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环境软实力与环境资源代际储存

    唐代兴

    

    

    

    〔摘要〕人要很好地存活下去，社会要可持续生存地发展，需要环境为其提供土壤和条件。环境之于人和社会，原本就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构成了国家社会谋求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性软实力。社会谋求发展的当代进程中所面临的全部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最终源于环境资源的自生境能力的衰竭。因而，立足未来而节制现实，制定环境资源代际储存之基本国策，全面探索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的广泛社会方式，构成“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关键词〕环境软实力；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生存才是硬道理；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88-09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理清“环境资源”、“环境软实力”、“代际储存”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探讨三者之间的生成关系，揭示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的紧迫性和如何有效实施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的战略思路。

    一、环境资源、环境软实力与代际储存的概念 （一）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是为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但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了解。从语言学角度讲，任何概念都具有能指与所指之双重功能。能指，是指其概念可以指涉哪些内容，它展示概念的功能范围；所指，是指其概念的实际指涉对象，它展示概念的功能实现。“资源”概念同样客观地存在着“能指”与“所指”的问题：从能指角度看，“环境”概念相对生命才有意义，它指地球上物种生命得以继续存活的物质条件的总和。由于人是地球物种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种类，所以在特指意义上，所谓“资源”，乃指人类得以继续存活或更好地存活的全部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自然为其提供的，比如阳光、空气、气候、雨水、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泊、动植物以及微生物、地下矿藏等；也包括人为创造或制造出来的东西，前者如器械、工具、商品等，后者如文化、知识、思想、技艺、方法等。“资源”概念的能指性，揭示资源之成为资源，在于它必须与生命或人构成一种生存关系，并且这种生存关系必以“用”为依据，即生命或人“用”之，它才成为资源。从所指角度看，能够成为资源的“东西”一定是“可用”和“必用”的“东西”，即这些“东西”必定发挥其“用”的功能而被其所用。所以，在所指层面，“资源”概念的功能实现呈示为分类学运用：大而划之，资源可分为三类：A.自然生长的资源，即自然资源；B.人力制造的资源，即社会资源；C.为前二者提供生产或制造的土壤、条件的资源，即环境资源。

    如上简图，首先，揭示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内在的、内容的、本质的，也是外在的、形式的，现象的。仅前者论，资源既具自生性，也具它生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自生性是指资源具有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内生能力。二是，任何形式的资源，无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或是环境资源，其生成、生长、繁殖或衰竭、枯萎、消亡，都与它者关联，都要受到他者的影响，这是因为所有形态的资源都在关系中生成和展开，离开己与他者（或个体、或整体）之间所缔造的关系——进一步讲，离开了“用”与“能用”和“必用”与“所用”的关系——任何东西都不构成“资源”。仅后者论，它的“用”的功能的实现，都有待于人（在更广阔意义上是地球上的“生命”）对它的实实在在的“使用”，所以，相对“使用”的主体来讲，一切形式的资源都是外在的、形式的和现象的。如上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论，在特殊的指涉范围内，一切形式的人造的物质资源，都仅具有生它性，而缺少内生功能。其次，环境资源是资源的具体类型，如上简图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环境资源提供了一种直观把握方式。第一，环境资源是一种综合性资源形态，它对自然生长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创造的社会资源具有整合功能。并且，环境资源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是以整体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在两相比较的具体语境或者说框架下，凡是以具体的形式呈现的资源，就是资源——或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反之，凡是以整体的形式呈现的资源，就是环境资源。 第二，环境资源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提供生的土壤、条件。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资源的东西，不仅是有“用”和“被用”的功能，首先在于它是存在物，并且其作为存在物一定要敞开其生存，所以，它必须具有“生”性，并获得“生”的功能。概括地讲，作为资源的“东西”，有其使自身存在和敞开其生存的功能，这就是资源的内“生”功能或者说自生功能；而当它被（生命或人）所“用”时，它就发挥出其生它功能，亦称之为外在功能。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生”性旺盛并能充分释放其生他的功能，则需要环境资源为其提供滋生的土壤和催化力量。从另一方面，环境资源要对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发挥如上两个方面的功能，则需要它本身具有很强的自生和生他的强力，而且这种自生和生他的强力一定是整体的和整合的。 第三，环境资源作为资源的整合形态，它本身具有分类学形态：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是其基本形态：前者是对自然资源的整体呈现形式；后者是对社会资源的整体呈现形式。比如，江河水是自然资源，这条江水或那条河水的状况如何，却是由其江河流域的实际状况所决定，因而，决定这一江水河水之状况的江河流域状况，就构成了此一江河水的环境资源。又比如，美德是一种构建和保持良好生活秩序和心灵秩序的社会资源，但公共汽车上鲜有青少年给老弱病残让座、老人跌倒无人扶助等现象的普遍化，则表明行美德的社会环境资源呈枯竭状况。 自然环境资源与社会环境资源，二者能够获得内在关联性，却赖于文化环境资源为其创发力和凝聚力。并且，自然环境资源与社会环境资源之间还需要具备外在功能上的协同性，这种协同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气候环境资源：气候环境资源构成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功能发挥的整合方式。

