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河岳英灵集》观殷璠通变持中的人生哲学

    何鸣 陈慧倩

    内容摘要：《河岳英灵集》作为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不仅体现了选家个人的眼光，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风尚。通过对通变持中的哲学思维的理解，殷璠选诗标准的研究，诗集中文化继承与创新的体现等方面分析殷璠通变持中的人生哲学以及文化品格，总结其精神文化层面独特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 殷璠 通变持中 继承 创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王弼也在《周易注》称：“穷必通也，处困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真正的君子常常能察时而动，应时而变，在面对各种境遇的变化时，既不消极等待，也不盲目冒进，在动态平衡中积极而稳妥地推动事物发展前进。殷璠就是这样一位君子，这种通变持中的发展观在殷璠生平中可由辞官隐居这一人生经历得以体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诗标准上则体现为所选诸诗人大多可谓怀才不遇，仕途坎坷且选录诗歌多为田园诗或者抒发闲情逸致的诗歌，在诗学理论方面则表现为对传承与创新的合理把握。

    一.通变持中之精义理解

    “通变”源自《周易.系辞》，其中以“户”的“阖”和“辟”类比“通变”，蕴含着事物连续不断地变化，始终矛盾运动着的哲学思想。田辰山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一文中分别阐述了“通变思维”的包括了宇宙的互系，任何形式的互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延续等七大启示。由此得出结论：“这样在《易经》里形成的通变哲学，是一种关于互系关系的思维风格……变化中贯通着延续，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是互系的，于是人通过互系关系也通过对自然的彻悟理解成为自然的连续，与自然合而为一”[1]他认为“变”是一个产生变化的过程，“通”则赋予这一过程连续的意义。而同时“世间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变化是绝对的。从客观方面看，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主观方看，变化不能随心所欲。‘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从这个意义上讲，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法则。这种法则，中华先民称之为‘常。”[2]“变”是绝对的，“常”是相对的，“通”有通晓变化规律之意，赋予了“变”连续的意义，“常即变中不变之义，而变自身也是一种常。”由此可见“通变”便也可谓“知常”。

    “持中”即持守中道，然而持中绝不是单纯的折中。朱熹曾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一方面，持中有中庸之意，在与外界互动时一般表现为一种辩证的适度原则，有利于长期发展的不偏不倚，能调整个人行动;而审视内在时则表现为内心的平常，能调节个人情绪。正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所以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意思就是，过分爱好名誉就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分积敛丰富的财富就必然会招致更为惨重的损失。这种代价和损失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表现在精神层面，“持中”则恰恰是教导人们如何保持不朽的持续发展观。另一方面，《中庸》载“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亦包含时中，时即随时，這就说明“持中”本身也有着随时变通的意味，外在境遇发生变化，人们的认知、行动、情绪等各影响因素也都可以随之发生改变或进行调整。

    不同于西方的先验论和二元主义，“通变持中”的哲学思维其实是一种事物的辩证和谐，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的一方面与另一方面之间相反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动力来源，而且其本身含义的相对与绝对也体现了现代社会所说的“辩证”的哲学思维，又或是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来源之一。

    二.人生态度之中庸圆融

    殷璠是唐代文学家、诗选家。《四库全书》介绍其：“唐丹阳进士殷璠”，[3]在《河岳英灵集》中他称自己“爰因退迹，得遂宿心”。宋刻本《河岳英灵集》、《书录解题》等其他书籍文献中的所提及的介绍也大致相似，如“殷璠：《全唐诗》小传：‘璠，丹阳人，处士。序有丹阳进士，‘退迹诸语似又非处士。”。[4]古时候称有德才但不愿做官的人或没做过官的士人为处士。傅璇琮先生认为：“殷璠很可能即任润州的文学，系一个从八品下的品位低微的小官……殷璠很可能很快就辞去此品位极低的官职，长期退隐，《嘉定镇江志》因称为隐士。”[5]综上所述，殷璠一生遭际不详，但由以上信息可知殷璠是现江苏镇江人，进士出身，亦可推测其曾任不合心意的低品位官职，可谓不得志，因而辞官归隐。

    一般认为《河岳英灵集》集录了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的二百二十八首诗，选诗标准主要是风骨和兴象，如张海明先生《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以及王运熙先生的《（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都认为《河岳英灵集》选诗的主要标准是兴象与风骨。然细读《河岳英灵集》，除了诗学理论上的入选标准，参照王克让先生的《河岳英灵集注》中关于二十四位被选诗人的身份境遇的简介，这些诗作的入选理由似乎还有诗人的个人遭际和人生态度，笔者相信所选诗人的诗作定在这些方面存在某些共性，且这些共性引起了殷璠的共鸣。

