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积极：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
申端锋 杨盼盼
[摘 要]
乡村社会是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乡村建设能为留守社会保驾护航。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乡村建设最大的短板是社会问题与文化的缺失，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产生了“猛药依赖症”，应根据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乡村振兴；留守社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5007006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各个省份相继出台振兴计划，社会资本纷纷进入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各界用力之猛前所未有，乡村振兴进入亢奋期。当前我们需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辨析和讨论，以推动战略顺利落地，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衔接。而乡村振兴战略到底该如何落地，是采取积极的方式还是相对保守的方式，面对陷入衰败的乡村社会，是采取积极疗法还是保守疗法，这一问题关乎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推进，迫切需要给予回答。针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笔者分析了战略实施中的“猛药依赖症”，从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出发，认为乡村振兴不宜采用猛药，不宜过度挖掘乡村的经济功能，而应适度发展有序推进。
一、乡村振兴的“猛药依赖”
乡村衰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欧美和日韩的乡村均是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乡村也面临着衰败问题。乡村衰败是一种复合型的问题，包括治理危机、文化衰败、生态破坏以及产业空心化等。而乡村建设正是要破解乡村衰败的难题。当前由于乡村社会出现了
较明显的衰败，导致乡村建设动辄再造乡村，乡村衰败治理产生了严重的“猛药依赖”。所谓“猛药”就是投入大，强力输血，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在人、财、地等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各地纷纷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乡村振兴，包括资本下乡、规划下乡、艺术家下乡、创客下乡等。最典型的就是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田园综合体建设计划，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动辄投入上亿元资金。
乡村振兴应该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笔者认为猛药并不适合当前的乡村衰败和乡村建设，可能导致建设性破坏，结果适得其反，大量资源下乡对乡村建设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加剧乡村社会的解体。比如，社区营造就是一副猛药，通过所谓的“人文地景产”帮助乡村社区走出衰败，实现再造乡村的目的，近年来学界热衷于学习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邀请社区营造专家来进行社区营造俨然成为乡村建设的一股潮流。但社区营造实际上并不能破解乡村衰败难题，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乡村振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乡村并没有因此彻底走出衰败，其衰败程度反而比中国大陆乡村还要严重。社区营造并不适合乡村衰败治理，中国的乡村建设需要找回自己的传统。而中国乡村建设的传统是平民教育，是一种温和的乡村建设模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主导的乡村建设就是以农民教育为主的较为平和的办法[1]（P75266）。但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基本上被放弃了。
新兴的乡村建设议题主要是乡村旅游和田园综合体，但这是一种乡村资源的资本化，而非农民的组织化。比如，规划师和艺术家的乡村建设就是再造乡村。所谓再造乡村乃是再造乡村功能，从过去的为农民建设乡村，到今天为城市消费者建设乡村，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空间。这种所谓的建设乡村实际是将农民剥离出来，体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化和去农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破坏乡村。可见，新乡村建设已经脱离了乡村建设的传统，传统乡村建设的药方是温和的，以平民教育为主，现在则以猛药为主，如资本下乡、田园综合体等，平民教育鲜有人关注，更谈不上开展以农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实践了。
当前学界主流提倡用“猛药”来振兴乡村，主张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的流动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个渠道筹集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金，以推动乡村振兴[2]。一些地方政府也习惯用“猛药”，砸钱搞乡村建设，并且政府能力越强，越习惯用“猛药”。针对这一状况，笔者提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必须采用温和的办法，如加强平民教育。因为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并没有丧失，可以进行自我调理，通过自我平衡来恢复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农民教育应该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主要抓手，乡村文化建设应该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乡村教育主要是平民教育，而非学历教育，教人热爱故乡，而不是教人逃离故乡。乡村文化而非都市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性所在。我们只有通过以农民教育为主要抓手的乡村文化建设，才可能逐步修复日益衰败的乡村社会。但今日乡村建设基本上都背离了这一传统，平民教育萎缩，资本下乡登场，乡村衰败治理出现了“猛药依赖”现象，这副“猛药”很可能会背离乡村建设的初心。
二、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危机治理
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所以乡村建设并不是常规性的，而是一种危机治理方案，是对乡村危机的干预。
过去乡村建设并没有明确提出危机模式，也没有区分危机模式与常态模式。
