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老人的人口之忧
蒙彬+毕玥+周雪薇
邬沧萍，1922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人口学家、社会老年学家、统计学家。1946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1950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专业。1951年回国后于北京辅仁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任教，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曾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研究机构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老年学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等。参与编写我国第一套人口统计学教程，公开出版教科书、专著、译著、辞典等约30种，代表著作有《人口学辞典》《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世界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学概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等，公开发表论文、文章300余篇。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2012年10月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邬沧萍先生早年负笈海外，学成矢志报国，成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邬沧萍先生以《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经世致用，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一“生”一“老”之学堪称典范，于己于人，善莫大焉;利国利民，泽被后代。2012年国庆节，邬沧萍教授获首次设立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时距离他归国任教已经过去60个年头，他专攻人口学研究也已40个春秋。90岁高龄的老人捧出刚刚出版的、由自己主编的50万字书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声音洪亮：“老龄社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邬沧萍教授依然认为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受之有愧，“这是对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鼓励和鞭策”。
回归：舍下“金饭碗”走上讲台
“如果我不回中国，就不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了，也不会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来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当公务员。其后，他自费往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求学。1950年，所有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回不回国的选择。邬沧萍当时已经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孩子刚在美国出生。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周围很多声音都在劝说他继续学习或者留下工作，不仅有奖学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条件还可能拿到美国绿卡，“一直到船上，他们还在做工作。”
“中国人回国还需要有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邬沧萍说。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从中学时候开始，他一直都受到进步力量的影响，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刊，“爱国主义始终是主流。”
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了他曾经“想都不敢想能去”的中国人民大学。
“吴玉章校长给我们讲党课，我们所有师生在三九隆冬的时候，都是穿着一件棉袄，每个人带一个小马扎，在文化广场露天听报告，很冷的，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在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让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对教学工作来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哲学基础，就像既获得了一个望远镜，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又获得了一个显微镜，对小问题就可以看得更加深刻。”
在香港时，邬沧萍在海关的工作是“金饭碗”，到美国求学时，他身处金融中心华尔街。从海外归来参与初创高等教育，他不但要适应环境的转换，还历经了三次下放农村劳动。而他三次都是劳动模范，“通过劳动，我慢慢地就觉得对我国农民生活的认识对于我从事社会科学有好处。”
从本科到硕士，邬沧萍专攻经济学，在美国留学后期，一心想要回报祖国的他考虑到，当时“MBA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技术上有用”的统计学。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时，他就到了统计系。
一次跨学科的选择，成为邬沧萍开展人口学研究的起源。
转折：闯入人口“禁区”
1972年，邬沧萍从“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回来，很快就被学校领导召集参加了一项当时认为有风险的临时工作。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许多工作就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全世界人口增长很快，人口、贫穷、污染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中国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就由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人口问题。研究小组共有十几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刘铮是小组负责人，邬沧萍也在其中。
作为统计学教师，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6亿人口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都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汉、吴景超，清华大学陈达，北京大学费孝通，民族大学潘光旦等社会学家都提出过人口过多的观点。在当时的论争中，因为“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认为“人手论”比“人口论”更科学，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一批社会学者因此遭到批判，几乎无一例外被划为“右”派。
此后20多年，人口问题成了“高压线”，没有人敢碰，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当国家计委联系中国人民大学接手这项“临时工作”时，主导思想还不敢肯定中国必须要控制人口。
“当时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有点担心，确实心有余悸。”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试水使他慢慢进入角色。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邬沧萍研究过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发现1936年是旧中国最好的一年，那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6美元，但还是与美国相差近60倍。这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造成这种状况，经济不发达是一方面，人口多也是一个原因。
接受国家计委的临时工作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因为懂英文，经常负责翻译和参加国际会议，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开拓：一“生”一“老”之学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但“新人口论”之前已历经学术论争。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
纵观《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全文，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鲜明的观点“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文中提出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要有适度配合的观点，主张节制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要结合国情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运动重点在农村，要把节制生育与养老问题相结合等。
“这是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基本吻合。”邬沧萍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很多人简单理解的“人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
在中国人民大学，戴世光与刘铮、邬沧萍都是从统计学开始进入人口学研究。如今，斯人已逝，唯有邬沧萍教授还在耕耘不辍。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落幕后，邬沧萍所在的临时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就联合向上建议成立一个常设机构研究人口问题。首选的自然是临时研究小组成员，结果多数人都愿意回原系所，只有刘铮和邬沧萍留了下来。
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因“文革”停办尚未复校，1974年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就设在校园西边半间破旧的房子里，聚集了十几个研究人员。在这里，他们“出版了好多书，办了好多杂志”。
