行，在坊门关闭之前再回到坊内。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辽朝承袭的是唐朝的制度，故而辽南京（今北京）就是一座坊墙封闭式的都城；而金朝又承袭了辽朝的制度，故而金中都（今北京）仍然是一座封闭式的都城。
元朝新建的大都城，完全摒弃了这种封闭的制度，而采取了开放的制度，这和游牧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地区之初，就感觉到城墙对他们的阻碍作用极大，故而每当占领一座城池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拆毁城墙，填平壕沟。蒙古统治者认为，如果广大汉族民众要想反抗他们，依靠城墙的保护，威胁是很大的。因此，当元朝新建大都城时，没有在城里修建高大的坊墙，这使得新建的都城变成一座完全开放的城市。这时城里的定位坐标，也就从某某坊变成了某某街道（胡同）的某某院。换言之，胡同和四合院已经代替某坊某里而成为新都城的城市坐标。
由于没有了坊墙的阻隔，当人们走进大都城之后，见到的第一眼就是宽阔的大街和小胡同，而在街道两旁则是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元朝政府在建造新大都城时，官方负责建造的，是皇宫、坛庙、衙署、寺观及一小部分高级官员的宅第（通常是由帝王赐予的住宅），而其他宅院都是由都城居民自己来建造，政府是不管的。元朝政府只下了一道命令：每一份住宅的面积是八亩大小。然后，让原来居住在旧中都城里的居民，按照官位的高低、资产的多少排序，先后在新的都城建造自己的住宅。这种住宅的整齐划一，体现的不是平均主义原则，而是皇权至上的观念。
新建的大都城，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和城门，这时的城门只有11座，东、西、南三面各3门，北面2门。这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王城（即后来的都城）每面3门、共12门的记载是不一样的。这少修的一座城门，不是规划上的遗漏，而是当时人们在文化观念上有了新的见解，即把阴阳和八卦的观念引入都城的建设中来。古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作为都城，南面为阳，北面为阴。而在数字的区分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而表现为城门的数量上，南面三门为奇数，以表示阳，北面两门为偶数，以表示阴。由此可见，在都城建设的许多方面，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年元大都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大都城留下的零星残迹，如北土城遗址、白塔寺、白云观、朝外东岳庙、昌平白浮泉遗址等，都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自从元大都变成全国首都之后，历经明清数百年，这里基本上是全国的统治中心，并且基本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再也没有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今天，北京仍然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元大都所產生的巨大影响，还将在今后北京发展进程中延续下去。
（作者：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