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文化自觉的社会学方法建构

    〔作者简介〕

    李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重读《乡土中国》有助于我们从方法上解构中西文化争论的中国社会之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建构了基于文化自觉思想的社会学方法论，这不仅是费老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且是当前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的共同要求。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化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发现社会：费孝通破解中西文化冲突之争，文化自觉的社会根基；深入农村：费孝通解读中国社会大历史，《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超越乡土：费孝通成就社会学想像力，实现了三个超越——超越新儒家；超越文化；超越方法。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法论构筑了他用生命、思想和乡土共同凝结的传奇人生。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化自觉；文化冲突；社会学想像力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123-06

    阅读梳理费孝通，不禁要问：一个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如此之盛？他通过社会学认识中国社会给我们的影响是集大成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学的深刻和博大，另一方面，他最突出的是并没有停留在社会学话语上，而是涉及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这是学术大家的表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建构了基于文化自觉思想的社会学方法论，这不仅是费老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且是当前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的共同要求。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今天也依然受困：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认同西方文化？重读《乡土中国》有助于我们从方法上解构中西文化争论的困境。

    一、发现社会：费孝通破解中西文化冲突

    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丰厚，《乡土中国》不过是他厚重积累中的一小叠字纸，但是，这本小册子却具有深远的影响。1948年初，当中国笼罩在内战的硝烟中时，《乡土中国》的小册子于上海出版，初版印发3000册，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半年中，加印的《乡土中国》每月发售2000册，并使作者费孝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被称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他为什么具有如此的殊荣？关键在于费孝通将文化与社会进行了折叠式考察。费老说：“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他又说：“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古代诸子百家的东西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知识之一，不能忽视，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他试图去回答中国文化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特质，就这一点，他已比同时代的中西文化论争者更加深刻。《乡土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的范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文化认同是一种主观的信念（subjective belief），是以对族群的历史有主观的“共同的记忆”（shared memories）为前提的。无法抹杀的“共同记忆”会左右作者在文化认同时采取被动的态度。费孝通的意义在于从世界性的问题里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社会基因。

    中国乡村如何建设？如果我们对现代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一些梳理，就会发现“文化下乡”派一直是重要的乡村建设力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中，“文艺教育”和“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并提，而且是第一位的。在他们的视野中，“因为中国人愚昧，所以要培养知识力来攻愚”。他们在河北定县400个村成立同学会，在同学会设立平民文学部。同学会的会员“能自己从事文艺戏剧方面的活动，他们自然就有了力量，这就是力的教育，8万有知识有团结的农民青年，当然会作了改造社会的核心”。〔1〕梁漱溟先生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改造运动，而是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造寻找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以农立国，从农村入手，以教育手段，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他认为中国人重家庭生活，并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以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造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梁漱溟看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认识老中国”的最好方法。“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人手。”果然如此吗？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探索中国发展之路，也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乡村社会到底如何发展？而这正是《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开宗明义所需要与诸位讨论的问题：文字下乡的局限性，文字下乡在何种前提下实现？正是从文字入手，费孝通发现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底色：乡土性。在乡土中发现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些规律。费孝通就乡土中国的内涵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EarthboundChina意为，‘为土地所限制的中国，后来我用‘乡土一词来指代Earthbound，就是指农业多、工业少、自给自足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套上层建筑而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我后来又对这类文化进行分析，写了《乡土中国》一本小册子。那是向理论提高的企图。”〔2〕正是从这段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费孝通要回答当时社会普遍关注但又不得其解的难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

    在文化领域一直都有这样的难题存在：一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二是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以胡适等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学者为代表进而波及至今的“海龟派”；另一种则以钱穆等人为代表，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血脉，反对西方文化侵袭。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力图创造第三条道路，即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整合。如在中西之间点燃思想火焰的哲人贺麟先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主张，要真正打通中西哲理，既不失自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脉的源头，又能深入西方哲学的根本，从方法上沟通两者，开出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哲理天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有益展开，社会学方法使得这样一种会通成为可能。费考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作出分析，提出设想，主张不但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3〕