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到联合国和各国访问，全团5人有4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刘铮是团长，邬沧萍是秘书长。
1979年3月，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这份报告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发表。报告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各省委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后来，邬沧萍和刘铮又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自批判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绝迹，《人民日报》当时已有近20年不曾发表相关文章。
其后，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规划会议上，代表人口研究所参加会议的邬沧萍“舌战群儒”。当时会上提出，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以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亿～7亿。邬沧萍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单靠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是不行的，中国的生育要与物质生产和社会条件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邬沧萍所在的人口所是联合国重点资助机构，成为全国人口学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人口所从开始招收研究生到最早招收本科生，再到定为中国人口学教学与培训中心，规模影响日益扩大。在先后五次颁发的“中华人口奖”中，人口所一共获得四次，第二届颁给了邬沧萍。
近几年，从民间到全国“两会”，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邬沧萍教授说：“严格控制人口还是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段发展机遇。”他遗憾于全社会没能一开始就全面认识人口问题，至1980年第一个人口高峰下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是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几个给中央报告的建议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杜绝生三个，对于两个，我认为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是自由的。”
因为子女都在美国，邬沧萍教授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每天早晨7点左右，小区居民就能看到他出现在健身场锻炼。
“我记忆里从来没有因病住过医院，没有请过病假，没退休的时候每天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经常出国坐飞机，一下飞机就参加会议。”邬沧萍教授笑言，退休以后更有时间做课题，指导研究生。
“我很早就主张健康老龄化。”在邬沧萍教授主编的《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中，针对老龄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法律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健康维护等各方面建议，强调经济发展战略要和人口战略协调好，认为有两个基点可以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健康老龄化。
少生必然老化，少子必然高龄化，未富先老，不能靠多生孩子缓解。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意识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能再犯忽视人口问题的错误”。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
“给很多地方写了很多信，要办这个专业，要成立老年学会，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你一方面提倡计划生育，一方面你又搞老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是对的。”
“研究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市场，因为中国老年人太穷。”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邬沧萍教授开始招收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方向的研究生，近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
金秋时节，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邬沧萍教授再次回想起60年前吴玉章校长露天讲课的一幕，“人文社会科学是全局性、战略性科学，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科学，不能靠急就章，也不能忽‘左忽‘右跟风走，要靠长期的文化积累取得，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
“老马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邬沧萍教授慨然自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
邬沧萍，1922年生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人口学家、社会老年学家、统计学家。1946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1950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专业。1951年回国后于北京辅仁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任教，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曾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研究机构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老年学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等。参与编写我国第一套人口统计学教程，公开出版教科书、专著、译著、辞典等约30种，代表著作有《人口学辞典》《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世界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学概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等，公开发表论文、文章300余篇。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2012年10月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邬沧萍先生早年负笈海外，学成矢志报国，成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邬沧萍先生以《人口统计学》《社会老年学》经世致用，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一“生”一“老”之学堪称典范，于己于人，善莫大焉;利国利民，泽被后代。2012年国庆节，邬沧萍教授获首次设立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时距离他归国任教已经过去60个年头，他专攻人口学研究也已40个春秋。90岁高龄的老人捧出刚刚出版的、由自己主编的50万字书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声音洪亮：“老龄社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邬沧萍教授依然认为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受之有愧，“这是对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鼓励和鞭策”。
回归：舍下“金饭碗”走上讲台
“如果我不回中国，就不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了，也不会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来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当公务员。其后，他自费往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求学。1950年，所有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回不回国的选择。邬沧萍当时已经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孩子刚在美国出生。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周围很多声音都在劝说他继续学习或者留下工作，不仅有奖学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条件还可能拿到美国绿卡，“一直到船上，他们还在做工作。”
“中国人回国还需要有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邬沧萍说。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从中学时候开始，他一直都受到进步力量的影响，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刊，“爱国主义始终是主流。”
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了他曾经“想都不敢想能去”的中国人民大学。
“吴玉章校长给我们讲党课，我们所有师生在三九隆冬的时候，都是穿着一件棉袄，每个人带一个小马扎，在文化广场露天听报告，很冷的，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在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让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对教学工作来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哲学基础，就像既获得了一个望远镜，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又获得了一个显微镜，对小问题就可以看得更加深刻。”
在香港时，邬沧萍在海关的工作是“金饭碗”，到美国求学时，他身处金融中心华尔街。从海外归来参与初创高等教育，他不但要适应环境的转换，还历经了三次下放农村劳动。而他三次都是劳动模范，“通过劳动，我慢慢地就觉得对我国农民生活的认识对于我从事社会科学有好处。”
