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领导干部的文化自觉 推进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
冯培
摘 要：高校领导干部自身的文化境界与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大学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导向。高校领导干部要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推进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现实中应特别注重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高校领导者;文化自觉;文化传承
大学文化，作为一所大学的全体师生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理念、行为规范、管理方式的总和，是体现着一所大学独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无形资产，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基础环境，更是潜移默化之中传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它和其他组织文化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本身处于文化的中心而基于其特有的教育性、传承性和扩展性所形成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人们对于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没有文化自觉，自然无法实现文化传承;缺乏文化传承，自然也谈不上文化自觉。
作为大学主流文化倡导者、谋划者和推动者的高校领导干部本身的文化自觉，是一个既关乎大学的文化自觉走向、更关乎大学的文化发展传承的关键。毋庸赘言的是，高校领导干部自身的文化境界与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大学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导向。其中，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选择是文化自觉的直观反映，而文化认同则是文化自觉的客观形态。所以，笔者认为：高校领导干部要能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推进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现实中应特别注重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
回溯近代中国教育的大学文化史，不能不提到那些引领了所处时代和大学文化的大学领导者们。一定意义上，一个好的大学领导集体，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所创设和引领的文化品质，就是一所好的大学。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管理团队本身，作为大学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所倡导的大学文化走向和所创设的文化氛围，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所大学的精神风骨和个性品格，并给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师生以一生的精神砥砺。无论是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是为百年清华留下“大师论” “通才教育说”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具有博大人文情怀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倡导“献身社会、献身人民、献身事业”的“厚生精神”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这些大学文化的创设者，用自己高远的思想境界、良好的道德人格、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光为大学文化的历史，也同样为大学文化自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卓尔不群的文化形象。众多师生正是在他们的文化影响和价值引领下，选择了爱国报国的人生之路。
应当看到：与这些教育大师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在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急剧而快速的动荡与变革中，随着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显著变迁，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显著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社会特征的显著改变，功利主义对思想境界高远的深刻影响，个人主义对道德人格完善的强烈诱惑，实用主义对深厚文化底蕴的碎片解构，客观上都成为社会文化中一种耳濡目染的现实威胁。高校绝非世外桃源，高校领导干部也不可能天生免疫。“以我为本”的权力观、“以势为是”的人际观、“以名为绩”的价值观等，都在潜移默化中浸染着我们每一个领导者的思想堤岸，进而困扰着我们文化自知的正确形成。
因此，高校领导者能否像那些我们敬仰的教育大师一样，继续传承高远的思想境界、良好的道德人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构成了文化自知的逻辑起点，其行为本身也就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领导者并不会因为身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制度文化的设计者、环境文化的引领者和产品文化的谋划者，会天然拥有文化自知的品性与襟怀。恰恰相反，当权力在手中运行的时候，人往往因为缺乏清醒洞明的理性约束而失去文化自知，放任天马行空的膨胀心态而泯灭文化自知。现实中看似荒诞的知行背离，常常是对文化自知逻辑起点的淡漠与疏离而导致行为错位。所以，作为高校领导者，必须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多一些对文化传统的尊崇和研习，少一些贡高我慢的随意与妄言;多一些对文化自知的警醒和反思，少一些浅尝辄止的浮躁与轻狂。以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事业的热忱之心、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以前辈大师为榜样，修身立德，用自身的良好人格和行为操守，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
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