目前危机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危机治理常态化，但我们不能将危机治理模式当成常规治理模式。现在大多乡村建设方案是危机治理模式，而危机治理具有强烈的“猛药依赖症”，动辄再造乡村，如田园综合体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危机模式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目前多用“猛药”，“猛药”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可持续。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重金投入的效果并不好，一个乡村建设的项目点动辄投入数亿元，短期内可以打造出一个豪华版的乡村振兴样板工程，但没有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笔者对这种乡村建设模式存有一定困惑，但如果從危机治理角度看就能理解。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和社区营造模式都是危机治理，实际上过去把这种危机模式当成了常态模式，而在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中，往往希望通过“猛药”在短期内取得效果。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危机模式已经替代了常规模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之所以重视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乡村社会陷入了衰败危机。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主要是用“猛药”，追求快速解决乡村衰败，而乡村危机干预不宜用“猛药”。这种危机模式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重金投入在短期内能改变乡村面貌，但只是表面的虚假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衰败，乡村衰败危机并没有出现转机。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一种危机治理模式，通过危机治理来破解乡村衰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如果乡村振兴过于重视资本投入和乡村的经济功能就违背了危机治理的原则。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危机，而不是经济腾飞，这一点不同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像抓乡镇企业一样抓乡村振兴是不妥的。乡村功能转型也是为解决乡村衰败，而不是资本化，乡村经营只是危机治理的手段而已，所谓乡村活化就是解决乡村衰败的。
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一种危机干预，就是为了破解乡村衰败危机把乡村救活，这一目的直接决定了乡村建设的途径。如今的乡村振兴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干预，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资本下乡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而乡村振兴不宜过度夸大乡村的经济功能，不能只是发展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也不是投资新蓝海。如果不能解决乡村衰败危机，乡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乡村建设的正确定位应该是进行危机干预，而非发展经济，一个正处在衰败中的乡村社会是经不起折腾的，更无法承受发展经济的重任。
三、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留守农民
乡村建设的前提是对乡村社会的认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城市化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人流向城市，也有人从城市返乡，在离乡—返乡的拉锯战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即以留守人口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留守社会的主体包括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尤其以留守老人为主。留守社会是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村落并不会像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會走向终结[3]（P151），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村落社会不会解体，而是以留守社会的形态继续存在。对大多数村庄而言，留守社会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形态，这是笔者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一个判断。
如何开展乡村建设取决于我们对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解，如果一旦承认留守社会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形态，就锁定了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任何乡村建设方案都必须与留守社会相匹配，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留守社会建设。留守社会是乡村建设的起点，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乡村建设各界的想象。乡村如何重建，乡村制度如何设计，“三农”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都要充分考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要。留守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乡村建设只能建设一个有序的留守社会，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留守社会，任何激进的乡村建设方案都是不现实的，当然，过于悲观也是不负责任的。乡村建设不能过于浪漫，也不能过于悲观，需要的是一个适度积极的方案。
学界主流和政策部门普遍认为，留守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它的维系非常脆弱，乡村建设主要依赖外部资源的投入。因此，不管是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还是社会组织主导的乡村建设，普遍依赖外部资源的注入而放弃了对乡村社会内部力量的挖掘。乡村建设之所以过于依赖外部资源，是由于忽略了乡村留守社会的主体性，误将留守社会视为衰败，但留守不是衰败，而是一种常态。我们要接受留守社会这一常态，不要急于去改变它。留守是乡村社会的收缩与调适，留守社会有自己的主体性，乡村建设要尊重留守社会的主体性，尊重留守农民的文化自觉，让留守群体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保障，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因而，乡村建设要充分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和留守农民的价值，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
乡村建设要保护留守社会的主体性，选择合适的发展途径，要坚持内源发展，不能一味依赖外部投入。
但从目前情况看，乡村建设基本放弃了内源发展，主要依赖外援，而只靠外援很难取得发展，外援必须通过内源发展才能生效，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一定要尊重留守农民的主体性。留守社会的建设不能浪漫化，不能泛泛地谈内源发展还是外援发展，不是要不要投入，而是如何投入，投入以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留守社会，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也是乡村建设不同于城镇化的地方。所谓要把乡村建设得像乡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不是为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民建设乡村。
