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文章惊海外：辛亥革命前后宋育仁与西方人的交往

    李晓宇

    〔摘要〕宋育仁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并不仅限于出使欧洲之时，《澄斋日记》等史料中记录了宋育仁辛亥革命前后（1910—1914）在北京与西方人的交往事迹。例如，宋育仁在北京世界教育会对中外人士演讲，以及与安德烈·铎尔孟的学术交往，都是既往研究所没有提到过的。对这些事迹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宽宋育仁研究的视角，使我们站在更新的高度理解宋育仁及其时代。

    〔关键词〕宋育仁；铎尔孟；恽毓鼎；世界教育会；澄斋日记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08-07

    川人宋育仁是中国近代一位比较罕见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全景式展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纪大变局，我们可以从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三个维度概括他对近代历史的影响。在宋育仁的三重影响力中，意义最深远，价值最突出，同时也是其他大多数历史人物所不具备的，是他的国际影响力。今天研究宋育仁，其国际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宽宋育仁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提升宋育仁的历史地位。但是，研究宋育仁的国际性，目前也存在相当的难度，首先是受限于材料的匮乏。既有的研究，凡涉及宋育仁与西方的交流，依据的材料很少逾出《采风记》及其附录《纪程感事诗》的范围。〔1〕其实，宋育仁与西方人的接触和交往远不止于1894—1895年出使欧洲之时，在此之后，他与西方人仍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交往事迹是研究宋育仁的国际影响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围绕新发现的一些史料，介绍辛亥革命前后宋育仁在北京与西方人的交往，期望能抛砖引玉，推进宋育仁的国际性这一方面的研究。

    一、《澄斋日记》中的宋育仁

    《澄斋日记》是一部记录晚清宫廷内幕、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的珍贵史料。作者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

    恽毓鼎的《澄斋日记》于1910—1914年间有8次提到宋育仁：

    （1）宣统二年（1910）七月十七日，恽毓鼎在世界教育会看到宋育仁讲《春秋》三科大义的讲义。〔2〕

    （2）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一日，宋育仁在世界教育会讲《春秋》文质大义。〔3〕

    （3）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初二日，恽毓鼎至宋育仁的寓所贺元旦。〔4〕

    （4）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六日，恽毓鼎前往铎尔孟的寓所与宋育仁等人论学。〔5〕

    （5）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二日，恽毓鼎至萧隐公（名炎，字以行）住处，与宋育仁、龙学泰（字子恕）饮酒谈心。〔6〕

    （6）1912年二月二十九日（十六日），宋育仁在法源寺讲《大学》，铎尔孟前来听讲。〔7〕

    （7）1912年三月初一日（十七日），宋育仁称涪州施曾豫（字孟元）为高僧转世。〔8〕

    （8）1914年十月初二日（十八号），恽毓鼎听闻宋育仁因倡议复辟被捕。〔9〕

    恽毓鼎与宋育仁交往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宋育仁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受排挤后，重新回到北京的时候。大多数关于宋育仁的传记、年谱都没有提及他在这段时期的生活，一般只说他回京后“蛰居不问时事”〔10〕。只有《宋育仁轶事》比较详细地记录他这段时期的情况，可与《澄斋日记》互相补充：

    清廷立宪，欲兼采舆论，并保存先代之法，特开礼学馆于礼部，召缪荃孙、宋育仁等为纂修。宋常倡古圣明王维持人伦，教以明尊卑长幼之义及男女之防父子之道也。宋在礼馆以当道因循，不能卒用其言，尝为京师大学教授以自给。革命军起，乃就金坛之茅山营农业。〔11〕