从本科到硕士，邬沧萍专攻经济学，在美国留学后期，一心想要回报祖国的他考虑到，当时“MBA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技术上有用”的统计学。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时，他就到了统计系。
一次跨学科的选择，成为邬沧萍开展人口学研究的起源。
转折：闯入人口“禁区”
1972年，邬沧萍从“五七”干校劳动下放回来，很快就被学校领导召集参加了一项当时认为有风险的临时工作。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许多工作就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全世界人口增长很快，人口、贫穷、污染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中国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就由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人口问题。研究小组共有十几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刘铮是小组负责人，邬沧萍也在其中。
作为统计学教师，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6亿人口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都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汉、吴景超，清华大学陈达，北京大学费孝通，民族大学潘光旦等社会学家都提出过人口过多的观点。在当时的论争中，因为“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认为“人手论”比“人口论”更科学，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一批社会学者因此遭到批判，几乎无一例外被划为“右”派。
此后20多年，人口问题成了“高压线”，没有人敢碰，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当国家计委联系中国人民大学接手这项“临时工作”时，主导思想还不敢肯定中国必须要控制人口。
“当时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有点担心，确实心有余悸。”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试水使他慢慢进入角色。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邬沧萍研究过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发现1936年是旧中国最好的一年，那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6美元，但还是与美国相差近60倍。这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造成这种状况，经济不发达是一方面，人口多也是一个原因。
接受国家计委的临时工作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因为懂英文，经常负责翻译和参加国际会议，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开拓：一“生”一“老”之学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但“新人口论”之前已历经学术论争。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
纵观《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全文，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鲜明的观点“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文中提出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要有适度配合的观点，主张节制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要结合国情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运动重点在农村，要把节制生育与养老问题相结合等。
“这是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基本吻合。”邬沧萍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很多人简单理解的“人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
在中国人民大学，戴世光与刘铮、邬沧萍都是从统计学开始进入人口学研究。如今，斯人已逝，唯有邬沧萍教授还在耕耘不辍。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落幕后，邬沧萍所在的临时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就联合向上建议成立一个常设机构研究人口问题。首选的自然是临时研究小组成员，结果多数人都愿意回原系所，只有刘铮和邬沧萍留了下来。
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因“文革”停办尚未复校，1974年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就设在校园西边半间破旧的房子里，聚集了十几个研究人员。在这里，他们“出版了好多书，办了好多杂志”。
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到联合国和各国访问，全团5人有4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刘铮是团长，邬沧萍是秘书长。
1979年3月，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这份报告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发表。报告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各省委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后来，邬沧萍和刘铮又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自批判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绝迹，《人民日报》当时已有近20年不曾发表相关文章。
其后，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规划会议上，代表人口研究所参加会议的邬沧萍“舌战群儒”。当时会上提出，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以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亿～7亿。邬沧萍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单靠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是不行的，中国的生育要与物质生产和社会条件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邬沧萍所在的人口所是联合国重点资助机构，成为全国人口学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人口所从开始招收研究生到最早招收本科生，再到定为中国人口学教学与培训中心，规模影响日益扩大。在先后五次颁发的“中华人口奖”中，人口所一共获得四次，第二届颁给了邬沧萍。
近几年，从民间到全国“两会”，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邬沧萍教授说：“严格控制人口还是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段发展机遇。”他遗憾于全社会没能一开始就全面认识人口问题，至1980年第一个人口高峰下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是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几个给中央报告的建议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杜绝生三个，对于两个，我认为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是自由的。”
因为子女都在美国，邬沧萍教授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每天早晨7点左右，小区居民就能看到他出现在健身场锻炼。
“我记忆里从来没有因病住过医院，没有请过病假，没退休的时候每天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经常出国坐飞机，一下飞机就参加会议。”邬沧萍教授笑言，退休以后更有时间做课题，指导研究生。
“我很早就主张健康老龄化。”在邬沧萍教授主编的《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中，针对老龄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法律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健康维护等各方面建议，强调经济发展战略要和人口战略协调好，认为有两个基点可以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健康老龄化。
少生必然老化，少子必然高龄化，未富先老，不能靠多生孩子缓解。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意识到中国必须要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能再犯忽视人口问题的错误”。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
“给很多地方写了很多信，要办这个专业，要成立老年学会，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你一方面提倡计划生育，一方面你又搞老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是对的。”
“研究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市场，因为中国老年人太穷。”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邬沧萍教授开始招收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方向的研究生，近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
金秋时节，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邬沧萍教授再次回想起60年前吴玉章校长露天讲课的一幕，“人文社会科学是全局性、战略性科学，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科学，不能靠急就章，也不能忽‘左忽‘右跟风走，要靠长期的文化积累取得，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
“老马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邬沧萍教授慨然自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