当前人们对乡村振兴的热度很高，但热点不是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是为城里人建设乡村，让城里人来享受田园风光。可以说，现在的乡村振兴几乎没有考虑留守农民的需求，各种主张大多屏蔽了留守农民的视角。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留守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振兴。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因为农村中多是留守老人，即使有产业，大部分年轻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离开乡村，农民需要的是有利于留守群体的乡村振兴。留守群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显然不是产业发展，也不是城镇化，而是留守农民的幸福。
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为谁建设乡村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讲为农民建设乡村，也有学者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4]
，但没有区分进城农民与留守农民。准确地讲，乡村振兴要坚持留守农民的主体地位，以留守农民为本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要自觉应对农村老龄化，建设适合留守老人居住的乡村社会，而不能一味模仿城市化，简单地复制城市建设模式。所以，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建设。而如何建设一个留守社会，这是乡村建设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为留守群体建设乡村，为留守老人建设乡村，乡村建设的适老化是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也是主要途径。同时，留守老人不只是养老，也可以老有所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体性和积极作用。
四、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补短板
目前普遍认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振兴，乡村产业面临再度振兴繁荣、兴旺发达的重大机遇[5]，各地都在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如田园综合体。这些用重金打造的样板工程大多是孤岛式和盆景式的，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很难说。其实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重金打造样板，而是补上短板，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等。国家最重视的并不是产业振兴，而是乡村振兴的短板，如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这些都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而非产业发展。比如，冯骥才抓住了乡村建设的本质，即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6]。姚洋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社会文化建设，单方面的经济建设对乡村建设反而是有害的[7]。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农业振兴战略，单独谈乡村经济振兴反而是有害的，乡村振兴不等于农业振兴，乡村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和公共事业问题。如果以产业发展为主，一味做强农业，引资本下乡，不仅不能振兴乡村，反而会加剧乡村衰败。
在乡村建设派的探索中，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是文化建设收益最高，但乡村建设者只将文化作为社区动员手段，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合作社和经济生产。但从乡村建设实验看，最有成效的是文化建设，最难做的是合作社。笔者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和教育，乡建先贤们选择以平民教育为重点不是偶然的。乡村平民教育，也就是社区大学，是最具操作性的乡村建设，最符合留守社会的理念，也最能提升留守农民的幸福感。
如果只强调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乡村能否振兴呢？没有产业，中青年农民就不可能留在村里，村里就只能以留守群体为主，乡村社会只能是留守社会，
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留守社会建设。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留守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乡村社会一旦有了能够赚钱养家的产业，乡村社会就成为完整的社会，就能留住中青年农民。但从日本乡村振兴的经验看，即使乡村有产业，中青年农民依然会流向城市，乡村社会依然是留守社会。
据此，乡村建设就是建设一个留守社会，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留守社会，如浙江一些村庄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但大部分人口仍然到城市里生活。也就是说，产业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并没有学界想象得那么重要，并不是有了产业乡村就能振兴，乡村产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乡村振兴，也不能阻挡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鄉村产业发展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特征，村民富裕了自然会去城里买房居住。留守社会才是乡村社会的常态，虽然我们
倡导农民工返乡，但并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形态，乡村建设只是把留守社会建设得更美好，而不能改变留守社会。乡村建设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但并不能改变城市化的趋势。
乡村建设的保守疗法是指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积极疗法是指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乡村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经济功能，而是非经济功能，包括生态、社会、文化等。乡村建设要保护乡村，而不是让乡村背负太多的经济责任，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10%以下，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的地位将进一步边缘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不宜再继续追求农业对GDP的贡献率。我们并不反对发挥资本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但若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势必会对乡村造成破坏。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前最大的短板是社会问题与文化的缺失，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因此，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经济与治理、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8]。