对一个学生来说，他选择了一所大学，其实就选择了一种文化;对一个教师来说，他乐业于一所大学，其实就是认同了一种文化。如上所述，宏观上，大学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形象名片和学校自身的社会代码;微观上，大学文化就是为师生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同身受、润物无声的环境熏陶。纵观中外大学历史，真正对大学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延伸具有拓展和传承作用的，并非它的大楼与规模，而是蕴含在校园草木间的故事文本和环境景观。它既可以是正经八百的校史，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传说;既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栋老屋，甚至一棵古树。但凡著名的大学，总有各种回肠荡气的故事文本流传下来。
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各种以偏赅全的“大学排行榜”诱惑下，在各种急功近利的任期政绩驱动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及其大学文化，从定位选择到规划选择，从外部环境景观到内部评价标准，都越来越失去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同质化的刻板模仿。尤其是随着新的大学校区建设不断以“高、大、全”的面貌呈现给世人，那些具有特定时代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正渐渐地受到潜移默化的肢解。现实发展中，人们往往对漂亮外形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而对丰富内涵的延展越来越忽视;对程式化的标准越来越看重，而对独特性的品格越来越丢弃;对社会的感性介入越来越多，而对时代的理性观察越来越少;对师生外在行为的评价越来越精细，而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关照却越来越模糊。毫无疑问，由此导向的文化选择，不仅会造成对大学文化传承的隔膜，甚至断代，而且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背离与扭曲。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不同，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迥异，并不仅是学科门类的简单分殊，而在于自身特有文化选择的独树一帜。
所以，高校领导者要真正推进大学文化福荫师生、辐射社会的传承使命，就必须登高望远，在关注学校各种硬件指标建设的同时，以更符合学校文化传统的愿景，以更吻合自身发展沿革的路径，以更切合师生员工需求的氛围，精心并静心地努力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因为高校领导集体基于登高望远所作出的文化选择，不但决定着高校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态势，而且影响着与之相关的制度设计、体系结构和环境营造，更引领师生员工的情感需求、心理诉求和价值追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提出了“以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为统领，以外国语言文学和旅游管理学科为优势，建设国际化、有特色、高满意度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文化选择。这一选择，既传承了学校几十年发展实际的文化渊源，也适应了首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文化要求。它将清晰明确的国际化办学定位、走特色发展的内涵要求和高满意度的价值追求传递给师生员工后，赢得了全校上下高度的认同，也勾画出学校“十二五”发展的基本轮廓。
在今天浮躁的社会与信息的超载交攻之下，只有强化科学意识以作出正确的筛选和判断;强化民主意识以集中民智并珍惜民力;强化规则意识以用法治弱化人治;强化纠错意识以不断自我更新，一所高校所作出的文化选择，才能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长足绩效。
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高校领导者的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选择是文化自觉的直观反映，那么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佳客观形态，就是高校师生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因为这种文化认同感，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上说，会导致组织成员中相互信任感的提升，会加强个体对组织的承诺。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信念、价值观、愿景、意义等目标倾向，必然借助于成员认同感的力量，内化为个体校正自己的态度，并使其信念和行为与组织的规范保持一致的自觉。
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大学文化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会影响个体在学校环境中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传递。在认同感的长期作用下，师生员工会逐渐形成既不是由正式角色所强调，又不是为规制契约所限定，而是由一系列非正式的个人自愿贡献行为所体现的“组织公民行为”。每个个体可以在不计组织回馈的前提下，成为学校运行的自觉维护者、学校发展的稳定建设者、学校系统的友好合作者和学校氛围的积极营造者。这不但使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也使每个人在与学校的发展中共同实现价值成长。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价值引领，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然而也必须看到，在今天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新媒介的强力作用下，传统社会的集权化形态与科层制架构，已为现今社会的扁平化形态和矩阵型架构所冲击。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今天社会心理趋向的偏移量、群体分众特征的显著度、个体意见表达的个性化都已是不争的现实。因此，当今天的师生凭借多样化、多元化、平权化，追求创新性、自主性的思想文化传播载体，呈现分众化、同质化、个性化的传播媒介受众特征，追求真实性、实用性、新颖性的信息传播内容的时候，当大学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所提供的道德榜样，遭遇大众文化的娱乐取向所推崇的明星偶像即时挑战的时候，真正构建起一种塑制化人、凝心聚力的文化认同，绝非易事。倘若无法形成师生的文化认同，再高的目标也只能存留于纸面上而无法融入师生的意识中，再好的愿景也只会悬浮于说法中而无法转化在师生的行动上。
故而，高校领导者要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就必须直面今天拥有信息来源的广博性、认知判断的独立性、情感需求的差异性、接收渠道的选择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广大师生;直面师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受众信息接收走向;直面师生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从注重听取向强调参与的方向集聚的受众社会心理趋势;直面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凸显人际交互功能的各种社会新媒体。显而易见，对今天往往以自己主观感受和直接体验的情感好恶，来决定信息选择心理的师生来说，大学文化价值引领的过程，不仅是个体认知参与的过程，更是群体情感介入的过程;虽然核心是价值认同的过程，但首先应该是情感认同的过程。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个体情感的好恶亲疏直接影响着每个人认知的接受、回避与排斥的幅度，也决定着文化认同形成的难易度和稳定性。