    （二）环境软实力

    1.“环境软实力”概念的生成

    “环境软实力”是一个新概念，由本人在《环境软实力：一种治理和发展的新思路》中率先提出来。“环境软实力”是从其功能发挥方式角度来重新审视“环境资源”，从而发现“环境资源”独特的自生与生它方式。概括地讲，第一，环境资源是资源的整体形式，或可说是具体的资源的环境形态，为表述方便，我们将“环境资源”简称为“环境”，以形成与“资源”概念相对应。第二，资源和环境，都相对人和生命才有意义，或者说只有当生命、人与它们构成实际的体用关系时，才彰显出价值，才滋生出意义。第三，无论从其自身存在和生存方面论，还是从“用”和“被用”角度讲，资源与环境，既是具体与整体的关系：资源是具体，环境是整体；又是体用关系，并且资源与环境互为体用：从资源角度观，资源是体，环境是用；但从环境观，环境是体，资源是用。这种互为本体的关系，源于资源始终既以环境为整体条件、土壤和动力，也源于资源最终以其具体的生存敞开达向整体，实现对环境的生成功能。第四，生成构建资源与环境之互为体用关系的主体性条件，恰恰是生命和人：自然资源的体用化，源于生命；社会资源的体用化，源于人。生命和人，既是资源和环境的主体条件，也是资源与环境的构成内容。

    生命与人，从现象学角度大而划之，二者是两分的，是各不相属的；但从本质论，二者却相互交叉和重合，因为人也是生命，并且人首先是生命，然后才成为人。人的这一双重性，使环境获得了交叉性：人既存在于自然之中，与地球生命同在一个地球上，共享一个宇宙；同时也将宇宙、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带入人的制度社会，人的制度社会与自然世界由此发生交叉，人与地球生命的存在敞开也由此发生交叉。

    人与地球生命互涵、社会与自然共生，这就是最真实的和本原意义的环境资源，简称为环境。换言之，人与生命互涵、社会与自然共生所敞开的那种状态，就是环境。由此不难看出，环境不仅是整体的，而且是复合的；它不仅是具体的资源的融合体，而且是人与生命、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涵与共生体。所以，在其本原意义上，环境是生命化的。环境的生命化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环境自身的“生”性本质表征为它始终具有自组织、自创构的自生潜能与运作力量。其次，环境具有亲生命性取向。因为生命和人才是环境的构成主体，环境的亲生命性，恰恰源于生命和人诞生的本原性朝向：生命和人的天性之内在规定和外化表达，就是亲生命性。比较论之，在地球上，动物、植物对生命的亲昵，直接以生命本身的方式而展开；人类对生命的亲昵，除母爱之外，往往要通过理智的权衡或理性的选择方式来展开。所以，亲生命性既是“人类关注其他生命形式并期望融入自然生命系统的天性”，〔1〕也是大到宇宙和地球，具体到物种及个体生命本能地敞开对它者的要求性。第三，环境具有生他的功能，这是环境之成为环境的存在论规定：环境如果没有生他的功能，它就丧失了它自身。