五、乡村适度振兴的路径选择
当前乡村振兴处于亢奋期，也处于观望期，有的主张过度积极，有的主张又过度消极，我们
既反对过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也不赞同过度消极的观点，应该
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乡村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我们不应立足于现代化规律来定位乡村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趋于衰败是普遍现象，各个国家都出台过相应的振兴乡村计划，但并没有带来乡村的繁荣，如日本和韩国的乡村都没能实现振兴。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城市化社会乡村能振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科学命题。乡村振兴是针对乡村而言，不是相较于城市而言，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而是从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来讲的。今天的乡村建设不能忽略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而过于关注产业建设和人居建设。
笔者较早提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9]，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凸显，如生态、社会、文化等。乡村的价值主要是非经济功能，而非经济功能，这是对乡村价值的理解，也是对乡村建设的定位。所以，从新时代的乡村功能出发，我们的视角依然是文化和社会建设。乡村振兴主要是文化振兴和社会振兴，而非经济振兴，乡村需要有产业，但产业振兴是商业化和城市化的逻辑。乡村经济的发展一定是适度发展，乡村振兴也是适度发展，否则对乡村只能是破坏和折腾。
对乡村振兴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社会修复、经济适度发展是对乡村建设的整体定位。改革开放以来，
“三农”问题先是乡村治理危机，后是乡村伦理危机，前者通过税费改革得以化解，后者则要通过文化建设才能解决。其实伦理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它是乡村衰败的综合体现，包括道德危机、文化传承危机等，乡村振兴需要应对的恰恰是文化危机。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乡村振兴是保卫乡村而不是再造乡村。在新时代破坏乡村的不是贫穷而是发家致富的欲望，现代性进入乡村反而需要一点保守的力量来制衡。
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最大价值目标是保卫乡村文化，而不是消灭乡村文明。价值决定路径，这有助于我们摆脱各种激进的乡村振兴思路，而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乡村建设方案。
笔者既提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又被所谓的新产业新业态所吸引，这表明乡村振兴是非常容易依赖“猛药”的。对乡村振兴来讲，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就是两副“猛药”，而今天的乡村建设方案大多是“猛药”，其实乡村振兴需要保守疗法，即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我们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容易激进，根本原因在于对乡村振兴的价值不清晰，乡村振兴的价值不仅是经济繁荣，而且是保卫乡村，救活乡村，不是消灭乡村，更不是城镇化。保卫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
乡村建设的初心是为农民建设乡村。因此乡村建设要不忘初心，适度发展。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项目下乡、资本下乡，乡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适度发展、保卫乡村的原则。为了坚守乡村建设的价值，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序适度发展，我们可以将乡村振兴分为三个阶段。
相对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宏观上的三阶段，这可视为微观三阶段，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处的相应阶段。由于乡村发展的不均衡，不同的村庄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村庄都要从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进行精准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一阶段是乡村衰败期。对全国大部分村庄而言
基本处于乡村衰败期，我们要对这种处于衰败期的乡村进行研究，如贫困村虽然国家扶贫投入了很多资源，但并没有改变乡村衰败的态势。对处于衰败期的村庄，不宜投入重金进行建设，而应引导其逐步恢复自我发展的能力，走向乡村复苏。第二阶段是乡村复苏期。有一些村庄进入了乡村复苏期，人员开始回流，有了自己的产业，公共文化生活复苏，具备了乡村振兴的部分特征，如一些淘宝村就进入了乡村复苏期。处于复苏期的乡村开始有了人气，要引导其适度发展。第三阶段是乡村复兴期。当前只有少部分村庄进入了乡村复兴期，符合乡村振兴的五个标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如浙江义乌何斯路村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从乡村衰败进入了乡村复兴期。对大部分村庄来讲，进入乡村复兴期都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0]（P32）。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还在继续完善，处于制度供给和政策创设的阶段，相关部委仍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方案。对地方政府来讲，乡村振兴战略处于谋划阶段，只是在省级层面制定了乡村振兴规划，还没有成为各级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基层干部不知道如何下手，仍处在观望中。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设定了三个阶段，这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反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具体到每一个村落也有自己的乡村振兴路径。笔者提出乡村振兴的微观三阶段论，即从衰败期到复苏期，再到复兴期，最重要的是把乡村救活，然后再探索振兴，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应该是修复乡村，然后逐步找到并坚持一个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方案。
参考文献：
[1]郭 丽.乡村建设派[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2]葉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
[5]张红宇.加快推动中国特色乡村产业振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
[6]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J].民间文化论坛，2013，（1）.
[7]姚 洋.振兴乡村不能只谈乡村经济 更需要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J].财经，2018，（8）.
[8]申端锋.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三农融合[J].中国农村科技，2018，（1）.
