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是其社会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宗荣受民国成人教育浪潮的影响，在受聘国民政府教育部简任秘书和抗战时期，其成人教育思想逐步发展成熟。马宗荣提出的语言文字、公民、生计、健康、家事、休闲娱乐、社交教育目标以及注重语言文字教育、民众学校，解決民众学校师资和发挥图书馆、读书会、函授学校、壁报与刊物等的教育功能，多形式进行成人教育的主张，对其后中国成人教育推广具有特别意义。

    【关键词】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7）01000506

    【收稿日期】20160823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宗荣社会教育思想研究”，编号为14GZYB66；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近代贵州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思想研究”，编号为14GH059

    【作者简介】刘树芳（1967—），男，石家庄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教育史。马宗荣（1896—1944）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教育家。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的推荐，马宗荣担任了教育部简任秘书，负责全国社会教育指导等工作。其间，他将留学日本时所学社会教育理论与民国社会教育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人教育思想逐步成熟，并成为民国社会教育思想的主流。马宗荣的成人教育思想对民国成人教育实践影响深远。

    一、晚清迄民国的成人教育浪潮

    我国近代成人教育，肇始于清末简易识字运动。至民国，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开始勃兴，并逐步形成了以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国民教育等运动等为中心的成人教育浪潮。这些教育浪潮虽然受国内政局变动等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但是相关教育思想却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深化。

    （一）晚清的成人简易识字运动

    清末，清廷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交迫，清政府被迫进行筹备立宪，而立宪又不得不设法提高民智，于是简易识字运动兴起。

    光绪34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简易识字计划，预计推广10年后，民众识字者须达总人口的1/20。为此，清政府下令在各地开始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学塾经费或为官费，或为富绅捐款；学塾生入学资格初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后改为专以年长失学者；毕业年限初为3年以下1年以上，后改为1年至2年；课程有国文、国民道德、算术、习字、体操等，每天授课2小时或3小时；教材使用《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简易珠算课本》；教师由小学堂教员兼任；塾生概不收取学费，书籍、文具亦由学塾免费发给。[1]

    宣统元年，除简易识字学塾外，各地又设立了一批简易学堂。学生修业年限为3年、2年或1年不等；学生分白天和晚上上课，每天3小时；课本除《简易识字课本》外，还兼用《国民必读课本》及《简易算术》等。据宣统3年的学部调查，此类学堂最多的是四川，共16 314所，学生255 478人；最少的如江西、安徽，也各有200所以上。[2]

    清季，除以上公立学塾、学堂外，私立识字学堂，尤其是农、工、商等识字学堂设立的亦很多。如：四川江津张某所设农业夜课、新芳陆某所设耕余补习班等，为农民而设；重庆某木柴厂所设四字讲社、诸城某纺织公司附设工艺半日学堂等，为工人而设；金陵刘某在惜善堂内所设商业补习夜馆、津郡宣讲所附设半日营业学堂等，为商人而设；江西豫章正蒙女学附设半日妇女学堂，则为妇女而设。此外还有为警察、士兵、僧侣、犯人等单设的识字学堂。[3]可见，晚清时期识字运动成为从事成人教育的一股新潮。

    （二）民国时期的成人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是我国成人教育极速发展期。此时，在教育界及政府的推动下，各类成人教育思想和主张不断提出，并付诸于实践，使成人教育运动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

    1通俗教育①运动

    民国肇始，教育制度、方针得以更新。教育界以“欲国之强，非民智、民德、民力三者兼重不可”，而要使三者同时普及，在国民多为文盲的现实状况下，非“施设通俗教育”不可。[4]教育部长蔡元培认为：“通俗识字教育应从文字简化入手”得到教育界响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集临时教育会议时综合各家之言，议决：“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通用于一般人，不得专为少数俊才计。”同年10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各省遵照组织。此时，对于民众识字教材亦开始研究。1915年，北京试办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和京师学务局会同警察厅开始设立成人半日学校或简易识字学校，对失学贫民之年长者强制入学，各省亦派师范生到京练习，该类学校非常重视字母传习。随后，此做法依次推行到各地，希望能在10年内普及，以扫除全国文盲。[5]

    民初，中央与地方均设有通俗教育会，作为成人教育研究、设计与督导中心；从事成人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有简易识字学校、补习学校、通俗演讲所、通俗图书馆、巡回演讲团、巡回文库、阅报所、博物馆等。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纪要》载，民国7年全国共有通俗教育会233处，简易识字学校3 067处，补习学校82处，通俗演讲所1 881处，通俗图书馆286处，巡回演讲团940处，巡回文库259处，阅报所1 825处，博物馆13处。但是，以通俗教育运动为主体的成人教育兴起后，因军阀混战、社会失序、民生困苦，不久即陷入停滞。

