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正意蕴
万希平
摘 要：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是蕴含在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公正缺失。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多元化倾向以及国家竞争压力等众多因素叠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公正的制度设计入手，确立从人与自然的公平到人与人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再到国际公平的生态公平建设，着力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公正的法律制度保障、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培育以及公正的全球治理规则秩序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新时代。
关键词：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8）06-0082-07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目标中，中国共产党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新视野，把生态文明列入其中，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1]（p.52），明确将“美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之一，从而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丰富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p.207）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于每个社会成员、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具有最大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因此，树立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对生态治理普惠性、公平性的广泛认同，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强大力量。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背后的公正缺失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怎么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回答方式不尽相同。在历史上，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农耕文明时代敬畏自然到工商业文明时代奴役自然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背后，隐藏了今天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一）生态环境危机起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
在西方近代，虽然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现代的工业文明，但人以野蛮的、外在强制的方式对待自然环境，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扭曲，呈现出文明和野蛮的相互冲突的格局。这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
就思想认识而言，近代西方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使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显著增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有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于是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祛魅”了，人不再敬畏自然，而是以不公正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可以由人任意支配的单纯客体，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最后伤害到自身。
就社会方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资本调动起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力量。资本促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这体现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但是，资本的增值欲望使之不仅不公正地以粗暴方式压榨和剥削工人，而且同样以野蛮地、掠夺式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整个地球变成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手段。资本的不断积累同时也是自然的被掠夺式开发的积累，这势必会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掠夺式开发的长期积累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资源浪费和枯竭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环境危机爆发。
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剥削性注定其本身内在地蕴含着反生态性。因此，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殖民和技术殖民，一并输出了生态殖民，将生态环境危机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发展中国家，把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由地区性推向全球性。
（二）生态环境危机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凸显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生态环境的恶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着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的考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生态问题的挑战。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顯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使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承载压力。
第一，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加快，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大，建设工程增多，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但人们对生态破坏危害性的认识不足，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使生态环境受到伤害。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在改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开发的盲目和浪费；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鼓励不同主体通过自由竞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长期坚持的道德理念在应对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显得软弱无力，社会中部分群体或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大大超过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甚至出现了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的谋利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逐渐相对分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变化。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出现了少数人乘机侵吞国家公共资源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而将这种不公正蔓延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重。
第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展了重大的变化。一部分人抓住机会率先富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制定出有效措施使“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从而难以落实到位。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优胜劣汰，这势必会拉开贫富差距，市场自身无法克服这一短板。社会主义公有制注重社会公平，能够弥补这一短板，但由于共同富裕理论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导致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富人为了巩固其富有的地位，穷人为了尽快摆脱其贫穷的状况，都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但不同地区之间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关系也加剧了生态环境失衡。就中国当前发展现状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产业结构较为多元，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部分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重工业、采掘业等产业创收，带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特大型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将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至周边地区，也加剧了周边地区环境的污染，人为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现象。
第三，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导致要金山银山与要绿水青山之间的矛盾博弈。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发展，阶层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大公无私、注重集体利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使自由、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抬头，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现实生产与生活中，有人对大自然采取“靠山吃山、靠水喝水”的极尽功利的态度，使生产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只要金山银山，不顾绿水青山。
第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加剧了中国的环境问题。
生态殖民主义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一是资源掠夺，即通过建立高污染高耗能的加工厂，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二是通过“洋垃圾”的侵入方式，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资进入中国，资本主义通过将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线、“洋垃圾”转移到我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追寻：确立社会发展的生态公正观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这体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文明建设内涵认识的不断丰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莱斯特·布朗在《1990年世界状况》一文中指出：“没有个人着重点和价值观的转变，便不会出现向永续社会的演进。”[3]（p.378）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追问：确立新时代的生态公正观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①从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看，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任务已经列入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中，打好生态环境治理的攻坚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以公平的态度和行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的偉业。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的公平的意蕴和价值指向。生态公平观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人类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要求和观念建构。
西方学者虽然提出和倡导生态公平观，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的。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了生态公平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方式，从制度建设到积极行动，从国家治理到参与全球治理，都在为推进生态公平建设积极创造条件。
（二）公正观的逻辑演进：从社会公正到生态公正