[9]申端锋.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2）.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 篆
[摘 要]
乡村社会是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乡村建设能为留守社会保驾护航。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乡村建设最大的短板是社会问题与文化的缺失，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产生了“猛药依赖症”，应根据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乡村振兴；留守社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5007006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各个省份相继出台振兴计划，社会资本纷纷进入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各界用力之猛前所未有，乡村振兴进入亢奋期。当前我们需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辨析和讨论，以推动战略顺利落地，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衔接。而乡村振兴战略到底该如何落地，是采取积极的方式还是相对保守的方式，面对陷入衰败的乡村社会，是采取积极疗法还是保守疗法，这一问题关乎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推进，迫切需要给予回答。针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笔者分析了战略实施中的“猛药依赖症”，从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出发，认为乡村振兴不宜采用猛药，不宜过度挖掘乡村的经济功能，而应适度发展有序推进。
一、乡村振兴的“猛药依赖”
乡村衰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欧美和日韩的乡村均是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乡村也面临着衰败问题。乡村衰败是一种复合型的问题，包括治理危机、文化衰败、生态破坏以及产业空心化等。而乡村建设正是要破解乡村衰败的难题。当前由于乡村社会出现了
较明显的衰败，导致乡村建设动辄再造乡村，乡村衰败治理产生了严重的“猛药依赖”。所谓“猛药”就是投入大，强力输血，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在人、财、地等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各地纷纷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乡村振兴，包括资本下乡、规划下乡、艺术家下乡、创客下乡等。最典型的就是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田园综合体建设计划，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动辄投入上亿元资金。
乡村振兴应该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笔者认为猛药并不适合当前的乡村衰败和乡村建设，可能导致建设性破坏，结果适得其反，大量资源下乡对乡村建设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加剧乡村社会的解体。比如，社区营造就是一副猛药，通过所谓的“人文地景产”帮助乡村社区走出衰败，实现再造乡村的目的，近年来学界热衷于学习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邀请社区营造专家来进行社区营造俨然成为乡村建设的一股潮流。但社区营造实际上并不能破解乡村衰败难题，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乡村振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乡村并没有因此彻底走出衰败，其衰败程度反而比中国大陆乡村还要严重。社区营造并不适合乡村衰败治理，中国的乡村建设需要找回自己的传统。而中国乡村建设的传统是平民教育，是一种温和的乡村建设模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主导的乡村建设就是以农民教育为主的较为平和的办法[1]（P75266）。但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基本上被放弃了。
新兴的乡村建设议题主要是乡村旅游和田园综合体，但这是一种乡村资源的资本化，而非农民的组织化。比如，规划师和艺术家的乡村建设就是再造乡村。所谓再造乡村乃是再造乡村功能，从过去的为农民建设乡村，到今天为城市消费者建设乡村，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空间。这种所谓的建设乡村实际是将农民剥离出来，体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化和去农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破坏乡村。可见，新乡村建设已经脱离了乡村建设的传统，传统乡村建设的药方是温和的，以平民教育为主，现在则以猛药为主，如资本下乡、田园综合体等，平民教育鲜有人关注，更谈不上开展以农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实践了。
当前学界主流提倡用“猛药”来振兴乡村，主张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的流动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个渠道筹集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金，以推动乡村振兴[2]。一些地方政府也习惯用“猛药”，砸钱搞乡村建设，并且政府能力越强，越习惯用“猛药”。针对这一状况，笔者提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必须采用温和的办法，如加强平民教育。因为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并没有丧失，可以进行自我调理，通过自我平衡来恢复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农民教育应该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主要抓手，乡村文化建设应该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乡村教育主要是平民教育，而非学历教育，教人热爱故乡，而不是教人逃离故乡。乡村文化而非都市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性所在。我们只有通过以农民教育为主要抓手的乡村文化建设，才可能逐步修复日益衰败的乡村社会。但今日乡村建设基本上都背离了这一传统，平民教育萎缩，资本下乡登场，乡村衰败治理出现了“猛药依赖”现象，这副“猛药”很可能会背离乡村建设的初心。
二、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危机治理
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所以乡村建设并不是常规性的，而是一种危机治理方案，是对乡村危机的干预。
过去乡村建设并没有明确提出危机模式，也没有区分危机模式与常态模式。