    2平民教育运动

    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法国招募华工20余万人赴欧洲做工助战。这些华工大都目不识丁，难以满足工作要求，故许多中国留欧知识分子发起“华工青年会”，对旅欧华工进行教育和指导。此时，晏阳初应“华工青年会”之约，在法国白朗负责对5 000多名华工进行知识培训时，鉴于华工因不识字，导致不能写信、看信、看报等现实问题，开始办理华工教育，并自编识字课本，每天在华工们的工余推行识字教育，效果显著。民国9年（1920年），晏氏归国后，在上海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平民学校，各地也相继开始效仿。另外，“五四运动”中及其后，许多学生会宣讲团也曾深入乡村从事宣传，在宣传中发现成年文盲众多，认识到“提高民智，教育为先”。在各宣讲团的努力下各级学校大都附设平民学校或义务学校，招收本校校工和附近不识字的成年民众入学接受教育。此类学校多由各校师生义务任教，并捐款购买书籍文具赠送学生，由此，平民教育得到发展。[6]

    此时的平民教育运动深受杜威所提倡的“求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影响。陶行知作为其代表与晏阳初等人合作，于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其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在该会的努力下，我国平民教育运动得到更大发展。但是，民国15年以前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大都在城市，自15年起，开始注意到乡村，并选择河北省的定县作为乡村教育研究和平民教育实验的场所。该会以文化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及以公民教育救私的“四种教育内容”来医治民众的“愚”、“贫”、“弱”、“私”四大通病。仅在文化教育方面，编成了三种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和三种千字课自修课本（农民的、市民的、平民的）、两种高级文艺课本（市民和农民），还制定了3 420字的平民通用字表、1 320字的平民基本字表以及平民常用词表、新民必用词表等。该会还在定县大力推行“学校式”、“社会式”与“家庭式”三种教育，使家庭趋于社会化和教育化。他们还推行导生传习制，部分解决了平民教育师资与经费等困难。[7]

    此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虽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成效亦颇显著，但是因照搬西方形式和标准，以及平民教育领导人多人与基督教有关系，在国民大革命兴起后，受国内反基督教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萎缩。

    3民众教育运动

    1927年后，伴随着国内民众运动的扩展，民众教育运动兴起。1928年，为加强民众训练和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厉行识字运动”。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和《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规定以民众学校为实施识字教育的主要机构，令各省市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藉以唤起民众对于识字、读书的认识。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仍以促進识字教育为主。同期，各地旧有的通俗教育馆与各地民众教育机构改名或合并改组为民众教育馆，成为实施民众教育的综合机构（至1939年国民政府才订颁《民众教育馆规程》）。各地的各类成人补习学校也日渐发展，但多以私立为主（1941年政府才订颁《补习学校规程》）。图书馆、体育场也在各地开始建设（1929年政府才订颁《图书馆与体育场规程》），科学馆也间有设立者（1941年才订颁《科学馆规程》）。不过，识字教育的推行，迄1935年度并未获得预期的成果。[8]因之，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于1936年订颁《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计划用强制办法在6年内肃清全国文盲，但是不到2年，全面抗战爆发，该计划受阻。

    除上述政府层面外，私人团体从事成人教育和普及教育的研究与试验者亦颇盛。除前述平教会在定县实验区仍继续进行外，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的晓庄师范、上海近郊大场区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实验，梁漱溟由邹平、菏泽两县推行到鲁西14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实验等，[9]亦具重要意义。以上几种研究、试验，虽然范围、目标和方法各有其别，但是它们均谋教育与社会的合一、教育与生活合一，并极力打破校舍、师资、设备、课本种种限制，拿穷的办法来普及教育，这在我国成人教育普及上有很大的贡献与影响。

    4国民教育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为启发民智，激励民气，国民政府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陕西、甘肃、重庆等后方省市办理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并继续推行识字教育，以除文盲为目标。到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以往推行的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并实施。规定大后方每一乡镇设立1所中心国民学校，每保设立1所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内均设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民教部设成人班与妇女班，各分为初级与高级班。初级班修业期限4—6个月；高级班为6—12个月。凡已逾学龄（满12岁）至45岁之失学男女民众均应强制入学，按季节选择上课时间，如早晨、下午或晚间。教学科目为国语、常识、算术与音乐。[10]自此，民众补习教育与义务教育开始接轨。

