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木圣经》：被征服的从未被征服

    

    1.《毒木圣经》是对上帝的拨乱反正

    女性在史诗里的角色通常是尴尬的，她们会引发男性之间的战争。但在形上层面，她们只是这些征服者们荣誉与尊严的象征;在形下层面，她们只是这些征服者们雄性力量的明证。因为男性们需要她们存在，她们才得以存在。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与海伦没有关系。乌苏拉甚至成为了马贡多的守护者，但马贡多的历史兴衰与乌苏拉没有关系;马贡多的历史不是乌苏拉的历史，而是奥雷良诺家族的历史。这么说来，史诗并不令人肃人起敬，它的所谓崇高伟大是历史事实而非道德事实;是权力话语而非真理话语。

    史诗的客观性由此而来——它是征服者的最高文体。一切史诗，都是权力与恐惧的双重书写。男人对女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权力里深藏着男人不可测度的无意识恐惧，对女人;文明对自然拥有垄断未来的权力，这权力里潜隐着文明如地母般厚黑的恐惧，对自然。权力在人世间恣意行走，恐惧在人心里潜伏。男人与文明重合，是权力与荣耀的叠加;女人与自然一体，是征服与幻象的书写。而男人与文明在当代的最大权威，以西方之名书写;女人与自然在当代的最大屈辱，以非洲之名承受。

    史诗行走至近现代，为权力加冕的，据说均为上帝之手。这是难以置疑的，因为权力前所未有地仁慈博爱，《圣经》取代了檄文，教堂取代了子弹，牧师取代了军人……在文明的福音与自然的野蛮之间，所谓选择难道不是不言自明吗？惩诫与掠夺，凌辱与压榨，控制与规划就此隐匿不现。西方对非洲的权力压抑，并非众所周知;西方对非洲的恐惧，更是讳莫如深——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此，再没有比用史诗来称赞《毒木圣经》更大的误解了。《毒木圣经》不是史诗，而是关于史诗的“史诗”;或者说，《毒木圣经》是以地球自有文明以来一切史诗为素材的“史诗”。

    这是最高的创作律令，芭芭拉要还原权力与文明的真相，诉说被剥夺者的苦痛与追求。《毒木圣经》必然是女性视角的，也是自然视角的，因而还是非洲视角的。在被征服者的视角下，源远流长的史诗话语光鲜辉煌的文明面具被剥离侵蚀，权力作为历史事实失去了道德合法性，征服者话语偏离了真理的道路。西方与男人们高举《圣经》不断扩展马蹄的边界，《圣经》所到之处，人世间有无数基督自我加冕，人心深处有无数天堂坍塌。如果《圣经》只是文明的《圣经》而非自然的《圣经》，如果《圣经》只是征服者的《圣经》而非无辜被征服者们的《圣经》，那么《圣经》何以圣？何以经？如果上帝不是任何肤色而只是白色，不是任何性别而只是男性，上帝何以成为上帝？

    《毒木圣经》的女性视角显而易见，芭芭拉·金索沃的女权倾向昭然若揭。但《毒木圣经》远远超越了女权主义，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琐碎、温柔、感性、坚韧、包容抵达了真正的而非仅仅是史诗性的宏阔、悠远、深邃、理性与综合。《毒木圣经》的女性视角不是女权主义的，包容了女权;不是自然主义的，包容了自然;不是文明主义的，包容了文明;不是权力主义的，包容了权力。“毒木圣经”不是对“圣经”的反讽，而是对“圣经”的还原;不是对上帝的亵渎，而是对上帝的拨乱反正。它多有怨刺与幽恨，它竭力清算与控诉，却最终在绝对平等与尊严的律令下选择了宽容。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真理只是一部分人的真理，真理就只是权力话语;如果权力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力，权力就只是剥夺的工具。要么，一部分人的权力僭越了《圣经》;要么，《圣经》只是一部分人的《圣经》——芭芭拉·金索沃的结论直接有力，即使她是渎神的，她渎之神也只是一部分人的神;这样的神，不可能是全能的，更不可能是博爱的，因为它只是偶像，与金牛犊并无区别。并非人类需要一部《毒木圣经》，而是一部全人类的《圣经》，需要《毒木圣经》对文明与权力高举之《圣经》的镜照与还原。

    2.《毒木圣经》就是女人们的《出埃及记》

    显然，《毒木圣经》只能由女性们来书写，而且还只能是西方女性来书写;至于西方女性，则再也没有比牧师家的女人们更合适的了。只有出入两间，方知两间各自的残损与光影。非亚女性固然能有被征服者的痛楚与自觉，却易为立场裹协，沦为复仇的工具。西方牧师家的女性是三重的被征服者，她们作为女性，被男性征服;作为自然，皈依了文明;作为人类被征服的那一半，被《圣经》驯化。如果《毒木圣经》不得不在女性、自然、人类的一半三个层面对《圣经》进行清理镜照，那么，其书写者就只能是西方牧师家的女人们。更何况，也只有牧师家的女人们才能洞悉牧师最大的隐秘：牧师拿单的传教狂热源于战争创伤，确切地说，是源于征服创伤。