    费孝通成长的文化环境是滋养他文化生命的深厚营养。费孝通祖籍江苏吴江（旧属苏州府），1910出生，2005 年去世，其人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三个“朝代”。1936年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费孝通幼年所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塾，而是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思想的新式学校。从启蒙院开始，一直到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虽然也讲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所有的教育无一例外地带有西方的色彩。因此，可以说，费孝通既受西式教育，又浸染于乡土志家学传统中，正如美国教授阿古什在《费孝通传》里面写的那样：“费孝通与20世纪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他从感情上并不否定中国文化。他是在不背弃他小时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情况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获得西方知识的。他不属于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代，但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反封建思想。”〔4〕与其他留学国外的学生不同，费孝通内心并没有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就完全排斥中国的文化。在很多留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因而不愿意回国，或者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加了解就否定，甚至不讲中文的时候，费孝通仍然对中国文化保有一种乡土情结，这似乎也是得益于他所受的新式教育。费孝通在《社会学的探索》中讲到过这一段心路历程。他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学习，在一次与老师的交谈中谈到在家乡的调查，老师说好，你把农村的材料分析一下，写成一篇论文。当时，费孝通就想，为什么他要这个东西呢？因为过去很多研究社会人类学的人，大都研究殖民地中的各民族，特别是英国有殖民地，它要统治这些地方，就要了解它们的情况。这些地方比较落后，民族比较原始，人口比较少，生活水平比较低，社会结构比较简单。“我的调查和这些调查的性质不同。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去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而且我不以统治者的地位去研究。”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文字下乡》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费孝通也在不自觉地运用着中国文化里有助于思考的丰富的观念和范畴。无可置疑这中间受到深谙国学的潘光旦先生的影响。潘光旦对于孔庙大成殿上的匾额文字“中和位育”四字的不断引述，也在影响着费孝通自身思考的成熟，可以说，“致中和”的儒家理想作为一种深度的心理表征已经嵌入到费孝通的思考框架之中。费孝通在晚年一直提醒社会学家们要跨越事实的层面，去到更加超越的层面上做“神游冥想”。由这种反思式的冥想，费孝通参悟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的理念，帮助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家找回来一种学科的认同与自信，而由此发展到对他者文化的欣赏，到对自我文化的赞美，人的存在的差异性在一个“和”字之下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弥合，这样一种由分而合的文化观念是西方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所一直没有能力发展出来的。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与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自己年轻时代起便孜孜以求的西学的分析传统，这一点也许是理解费孝通一生思想中最值得指出的。

    所以说《乡土中国》与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媲美的，都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本质上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得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二、深入农村：费孝通解读中国社会大历史

    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认识农村的开篇，“我自己虽则不是农民，但我同情农民的生活”，《中国士绅》则是他解读中国农村为什么发展的又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乡土中国》是他的理论框架“农户-士绅”互动下的中国乡村的结晶。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得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地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的。《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

    《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还包含着费孝通与社会史的对话，而这个对话在他进行江村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费孝通构建乡土伦理体系的努力是从社会基层逐渐展开的，不过，它直指的是社会精神的延续性，而非唯物史。构成《乡土中国》14篇文章依次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涵盖家、国、天下的伦常。

    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学者认为《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是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儒家文化浸润最深厚的部分。1929年，吴文藻先生回国，就试图在燕京大学开始建立中国本位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以文化属性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工具。《乡土中国》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乡土本色”大抵是全书的总论，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是“富于地方性”，即“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它从“乡”与“土”的社会特征入手来谈乡村社区如何从家庭这颗种子长成中国基层社会的参天大树。“土”指的是土地、社、农业和守土意识，“乡”指的是群、故乡和具体的时空坐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而关于熟悉感的培养，“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乐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费老概括了乡土社会的几个特征：血缘、姻缘关系之重要性；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自我中心的伦理观。

    “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准则，书中有三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是在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较中显现出来的。费老先生把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称之为“团体格局”，比喻为柴，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有边界，讲权利。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显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5〕没有边界，只讲关系和人际。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之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不仅是乡土社会群体成员间人际关系的一面缩影，也是对中国“人伦”关系的高度概括。“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可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通路。”费孝通说：“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差序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圆心，那么结果就是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而一切价值和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而儒家文化很善于把握这种社会结构，并且提出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行为和道德的准则。“克己复礼”，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去的范式。而反过来说，儒家文化对差序格局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与社会的契合，来约束人们不敢轻易地逾越和凌驾此种社会格局。正是由此，现代学者运用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方法分析香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类型，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工具性差序格局”。〔6〕

    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信用的确立不必依靠对契约的重视而是礼。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它与法不同的地方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传统社会追求“无讼”，公共秩序的维持勿需仰赖国家的法律，而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也就是靠教化中养成个人敬畏之感。不过，前提是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也就是说，礼治社会遵守的是成法。可以说，“礼治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高度概括。以学术的视野看，“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关系，涉及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问题，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完全“无法”。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力量，可能是基于如下历史事实，即自秦汉以降，尤其是明代以来，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广大农村社区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