    随着《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推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1940年8月至1945年7月），共分为三期进行。[11]据统计，1945年后方19省市共收教成人9 219 542名，加以前各年受教成人55 988 655名，共65 208 197名，尚有文盲136 791 803名，占全国人口总数30%强。而据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相关团体和个人的调查[12]显示，国民政府调查报告数据令人怀疑。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教育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每年扫除文盲3 000万人，五年之内将12—45岁文盲全数肃清。[13]但这一计划，因内战的扩大和整个国统区经济趋于崩溃而落空。

    二、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的目标

    一般而言，某种教育要达成其最终目的，须藉重其具体明确的目标。马宗荣认为：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其目标是充实整个人生的教育，故应利用余暇、采多方面的教化制；[14]又因成人教育对象复杂，故成人教育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成人教育是“为全国18岁以上的男女而设施的利用多种设施及余暇一种教育”；狭义的成人教育“是指一般应受而未受教育的成人，以及受过不正常或不充分教育的成人，务必使其受最低限度的基本补习教育而言”。[15]鉴于民国时期中国成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居多数的现实，马宗荣认为狭义的成人教育是当时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因成人教育是一种新教育形式，其教育目标的预定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他一方面运用英国斯宾塞（Herbent Spencer）、司乃顿（Sneden）和庞希尔等人的知识分类理论，又借鉴国内既有的研究与实验成果，提出我国成人教育应包括七大目标，即语言文字、公民、生计、健康、家事、休闲娱乐、社交。[16]

    （1）语言文字教育目标。初级要求是：要训练民众能听、说国语；能应用注音符号；能认识和书写常用本国文字；能看浅近书报；能粗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常用字数。中高级要求是：训练理解古文的能力；能运用文字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而修习外语，拓展知识的工具。

    （2）公民教育目标。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社会的现状、目前政治状况、国际政治局势、个人的政治地位等；具有普通一般政治法律常识和观念；有自治选举的能力和团结互助的觉悟。

    （3）生计教育目标。有一种或数种可以生产的技能；有乐业的精神；能运用笔算和珠算；能简单日用记账。

    （4）健康教育目标。提倡体育运动强健身心，促进其健康；宜对于社会全民个别灌输卫生知识与医药常识，且实行团体训练，以养成健康上不可或缺的优良习惯；宜注意社会卫生及设施，如清洁运动、实施防疫、设置林间学校、设置传染病隔离所等机构。[17]

    （5）家事教育目标。能了解家庭结合的因素；有设计布置家庭的能力；能妥善地处理家务；能制造家庭和乐的空气；能用正当的方法教育子女。

    （6）休闲娱乐教育目标。有一种能善用休闲的习惯；具有参加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兴趣；有欣赏音乐、图画等各种艺术的能力；能在休闲中养成一种技能。

    （7）社交教育目标。马宗荣推崇黄巷实验区的社交教育目标，主要有：言行能富有同情心，并能戒除唾骂、用武等恶习；能注意并评价他人之言行；与人交往能忠、恕、信、诚；尊重长者及妇女；注意礼貌；有交良友的能力与倾向；能就地制造和乐气氛；能与人合作；能改良服式，以整容貌；能主动参加各种集会，以期多方联络；能实行节俭的婚丧等。

    上述目标的确定，是马宗荣依据中国成年人所缺乏的知识与能力，力图通过成人教育“灌输其不足”，“以造成完善之公民为终极目的”的思考。

    三、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实施的形式与方法马宗荣认为，成人教育对象文化水平既然参差不齐，只有通过多种方式与方法，才能达到教育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以成人教育目标为经，施教方式的种类为纬”的教育方法論。

    （一）注重语言文字教育的形式与方法

    马宗荣鉴于全国文盲人口中成人所占比例最高的现实，主张成人教育要极为重视识字教育，要“促进国民识字的宣传与实施，向着既定的‘识字目标而努力”。而推行识字教育的方法要通过讲演、标语、旗帜、书报、幻灯及电影、留声机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教育场所应包括日常宣传和讲演的诸如酒楼茶肆、庙宇、工厂、学校、商店、军队、家庭、街头巷口、各种集会（乡村集市、民众团体代表会等）公共空间进行教育。他要求各省及特别市，每年至少举办1次宣传周；各县市每年至少举办1次宣传日活动；各机机关、团体应充分利用召开各种会议时，进行1—2天的语言文字教育。此类成人教育的人员应包括各级党部及政府机构、团体的职员，以及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文化水平较高人员。主要的教学材料应包括宣言、告民众书、宣传大纲、识字要义、识字方法等。