    环境的自“生”性本质、亲生命朝向和生它功能，此三者构成了它自身的生境化。在本原意义上，环境始终是自生境化取向的。 “生境”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意指生物的栖息地，亦可表述为生物得以栖息的地域环境。Ilkka Hanski在《萎缩的世界：生境丧失的生态学后果》中指出，“生境（habitat）是为动植物提供生长条件的常规自然空间；换句话说，是生物种群的家。……在种群和物种的管理和保育工作中，生境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生境是种群和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物种能够生存和繁殖的环境条件范围”。所以，种群和物种一旦丧失其生境，就难免“走向濒危乃至灭绝”的死境状态。〔2〕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与“生境”相对立的概念是“死境”；第二，“生境”和“死境”这两个概念都是相对“环境”而论的，是对两种不同取向的环境状况所进行定性描述的两个概念：“生境”是指环境本身处于“生”的状态；反之，“死境”则指环境本身处于“死”的状态。 环境的自生境化取向，是说环境的原生状态是生境化的。环境的死境化取向，则表述为环境是逆生态化的。环境的死境化取向不是环境本身所意愿的，它往往是其外在力量对环境的扭曲。

    环境在本原上的生境化取向，源自环境本身，因为环境是由具体的资源、物种生命、人构成的整体存在形式。环境的这一独特构成，使它环境获得了自“生”性、亲生命性和生它性。环境的自“生”性本质、亲生命朝向和生它功能的自发整合，就生成生成环境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自生境能力。这种自生境能力向内凝聚，就形成环境的自组织、自构建、自生变；向外释放，就形成环境的生它功能和环境与他者的共生互生功能。概括地讲，环境是以其共互的关联化方式和亲生命性的柔性方式发挥其自生和生它功能的。比如，一棵树，可以遮一片天空，遮挡酷烈的阳光或风雨；然而，一座树木或一片森林，不仅是其树与树相互关联，而且也与周边山水、江河、农田耕地、人口、牲畜等等关联起来，而影响气候、形成气候、影响周边地区生命的存在和人的生存。而这一切影响，都不是以一种刚性的、直接的、剧烈的方式发生作用的，而是以一种关联的、柔性的、间接的方式发生作用的。自然环境是这样，社会环境亦是如此。比如，在政令畅通的情况下，政策的实施往往是刚性的，但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效应却变成了环境的构成内容，它所发挥出来的边际功能，却是柔性的、间接的，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社会环境的这种关联的和柔性的消极功能的发挥，往往迫使政府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应付，才可改变这种柔性的和关联的环境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环境往往具有独立性，环境功能的发挥，往往是无声息的，但它对社会、对人的影响力却异常强大。 环境发挥自生和生它功能的这一独特的关联性的柔性方式，一旦为我们所发现，我们就根据它的这一独特功能发挥方式将其概括为“环境软实力”。

    2.环境软实力的构成

    所谓“环境软实力”，就是环境的自生境能力，向内，它以自组织的方式发挥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自生功能；向外，它以关联的和柔性方式发挥或积极或消极的生它功能。

    概论之，环境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得以解构或建构的深厚土壤、关联条件、柔性工作平台。比如，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是具体的硬实力。而一国之人口基数的大小，却形成了社会需求取向度、深广度、欲望度等等，并且这种由人口基数所生成的需求取向度、深广度和欲望度，恰恰又与各种社会因素——比如国土面积、生存空间、资源条件、分配方式、社会制度尤其是福利制度——等等发生关联，并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柔性力量，影响着社会变革或发展的方向，更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当然包括影响经济政策、政治创新、国民教育等等。