网络新媒体平权化语境下迅捷、快速的平等交流，已成为今天大众扩展到虚拟交往以外的现实交往中的思维习惯;“后喻文化”时代“朋辈文化”的普遍流行，更使得今天的师生格外看重真实与尊重。秉承平等、包容、开放宗旨的思想交流、分享，成为受众选择性接受、持续性倾听、认同性理解、赞同性接纳各种信息的基本前提。双向交流而不是一厢情愿，平等探讨而不是一言九鼎，百家讲坛而不是一家之言，是今天受众对交流与沟通的基本期待。因此，文化是形态，对文化的阐释和传播是氛围。文化的威力并不在于形态的高深和阐释的威严，而在于能否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诠释，平等地“化”为大众感同身受的自己的语言和心态，真实地“化”为大众耳濡目染的身边的样板和范式。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学校大学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中，首先从大学一年级新生入校做起，从每一个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与新生班级的心灵互动开始。采取“我和学校领导有个约会”的主题班会形式，每位校领导深入到2个～ 3个新生班级中，以班级成员的身份和话语，与学生共同分享新生活的开始，共同探讨新阶段的转换，共同思考新挑战的应对。既拉近了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也将学校创建师生高满意度的校园文化落到了实处，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
另外，无论在学校年度奖学金表彰、毕业典礼上，还是在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中，但凡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景中，我们都将情感认同作为扩展和传播文化认同的切入点，把价值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的着眼点，用发展的力量凝聚人心，以心灵的感染传播理念。从而为学校“十二五”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师生心态和精神风貌。
尤其是2014年学校5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设计中，从年初向老同志颁发的“二外建校者终身服务奖章”，到以口述史为体裁的《50人50年的二外记忆》，无论是名扬京城、用8种语言传译的驻华使节文化交流活动—“语言的力量”，还是历时十一届的中国旅游高端峰会“北京对话”，“融中外，兼知行”的学风香飘四溢，“和易以思，人文化成”的教风浸润校园。师生们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收获了教育前沿的新理念，校友们则在以“回家”为主旨的校庆相逢中，在“怀旧课堂” “怀旧宿舍”里重温了久别的老时光……
文化虽然是无形的，但如果每个高校领导干部都能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都能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都能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那么由此形成的文化自觉，才担当得起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也才能真正使无形文化“胜于无形”。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卜 珺]
摘 要：高校领导干部自身的文化境界与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大学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导向。高校领导干部要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推进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现实中应特别注重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高校领导者;文化自觉;文化传承
大学文化，作为一所大学的全体师生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理念、行为规范、管理方式的总和，是体现着一所大学独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无形资产，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基础环境，更是潜移默化之中传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它和其他组织文化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本身处于文化的中心而基于其特有的教育性、传承性和扩展性所形成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人们对于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没有文化自觉，自然无法实现文化传承;缺乏文化传承，自然也谈不上文化自觉。
作为大学主流文化倡导者、谋划者和推动者的高校领导干部本身的文化自觉，是一个既关乎大学的文化自觉走向、更关乎大学的文化发展传承的关键。毋庸赘言的是，高校领导干部自身的文化境界与文化取向，直接影响着大学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导向。其中，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选择是文化自觉的直观反映，而文化认同则是文化自觉的客观形态。所以，笔者认为：高校领导干部要能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推进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现实中应特别注重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
回溯近代中国教育的大学文化史，不能不提到那些引领了所处时代和大学文化的大学领导者们。一定意义上，一个好的大学领导集体，用自身的文化自觉所创设和引领的文化品质，就是一所好的大学。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管理团队本身，作为大学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所倡导的大学文化走向和所创设的文化氛围，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所大学的精神风骨和个性品格，并给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师生以一生的精神砥砺。无论是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是为百年清华留下“大师论” “通才教育说”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具有博大人文情怀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倡导“献身社会、献身人民、献身事业”的“厚生精神”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这些大学文化的创设者，用自己高远的思想境界、良好的道德人格、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光为大学文化的历史，也同样为大学文化自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卓尔不群的文化形象。众多师生正是在他们的文化影响和价值引领下，选择了爱国报国的人生之路。