    这一洞悉，具有真理性的意义，是全人类道德意识的隐秘起点。牧师拿单何以如此狂热地传教？因为他在征服的战场上不曾荣耀上帝，那么就只能在人心的戰场上荣耀上帝。他来非洲，不是来播种爱的，而是来发动战争的，他要用文明消灭非洲人心的荒芜，而他的文明，永远有着强有力的暴力后盾。他预定了战场，那么战场就只能是荒芜的。尽管这战场是人心，有着亘古的信仰传承与存在智慧。他企图以此荣耀他的上帝，修复他在战场上的创伤：胆怯与恐惧，缈小与脆弱，无力与无能。他的修复之战早在来非洲之前就已经打响，他对家里女人们的征服即是非洲之战的预演。

    从根本上说，牧师也是被征服者，尽管他是西方白人，尽管他是牧师，但当他要在人心的战场上发动战争，他就不是站在全人类的有限根基上认识圣经与上帝，他就背离了普遍的人性，因而也就背离了真正的《圣经》，他就成为了被征服的征服者，与刚来非洲时的他的女人们的身份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最深的隐秘：一切征服者都首先是被征服者，他们首先被权力与狂热、偶像与观念征服，而后才分享了权力与观念，成为征服者。他们的狂热无非疯狂。他们的文明，永远也摆脱不了区别的梦魇——人类的一部分，始终是他们征服的对象，他们的文明，陷入了野蛮的等级链条里，无力自拔。

    然而，人心不是战场，任何把人心异化成战场的企图，注定了失败。当然，他们会留下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创伤。对于牧师来说，对于任何人来说，真正的《圣经》，永远不是武器而是安慰。拿单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战争一败涂地。他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征象：作为他的文明武器，他的圣经话语，在非洲话语面前，彻底哑火，既没有上帝的威严，也没有基督的慈悲，有的，是滑稽可笑与语无伦次，是装腔作势与莫名其妙，是不可思议与空洞无当……拿单永远不明白，如果上帝要变乱巴别塔，那么，圣经话语虽然不是非洲语，但也不会是英语。每一种语言都是那种语言里的生活的合法性来源，非洲语言传承千万年，有着自己的价值信仰系统，又怎么可能完全为英语生活取代？拿单以为语言是可以翻译的，却不知道，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完全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生活是不可译的。当然，语言是可以融合的，但那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安慰里;只能源于双方的慈悲，而非一方的狂热。而这，正是《毒木圣经》的追求。

    拿单的失败，从他踏上非洲开始，就注定了。他不仅会一无所得，还将失去已有。拿单不明白的，被他征服的女人们会慢慢明白。拿单生来不是为了生而是为了死，不是为了成长而是为了毁灭;因为他的荣耀之路不是通过和解而是通过征服。作为牧师，行等级之事，与上帝背道而驰，上帝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如果上帝不磨灭他的黑暗之心，就会让他的黑暗之心疯狂。所以，拿单从无理解接纳融合非洲语言的意愿，他的傲慢阻止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但他的女人们不同，他的女人们在非洲生活中反观到了自身生活与非洲生活的同构性：她们同为被征服者，她们的心一直以来都沦落于一颗黑暗之心的掌控，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为此凌驾于她们的生命与生活之上，她们作为祭献者，没有自己可以追求的人生。

    这是启示录式的时刻，当普菜斯家的女人们发现了自己与非洲命运的同構性，发现了自己命运的荒谬性——作为被征服者却帮助征服者以上帝的名义作恶，发现了自己作为女人、自然与弱势人类的三重悲剧，她们怎么可能不觉醒。原来，一直以来，她们崇敬的拿单，这个男人，她们的父亲与丈夫;她们自豪的西方文明，美国，欧洲，她们的文明祖国，都不过是她们人生的埃及，她们必须走出。没有摩西，她们是自己的摩西，她们发现了自己的埃及，她们必须走出。《毒木圣经》首先就是她们的《出埃及记》。同样，她们也没有自己的迦南——那流奶与蜜之地;但她们还是要出走。她们那创痕累累的心修复之日，就是她们彻底回归之时。她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归，但她们却已经绝然走出了她们的埃及。

    3.《毒木圣经》反对征服，但并不反征服

    《毒木圣经》首先当然是所有被征服者的《圣经》，它反对征服，但并不反征服。它的书写者们各各以自身的偏执，突现了她们作为人类的根本局限。这种突现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的，尽管其突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芭芭拉这么做，目的是明显的，她要镜照出《圣经》书写者们被上帝的语言之光遮蔽的人性局限。她要示现的是，女人们有多偏执，男人们就有多狂热;女人们有多琐碎，男人们就有多空疏;女人们有多自卑，男人们就有多狂傲;女人们有多麻木，男人们就有多残忍……他们还有着一样的软弱、无能、绝望……因此，为了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姐蕾切尔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自身为武器;为了追求一种更合理的生活，二姐莉亚竭尽全力要洗去自己的白色……没有人有权利指责他们自私利己或矫枉过正，她们的自由意志展开之处，必有人类的局限呈现。