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公正是整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因此，生态公正观应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立社会公正观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当代，社会公正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自由与平等动态结合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生存公平、产权公平、发展公平和规则公平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公正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以公平的尺度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制度、规范和理念。从理论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公平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公平失衡的现象。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公平的失衡，进而延伸到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改变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公平关系，是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基础和前提，也是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公平的社会理想深入人心，从而推动生态公正观融入社会生活，发挥指导人们行动、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第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公正观的价值目标。生态公正观是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平衡发展的价值观，主张维护地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公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取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多种方式，打击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保护人们共同的自然家园。
从狭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主要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代内（指当代人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上的公平关系。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也不能只为了保护环境而不顾及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的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从广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不仅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代内公平，还包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代际公平（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国际公平（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资源上，具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就代际公平而言，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权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我们要“为环境保护上做好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p.52）。
就国际公平而言，主要指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对环境利用和保护的权利与责任是平等的。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很快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从早期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到当下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而逃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
因此，随着全球环境治理的日益深入，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好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问题，也就更加需要各国不能只考虑眼前的本国利益，而要以更高的眼界、更广阔的胸怀、更积极的态度，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环境治理的国际机制和秩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一直积极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②由此可见，建构生态公平观，走向生态公平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充分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先性。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积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272）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1]（p.5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民族未来发展的工程，作为任重道远的战略任务，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共建共享优美生态环境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是公平的社会理想获得广泛认同的必由之路。
（一）培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重新审视和定位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等，摆脱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共生共荣的和谐思维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在各个方面的实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并使之转化为强大的生态保护力量，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发展，当代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新要求，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p.176）。这是对人民健康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维护，是普惠的、公平的发展方式，也是对自然最好的态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要求。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包括遵循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绝不容许破坏的，否则，就会伤害自然，进而伤害人类自身。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共生的公平生存发展权利。
（二）建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习近平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p.210）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以公平法治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治理。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以来，制度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为环保建章立制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要将其融入制度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这一系列事关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制度建设方案的密集出台，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治理生态环境必须法律先行，依法治理。避免因法律不健全、不严密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阻碍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往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普遍存在着政出多门、多头治污、九龙治水的现象。因此，亟须建立公平的法律制度实现环保治理管权明确、辖区权责清晰，建立科学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系统严密的环境治理体系。
（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化律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场文化观念的革新，即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要尊重生态良性循环的规律，其次要尊崇公平的律令。只有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文化，才是真正的生态文化。而这两个方面传统文化做不到，资本主义文化更做不到，只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本身就蕴含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出的個人与他人的公平、个人与社会的公平。这种公平精神本身就体现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基于共同体意愿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它可以把“个人和土地、自然和那些支撑它们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革性的共同体”[5]（p.258）。我们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氛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要提高人的文明化水平，提升人的文明素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要在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下，全方位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界将成为展现人的多种能力的广阔舞台，成为人自我审视和自我欣赏的丰富多样的对象，将建立起多维的、全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考核制度，并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之中。
（四）推动构建环境治理的全球公平原则和新秩序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幸福的大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公平透明的规则秩序、清晰明确的责任主体。
从目前的国际力量变革与国际秩序现状看，影响生态环境治理这一国际问题解决的制约性因素复杂多样，因而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治理体系与规则，以保证面对全球性问题时，能够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全球治理必须构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p.50）。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基础。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维护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全球环境治理，还世界以清洁美丽。人类只有唯一的地球，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应该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分离、人可以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观念，把自然作为与人类生命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纠正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行为。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③。
在全球环境治理上的“中国自信”正逐步转变为“中国自觉”。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平治理观；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构建全球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共同携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家园。在谋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上，就要以全球的视野、平等互信的基本框架为基本原则，通过协商寻求合作发展新路径。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和民族超越政治分野和意识形态分歧，形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观，以平等互信、诚实守信的精神，共谋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标志着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完成。今天，中国自觉地把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加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环境治理指出了化解危机的新路径，通过公平的基本价值观原则，树立起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观，使各国将自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担负起全球人类共建共治的责任，最终实现共赢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公平新秩序。
注释：
①参见《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1/c_1117004083.htm，2018年10月7日。
②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3/content_5105141.htm，2018年10月7日。
③参见新华社记者：《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未来的思考》http：//www.xinhuanet.com/2015-05/19/c_1115339391.htm，2015年5月19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C]∥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美]菲利普·克莱顿，[美]贾斯廷·海因.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責任编辑：杨 健]