目前危机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危机治理常态化，但我们不能将危机治理模式当成常规治理模式。现在大多乡村建设方案是危机治理模式，而危机治理具有强烈的“猛药依赖症”，动辄再造乡村，如田园综合体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危机模式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目前多用“猛药”，“猛药”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可持续。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重金投入的效果并不好，一个乡村建设的项目点动辄投入数亿元，短期内可以打造出一个豪华版的乡村振兴样板工程，但没有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笔者对这种乡村建设模式存有一定困惑，但如果從危机治理角度看就能理解。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和社区营造模式都是危机治理，实际上过去把这种危机模式当成了常态模式，而在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中，往往希望通过“猛药”在短期内取得效果。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危机模式已经替代了常规模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之所以重视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乡村社会陷入了衰败危机。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主要是用“猛药”，追求快速解决乡村衰败，而乡村危机干预不宜用“猛药”。这种危机模式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重金投入在短期内能改变乡村面貌，但只是表面的虚假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衰败，乡村衰败危机并没有出现转机。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一种危机治理模式，通过危机治理来破解乡村衰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如果乡村振兴过于重视资本投入和乡村的经济功能就违背了危机治理的原则。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危机，而不是经济腾飞，这一点不同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像抓乡镇企业一样抓乡村振兴是不妥的。乡村功能转型也是为解决乡村衰败，而不是资本化，乡村经营只是危机治理的手段而已，所谓乡村活化就是解决乡村衰败的。
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一种危机干预，就是为了破解乡村衰败危机把乡村救活，这一目的直接决定了乡村建设的途径。如今的乡村振兴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干预，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资本下乡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而乡村振兴不宜过度夸大乡村的经济功能，不能只是发展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也不是投资新蓝海。如果不能解决乡村衰败危机，乡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乡村建设的正确定位应该是进行危机干预，而非发展经济，一个正处在衰败中的乡村社会是经不起折腾的，更无法承受发展经济的重任。
三、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留守农民
乡村建设的前提是对乡村社会的认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城市化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人流向城市，也有人从城市返乡，在离乡—返乡的拉锯战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即以留守人口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留守社会的主体包括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尤其以留守老人为主。留守社会是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村落并不会像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會走向终结[3]（P151），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村落社会不会解体，而是以留守社会的形态继续存在。对大多数村庄而言，留守社会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形态，这是笔者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一个判断。
如何开展乡村建设取决于我们对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解，如果一旦承认留守社会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形态，就锁定了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任何乡村建设方案都必须与留守社会相匹配，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留守社会建设。留守社会是乡村建设的起点，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乡村建设各界的想象。乡村如何重建，乡村制度如何设计，“三农”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都要充分考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要。留守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乡村建设只能建设一个有序的留守社会，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留守社会，任何激进的乡村建设方案都是不现实的，当然，过于悲观也是不负责任的。乡村建设不能过于浪漫，也不能过于悲观，需要的是一个适度积极的方案。
学界主流和政策部门普遍认为，留守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它的维系非常脆弱，乡村建设主要依赖外部资源的投入。因此，不管是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还是社会组织主导的乡村建设，普遍依赖外部资源的注入而放弃了对乡村社会内部力量的挖掘。乡村建设之所以过于依赖外部资源，是由于忽略了乡村留守社会的主体性，误将留守社会视为衰败，但留守不是衰败，而是一种常态。我们要接受留守社会这一常态，不要急于去改变它。留守是乡村社会的收缩与调适，留守社会有自己的主体性，乡村建设要尊重留守社会的主体性，尊重留守农民的文化自觉，让留守群体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保障，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因而，乡村建设要充分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和留守农民的价值，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
乡村建设要保护留守社会的主体性，选择合适的发展途径，要坚持内源发展，不能一味依赖外部投入。
但从目前情况看，乡村建设基本放弃了内源发展，主要依赖外援，而只靠外援很难取得发展，外援必须通过内源发展才能生效，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一定要尊重留守农民的主体性。留守社会的建设不能浪漫化，不能泛泛地谈内源发展还是外援发展，不是要不要投入，而是如何投入，投入以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留守社会，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也是乡村建设不同于城镇化的地方。所谓要把乡村建设得像乡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不是为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民建设乡村。