应当看到：与这些教育大师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在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急剧而快速的动荡与变革中，随着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显著变迁，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显著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社会特征的显著改变，功利主义对思想境界高远的深刻影响，个人主义对道德人格完善的强烈诱惑，实用主义对深厚文化底蕴的碎片解构，客观上都成为社会文化中一种耳濡目染的现实威胁。高校绝非世外桃源，高校领导干部也不可能天生免疫。“以我为本”的权力观、“以势为是”的人际观、“以名为绩”的价值观等，都在潜移默化中浸染着我们每一个领导者的思想堤岸，进而困扰着我们文化自知的正确形成。
因此，高校领导者能否像那些我们敬仰的教育大师一样，继续传承高远的思想境界、良好的道德人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构成了文化自知的逻辑起点，其行为本身也就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领导者并不会因为身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制度文化的设计者、环境文化的引领者和产品文化的谋划者，会天然拥有文化自知的品性与襟怀。恰恰相反，当权力在手中运行的时候，人往往因为缺乏清醒洞明的理性约束而失去文化自知，放任天马行空的膨胀心态而泯灭文化自知。现实中看似荒诞的知行背离，常常是对文化自知逻辑起点的淡漠与疏离而导致行为错位。所以，作为高校领导者，必须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多一些对文化传统的尊崇和研习，少一些贡高我慢的随意与妄言;多一些对文化自知的警醒和反思，少一些浅尝辄止的浮躁与轻狂。以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事业的热忱之心、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以前辈大师为榜样，修身立德，用自身的良好人格和行为操守，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
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
对一个学生来说，他选择了一所大学，其实就选择了一种文化;对一个教师来说，他乐业于一所大学，其实就是认同了一种文化。如上所述，宏观上，大学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形象名片和学校自身的社会代码;微观上，大学文化就是为师生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同身受、润物无声的环境熏陶。纵观中外大学历史，真正对大学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延伸具有拓展和传承作用的，并非它的大楼与规模，而是蕴含在校园草木间的故事文本和环境景观。它既可以是正经八百的校史，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传说;既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栋老屋，甚至一棵古树。但凡著名的大学，总有各种回肠荡气的故事文本流传下来。
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各种以偏赅全的“大学排行榜”诱惑下，在各种急功近利的任期政绩驱动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及其大学文化，从定位选择到规划选择，从外部环境景观到内部评价标准，都越来越失去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同质化的刻板模仿。尤其是随着新的大学校区建设不断以“高、大、全”的面貌呈现给世人，那些具有特定时代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正渐渐地受到潜移默化的肢解。现实发展中，人们往往对漂亮外形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而对丰富内涵的延展越来越忽视;对程式化的标准越来越看重，而对独特性的品格越来越丢弃;对社会的感性介入越来越多，而对时代的理性观察越来越少;对师生外在行为的评价越来越精细，而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关照却越来越模糊。毫无疑问，由此导向的文化选择，不仅会造成对大学文化传承的隔膜，甚至断代，而且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背离与扭曲。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不同，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迥异，并不仅是学科门类的简单分殊，而在于自身特有文化选择的独树一帜。
所以，高校领导者要真正推进大学文化福荫师生、辐射社会的传承使命，就必须登高望远，在关注学校各种硬件指标建设的同时，以更符合学校文化传统的愿景，以更吻合自身发展沿革的路径，以更切合师生员工需求的氛围，精心并静心地努力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因为高校领导集体基于登高望远所作出的文化选择，不但决定着高校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态势，而且影响着与之相关的制度设计、体系结构和环境营造，更引领师生员工的情感需求、心理诉求和价值追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提出了“以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为统领，以外国语言文学和旅游管理学科为优势，建设国际化、有特色、高满意度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文化选择。这一选择，既传承了学校几十年发展实际的文化渊源，也适应了首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文化要求。它将清晰明确的国际化办学定位、走特色发展的内涵要求和高满意度的价值追求传递给师生员工后，赢得了全校上下高度的认同，也勾画出学校“十二五”发展的基本轮廓。
在今天浮躁的社会与信息的超载交攻之下，只有强化科学意识以作出正确的筛选和判断;强化民主意识以集中民智并珍惜民力;强化规则意识以用法治弱化人治;强化纠错意识以不断自我更新，一所高校所作出的文化选择，才能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长足绩效。