    （二）充分利用、改进既有的民众学校，使之成为成人教育的主阵地

    1929年后，按照政府要求各地兴办了许多民众学校。该类学校多“以初等的语（言）文（字）教育为主，公民生计教育为辅”。[18]由于各地办学条件不同，各地民众学校组织形式不同。有的是单独设立的，有的附设于其他学校；有的地方是民众学校与小学合办。鉴于各地民众学校办学时间短、开设课程少、教学用具简陋的现实，马宗荣认为各地应采用许公鉴提出的设备要求：即要有黑板1块、教桌1张、时钟1个、图记1颗、摇铃1个、毛算盘1个、石板40块等，以及必需的教学挂图和教具，才能不影响教学。

    在解决民众学校师资问题上，马宗荣认为师资来源、任职、待遇和教师进修等都需高度重视。他估计全国成年人文盲有202 435 277人，若每100人需教师1人，全国民众学校师资需13万人以上，再加上相关管理人员至少应有14万以上的从业人员。如此庞大的需求如何解决？他提出：既应完善已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及国立师范学院社会教育系（科），还应积极改革各级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充实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课程内容，同时支持地方中等以上学校及各类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训练班等，大量培养师资，以克服“党政、教育、农工商各界及大学本专毕业生等兼职人员”专业技能匮乏的问题。[19]为克服各地民众学校教学时教师“没精打采、敷衍其事、教育效能低”等问题，主张取消兼任教师制，采用专任教师制度。马宗荣在考察1931年25省市民众学校教师工资报酬（详见下表）基础上，认为民众学校教师工资报酬，与同期的中小学教师平均月薪相比极为微薄，“尚未及个人最低限度日常生活费用”，导致“近年从事民校教师，甚感生活之苦”，主张提高民众学校工资待遇，“使其安心业务，民教事业才得俱日而进”。[20]此外，马宗荣还主张应给予民众学校教师更多的进修机会，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除继续办理假期的各类短期训练班供民众学校教师进修外，还应办理函授学校，组织读书会、讨论会，发行相关刊物等，以供民众学校教师进修提高。

    马宗荣还提出，各类民众学校办学须达到“勤劳、纪律、整洁、友爱、公德、忠实6大目标”。针对“民校招生难，留生亦不易”的办学难题，在招生中要应运用宣传、劝导、强迫等；要留住学生应运用：“时常举行识字运动，造成全社会读书的空气，以引导民众学习；多设职业课程，以解决民众生计；常开店主和厂主会议，劝其准予员工入学；时常举办通俗讲演，引起年长者入学之心；改革教学内容，适应学员不同需求”；日常教学中要综合运用单级教学、单式教学、复式教学、分组教学、连环教学、露天教学、流动教学及各科教学方法；不断提高学生待遇，减免学费、住宿费等。惟此，方能提高民众的入学率、留住学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民众学校的效能。

    1931年25省市民众学校教师工资待遇调查表

    省市薪水数省市薪水数南京市月薪15元

    （该市教员均由校长兼任）热河省月薪约6元江苏省月薪16元或津贴6元广东省月薪约20元察哈尔同上山东省月薪20—50元北平市月薪20元安徽省月薪约10元浙江省多数仅月津贴数元湖北省专任教员月薪45元江西省年薪约20元山西省月薪12元青岛市月薪5元宁夏省月薪20—40元绥远省月薪12元威海卫月薪4元陕西省兼任月薪10元；

    专任月薪30元云南义务甘肃省月薪约12元河南省月薪6—40元四川省平均月薪4元，

    多数为义务上海市月薪约20元新疆省月薪12元福建省月薪2—28元湖南省义务——注：表格中的“元”为银元

    资料来源：马宗荣.社会教育凡论[M].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34：141.

    （三）发挥图书馆、读书会、函授学校、壁报与刊物等的教育功能

    “图书馆是搜集可为人类文明传达者、绍介者之有益图书，使民众由最简便的方法，得自由阅览的教育机关。”因而，马宗荣十分重视图书馆，尤其是民众图书馆对知识水平较低民众的教育功能发挥。读书会作为“将静的图书馆事业变为动的教育机关的一种组织”，在成人教育中亦应受到重视。此外，还应大力提倡南京、上海等地函授学校“利用通信教学方法，将学生所受学科的纲要及学习的结果作成报告，邮寄给教师，教师给予指导，学生不用入学，克服经济困难、距离远等困难，而获得教育的方式”。他认为，举办壁报和初步民众刊物等亦有利于满足成人教育的需求。

