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拜访刘佛年诸先生
冉乃彦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去上海开会，行前考虑除了开会，最好还能借此机会拜访上海同行。我是蛮佩服上海教育界同人的，他们在接受新理念方面总是走在全国前列。这次上海之行，我要把他们的真经学到手，回来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拜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刘老在教育界的威望很高，不仅在学术上有精深的钻研，而且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当过老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一些重要的教育学术著作，都是他牵头完成的。在我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时，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位主编需要有多么丰富的学识啊！
于是，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的请求，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刘老在信中说：“我很愿意和北京教科院的朋友，对教育研究交换意见。”在上海开完会之后，我赶紧打电话，刘老在电话中耐心、详细地告诉我他的地址。
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刘老的家。刘老和他的夫人刚刚从小花园散步回来。花园不大，但是十分幽雅，有挺拔秀丽的树木和生机盎然的花草。
刘老对北京这边的教研工作很关心，问得很详细，我就据我所知和盘托出。然后我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刘老始终微笑着耐心回答。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当时提出：“我们北京的许多教师、班主任想知道哪些科研方法适合他们用。您能告诉我吗？”刘老沉思片刻后说：“我认为目前教师至少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教育研究。第一种是教师通过调查、总结找出当前教育上的问题，然后设计改革的实验方案，选择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进行多种测试，并作统计分析，再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比较精密，有对比、有控制、有数据，结论比较有说服力。第二种方法是一般教师都可以用的，不需要使用对照班、标准测验、统计分析的方法。但是教师必须经常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想到的东西记录在笔记本上。特别是要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经过思考以后形成的改革设想写下来。然后在改革过程中细致地观察、分析、比较、评价，把一切有关的资料都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改革效果就显露出来，经验也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于是就可以得出改革实践的结论。像斯霞、于漪、毛蓓蕾等一些优秀教师就是这样做的。”
刘佛年先生讲的第二种方法，我理解就是经验总结法，他强调了“到了一定的时候，改革效果就显露出来，经验也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点出了经验总结法的特色。
正谈得高兴时，有人进来说，波兰代表团临时来访，一再要求和刘老见面。刘老就和我商量：“我看只好先外后内，我先接见外国朋友，明天咱们接着谈？”我说：“没关系，我明天再来。”刘老说：“不，明天我到你住处拜访你，你要换好几次公共汽车，我有车……我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讲呢。”
刘老执意要到我的住处来，我心里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很发愁。因为我为了节省经费，住在上海儿童剧院临时改成的旅馆里。屋子里住了七八个人，你来我往，怎么接待客人？而且，楼梯是安装在楼外的铁架梯子，怎能让刘老爬上爬下？
当时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中生智，我想起来上海人常常夸起的一座楼，就在上海儿童剧院旁边，现在是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在地——这是一座有名的童话般建筑物。据说是当年一位外国富商十分宠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座美丽的宫殿，醒来之后，详详细细地向父亲叙述梦中所见，于是富商决定按照女儿的叙述，建造这样一座童话式的宫殿送给女儿。
我请老朋友——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所长段镇同志帮助我联系，很快说妥，并且决定团市委和上海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会见。当时一些上海的同行，曾经好奇地问：“我们本地人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刘老，你是怎么联系上的？”我说：“我就是写了一封地址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平信……”
现在我想，机遇只有通过争取才有可能碰到，即使争取不到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们这个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不过有些机遇并不是明显地摆在那里，而是需要你去寻找。“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然没有，但是要想寻找到“馅饼”，想办法得到它，总是存在着可能性吧？现实中，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去寻找。阻碍我们去寻找机遇的原因，正是我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个童话般的宫殿里，接待了刘老。一进宫殿式的大门，就是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的精美雕塑错落有致，宫殿的门窗玻璃五颜六色，精巧的通道曲曲折折，房间里的摆设也十分精致……
一开始，上海的朋友热情地向刘老提出许多关于少先队建设的新问题。刘老都一一作答。后来刘老说：“你们应当让我的北京客人多提几个问题嘛！”我说：“没有关系，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也很关心。”接着，我又提出了教师搞科研的问题、青春期教育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等，刘老就和大家一起，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直到很晚……
送走刘老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刘老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看法，例如关于教师的科研方法，既站得高，又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像有些理论著作说的那样死板、绝对。这可能就是教育家的特色。