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高校领导者的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选择是文化自觉的直观反映，那么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佳客观形态，就是高校师生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因为这种文化认同感，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上说，会导致组织成员中相互信任感的提升，会加强个体对组织的承诺。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信念、价值观、愿景、意义等目标倾向，必然借助于成员认同感的力量，内化为个体校正自己的态度，并使其信念和行为与组织的规范保持一致的自觉。
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大学文化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会影响个体在学校环境中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传递。在认同感的长期作用下，师生员工会逐渐形成既不是由正式角色所强调，又不是为规制契约所限定，而是由一系列非正式的个人自愿贡献行为所体现的“组织公民行为”。每个个体可以在不计组织回馈的前提下，成为学校运行的自觉维护者、学校发展的稳定建设者、学校系统的友好合作者和学校氛围的积极营造者。这不但使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也使每个人在与学校的发展中共同实现价值成长。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价值引领，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然而也必须看到，在今天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新媒介的强力作用下，传统社会的集权化形态与科层制架构，已为现今社会的扁平化形态和矩阵型架构所冲击。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今天社会心理趋向的偏移量、群体分众特征的显著度、个体意见表达的个性化都已是不争的现实。因此，当今天的师生凭借多样化、多元化、平权化，追求创新性、自主性的思想文化传播载体，呈现分众化、同质化、个性化的传播媒介受众特征，追求真实性、实用性、新颖性的信息传播内容的时候，当大学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所提供的道德榜样，遭遇大众文化的娱乐取向所推崇的明星偶像即时挑战的时候，真正构建起一种塑制化人、凝心聚力的文化认同，绝非易事。倘若无法形成师生的文化认同，再高的目标也只能存留于纸面上而无法融入师生的意识中，再好的愿景也只会悬浮于说法中而无法转化在师生的行动上。
故而，高校领导者要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就必须直面今天拥有信息来源的广博性、认知判断的独立性、情感需求的差异性、接收渠道的选择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广大师生;直面师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受众信息接收走向;直面师生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从注重听取向强调参与的方向集聚的受众社会心理趋势;直面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凸显人际交互功能的各种社会新媒体。显而易见，对今天往往以自己主观感受和直接体验的情感好恶，来决定信息选择心理的师生来说，大学文化价值引领的过程，不仅是个体认知参与的过程，更是群体情感介入的过程;虽然核心是价值认同的过程，但首先应该是情感认同的过程。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个体情感的好恶亲疏直接影响着每个人认知的接受、回避与排斥的幅度，也决定着文化认同形成的难易度和稳定性。
网络新媒体平权化语境下迅捷、快速的平等交流，已成为今天大众扩展到虚拟交往以外的现实交往中的思维习惯;“后喻文化”时代“朋辈文化”的普遍流行，更使得今天的师生格外看重真实与尊重。秉承平等、包容、开放宗旨的思想交流、分享，成为受众选择性接受、持续性倾听、认同性理解、赞同性接纳各种信息的基本前提。双向交流而不是一厢情愿，平等探讨而不是一言九鼎，百家讲坛而不是一家之言，是今天受众对交流与沟通的基本期待。因此，文化是形态，对文化的阐释和传播是氛围。文化的威力并不在于形态的高深和阐释的威严，而在于能否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诠释，平等地“化”为大众感同身受的自己的语言和心态，真实地“化”为大众耳濡目染的身边的样板和范式。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学校大学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中，首先从大学一年级新生入校做起，从每一个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与新生班级的心灵互动开始。采取“我和学校领导有个约会”的主题班会形式，每位校领导深入到2个～ 3个新生班级中，以班级成员的身份和话语，与学生共同分享新生活的开始，共同探讨新阶段的转换，共同思考新挑战的应对。既拉近了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也将学校创建师生高满意度的校园文化落到了实处，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
另外，无论在学校年度奖学金表彰、毕业典礼上，还是在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中，但凡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景中，我们都将情感认同作为扩展和传播文化认同的切入点，把价值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的着眼点，用发展的力量凝聚人心，以心灵的感染传播理念。从而为学校“十二五”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师生心态和精神风貌。
尤其是2014年学校5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设计中，从年初向老同志颁发的“二外建校者终身服务奖章”，到以口述史为体裁的《50人50年的二外记忆》，无论是名扬京城、用8种语言传译的驻华使节文化交流活动—“语言的力量”，还是历时十一届的中国旅游高端峰会“北京对话”，“融中外，兼知行”的学风香飘四溢，“和易以思，人文化成”的教风浸润校园。师生们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收获了教育前沿的新理念，校友们则在以“回家”为主旨的校庆相逢中，在“怀旧课堂” “怀旧宿舍”里重温了久别的老时光……
文化虽然是无形的，但如果每个高校领导干部都能修身立德，保持清醒洞明的文化自知;都能登高望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选择;都能着眼发展，构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那么由此形成的文化自觉，才担当得起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也才能真正使无形文化“胜于无形”。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卜 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