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阎钢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应该看成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命进程中根据时代要求提炼出来的理性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83-05
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命脉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彰显与弘扬。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民族的基因”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一是国家层面,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面,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个人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其实质讲的是三种不同的价值理想建构。这正如习近平所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从国家层面,主要说明我们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价值形态;从社会层面,具体阐述我们的社会应该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状况;从个人层面,详细规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境界。这三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根基;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保障;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条件。
在此,如果没有国家价值形态的良性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具有其良性的价值状况,这是由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民族矛盾仍然存在的今天,国家必定是作为公民社会实存的价值基础,没有国家的政治力量支撑,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家的形态就不能够体现出它良好的价值性。其间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努力,没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即不利于国家、社会价值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个人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三者是纵横相连,犹如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就此而论,从文化传承和思想根源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实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在我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气呵成,相互贯通,互为关联,整体意境上已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就是选有德性、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当国家大事,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社会境况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记·礼运》)孔子把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着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建构“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恕”,即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强奸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的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从社会分工的层面,把每一个人应该重于什么样的个体修为,具有什么样的个体品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以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行为规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为政者的个人修为,特别突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生境界和民本情怀。这就是志在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无不感叹地说道:“何事于仁!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孟子进而解释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正如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此外个人品行修炼还应注重“礼义廉耻”,习近平说的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4〕为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的提炼,无不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5〕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源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应该看成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化,并不是指一时间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生活现象,而必须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社会生活绵延过程的历史积累。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6〕这正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过程,那就是生命一样,文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钱穆先生为此说的明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7〕概括起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的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形成、发展和聚积起来的精神生命实体,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命进程中根据时代要求提炼出来的理性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大系中的一个环节。自然是不可与中华优秀文化相割离的,它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文化广博的内容来看,其精髓主要体现为:一是“仁”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恕”的实践价值精神;三是“德”的人格价值追求。其三者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乃至于个人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品质和精神支撑性。
基于国家层面,“仁”是支撑国之为国的根本。“仁”的核心价值就讲一个词:“爱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在此,“仁者爱人”的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良好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因此,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良好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而对“仁”的实践却在“义”的坚守上,为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即适合于仁的精神,正所谓“义者宜也”。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朱子语类·卷27》)这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仁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仁”的精神,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应该说,这对我们今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性意义。
基于社会层面,“恕”是社会和谐的依据,是“仁”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恕”就是宽容,宽容就是心胸开阔,宽厚待人,就是“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视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霖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宽容要求性格豁达,胸怀坦荡,心地磊落。不过分看重一己之私利,一时之得失;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当他人取得成就时,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因此,宽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善品质的表现。只有懂得仁爱的人才懂得宽容;只有深知道义、明白礼节的人才具有“恕”的品质。子贡曾请教孔子,说:做人“贪而无陷,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此做人,可是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而乐于自觉加强仁德的修养,虽富足却谦虚礼让,不以富压人。”(参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学的恕,儒学的宽容。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曾国藩曾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曾国藩全集·家书二》)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坚持至仁至善思想在人生情感认识论上的具体体现。善莫大于恕,就是说,一个人品性中最完美、最善良的本性都不可超越宽恕这一至高的德性。德莫凶于妒,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性中最丑恶、最凶狠的本性都不如嫉妒情感显示得那样恶劣。在今天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发生争论,只要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一点、相互包容一些,努力做到:“贫而无怨”、“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社会自然就会呈现“自由、平等、公正”的状态,“法治”也就融含其间了。
基于个人层面,“德”是个人品质的核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具有广泛的涵义,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纳入“德”的范畴,不仅如此,“德”更是一种为人的崇高境界。因此,我国历来志士仁人都十分强调做人“怀德”。孔子说的非常明白:“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君子”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指君主、君王,也就是国家的首领;从法律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表示遵守法律,忠实于统治阶级意志的人;从伦理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品性优秀,具有崇高人生境界的人;此外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君子还可以解释为胸怀大志,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 “小人”一词,与“君子”一词相反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与君主、君王相反对,小人可指一般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与守法的人相反对,小人可看作顾利枉法的人;与有德性的人相反对,小人是道德品性差、人生境界不高的人;与志向高远的人相反对,小人是指胸无大志,抱负肤浅的人。 君子怀德,就是强调:一个胸怀大志,品质优秀的人,应该是时时不忘道德规范,处处以道德规范来要求和制约自己,须臾不可轻视自己的言行,遵循法律制度,依法办事。小人怀土,就是说一个心胸狭窄、品性不高、胸无大志的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自己的利益,关心恩惠,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不遵守法律规范。为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认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即君子通达于仁义之行,小人则精通于财利之道。 今天看来,君子怀德既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生境界,又是其推崇的做人原则,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人生的实践证明,一个人一旦疏远了、淡忘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一旦亲近了、接受了物质利益的引诱,这个人便会走向道德人格的堕落。中外古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所以,“君子先慎乎德。”(《大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说:“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8〕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人们的生活相割离,只有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文化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价值性。这便决定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所融含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不仅具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变迁不断地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根源上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而且在现实中要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风范,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必须对如何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要看到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此,我们首先应该进行两个分清与三个剥离。两个分清: 一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绵延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关系。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仅此一点,中华文化在其承载的内容上是厚重性和历史性的,在中华民族生存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断裂的。文化的现实创造性,只是中华文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这个环节无论怎样创新,也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历史延续或者替代文化的历史厚重性。 二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我们说文化离不开人们的生活,生活是文化的源泉,一种生活的历史绵延性决定着特定文化的形成及其基本形态,而生活的主体是人,是既定的某种人群。因此,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是中华民族自身,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具有深刻的大众基础。但是,文化是需要提炼的,自发的生活是不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神的,因此文化必须进行创造,也就是进行生活精神的提炼与张扬。在此来看中华文化,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又是知识精英的。前者是根基,是载体;后者是繁叶,是精髓。 再看三个剥离:即把根植于中华民族中优秀的大众的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中王权的专制的文化形态剥离开来;把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与封建专制中的统治者剥离开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与文化的使用者、占有者剥离开来。 通过两个分清、三个剥离,就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文化,哪些是文化的糟粕。在此,文化的摒弃,不是因为文化曾经被谁使用和占有过,而是摒弃掉文化使用的为己性和占有的个体性。说的明白点,就是要摒弃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为其统治服务的为己性,以及农业文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旧的生活习俗与行为习惯。
为此,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是福祉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事业,这在本质上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通的。
所以,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它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要紧的是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修养做起。 一是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民族、报效祖国的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范畴; 二是把“笃志而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范畴; 三是把“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范畴; 四是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关爱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 只要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修身本位,认真落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真正地在现实生活中,既坚持了良好的品行修为,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习近平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根据这个表述,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华夏大地上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棵大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环境中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它融含有时代的创新精神,它是为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它既不是复古,又不是崇洋。
〔参考文献〕
〔1〕〔8〕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2〕〔3〕〔4〕〔5〕〔9〕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6〕〔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商务印书馆,2001.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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