    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环境软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二： 一是其自然环境软实力，从宏观上讲，它由三大要素构成，即地球环境软实力、生物圈环境软实力、气候环境软实力。地球环境软实力状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A.地球承载力状况；B.大地植被覆盖率；C.地球自净化力程度。地球生物圈环境软实力状况，主要从三个方面得到呈现：第一，地球生物的多样性程度；第二，荒野面积；第三，湿地面积。气候环境软实力状况亦体现三个方面：A.气候变化的周期性状况；B.大气环流波动频率；C.降雨的时令性程度。 二是其社会环境软实力，它主要由五大要素构成：第一，制度环境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劳动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等软实力要素构成。第二，政策环境软实力，一国之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获得多大程度的软实力功能，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它是否国家宪法范围并完全接受国家实体法的规范；二是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连续性程度；三是政策实施所实际体现出来的人道、平等、公正程度。第三，政府环境软实力，它由政府行为和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等因素整合构成的：政府行为表征为政府作为或不作为。政府作为，必然产生硬实力效果，但却不是一定产生其软实力效果。在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并不等于政府事事作为，就是好的；也不等于政府不作为，就是坏的。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能否释放相应的软实力功能，能否释放出多大的软实力功能，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体现多大程度的无私性，因为无私，才诚，才信，才有普遍的人道、平等和公正，而这些，才是政府公信力的来源。换言之，政府软实力就是政府（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公信力。所以，政府在一个缺乏公信力的社会环境里，是很难发挥其最大功能的。第四，公民社会环境软实力。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有无实质上的公民社会，也就形成其公民社会环境软实力的有无与强弱。而公民社会环境软实力功能发挥的基本指标有四：A.社会有个人，具体地讲，就是社会关心个人、社会为个人提供平等生存及其发展的公正平台；B.个人有社会，具体地讲，就是个人关心社会，个人将社会的良序存在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必备环境与舞台；C.小政府大社会，即政府只做社会不能做的事情，凡是社会能做的事情都不能由政府去包办。小政府大社会是最节约社会成本的社会，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政府，所以，在“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的政府，才是最具道德水准、公信力和榜样力量的政府。D.责任社会，即每个公民都能自觉担当起公民的社会责任，因而，责任诉求构成公民社会环境软实力的内在动力。第五，教育环境软实力。这里的教育环境是指国家范围内的家庭教育环境、学校教育环境、社会教育环境、个人教育环境，这四种教育环境形成的整合力量，就是教育环境软实力，它所发挥出来的柔性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谋求生存发展的原动力土壤：教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原动力，而教育环境软实力则构成这个国家生存发展所需的原动力得以生生不息的输送的源泉、母体、土壤。

    将一国之自然环境软实力和社会环境软实力统合起来，使之发挥整体动力功能的却是国家的文化环境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文化环境软实力的生成构建及其功能发挥取向，主要取决于如下七个因素的整合：一是这个国家对自然力、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基本认知和看待，对土地、对地球生存状况的关怀意识和关怀程度；二是对国家制度、对制度框架下的政治理想、政治实践、政治方法的关心程度，辨别、判断能力和认同、支持程度；三是对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的认同、支持及其自觉遵守程度，以及对普适性的法律的敬畏和捍卫程度、对非普适性的法律及其司法的反思能力、变革能力的强弱；四是国家教育对自然、生命和人性的遵从程度，以及社会、公众、公民对国家教育的参与程度，以及对国家教育的引导、矫正力量的强弱。五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普遍性和开放性程度；六是哲学创造的时代性、本土化和世界化；七是传统和民俗的当代释放功能的强弱。

    （三）代际储存

    从资源角度看，环境软实力既是对资源的整合形态，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整体性的资源。环境软实力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资源形态，既是自然资源，也是社会资源，也可能是文化资源。所以，环境软实力的全称应该是“环境资源软实力”。