摘 要：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是蕴含在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公正缺失。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多元化倾向以及国家竞争压力等众多因素叠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公正的制度设计入手，确立从人与自然的公平到人与人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再到国际公平的生态公平建设，着力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公正的法律制度保障、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培育以及公正的全球治理规则秩序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新时代。
关键词：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8）06-0082-07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目标中，中国共产党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新视野，把生态文明列入其中，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1]（p.52），明确将“美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之一，从而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丰富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p.207）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于每个社会成员、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具有最大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因此，树立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对生态治理普惠性、公平性的广泛认同，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强大力量。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背后的公正缺失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怎么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回答方式不尽相同。在历史上，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农耕文明时代敬畏自然到工商业文明时代奴役自然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背后，隐藏了今天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一）生态环境危机起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
在西方近代，虽然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现代的工业文明，但人以野蛮的、外在强制的方式对待自然环境，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扭曲，呈现出文明和野蛮的相互冲突的格局。这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
就思想认识而言，近代西方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使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显著增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有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于是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祛魅”了，人不再敬畏自然，而是以不公正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可以由人任意支配的单纯客体，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最后伤害到自身。
就社会方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资本调动起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力量。资本促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这体现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但是，资本的增值欲望使之不仅不公正地以粗暴方式压榨和剥削工人，而且同样以野蛮地、掠夺式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整个地球变成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手段。资本的不断积累同时也是自然的被掠夺式开发的积累，这势必会带来自然环境的破坏，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掠夺式开发的长期积累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资源浪费和枯竭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环境危机爆发。
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剥削性注定其本身内在地蕴含着反生态性。因此，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伴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殖民和技术殖民，一并输出了生态殖民，将生态环境危机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发展中国家，把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由地区性推向全球性。
（二）生态环境危机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凸显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生态环境的恶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着能否有效实现环境治理的考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生态问题的挑战。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顯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使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承载压力。
第一，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加快，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大，建设工程增多，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但人们对生态破坏危害性的认识不足，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使生态环境受到伤害。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在改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开发的盲目和浪费；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鼓励不同主体通过自由竞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长期坚持的道德理念在应对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显得软弱无力，社会中部分群体或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大大超过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甚至出现了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的谋利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逐渐相对分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变化。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出现了少数人乘机侵吞国家公共资源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而将这种不公正蔓延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重。
第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展了重大的变化。一部分人抓住机会率先富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制定出有效措施使“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从而难以落实到位。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优胜劣汰，这势必会拉开贫富差距，市场自身无法克服这一短板。社会主义公有制注重社会公平，能够弥补这一短板，但由于共同富裕理论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导致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富人为了巩固其富有的地位，穷人为了尽快摆脱其贫穷的状况，都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但不同地区之间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关系也加剧了生态环境失衡。就中国当前发展现状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产业结构较为多元，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部分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重工业、采掘业等产业创收，带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特大型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将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至周边地区，也加剧了周边地区环境的污染，人为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现象。
第三，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导致要金山银山与要绿水青山之间的矛盾博弈。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发展，阶层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大公无私、注重集体利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使自由、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抬头，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现实生产与生活中，有人对大自然采取“靠山吃山、靠水喝水”的极尽功利的态度，使生产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只要金山银山，不顾绿水青山。
第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加剧了中国的环境问题。
生态殖民主义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一是资源掠夺，即通过建立高污染高耗能的加工厂，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二是通过“洋垃圾”的侵入方式，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资进入中国，资本主义通过将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线、“洋垃圾”转移到我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追寻：确立社会发展的生态公正观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这体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文明建设内涵认识的不断丰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莱斯特·布朗在《1990年世界状况》一文中指出：“没有个人着重点和价值观的转变，便不会出现向永续社会的演进。”[3]（p.378）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追问：确立新时代的生态公正观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①从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看，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任务已经列入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中，打好生态环境治理的攻坚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以公平的态度和行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的偉业。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的公平的意蕴和价值指向。生态公平观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人类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要求和观念建构。
西方学者虽然提出和倡导生态公平观，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的。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了生态公平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方式，从制度建设到积极行动，从国家治理到参与全球治理，都在为推进生态公平建设积极创造条件。
（二）公正观的逻辑演进：从社会公正到生态公正