刘老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竟然能够抽出那么长时间，甚至主动提出回访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他的平易近人，热情地关心后来人，完全是自然而然从心底发出的。这又是教育家的风范。
第二天，我到上海青少年研究所的青春期教育专家姚培宽家访问。姚老师正在养病，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就带病接待了我。
她解答了我的疑难问题后，还介绍了上海青春期教育的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她强调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的青春期现象是不同的。高中学生已经是小青年，如果对异性有了好感，那是动了真情，要更加慎重对待。针对高中学生的恋爱，他们总结了一个比较好的“冷冻法”。这种方法是学生、家长和教师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学生。首先要表示对年轻人这种纯真感情的理解和尊重，爱情是人类一种崇高的、美好的感情。其次要和学生一起探讨这种感情现在应该如何对待，果子是青的时候就吃，还是红了以后再吃？既然知道影响学习，那么双方能不能协商暂时把这种美好的感情“冷冻”起来？所谓“冷冻”起来，就意味着将来有化冻的那一天。比如，你们两人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虽然一个分在新疆，一个分在海南，但是感情仍然炽热，就可以化冻。
在姚老师的介绍下，我又访问了青春期教育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学校的班主任，和他们交换了意见。
前文提到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段镇所长，他在少先队系统中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少年时代就开始为党工作，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少先队员了。解放后，他一直为少先队发展建设呕心沥血，是一位卓有贡献的少先队工作者。那次共同拜访刘佛年之后，我们也建立了长期联系。除了通信，我每到上海都要去他家拜访，吸取宝贵的经验。
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冯恩洪是我在全国第一次德育研讨会上认识的老朋友。当时他是全国著名的优秀班主任、语文特级教师。从报刊上看到，他担任校长之后，有许多创新。于是，我很想到建平中学参观、学习。在电话中我和他商量，为了不过多影响他的工作，我就和其他参观者一同前去。
建平中学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有自己设计的八大景点，印象最深的是为终日辛劳的教师准备的休息场所。那天见面时，我说：“知道你很忙，我就提一个问题，你觉得担任校长和担任班主任有什么区别？”冯恩洪校长的回答是：“校长工作比班主任工作更加复杂、方面多，更加辛苦。但是在一个班的想法可以在一个学校范围内去实现，更加有价值，因此辛苦也是值得的。”
为了取到真经，我还参加了好几个教师座谈会。在一个学校，我和初中学生相处了一天，从早自习开始，中午和孩子们谈心，一直到下午放学。
看到我如此“好学”，一位上海同行半开玩笑地说：“将近一个月，这回冉老师可把我们上海摸透了。”是啊，正是通过深入了解，我更加敬佩上海的同行，愿意更多地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大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为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献策出力。
（责 编 再 澜）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去上海开会，行前考虑除了开会，最好还能借此机会拜访上海同行。我是蛮佩服上海教育界同人的，他们在接受新理念方面总是走在全国前列。这次上海之行，我要把他们的真经学到手，回来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拜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刘老在教育界的威望很高，不仅在学术上有精深的钻研，而且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当过老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一些重要的教育学术著作，都是他牵头完成的。在我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时，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位主编需要有多么丰富的学识啊！
于是，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的请求，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刘老在信中说：“我很愿意和北京教科院的朋友，对教育研究交换意见。”在上海开完会之后，我赶紧打电话，刘老在电话中耐心、详细地告诉我他的地址。
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刘老的家。刘老和他的夫人刚刚从小花园散步回来。花园不大，但是十分幽雅，有挺拔秀丽的树木和生机盎然的花草。
刘老对北京这边的教研工作很关心，问得很详细，我就据我所知和盘托出。然后我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刘老始终微笑着耐心回答。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当时提出：“我们北京的许多教师、班主任想知道哪些科研方法适合他们用。您能告诉我吗？”刘老沉思片刻后说：“我认为目前教师至少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教育研究。第一种是教师通过调查、总结找出当前教育上的问题，然后设计改革的实验方案，选择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进行多种测试，并作统计分析，再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比较精密，有对比、有控制、有数据，结论比较有说服力。第二种方法是一般教师都可以用的，不需要使用对照班、标准测验、统计分析的方法。但是教师必须经常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想到的东西记录在笔记本上。特别是要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经过思考以后形成的改革设想写下来。然后在改革过程中细致地观察、分析、比较、评价，把一切有关的资料都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改革效果就显露出来，经验也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于是就可以得出改革实践的结论。像斯霞、于漪、毛蓓蕾等一些优秀教师就是这样做的。”
刘佛年先生讲的第二种方法，我理解就是经验总结法，他强调了“到了一定的时候，改革效果就显露出来，经验也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点出了经验总结法的特色。