    综上可知，宋育仁当时的身份是礼学馆纂修，兼京师大学堂经科教员。①根据档案材料，宋氏到京师大学堂的就职时间是宣统二年（1910）七月，离职时间是民国元年（1912）四月，〔12〕与《澄斋日记》中宋育仁出现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现存的两部宋氏著作《说文解字部首笺正》、《尔雅今释》，即是他任经科教员期间撰写的课本。②两本书表面上是在注释传统的训诂学经典《说文解字》与《尔雅》，其实是在讨论近代语言系统转型的问题。宋氏称《说文解字部首笺正》的宗旨是“辨言”〔13〕。所谓的“辨言”，是要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优越。早在1894年，宋育仁出使英国时，就曾与牛津大学博士麦克斯·穆勒③、日本留学生望月小太郎④在东方学会探讨过世界语应该用主形的文字还是主音的文字的问题，〔14〕可谓“五四”以来汉字改革运动的先声。《尔雅今释》也是研究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区别的，书中多处引用西方的理论，进行中西比较，如，卷一谓：“中外文字原理规则皆同，深通文字即通名学，其理法亦同，然而中外亘古未尝相通者，由于中文一字一音，西文合数音为一字，原点既异，故难通也。”〔15〕卷四谓：“西人谓西文名词皆有区别，中文名词无区别者，由于译学未明我国之治，译者未能通训诂小学，但解普通认字，普通属文，无从知古先名学，因而翻译西文不能区其词界。”〔16〕朱祖延《尔雅诂林叙录》评价说：“该书有别于一般的注疏，它不注重逐词为释，而着重晓明《尔雅》一经之主旨，《尔雅》各篇之义例和价值。”〔17〕由此可见，宋育仁并不是在清代汉学的范围内研究《说文解字》、《尔雅》，而是想要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欲图沟通中西方语言文字，实现“五洲同文”目标。从《说文解字部首笺正》、《尔雅今释》中，我们可以略窥宋育仁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期间的思想倾向。

    此外，《澄斋日记》中还提到两件宋育仁与西方人交往的事迹，是其他史料所没有的：一为宋育仁在北京世界教育会为中外人士讲“春秋大义”，二为宋育仁与安德烈·铎尔孟的交往。

    二、宋育仁与世界教育会

    北京世界教育会，创办于1909年，会址设在良氏愚园〔18〕。据《澄斋日记》，是年六月十三日记载：“各国学界有名者皆充会员，中国唯余及江伉甫二人。是日，英、德、美、奥、日本共到八人（英之丁嘉立，美之李佳白，皆久在中国，著述甚富）。相约咸操华语。今为第二次开会，议决开会条目，每月一会。”〔19〕这段日记所提到的中外人物有江伉甫、丁嘉立、李佳白等三人：

    江伉甫即江亢虎（1883-1954），原名江绍铨，江西弋阳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创建京师女学传习所。1901年春，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后又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教习。1910年春，从日本到欧洲各国旅游，鼓吹无政府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成立中国社会党。1921年4月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任校长。1927年，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1928年10月，回国配合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抗战爆发后避居香港。1939年9月，应汪精卫的邀请回到上海，10月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1940年3月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抓获。新中国成立后，因汉奸罪移押上海提蓝桥监狱。1954年12月病死狱中。著有《洪水集》、《江亢虎文存初稿》。〔20〕

    丁嘉立（Charles Daniel Tenney 查尔斯·丹尼尔·坦尼，1857-1930），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美国公理会教士。1882年来华，在山西传教。后辞教会职，任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又在天津设立中西书院，自任院长至1895年。后任天津大学（后改名北洋大学）总教习、清政府驻美中国留学生监督。1908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汉文参赞，1919年至1920年以参议代理馆务。1921年退休回美。〔21〕

    李佳白（Gilbert Reid 吉尔伯特·里德，1857-1927），出生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矢志传教。1882年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在山东传教。1892年返美休假，向长老会董事部建议，在中国传教应以士大夫阶级为对象，不要致力于下层。1894年再次来华，与士大夫、官僚结交，次年参加强学会，甲午战争期间任伦敦《泰晤士报》记者。1897年在英美驻华公使窦纳乐和田贝的赞助及李鸿章、翁同龢等的支持下，在北京创设尚贤堂。1900年尚贤堂被毁后，出任八国联军翻译。1903年尚贤堂在上海重建，自任院长。1911年创办《尚贤堂纪事》月刊。1917年任《北京晚报》社长，因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经美国公使芮恩施要求，该报于同年12月被北洋政府查封，并驱逐出境。1921年再度来华，回北京恢复尚贤堂。1922年创办《国际公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时，组织“中外睦邻会”。1926年尚贤堂再度迁至上海。1927年病死于上海。〔22〕