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公正是整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因此，生态公正观应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立社会公正观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当代，社会公正主要是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自由与平等动态结合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生存公平、产权公平、发展公平和规则公平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公正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以公平的尺度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制度、规范和理念。从理论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公平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公平失衡的现象。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公平的失衡，进而延伸到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改变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公平关系，是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基础和前提，也是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公平的社会理想深入人心，从而推动生态公正观融入社会生活，发挥指导人们行动、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第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公正观的价值目标。生态公正观是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平衡发展的价值观，主张维护地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公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取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多种方式，打击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保护人们共同的自然家园。
从狭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主要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代内（指当代人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上的公平关系。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也不能只为了保护环境而不顾及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的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从广义上理解，生态公正不仅指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代内公平，还包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代际公平（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国际公平（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享用生态环境资源上，具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就代际公平而言，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权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我们要“为环境保护上做好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p.52）。
就国际公平而言，主要指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对环境利用和保护的权利与责任是平等的。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很快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从早期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到当下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而逃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责任。
因此，随着全球环境治理的日益深入，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好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问题，也就更加需要各国不能只考虑眼前的本国利益，而要以更高的眼界、更广阔的胸怀、更积极的态度，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环境治理的国际机制和秩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一直积极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②由此可见，建构生态公平观，走向生态公平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充分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先性。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积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272）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1]（p.5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民族未来发展的工程，作为任重道远的战略任务，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共建共享优美生态环境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是公平的社会理想获得广泛认同的必由之路。
（一）培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重新审视和定位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等，摆脱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共生共荣的和谐思维方式，推动社会公平在各个方面的实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全民认同，并使之转化为强大的生态保护力量，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发展，当代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新要求，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p.176）。这是对人民健康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维护，是普惠的、公平的发展方式，也是对自然最好的态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要求。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包括遵循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绝不容许破坏的，否则，就会伤害自然，进而伤害人类自身。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共生的公平生存发展权利。
（二）建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习近平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p.210）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以公平法治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治理。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以来，制度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为环保建章立制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要将其融入制度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这一系列事关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制度建设方案的密集出台，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治理生态环境必须法律先行，依法治理。避免因法律不健全、不严密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阻碍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往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普遍存在着政出多门、多头治污、九龙治水的现象。因此，亟须建立公平的法律制度实现环保治理管权明确、辖区权责清晰，建立科学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系统严密的环境治理体系。
（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化律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场文化观念的革新，即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要尊重生态良性循环的规律，其次要尊崇公平的律令。只有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文化，才是真正的生态文化。而这两个方面传统文化做不到，资本主义文化更做不到，只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本身就蕴含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出的個人与他人的公平、个人与社会的公平。这种公平精神本身就体现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基于共同体意愿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它可以把“个人和土地、自然和那些支撑它们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革性的共同体”[5]（p.258）。我们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氛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要提高人的文明化水平，提升人的文明素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要在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下，全方位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界将成为展现人的多种能力的广阔舞台，成为人自我审视和自我欣赏的丰富多样的对象，将建立起多维的、全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考核制度，并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之中。
（四）推动构建环境治理的全球公平原则和新秩序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幸福的大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公平透明的规则秩序、清晰明确的责任主体。
从目前的国际力量变革与国际秩序现状看，影响生态环境治理这一国际问题解决的制约性因素复杂多样，因而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治理体系与规则，以保证面对全球性问题时，能够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全球治理必须构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为全球治理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p.50）。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基础。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维护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全球环境治理，还世界以清洁美丽。人类只有唯一的地球，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应该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分离、人可以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观念，把自然作为与人类生命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纠正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行为。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③。
在全球环境治理上的“中国自信”正逐步转变为“中国自觉”。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平治理观；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构建全球环境治理现代化体系，共同携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家园。在谋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上，就要以全球的视野、平等互信的基本框架为基本原则，通过协商寻求合作发展新路径。这就需要不同国家和民族超越政治分野和意识形态分歧，形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观，以平等互信、诚实守信的精神，共谋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标志着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完成。今天，中国自觉地把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加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环境治理指出了化解危机的新路径，通过公平的基本价值观原则，树立起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观，使各国将自己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担负起全球人类共建共治的责任，最终实现共赢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公平新秩序。
注释：
①参见《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1/c_1117004083.htm，2018年10月7日。
②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3/content_5105141.htm，2018年10月7日。
③参见新华社记者：《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未来的思考》http：//www.xinhuanet.com/2015-05/19/c_1115339391.htm，2015年5月19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C]∥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美]菲利普·克莱顿，[美]贾斯廷·海因.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責任编辑：杨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