    资源首先在“能用”和“被用”中体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环境软实力亦是在“能用”和“被用”中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张扬价值的。其次，资源的“能用”与“被用”始终相对生命和人才有实际意义，环境软实力的“能用”和“被用”也是如此。其三，资源源的“能用”和“被用”涉及两个方面，即限度和时空问题，环境软实力也是如此。

    首先，任何形态的资源，一旦纳入“用”的过程，其“能用”和“被用”始终呈现出最终的极限，没有哪种资源具有“用”的无限度性。洛克为近代社会所构建的“资源无限论”，最终不过是一种主观的想象和虚假的预设。它制造出了今天的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灾难。环境软实力亦具有“用”的限度性，因为环境软实力始终是具体的资源要素的整合状态和整体表达。 更重要的是，资源的“用”始终在某种并不能明确的限度范围内才可获得生的功能。这种不能明确的限度范围，就是资源——比如一棵树、一匹马、一条江河水等等——本身的自生境能力，即资源的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能力构成了资源在“用”的过程中的限度标志：当其“用”超过了该一资源的自生境能力，那么该一资源就处于不能再生的自消耗状况，最后变成完全的负熵。反之，资源的“被用”始终在其自生境能力的范围内，那么，该资源就始终处于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状态中，成为最具有再生活力的资源。 资源的自生境能力所形成的对“用”的限度性，从根本上反驳了两种物理观念：一是已形成强大传统的牛顿观念，即物质运动、能量守恒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了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无限论”谬论，并且正是这种“资源无限论”谬论才构成“只发展不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的认知依据。二是现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物质运动始终向不可逆的负熵方向展开，在“用”的状态下，死寂是世界的必然。这种观念同样荒谬，因为它与牛顿观念一样，把自然世界、把资源看成是纯粹“被用”的东西，它没有自生能力。这两种观念都违背了资源、环境本身的自生性存在事实，即无论具体的资源，还是整体的环境，它们都具有自生成、自生长、自繁殖的自生境能力，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外在于它们的力量无限度地“使用”它们时，它们才因丧失自生境功能而趋势死寂或死亡。

    其次，任何资源的自生境能力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展开自生境能力。并且，任何资源从“能用”到“被用”都需要以时空为保障，都须在特定的时空中敞开。由此两个方面的自身规定，使资源从“能用”到“被用”的限度性，并且这种限度性最终要通过时空来标识。比如，人工制作的物件、产品，没有自生功能，它的使用寿命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其制作的精良度；二是取决于其使用频率。如果一个制作精良的电视机，本可以使用十年，但如果开机后不停止地使用，结果因高度磨损而使在一年之内丧失其“用”的功能。由人工制作的、且并不无自生功能的物件、产品是这样，具有自生能力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等，它们“被用”的限度，就是它能否“生”的边界。换言之，资源在“用”的框架下，其自“生”的能力取决于其“被用”的限度性。比如长江和黄河，它作为中国境内两条最大的和具有极强自生能力的大江，今天却呈现出巨大的“生”的危机，却是经历长期的尤其近几十年来对它的过度开发利用而累积形成的。

    由于资源具有“用”的限度性和时空规定性，才使资源储存变得重要、根本和可能。 资源的储存古已有之：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人类先祖们冒着生命危险捕猎谋求生存，当捕猎得来的食物满足了当下生存之后还有剩余，从这时开始，储存意识和观念就萌生了，这就是对剩余食物的保管与看护，以备不时之需。后来，产生了国家，形成了私有制，无论是国家或是家庭，都有了储备观念，形成储备能力，进行粮食、疏菜、依物的储存。后来，有了金融业，发展到以黄金、白银、货币为媒介的储存。于是，储存的重心已不是在有生之年防备明天之需，而跨越生之界限而获得了代际性。使储存有了代内与代际之分。