当前人们对乡村振兴的热度很高，但热点不是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是为城里人建设乡村，让城里人来享受田园风光。可以说，现在的乡村振兴几乎没有考虑留守农民的需求，各种主张大多屏蔽了留守农民的视角。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留守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振兴。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因为农村中多是留守老人，即使有产业，大部分年轻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离开乡村，农民需要的是有利于留守群体的乡村振兴。留守群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显然不是产业发展，也不是城镇化，而是留守农民的幸福。
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为谁建设乡村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讲为农民建设乡村，也有学者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4]
，但没有区分进城农民与留守农民。准确地讲，乡村振兴要坚持留守农民的主体地位，以留守农民为本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要自觉应对农村老龄化，建设适合留守老人居住的乡村社会，而不能一味模仿城市化，简单地复制城市建设模式。所以，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建设。而如何建设一个留守社会，这是乡村建设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为留守群体建设乡村，为留守老人建设乡村，乡村建设的适老化是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也是主要途径。同时，留守老人不只是养老，也可以老有所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体性和积极作用。
四、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补短板
目前普遍认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振兴，乡村产业面临再度振兴繁荣、兴旺发达的重大机遇[5]，各地都在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如田园综合体。这些用重金打造的样板工程大多是孤岛式和盆景式的，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很难说。其实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重金打造样板，而是补上短板，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等。国家最重视的并不是产业振兴，而是乡村振兴的短板，如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这些都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而非产业发展。比如，冯骥才抓住了乡村建设的本质，即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6]。姚洋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社会文化建设，单方面的经济建设对乡村建设反而是有害的[7]。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农业振兴战略，单独谈乡村经济振兴反而是有害的，乡村振兴不等于农业振兴，乡村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文化问题和公共事业问题。如果以产业发展为主，一味做强农业，引资本下乡，不仅不能振兴乡村，反而会加剧乡村衰败。
在乡村建设派的探索中，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是文化建设收益最高，但乡村建设者只将文化作为社区动员手段，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合作社和经济生产。但从乡村建设实验看，最有成效的是文化建设，最难做的是合作社。笔者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文化和教育，乡建先贤们选择以平民教育为重点不是偶然的。乡村平民教育，也就是社区大学，是最具操作性的乡村建设，最符合留守社会的理念，也最能提升留守农民的幸福感。
如果只强调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乡村能否振兴呢？没有产业，中青年农民就不可能留在村里，村里就只能以留守群体为主，乡村社会只能是留守社会，
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留守社会建设。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留守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乡村社会一旦有了能够赚钱养家的产业，乡村社会就成为完整的社会，就能留住中青年农民。但从日本乡村振兴的经验看，即使乡村有产业，中青年农民依然会流向城市，乡村社会依然是留守社会。
据此，乡村建设就是建设一个留守社会，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留守社会，如浙江一些村庄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但大部分人口仍然到城市里生活。也就是说，产业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并没有学界想象得那么重要，并不是有了产业乡村就能振兴，乡村产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乡村振兴，也不能阻挡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鄉村产业发展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特征，村民富裕了自然会去城里买房居住。留守社会才是乡村社会的常态，虽然我们
倡导农民工返乡，但并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形态，乡村建设只是把留守社会建设得更美好，而不能改变留守社会。乡村建设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但并不能改变城市化的趋势。
乡村建设的保守疗法是指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积极疗法是指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乡村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经济功能，而是非经济功能，包括生态、社会、文化等。乡村建设要保护乡村，而不是让乡村背负太多的经济责任，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10%以下，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的地位将进一步边缘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不宜再继续追求农业对GDP的贡献率。我们并不反对发挥资本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但若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势必会对乡村造成破坏。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前最大的短板是社会问题与文化的缺失，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因此，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经济与治理、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8]。
五、乡村适度振兴的路径选择
当前乡村振兴处于亢奋期，也处于观望期，有的主张过度积极，有的主张又过度消极，我们
既反对过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也不赞同过度消极的观点，应该
