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德性立意下的“冲突”艺术

    吴云辉

    一、《百合花》的德性立意

    毋庸置疑，《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也是一位英雄。《百合花》故事背景是战争，也确实写了战争。

    许多的研究都赞成《百合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的描写和军民鱼水情的歌颂，认为写出了心灵美、人性美、人情美。但这些研究或者说提法往往只是在重复着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抽象的东西易于云苫雾罩，我们依然渴望明白：这些“美”究竟应当具象成什么内容呢？换个说法，即《百合花》究竟写出了人物怎样的美？或者说《百合花》究竟要讴歌怎样的人性和人情？

    细观全文，显然规避不了的是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纯洁、真诚、勇敢、奉献、高尚、无私等等。但正如孔子之道，可以用“忠恕”二字“一以贯之”一样，《百合花》中人物价值或者说作者通过人物寄寓的理想人格同样可以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德性”，是人物身上放射出来的“善”的光辉。

    单纯从情节角度看，如果把《百合花》割分为“送人”“借被”“救人”等故事，那么，“借被”是主要故事，“送人”的故事则为“借被”故事提供了很好的人物德性的铺垫;“救人”的故事是虚写，却是人物德性的最高呈现。三个故事共同支撑且完成了《百合花》中关于人物形象或者说人物德性的整体构建。可以说，《百合花》，讲的是故事，说的是德性。而且，人物德性的整体构建不只是由小通讯员的形象来完成，还包括新媳妇和“我”等。

    从“知人论世”角度来“以意逆志”，也可稍观作者茹志鹃隐藏的创作意图的端倪。茹志鹃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不难看出，作者“悲凉”在于，“那时的同志关系”没有了。而作者对那种不让人“岌岌可危”的同志关系的思念，恰恰是对人性的美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爱与善的缅怀和呼唤，是对“同志”的理想人格和温厚德性的追忆与礼赞。

    二、德性立意下的“冲突”艺术

    冲突，《辞海》的解释是指“文艺作品中刻画的不同性格、不同情势、对立力量或人物内心各种思想感情的矛盾及激化。在叙事作品中，冲突是激发人物行动的机缘和动力，因而是构成情节的基础和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

    一般而言，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也可以表现为人物自身两种性格力量的冲突。

    一个好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具有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百合花》以德性立意，有意识地设置系列矛盾冲突，以达成对人物德性的表现，从而体现出作者茹志鹃对理想人格和美好德性的追求。

    1.以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来诠释和讴歌人物德性

    （1）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围绕“被子”的矛盾冲突

    围绕“被子”，作者就设置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三个冲突：一个要借被子（小通讯员），一个不肯借被子（新媳妇）;一个借出了被子（新媳妇），一个却要还回被子（小通讯员）;一个已不需要被子（小通讯员），一个依然献出了被子（新媳妇）。

    小通讯员借被子，是为了受伤流血而怕冷的伤员，而伤员是为老百姓而打仗的。但新媳妇偏偏不舍，因为她刚过门三天，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这是关于“被子”的第一个“冲突”，但新媳妇后来还是借出了被子，这正反映出她重大义、轻个人、明事理的德性和内在本性上的淳朴与善良。

    小通讯员开始埋怨新媳妇不肯借被子，当新媳妇借出了被子后，小通讯员却又想把它送回去。这是作者茹志鹃关于“被子”设置的第二个“冲突”：当小通讯员从旁人口中知道了新媳妇開始不肯借被子的真相，又觉得错怪了她，感到不好意思。此处同样体现出小通讯员的憨直、淳朴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因为所谓的善，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一“冲突”的产生和解决，也正能够适切地表现出人物的德性。

    关于“被子”设置的第三个“冲突”：小通讯员牺牲后，显然已经不需要被子了，但新媳妇依然献出她的被子，让这条本来舍不得借出来的被子最终与小通讯员一起放入棺木。新媳妇行为的背后，其中或许包含新媳妇之前没有借被的歉疚和自责、对小通讯员如亲人般的疼爱和对他牺牲青春生命的怜惜与痛心、对小通讯员舍己救人行为的崇敬和礼赞，甚至，有着对小通讯员在“另一个世界”的期望和祝福——生活美好，获得幸福，“百年好合”。

    显然，此处设定的矛盾冲突，矛盾在表，深层的人物德性在里。正因为矛盾冲突存在，更显出小通讯员舍己救人行为的高尚，而这是德性的最高境界，是大爱和大善;新媳妇从之前不舍到现在甘愿将被子与小通讯员一同埋葬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诠释了对小通讯员这种大爱和大善德性的最高崇敬，是最高的致意和献礼。

    （2）“我”与小通讯员——围绕“赶路”的矛盾冲突

    《百合花》中，作者茹志鹃把“我”和小通讯员之间的矛盾冲突集中设置在去前沿包扎所的“赶路”中：“我”赶路的“慢”和小通讯员赶路的“快”。

    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我”赶路“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大意”或者说并不警备的心态。而小通讯员是明白其中的危险性的，原文写道：“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事实上的形势紧张，前行路上并不太平，危险随时可能会降临，“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也进一步印证了战事的紧张和激烈，照应了路上存在的危险。而小通讯员呢，当然明白其中的危险，但“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迈开大步”的行走，“大踏步向前”，“抬头看天”等行为呈现，可能的确有“男女有别”的某种“封建”思想成分，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小通讯员的青涩和羞怯，但更应当理解为：在“我”这个并没有多少战地经验的文工团创作室的女同志还没有对这条路上存在着的危险性有十足警觉时的无声提醒。