    客观地讲，无论是代内储存还是代际储存，都不是一种新观念，新作法，而是伴随着人类从动物向人迈进的人质意识的觉悟和提升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盛行的老观念、老做法。比如，“养儿防老”，这是代内储存；而建功立业，封妻萌子，造福子孙，这就是代际储存。所以，无论是代内储存或是代际储存，作为一种老观念、老做法，都是从家庭和国家两个层面本能地生成，本能地运用，并且这种储存观念、储存方式和方法又伴随着文明的上升、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而不断地发展。这种本能的运用与发展储存的观念和方法，一旦伴随着人类进入当代进程中，它就作为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成为实践理性的研究对象，由此形成明确的“代内储存”和“代际储存”概念。并且，在这种理性呈现的过程中，“代际储存”问题将引发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的欲望无限度的膨胀，而满足其欲望的各种资源却不断丧失其自生境能力而日现枯竭，生存的不安全意识普遍化，一方面形成了代内储存意识、观念和实践的升级；另一个方面其代际储存的危机意识更是迅速滋生，由此使“代际储存”问题不断社会化。

    如前所述，“代际储存”是老观念、老方法，它伴随着代内储存一路走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代际储存也如同代内储存一样，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执政者的意识里，仍然是以物质、财富、资本、金钱为储存的基本内容。自然资源、物质财富之外的社会资源以及整合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环境资源，却并没有进入人们的储存意识而构成代内和代际储存的基本内容。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于提出“生态学”（Oecologie）这一概念，是从economy这个古老的词中发现Oikos这一希腊文词根而得来，具体地讲，Oecologie概念是从Oikos这个词派生出来的。Oikos一词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与管理。因为在近代政治经济学思想没有产生之前，人们习惯于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事务看成是管家预算和食物贮藏室的扩大。赫克尔使用Oecologie这个词时，亦是沿袭这一思路而赋予它相类似的含义：地球上活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族或亲密的家庭；地球有机物就生存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同时也在互相帮助。赫克尔所提出的“生态学”观念里面，实际上包含了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代际储存意识，但很可惜，20世纪六十年代所形成并迅速发展扩张的生态学，却并没有很好地挖掘这蕴含其中的代际储存思想。直到今天，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普遍出现生境危机的状况下，环境资源的代际储存问题才被突显出来而引发理性认知上的关注和学理上的探讨。

    概括地讲，代际储存问题既涉及代内储存问题，更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复杂，而且相互交叉、相互生成。首先看前者，代内资源储存，主要是物质层面的，它所要解决的是当代人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问题；与此不同，代际资源储存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比如资本、金钱、产品资源等等，也包括文化、教育、思想、艺术、制度等方面的资源储存，更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方面的储存。仅从后者看，可进行代际储存的众多资源内容，可以归纳概括为如下类型体系：

    二、环境资源代际储存：一种基础战略

    任何一个家庭，当然包括任何一个国家，都必考虑资源储存问题。资源储存之于任何家庭、任何机构以及任何国家言，都必同时展开为两个维度，即资源的代内储存和资源的代际储存。比如，在人口少、物质需求相对有限的农牧时代，以及工业文明前期，人们更多地关注资源代内储存，因为当时代的资源使用和消耗并不呈现枯竭状况的生存境遇中，它对后代生存并不造成影响意识。而在全面甚至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及其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挺进的进程中，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物质欲求被全面激活、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越来越普遍，在这种生存境遇中，资源的代际储存问题比代内储存更严重，因为它从根本上涉及到未来生存的基本条件能否有保障，更涉及到民族国家能否具备“安全生存和永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资源的代际储存问题，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国策问题。