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乡村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我们不应立足于现代化规律来定位乡村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趋于衰败是普遍现象，各个国家都出台过相应的振兴乡村计划，但并没有带来乡村的繁荣，如日本和韩国的乡村都没能实现振兴。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城市化社会乡村能振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科学命题。乡村振兴是针对乡村而言，不是相较于城市而言，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而是从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来讲的。今天的乡村建设不能忽略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而过于关注产业建设和人居建设。
笔者较早提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9]，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凸显，如生态、社会、文化等。乡村的价值主要是非经济功能，而非经济功能，这是对乡村价值的理解，也是对乡村建设的定位。所以，从新时代的乡村功能出发，我们的视角依然是文化和社会建设。乡村振兴主要是文化振兴和社会振兴，而非经济振兴，乡村需要有产业，但产业振兴是商业化和城市化的逻辑。乡村经济的发展一定是适度发展，乡村振兴也是适度发展，否则对乡村只能是破坏和折腾。
对乡村振兴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社会修复、经济适度发展是对乡村建设的整体定位。改革开放以来，
“三农”问题先是乡村治理危机，后是乡村伦理危机，前者通过税费改革得以化解，后者则要通过文化建设才能解决。其实伦理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它是乡村衰败的综合体现，包括道德危机、文化传承危机等，乡村振兴需要应对的恰恰是文化危机。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乡村振兴是保卫乡村而不是再造乡村。在新时代破坏乡村的不是贫穷而是发家致富的欲望，现代性进入乡村反而需要一点保守的力量来制衡。
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最大价值目标是保卫乡村文化，而不是消灭乡村文明。价值决定路径，这有助于我们摆脱各种激进的乡村振兴思路，而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乡村建设方案。
笔者既提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又被所谓的新产业新业态所吸引，这表明乡村振兴是非常容易依赖“猛药”的。对乡村振兴来讲，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就是两副“猛药”，而今天的乡村建设方案大多是“猛药”，其实乡村振兴需要保守疗法，即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我们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容易激进，根本原因在于对乡村振兴的价值不清晰，乡村振兴的价值不仅是经济繁荣，而且是保卫乡村，救活乡村，不是消灭乡村，更不是城镇化。保卫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
乡村建设的初心是为农民建设乡村。因此乡村建设要不忘初心，适度发展。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项目下乡、资本下乡，乡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适度发展、保卫乡村的原则。为了坚守乡村建设的价值，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序适度发展，我们可以将乡村振兴分为三个阶段。
相对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宏观上的三阶段，这可视为微观三阶段，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处的相应阶段。由于乡村发展的不均衡，不同的村庄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村庄都要从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进行精准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一阶段是乡村衰败期。对全国大部分村庄而言
基本处于乡村衰败期，我们要对这种处于衰败期的乡村进行研究，如贫困村虽然国家扶贫投入了很多资源，但并没有改变乡村衰败的态势。对处于衰败期的村庄，不宜投入重金进行建设，而应引导其逐步恢复自我发展的能力，走向乡村复苏。第二阶段是乡村复苏期。有一些村庄进入了乡村复苏期，人员开始回流，有了自己的产业，公共文化生活复苏，具备了乡村振兴的部分特征，如一些淘宝村就进入了乡村复苏期。处于复苏期的乡村开始有了人气，要引导其适度发展。第三阶段是乡村复兴期。当前只有少部分村庄进入了乡村复兴期，符合乡村振兴的五个标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如浙江义乌何斯路村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从乡村衰败进入了乡村复兴期。对大部分村庄来讲，进入乡村复兴期都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0]（P32）。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还在继续完善，处于制度供给和政策创设的阶段，相关部委仍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方案。对地方政府来讲，乡村振兴战略处于谋划阶段，只是在省级层面制定了乡村振兴规划，还没有成为各级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基层干部不知道如何下手，仍处在观望中。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设定了三个阶段，这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反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具体到每一个村落也有自己的乡村振兴路径。笔者提出乡村振兴的微观三阶段论，即从衰败期到复苏期，再到复兴期，最重要的是把乡村救活，然后再探索振兴，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应该是修复乡村，然后逐步找到并坚持一个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方案。
参考文献：
[1]郭 丽.乡村建设派[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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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
[5]张红宇.加快推动中国特色乡村产业振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
[6]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J].民间文化论坛，2013，（1）.
[7]姚 洋.振兴乡村不能只谈乡村经济 更需要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J].财经，2018，（8）.
[8]申端锋.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三农融合[J].中国农村科技，2018，（1）.
[9]申端锋.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2）.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 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