    首先最能引起殷璠共鸣的莫过于这些诗人的官职了。据记载，常建曾任盱眙尉;高傲如李白也曾任绵州府昌隆县小吏;王维曾任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和文部郎中;刘昚虚曾任崇文馆校书郎、夏县令;张谓天宝末赴安西，入封常清幕;王季友宝应中为华阴尉;陶翰官至礼部员外郎;李颀曾任新乡县尉;高适曾任封丘尉;岑参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崔颢位终尚书司勋员外郎;薛據任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主簿、涉县（今河北涉县）令;綦毋潜任宜寿尉、右拾遗和著作郎等;孟浩然任张九龄从事;崔国辅任山阴尉、左补阙、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以及晋陵司马;储光羲曾任冯翊、汜水、安宣、下邽等地县尉、太祝和监察御史;王昌龄任秘书省校书郎、河南汜水县尉、江宁丞、龙标尉;贺兰进明天宝后曾官衢州、北海二州刺史;崔署任河内尉;王湾任荥阳县主簿，官终洛阳尉;祖咏“仕途蹭蹬，流落不偶……以渔樵终。”[6]卢象曾任司勋员外郎、齐、邠、郑三郡司马、膳部员外郎;李嶷任左武卫录事;阎防任湘中司户、大理评事。二十四人中除了王维官至文部郎中，从五品上，其余多仕途坎坷，或所任职官均为六品以下的小官，或家贫不仕，归隐为渔樵，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可谓人生在世不称意。

    其次，从所选诗作题材内容来看，所选二百二十八首诗中约有九十首歌咏了闲情逸致，表达了诗人对于隐逸田园生活的向往，六十首左右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苦，殷璠恰恰也仕途不顺，终长期退隐，还有部分为从军出塞以及其他方面的诗。具体到诗人，王维、孟浩然均为山水田园诗的重要代表诗人，祖咏“与王维、卢象、丘为等友善，诗亦多写山水。”[7]高适，岑参是边塞诗人的代表，李白的诗作则尽现蓬勃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独立高蹈的人生追求。如果说边塞题材的诗作是诗人对悲苦命运积极抗争的表现，那山水田园等表现隐逸之向往的诗便是诗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8]，出世还是入世，还得看时机，根据时机的变化调整个人行动，当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产生冲突时，“穷则独善其身”一说看似仕途上的消极却也正是生活上的积极，是积极用世心态更为曲折的折射，孔子的这一方法以“通变持中”的观点调整个人情绪，使之更加平和地面對人生，更加平和地审视内心世界。外在求而不得，内在精神则更显可贵，这种由外而内的求索转向正体现了诗人中庸圆融的人生态度。

    以《河岳英灵集》所选诗人李白为例，殷璠的选诗心态也可见一般。李白有诗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公元742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其才志高远，渴望建立功业，可是入京后，怀才却不遇，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他自认不会有所作为后被“赐金放还”，可谓“穷”，此时他写下了《行路难》组诗。其中《行路难其三》一文充分体现了诗人通变持中的人生态度。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李白见封建政治黑暗，官场尔虞我诈，自己怀才却处困，遂通变，以开解自己，功名不得尚能退守“沧州”、退守“林峦”、退守“武陵源”，尚能追求适意自由，既然人生在世不称意，何不散发弄扁舟，暂时转而去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这并不是超世亦有别于消极避世，李白从来不是冲淡之人，其所追求的自由也是极力凸显自我的自由，只是他知常，若一味求功名而不知进退之道，不懂适时变通，只会步陆机、李斯的后尘，不若待机而起。虽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注定只能是他的理想追求，二者不可兼得，但这种近乎完美的人生设计影响了其一生，使其一生尽管屡屡处困，仍然在通变持中中孜孜追求。有人说功成身退观只是李白为入仕的炒作，然笔者认为这不是虚言，功成正是他追求的，而身退也不仅仅是其不得意时的借口，更多的是其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他实际上渴望以功成身退的通变持中实现功成名就与洒脱诗意的人生的平衡。

    殷璠所选诗的这些作者都企图通过远离尘嚣、暂离官场来战胜政治社会生活带来的打击与悲哀。困厄之际，这些文人阅尽漂泊流离之苦，然而怨天尤人只能徒增痛苦，不若秉持持中的观点以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对社会的适应，远离世俗，将生活诗化。这些人都可谓殷璠的精神导师，殷璠也试图以这些作品来找寻可归去的精神家园，形成了通变持中的人生哲学。