    （四）多形式进行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关乎社会健康发展。为提高公民政治、经济素质，马宗荣认为：在城市应不断举行救国运动，通过文字、图画、口头宣传形式，运用办展览、出版图书等，使“民众知国势之危急，使民众了解外敌之侵略而反抗，以激发其民族意识和团结民众精神”；在农村，积极组织乡村改进会，以“培养人民政治的知识，增进公民对政治的兴趣，树立地方自治的基础”，积极吸纳昆山徐公桥实验区和黄巷联村改进会的经验，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要推广乡村生计教育，通过举办农业展览会、提倡副业、成立合作社等，使乡村民众“能增加生产，减轻民生负担，发展地方经济”。

    在民众体育卫生方面，马宗荣主张大力建设各级体育场馆，举办运动会或各种竞赛，以提高民众运动兴趣，锻炼民众的体格；通过扑灭蚊蝇运动，养成民众清洁习惯和公共卫生意识；通过种痘预防传染病，减少民众疾病，降低死亡率；进行卫生调查，了解民众卫生状况，以改进民众日常生活；破除迷信，举行卫生运动，以加强健康教育。

    四、马宗荣成人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

    马宗荣通过对成人教育目标、实施方法与形式等研究，认为成人教育与学校系统的教育不同，是利用受教育者的闲暇时间和生计需求等而进行的教育。在特殊民国社会环境下，马宗荣认为：“中国之办理成人教育，决不可只顾东抄西袭地利用现成的舶来品，而是应该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立场上，从事成教事业之新发展。”[21]因而，马宗荣的成人教育思想对民国时期成人教育发展具有特别意义。

    （一）促进了民国成人教育思想的转变

    近代中国成人教育最初“是以通俗讲演为中心，注重启发民众有民主政治思想。随后以语言文字教育为中心，注重使民众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其后的以生产教育为中心的成人教育，则注重增加民众生产”。马宗荣在提倡上述教育的同时，更重视公民教育，注重民族意识教育和民众（尤其是青年）训练，力图使“民众能明了共赴国难的责任，养成同仇敌忾的精神，振作自立自强的勇气，灌输关于国防的常识，培养坚韧耐劳的习惯，锻炼强健耐苦的体格和树立团体自卫的能力”[22]，尽管这是在国难日亟的特殊环境下提出的，但也促成了国内成人教育思想的新转变。

    （二）促进了民国社会教育的整合

    进入民国后，伴随我国社会教育发展，社会教育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放射状乱象。然而，在社会教育经费短绌、教育人才奇缺的状况下，社会教育力量分散，影响着社会教育发展。在此背景下，马宗荣提出“先办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保健教育为中心等几种基本的事业，以推进社会教育，藉以复兴民族”的主张，促成了1930年代中期后民国社会教育力量的整合，推进了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

    （三）促成了全民、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

    马宗荣提出：“社会教育须以全民为对象，贵乎能普及大多数民众。”在全面教育理念下，他对国民政府虽提出强制性义务教育，但在成人教育等社会教育上采取放任政策进行批判，主张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强制民众入学，违者有罚”，并主张对各级效率低下的民众教育馆进行改革，以专业师资充实该类机构，逐步裁汰短期的社教普通知识训练班、讲习所等，代之以专业的社会教育分科教育，从而促进“成人教育成为成年男女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动地充实人生，以造就完善公民”，“以完成其充实人生的最后使命”，[23]这对此后的现代教育思想影响巨大。

    （四）义务教育与成人社会教育等应互相沟通和衔接

    在指导全国社会教育的实践中，马宗荣认识到义务教育学校应适当举办民众学校等成人社会教育，举办民众学校有余力时，亦应举办短期小学，以沟通相互关系，发挥互动效应。各类学校在教学中既要注意利用民众图书馆、体育场（馆）等社会教育资源，同时学校能用于社会教育的各类设施和资源亦应兼为社会教育服务。[24]这加速了此后民国大学服务社会、对社会开放教育的趋向。

    【注释】

    ①“通俗教育”原出于日本，西方国家称之为社会教育（Sociaty Education）。所謂通俗者，就是沟通社会上的不良风俗，使之改善，俾社会上一般民众们，随时随地都受教育感化，不致误入歧途。由于此种教育是为社会上一般民众们的教育，故亦可谓之“民众教育”。因而，“通俗”的名称，是以所执行的“行为”而论；“民众”的名称，是以所设施的“目的”论；在原则上，是二而一，毫无彼此之分，全都属于“社会教育”的范围。

    详见：王禄申.通俗教育的意义及其应有的设施[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6，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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