    《毒木圣经》的叙事结构是《圣经》式的，但没有自己的福音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福音——当女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埃及并走出自己的埃及，谁能说这不是人类聆听到的全新福音呢？然而，女人们出埃及是难的，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摩西，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置身埃及就要洞悉自身的三重悲哀。所以，《毒木圣经》的叙事，在创世纪之后，出埃及记之前，女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们的觉醒与成长之路伴随着无尽的伤害与震惊。她们被扔在非洲，就再也不能离开非洲。多年后，她们将会发现，她们的美国伊甸园，建立在谎言与征服之上;她们被抛离这个伊甸园，也是因为要陪伴征服与谎言。

    然而，非洲并非本质上的墮落之地，而是被命名的堕落之地。被命名即被征服，有征服就有臣服与反抗，在如此大的背景下，女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宏大的被操控的历史裹协冲击，经历了自身的启示录、士师记，在神与蛇的较量中，受尽无边伤害与凌辱，在女人们的小基督蕾丝·梅死亡之后，终于彻底觉醒：她们一直在人生的埃及，她们在母亲的带领下走出。不像《圣经》里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总是不舍犹疑，拖家带口，不愿丢掉一点点东西，他们不愿与埃及告别，他们的灵魂并不愿出走埃及，而奥莉安娜不同，她是决绝的，她把所有的生活用具全部拉出屋外，让非洲人拿走，她以此在良心上向非洲人忏悔，也以此与自己的过去人生彻底告别。她和女儿们一无所有地出走，女人们的出埃及，远远比男人们的出埃及彻底悲壮。

    这甚至在她们的叙事腔调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毒木圣经》是流畅清新的，她刻意地远离《圣经》式的格言警句，就好像她害怕权力的伤害。《毒木圣经》是喃喃自语的，女人们绝望的呼号也只是诉之内心的神灵而非大地江河之上的全能君主，女人们本能地娓娓道来如清水细流，而不若《圣经》叙事汪洋经地——她们执守着自身的清浅细泽，无意汇成宏大深阔。金索沃坚信，女人们的鸡零狗碎本身就拥有属于自身的宏大深阔。任何生活，其本来的面相自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宏大深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毒木圣经》的叙事是反历史的，因而也是反宏大叙事的。《毒木圣经》的最高教义是：生活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个体生命的伦理叙事高于一切宏大叙事，即使上帝的预言，圣经的理想，也必须为此让路。母亲奥利安娜的出埃及自白，从失去挚爱的哀痛说到离开丈夫的决绝，从出走非洲的跋涉讲到承受征服的历史，揭示出一切既有历史都是征服者历史。其倾诉罕见地如高崖悬瀑江河行地，具有无与伦比的壮美。因为，女人们要走出自己的埃及了，她们从未被征服，只是默默承担着自己的命运，在各种被强加的痛苦和欢乐中坚韧执着地活着。

    奥利安娜说：不管他们占领的是妻子还是国家，他们的错误始终如出一辙。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美军攻占冲绳。他们的心底渴求着江山万代。但他们做不到。冲绳对自己的陷落还记得什么呢？伟大的特拉华河滚滚向前，而华盛顿先生连一抔有用的堆肥都算不上。非洲吞噬了征服者的音乐，唱出了一曲她自己的新歌。

    二女儿利娅则一遍遍讲述着非洲大地上，由白人和西方文明以拯救和帮扶为名肆意降下的无尽苦难。被地雷炸断手脚的黑人儿童，集市上奇缺的蛋白质、肥皂和卫生纸，十一岁就要去当雏妓的皮包骨小女孩，丛林被毁后人们栽植的玉米、甘薯和大豆……这只是因为没有什么悲哀重过个体的悲哀;没有什么苦痛实过日常人生的苦痛。如果文明与自由民主要牺牲女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文明就是野蛮，这自由民主就是暴力与独裁。如果历史的潮流要淹没儿童的尸骨，那么这历史的潮流便缺乏正义。

    《毒木圣经》是这样一本书：她从男权“圣经”话语下发现了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因为历史、肤色、性别、信仰而被剥夺了自主的生活，她坚决捍卫他们的生活，以女人的温柔但不局限于以女人的名义。她悲伤而不自怜，痛苦而不沉沦;她否认了上帝是男性与白色的，但并不强加给上帝以女性与黑色。她把人类长久以来被凌辱的那一部分的人的历史唱成了哀婉的福音。

    梁卫星，作家、学者，现居湖北仙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