    三.诗学理论之继承创新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作者者一味模仿前代而不创新或是一味抵制前代而不继承便可谓穷，“拘泥于古，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是错误的;背弃成法而师心自用，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也是错误的。”[9]继承和创新一直都是诗人和古文家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殷璠也不例外。

    殷璠的诗学理论主要见于《序》以及对所选诗人的评价中，殷璠非常明确地试图通过盛唐诗歌的评选提出他的诗歌主张并未明确提及，如“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序》）“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陶翰），“晚节忽变长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崔颢）……，但亦可总结为风骨和形象二旨趣。初唐时期，陈子昂等少部分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发起了对宫体诗的批判运动，这次运动并未改变当时诗风，但是却对底层士人的诗歌创作起到一定的影响，即有一部分诗人开始重新审视建安诗歌和“风骨”之诗歌理论，殷璠对此也极其重视，正是因为对这一阶段的理论吸收，殷璠才在诗歌理论中表现出对贵族文化的思考和批判。

    “殷璠所谓“气来”正表明其“气骨”之说渊源于刘勰对建安诗歌的认识，他的选诗眼光同样表明了这点。”[10]然而殷璠标举的盛唐风骨亦有超越前人成就之处。“建安风骨是动乱现实、苍凉人生在诗歌创作中的反应，所以沉厚壮大的感情中颇含悲凉之意。”[11]然殷璠的“风骨”分有层次，这种划分可以通过他对于“风骨”和“气骨”的运用来分辨。“气骨”在殷璠看来是一个诗学美学范畴，而“风骨”更多的是一种诗歌本体的表现手段。比如他说崔颢“风骨凛然”，“凛然”是令人敬畏的样子，它和后面的戎旅生涯相关，但和“风骨”美学范畴并不直接相关。在“有风骨”，“风骨顿尽”这样的说法中，“风骨”这个词在这里起修饰作用，但是在“风骨凛然”中“风骨”是主语，作为一种诗歌表现手段，即风骨和诗歌融为一体。殷璠对风骨说的提倡具体表现出三种批判内容：一.对文风之批判，所针对的是盛唐贵族诗歌之中的文辞。殷璠通过对男性气质文辞诗歌的选录，借以表现自己的风骨学说，在于批判一种社会现象，即宫廷贵族诗人对于诗歌的书写话语形式是在宣扬一种对“江左文化”的追求与欣赏。二.对文化的批判，所针对的是盛唐贵族文化中奢靡淫乱的江左文化之大行其事，表现在文馆制度之上。当文学系统与贵族文化合而为一，就成了整个盛唐文化的重要弊病。殷璠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即诗歌写作不应当局限于馆阁之内，不应当只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玩物”，边疆战士的生活就是殷璠所提倡的一个书写方面。三.对社会性的批判，所针对的是士人社会对贵族文化的接受与认可。殷璠的社会批判中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士人们的“志”之取向书写。二是诗歌对军旅生活的书写。殷璠对士人们的诗歌创作要求是对男性气质的书写，而反对拘泥于庭宴之中的女性书写。

    不守故旧，善通变，懂持中，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文学增强生命活力的根本途径。殷璠所选诗人虽多仕途不顺，饱受政治生活摧残，所选诗作也多表达对田园山水的喜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或悲伤，或愤慨，但其间总隐现一种时代独有的激昂壮阔的感情基调，这便是殷璠所称道的盛唐“气骨”，也是其诗学理论区别于建安时期文学思想理论的创新之处，这种诗学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表现了殷璠通变持中的文化品格。

    殷璠以通变持中的人生哲学及文化品格进行创作与生活。置于现代，这种哲学品格亦可被视为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版本的前身，或可说是传统的中国哲学采用了一整套崭新的术语，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品格。其对于身处繁弦急管中标榜功利至上的现代人可谓极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指导意义。

    注 释

    [1]田辰山.中国的互系思维通变[J].文史哲2002年第4期.

    [2]何晓明.中国文化精神论纲[J].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3]四库全书（文渊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332-20页.

    [4]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校注[M].巴蜀书社，2006，7：2，2页.

    [5]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校注[M].巴蜀书社，2006，7：2，362页.

    [7]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校注[M].巴蜀书社，2006，7：2，362页.

    [8]《论语·先进》.

    [9]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30.

    [10]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由唐人选唐诗所作的抽样分析，《大历诗风》，凤凰出版社.2009.4.

    [11]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校注[M].巴蜀书社，2006，7：2，2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2018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810299535W，本文作者还有徐澜鑫。

    （作者介绍：何鸣，江苏大学学生，汉语言文学方向;陈慧倩，江苏大学学生，汉语言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