    双轨政治。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以皇帝（君主）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体系，由官员与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到达县这一层（“皇权不下县”）；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而宗族是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无为政治》和《从欲望到需要》对权力进行了分类，认为权力分为横暴权力和由社会分工合作而产生的同意权力，人们追求权力是因为权力可以带来利益，但在中国乡村社会最有效的是无为。《长老统治》中所指的权力实际上是基于礼治秩序的教化性权力，这里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用民主或不民主来形容都是不合适的，因为教化并非是统治。《名实的分离》一篇中则论述了在长老统治下，注释的变动会引起名不符实的虚伪。社会继替权力。费孝通的意思是，乡土社会既有民治自治的人心基础，在历史上也有过地方自治的制度空间，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雏形。他认为，过去“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7〕在他看来，人心是有差等的，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教育农民，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村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走进工厂，而不再流失在外。虽然这个设想在实践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他在《乡土中国》中表达的对文化理论的一些思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与探求。

    我们禁不住要问，随着现代化的泛滥，社会腐蚀越来越严重，没有了士绅的村庄该如何走下去？乡土中国，中国乡土，路在何方？

    三、超越乡土：费孝通成就社会学想像力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在《社会学想像力》中提出，该书的目的在于“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8〕讨论中国当下遭遇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如果再深入一些，就免不了要追根溯源：中国社会曾经是何种面目？现在是什么模样？变迁如何进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延伸到当代的诸多领域，以助我们理清脉络。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法论构筑了他用生命、思想和乡土共同凝结的传奇人生。

    费孝通实现了三个超越：首先，超越新儒家，认识社会。真正构建费孝通与儒家传统之联系的很可能就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农耕社会，那个乡土，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为了社会的生存。所有的适应必须是具体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独立于社会生活需求的知识。必须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讨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贡献。他创造了儒家思想论战的新对手，因此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同其他文明对话的更大空间和可能。他颠覆了通过文化启蒙而改造社会的幻想，必然先改变生产方式，否则无法改变乡土中国。他在探寻改造中国的新出路。

    其次，超越文化，寻找共识。对文化的自觉认识是近代有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探索，但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时间翻检民国启蒙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争论就会体会到这一点。台湾学者韦政通把这群人定义为“边际人型的”（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识，对西方文化又怀着无比的热情。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导致文化冲突下生活失调）。费孝通一生只是强调富民，不奢谈狭义的文化，他始终是一个文化的功能主义者、文化建构主义者。费孝通一生的学术之路是从研究农民开始的乡土中国开始的。在那片丰饶却贫困的土壤上，他脚踏实地地观察和分析，因为深入社会而了解乡土结构的共同性，他获得了一种理解，人类学终究是一种对于人所居住于其中的文化的理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文化理解超越了一个地方社会的结构性限制而使人们保持一种共同性的认同。

    再次，超越方法，重知行合一。对人的关怀，对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义假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他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直接相关的人的利益，重视道德，也承认礼和礼治社会的功用。他的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是人类的和平和安定，是每个人都能比较富裕像样生活，与其他人共存共荣。我们不难看出只有思想与方法的结合才是原创的催化剂。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也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这是当今学者应当认真学习的地方。社会关怀不只是关切之情，还是一种参与，最简易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为社会服务。费孝通开启了中国学术的社会使命感，重五伦的同时，发展第六伦，即关注公德、社会和团体。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重知行合一，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费孝通受到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创始人帕克推崇实地田野调查的影响，他深知，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在于真正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社会生态结构，也就了解了中国。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进行农村田野调研这一环节，事实上，为中国的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才是他治学之苦苦追寻所在。他是用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发现、思考农民摆脱贫困的办法。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游学东西，求证南北，倾注了他一生的关注民生的治学理念。因此，才有了他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踏访家乡江村等传奇。费孝通始终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代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在这些文字里，他抒写了知行合一的社会责任、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自觉理论。在知与行的统一中，在文化自觉的理论创新中，成为永远的费孝通。

    〔参考文献〕

    〔1〕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第2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59.

    〔2〕费孝通著.社会学的探索〔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78.

    〔3〕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M〕.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1.749.

    〔4〕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4～6.

    〔5〕〔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6.

    〔6〕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A〕.东亚社会研究〔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6.

    〔8〕〔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