    这里的矛盾冲突，同样隐藏了作者茹志鹃对美好德性或理想人格的赞美：善是不为人知的体贴，是默默无声的关爱。小通讯员虽然对危险可能来临显现出“急”，但他只是“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对“我”这一女同志却并不直接催促，也不埋怨，更不指责，足见其“善”。

    2.以人物自身思想与行为前后的“冲突”来体现人物德性的美好和内心的善良

    除了前文一些人物与人物之间直接的矛盾冲突，事实上，作者还在同一个人物身上通过情节的渐进发展和人物的细节描写，设置了一些行为、情绪的变化，形成前后对比式“冲突”，而这些“冲突”的产生、变化及其最后的解决，看似有着前后矛盾，其实恰恰体现出人物德性的美好、内心的善良。

    （1）与小通讯员有关的矛盾冲突的设定

    在“我”面前的拘谨羞怯和在救人时挺身而出的英勇，是作者设定小通讯员这个人物的一个前后反差的“矛盾冲突”。小通讯员与“我”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神态、动作，如“……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等谈及“个人生活”的场景，表面写出了小通讯员的拘谨、羞怯、憨厚，其实也写出了他对亲人的牵念乃至满腔的对生活的热爱;一个如此拘谨、羞怯、憨厚的人，却能够在危难之时为了他人生命挺身而出，丝毫不拘谨不羞怯;作者正是用这种前后反差的“冲突”方式，突出小通讯员人性之美、之善。

    此外，小通讯员的一些神态、行为变化的细节，蕴藏有短暂的“情绪冲突”。如文章写“我”邀请小通讯员一同去借被子时，“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显然，这里的“踌躇”不能简单理解为与女同志一起干活的拘谨，应当理解为：送“我”到前沿包扎所的任务已经完成，小通讯员需要赶回去，我分配给他“新任务”，其实与他原本的计划和安排相冲突，因此小通讯员有所“踌躇”，但他最终答应一起去，显然是因为“我”的“怕来不及”的担心和当时工作的现实需要，而这短暂的“踌躇”和之后“冲突”的解决，正体现了小通讯员内心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当然，这样的“情绪冲突”文章还有不少。如没借到被子、受了新媳妇的气时，“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借到被子后，“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明白小媳妇不借被子的实情后，“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的走了”。由不肯挪步到松松爽爽，由扬脸装没听见到绷脸接被，善是即便自己内心有不愿意，但为了更大的需要而甘愿委屈自己;即便自己不喜，但因为需要而依然去做。善，是不计个人的公而忘私，是忘却荣辱的豁达大度。最后“统统抓过去”，同样体现出小通讯员心地的纯良、内心的温厚。

    （2）与“我”有关的矛盾冲突的设定

    首先，“我”对小通讯员由生气、着恼到牵挂、担心、紧张。原文的这些“冲突”设定具有明显的线性呈现。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我”对小通讯员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写出了我对小通讯员的逐渐了解和亲密的过程。这种亲密甚至“爱”的情绪表达，更多可以理解为是小通讯员淳朴、善良的品性对我的打动和感染。“我”对小通讯员的牵挂、担心和紧张，既是同事之情、战友之爱，客观上也表现出人物自身“善”的德性。

    同事之情、战友之爱，以及“我”自身有的“善”的德性，作者茹志鹃还通过“我”的另一个自身“情感冲突”予以体现，即“我”欢喜中秋節却又憎恶当晚明亮的月亮。原文回忆中秋节：“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付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的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回忆中的中秋节，月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对于当天夜晚明亮的月亮，作者却这样说：“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这是人物自身情感上的矛盾冲突。两者看似矛盾，但最终指向是一致的。作者悬想家乡中秋节的情形，写出对宁静、美好生活的期望，并引发对小通讯员的担心和挂念;憎恶月亮的皎洁，是因为想到战友们攻击的困难和代价的巨大，更是对包括小通讯员在内的战友的担心、紧张，同样体现出人物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和人物内在本性的温厚。

    （3）与新媳妇有关的矛盾冲突的设定

    作者为表现人物的德性主题，在新媳妇这个角色塑造上，同样应用了“冲突”。一个重要的“冲突”是：新媳妇从之前的不愿意为伤员擦拭身子到后来庄严而虔诚地给小通讯员擦拭身子。

    原文写道：“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而当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的行为变化是这样的：“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从之前为伤员擦拭身子时的不愿意和羞怕，到后来给小通讯员擦拭身子时的庄严而虔诚，新媳妇行为的变化，恰恰说明小通讯员的牺牲给新媳妇形成了强大情感冲击，体现出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生命逝去的伤心、怜惜和对生命本身的悲悯、敬重。

    3.小说人物命名中隐性的“冲突”艺术

    除在人物与人物、人物自身设定“冲突”之外，作者茹志鹃在小说人物命名中也隐含了一个“冲突”。而这个隐性的“冲突”设定，恰恰为小说德性立意提供了完美的注脚。

    一般来说，创作作品，就是为了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一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往往跟作品是紧密相连的。但在《百合花》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有名有姓的。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又一个“冲突”。

    作者当然可以为人物安上姓名，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做。《百合花》中没有一个人物有名有姓，尤其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主要人物，一个以工作职能来称呼，一个以婚姻状态来称呼。作者这样处理，就是要提醒读者：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但他们却用纯洁、美好、真诚、勇敢、高尚、无私、奉献、大爱和大善定义和诠释了生命的德性。正如有评论指出：“英雄不是一个概念，更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救世主，而是一个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普通民众。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在于他是否有豪言壮语，也不在于他是否有惊人之举，而在于他是否拥有美好的心灵和高贵的品质。”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学科带头人课题“中学生‘善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实施研究”（课题编号：18ZXYB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通联：江西南城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