正谈得高兴时，有人进来说，波兰代表团临时来访，一再要求和刘老见面。刘老就和我商量：“我看只好先外后内，我先接见外国朋友，明天咱们接着谈？”我说：“没关系，我明天再来。”刘老说：“不，明天我到你住处拜访你，你要换好几次公共汽车，我有车……我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讲呢。”
刘老执意要到我的住处来，我心里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很发愁。因为我为了节省经费，住在上海儿童剧院临时改成的旅馆里。屋子里住了七八个人，你来我往，怎么接待客人？而且，楼梯是安装在楼外的铁架梯子，怎能让刘老爬上爬下？
当时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中生智，我想起来上海人常常夸起的一座楼，就在上海儿童剧院旁边，现在是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在地——这是一座有名的童话般建筑物。据说是当年一位外国富商十分宠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座美丽的宫殿，醒来之后，详详细细地向父亲叙述梦中所见，于是富商决定按照女儿的叙述，建造这样一座童话式的宫殿送给女儿。
我请老朋友——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所长段镇同志帮助我联系，很快说妥，并且决定团市委和上海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会见。当时一些上海的同行，曾经好奇地问：“我们本地人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刘老，你是怎么联系上的？”我说：“我就是写了一封地址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平信……”
现在我想，机遇只有通过争取才有可能碰到，即使争取不到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们这个时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不过有些机遇并不是明显地摆在那里，而是需要你去寻找。“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然没有，但是要想寻找到“馅饼”，想办法得到它，总是存在着可能性吧？现实中，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去寻找。阻碍我们去寻找机遇的原因，正是我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个童话般的宫殿里，接待了刘老。一进宫殿式的大门，就是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的精美雕塑错落有致，宫殿的门窗玻璃五颜六色，精巧的通道曲曲折折，房间里的摆设也十分精致……
一开始，上海的朋友热情地向刘老提出许多关于少先队建设的新问题。刘老都一一作答。后来刘老说：“你们应当让我的北京客人多提几个问题嘛！”我说：“没有关系，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也很关心。”接着，我又提出了教师搞科研的问题、青春期教育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等，刘老就和大家一起，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直到很晚……
送走刘老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刘老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看法，例如关于教师的科研方法，既站得高，又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像有些理论著作说的那样死板、绝对。这可能就是教育家的特色。
刘老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竟然能够抽出那么长时间，甚至主动提出回访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他的平易近人，热情地关心后来人，完全是自然而然从心底发出的。这又是教育家的风范。
第二天，我到上海青少年研究所的青春期教育专家姚培宽家访问。姚老师正在养病，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就带病接待了我。
她解答了我的疑难问题后，还介绍了上海青春期教育的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她强调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的青春期现象是不同的。高中学生已经是小青年，如果对异性有了好感，那是动了真情，要更加慎重对待。针对高中学生的恋爱，他们总结了一个比较好的“冷冻法”。这种方法是学生、家长和教师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学生。首先要表示对年轻人这种纯真感情的理解和尊重，爱情是人类一种崇高的、美好的感情。其次要和学生一起探讨这种感情现在应该如何对待，果子是青的时候就吃，还是红了以后再吃？既然知道影响学习，那么双方能不能协商暂时把这种美好的感情“冷冻”起来？所谓“冷冻”起来，就意味着将来有化冻的那一天。比如，你们两人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虽然一个分在新疆，一个分在海南，但是感情仍然炽热，就可以化冻。
在姚老师的介绍下，我又访问了青春期教育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学校的班主任，和他们交换了意见。
前文提到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段镇所长，他在少先队系统中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少年时代就开始为党工作，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少先队员了。解放后，他一直为少先队发展建设呕心沥血，是一位卓有贡献的少先队工作者。那次共同拜访刘佛年之后，我们也建立了长期联系。除了通信，我每到上海都要去他家拜访，吸取宝贵的经验。
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冯恩洪是我在全国第一次德育研讨会上认识的老朋友。当时他是全国著名的优秀班主任、语文特级教师。从报刊上看到，他担任校长之后，有许多创新。于是，我很想到建平中学参观、学习。在电话中我和他商量，为了不过多影响他的工作，我就和其他参观者一同前去。
建平中学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有自己设计的八大景点，印象最深的是为终日辛劳的教师准备的休息场所。那天见面时，我说：“知道你很忙，我就提一个问题，你觉得担任校长和担任班主任有什么区别？”冯恩洪校长的回答是：“校长工作比班主任工作更加复杂、方面多，更加辛苦。但是在一个班的想法可以在一个学校范围内去实现，更加有价值，因此辛苦也是值得的。”
为了取到真经，我还参加了好几个教师座谈会。在一个学校，我和初中学生相处了一天，从早自习开始，中午和孩子们谈心，一直到下午放学。
看到我如此“好学”，一位上海同行半开玩笑地说：“将近一个月，这回冉老师可把我们上海摸透了。”是啊，正是通过深入了解，我更加敬佩上海的同行，愿意更多地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大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为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献策出力。
（责 编 再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