    在资源代际储存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却是环境资源的代际储存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是资源的母体、土壤和整体条件。从根本上讲，资源再生能力的有无与强弱，取决于作为整体的环境资源的自生能力和生它能力的强弱。比如，生物的多样性状况，并不取决于生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作为整体的生物圈状况；而作为整体的生物圈状况，却又取决于气候环境状况和整个地球承载力以及地球表面的自净化力状况。社会亦是如此，比如政府的公信力如何，当然需要政府的实际作为，但是，政府作为的有无与大小、以及政府作为能否产生相应的良好效应，均需要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资源力量的滋养、引导和激励。比如，更为人性化的、体现平等、公正、人道价值诉求的良好制度环境资源以及公民社会环境资源等等，才是政府作为创造公信力的土壤、平台、源泉。

    客观地讲，当我们将环境资源纳入代际储存范围来予以重心考量的对象时，则会发现，在社会环境资源、文化环境资源、自然环境资源这三大类中，最需要进行代际储存的却是自然环境资源。

    首先，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构成一切的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从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3〕自然环境资源既是所有资源储存的基础内容，也是所有自然资源储存的基础内容，更是所有资源代际储存的基础内容。因为，第一，人来源于自然，最终需以自然环境为存在的土壤、生存的前提，所以，自然环境构成了人的存在和生存的基础。第二，人类社会的建立，是以自然社会为土壤、为条件的，所以，自然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产生与继续存在的基础。第三，人类存在和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甚至是文化思想资源，都源于自然，哪怕是科学、技术、思想、方法、艺术等等智慧，都蕴含在自然世界、自然事物、自然环境之中，人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因为从最终意义上讲，人类并没有创造什么，人类也创造不出什么，人类所说的“创造”，不过是他们发现了自然世界、自然世界、自然环境本身的律令、法则、原理、规律及其所蕴含的深刻智慧，然后将这些发现予以有序的展示和目的性、个性化的运用而已。

    其次，进行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这是从根本上消除当前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发展的基本国策和基础战略。客观地看，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是气候失律、污染社会化、地球承载力弱化、自然的自净化功能衰竭，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到存在的安全和生存的可持续。更具体地讲，如上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不仅直接制约着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安全。试想，要应付连续不断的灾害与疫病，其行为本身就是在源源不断地耗去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大量剩余财富，比如要彻底治理正在嗜掠的雾霾，将要耗费多少社会财富，有谁能计算出来？更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灾害和疫病一旦得不根治，其层层积累所形成的巨大破坏性能量，有可能带来各种巨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并制造出各种意想不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亡、不少朝代的更替，都源发于此。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必须恢复失律、降低污染，恢复地球承载力和自然的自净化功能。要做到这些，改变自然环境资源状况，使其重获自生和生它的生境功能，这既是基础，更是前提。

    三、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必予实施的宏观思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4〕最终必须落实在自然环境资源的现代代际储存上。实施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是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永续存在、永续生存和永续发展。

    生存与发展，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无限度地谋求发展，必然会损害生存；追求可持续生存，就必须要限制发展，实现有限度地发展。因而，为了民族国家的永续存在、永续生存和永续发展之根本目的，实施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必然构成当前指向未来的基本国策。而实施这一国策的首要前提，必须放弃片面发展观，重建“生存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无可否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起步阶段，强调发展就是一切，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来冲突惰性的生存观和一切向后看的认知模式，是必要的，并且在特定的境遇下也是必须的。但当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使地球存在、自然生存滑向死境方向、并在事实上影响到人类的存在，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迅速丧失（比如肆虐的雾霾，就是使我们丧失呼吸清洁空气这一最低生存条件）的状况下，就必须调整这种发展观，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既是一种欲望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无限度论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无限度地激活和放大人的物质主义欲望、消费主义欲望和享乐主义欲望，使政治、经济脱离善业的轨道，无视自然法则、无视生命原理，更无视限度存在和限度生存的生境逻辑，强调人定胜天，强调经济可以解决一切存在问题和生存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观一旦被推向绝对，必然铸就一种“先发展后治理”或“只发展不治理”的环境观。今天的污染问题、雾霾问题、酸雨问题，以及诸多积压的城市难题和农村困境，都源于这种“先发展后治理”或“只发展不治理”的环境观。与此相反，“生存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是一种限度发展观，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种以可持续生存为引导和规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就是十八报告中所讲的“永续发展”的发展，这种“永续发展”的发展观将环境的生境维护和环境的自生境能力的保持作为衡量发展的根本指标，将自然、地球生物圈、人、社会四者“共生互生”的可持续生存作为发展的真正目的。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6〕自然的规律，就是其个体与整体、物种与物种、生命与生命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就是个体与整体、物种与物种、生命与生命，当然也包括人与自然、地球与社会之间的限度生存。从根本上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则违背了这一自然规律，所以它为人类自己带来了数不清的环境灾难和生存危机，这正如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提出的警告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与此相反，“生存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却是遵循了如上自然规律的发展观。所以，要化解当代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必须进行环境资源的代际储存；要卓有成效地展开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确立“生存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是其认知前提。

    其次，展开环境资源代际储存，必将“生存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落实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探索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社会方式，可从不同领域和方面展开，择其主要者有四：

    第一，应从整体上调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一方面，调整经济建设带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操作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方向，带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以及其它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应以全面恢复地球承载力和恢复地球自净化功能为核心任务。为此而必须坚决打击、控制和消解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实施全面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制定严格的时间表，淘汰、关闭所有高污染、高碳排放、高耗能的产业和企业。

    第二，探索社会整体动员的低碳化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可具体落实到诸如为降低城市污染而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体系，鼓励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缩短北方的供暖时间，限制甚至取消一次性使用的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以法律制度的方式简化产品包………等等社会措施，既可在全社会范围内杜绝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可全面降低碳排放。因为，今天的高污染、高碳排放和高耗能，一方面由低技术造成，另一方面是高浪费造成。

    第三，采取政策、法律、舆论、道德、经济以及制度完善与构建等综合方式，全面倡导、鼓励、引导、奖励厉行节约，构建简朴的生活方式。

    第四，放缓农村城市化速度，一则让城市有时间进行自我消化；二则可以此重新设计和建设农村，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拥挤不堪与农村空巢化所带来的诸多层层积压和重叠的社会问题。 放缓农村城市化的速度，亦可采取许多的积极措施。比如，暂缓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中止大中城市的规模发展，促进大中城市全面转向自身功能建设，提升城市水平和城市的市场、科技、文化、教育引导功能，全面提升大中城市向周边区域和农村的服务功能、导向功能，提供大中城市的信息、资源、方法的收集、整理、提炼和辐射能力。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城镇。发展城镇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严格的规范限度原则，即应该以法律的硬规定和宏观规范城镇的规模发展限度；二是高水平的功能发展原则。根据后一个原则，发展城镇，其重心有五：一是充分发展城镇的带动功能和中心功能，发展城镇的根本目的是带动农村的发展，并成为农村发展的区域性中心网点。二是带动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应以农林副牧渔业和对农林副牧渔业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包括初加工和深加工）为主要方式，以此吸引外出打工的城市农民工返村，让农民在自己的家乡亦工亦农，而且有更高的收入，以解决农民大量涌进城市所带来的无穷的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三是将城镇建设成为农村和城市的中转站和传送带，一方面将城市的新信息、新科技、新知识、新方法及时的引进农村；另一方面，将农村的产品、信息、需要以及新成果迅速地传送到城市。四是加强城镇的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建设，建立以城镇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教育、信息、科技网络，使城镇有最好的学校，实现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公平，使城镇有最先进的医院，做到村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镇，重病不出县城。 五是在发展农村以农林牧副渔等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农村工业的同时，有限度地压缩地膜高温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原始农业，这是保持水土、净化空气、降低污染、实现低碳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土地耕作有机化的根本方式，更是有效实施自然环境资源代际储存的广泛社会方法。

    〔参考文献〕

    〔1〕〔2〕〔美〕爱德华·威尔逊.生命的未来〔M〕.陈家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2，4-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

    〔4〕十大八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