    从上述人物的生平简历可以看出，北京世界教育会的会员由在京的士大夫和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组成，他们都有兴办教育的经历和背景。宋育仁参加世界教育会的原因不明，大约与他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员有关。《澄斋日记》两次提到宋育仁（字芸子）在世界教育会演讲：

    宣统二年（1910）七月十七日，未刻赴世界教育会，见宋芸子前辈所作会中演义，本《春秋》三科大义而畅发之（广鲁于天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降于夷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余前序主张三世立论，未能若是之宏深也。其说“夷之”、“中国之”为退化、进化，尤为公羊家言所未逮。〔23〕

    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一日，饭后赴世界教育会，到者三十馀人，东西洋人皆入席。子恕首演说一篇。余讲“攻乎异端”义。宋芸子前辈又演文质大义。四点半钟散会。〔24〕

    由上可知，宋育仁入会时，世界教育会的会员已由一年前创建时的十人增为三十余人，其中既有欧美人，又有日本人。宋育仁面对这些外国人所讲的主题是“春秋大义”。《春秋》重视夷夏之辨，宋育仁在世界教育会当着洋人的面演讲“春秋大义”，自然有一番深意。虽然宋氏《三科大义》、《文质大义》的讲稿今已亡佚，但其思想内容从一些相关文献中仍能略见梗概。例如，《（四川）国学月刊》载有宋氏的《春秋大义上下篇》，疑是《三科大义》的扩充修订版。因其中有一段解释七等进退的话，所举的事例是：“今有人于此，有人与之交涉而语人曰：‘此南美、非洲、藏番。则疏远之词，自不如称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之相亲善。又如当日未通专使之国，若西班牙、荷兰，中国即不见有西班牙、荷兰公使名目，不如直接邦交之称‘美、法、英、德公使为亲善。其邦交事少之国，中国固不见其公使之名，自不如朱尔典、窦纳乐以及威委（妥）马、赫德之为亲善。”〔25〕此话的口吻语气极像是在清末对外国人说的。

    《春秋大义上下篇》论“广鲁于天下”曰：

    《春秋》以明天道，大者拓而广之之谓，即“广鲁于天下”之义，就鲁国言，中国为一天下，就中国言，五洲为一天下。〔26〕

    这是把“天下”的界定由中国扩大到世界，使《春秋》的范畴适合解释各种国际现象。1897年，梁启超撰《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就已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27〕

    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曰：

    内外是亲善与防制之注脚，谓次第组合之手续也。俗说误说为攘夷。……其国、诸夏、夷狄系国之三际。〔28〕……试观后代攘夷之说愈炽，则攘夷之祸愈炽。〔29〕

    这是纠正旧说对《春秋》“攘夷”的误读，宋育仁认为，“夷夏之辨”并不是要抵制和排斥外国人，而是为了区分国际关系中的亲疏远近。“攘夷”只会造成中国与世界的对抗。这一观点近似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所说的：“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30〕

    论“中国降于夷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曰：

    《春秋》即奉天道之元，以经纶世界，本为人群国土进化同化，使之同文同伦，是为天下有道。有道之界说，即在安民。由去人伦无君子，而进于中国同人伦有君子，是即所以安民。特当拨乱之际，不与夷狄之干中国，不能不用兵裁压，所谓强制履行，正以驱而纳诸轨物之中国，使夷狄进于中国，故曰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夏之分，在礼教与非礼教；天下有道无道，在安民与不安民。〔31〕

    这是指出《春秋》的目标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并不是隔绝夷夏。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也说：“《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32〕

    与梁启超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比较可知，宋育仁的上述思想源自十余年前的维新变法时期，并无新意。较有创意的是他的“张三世”之说：

    拨乱为一世，三十年而道始更，进于王道。入升平为一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再进于帝治之文明，是谓文致太平，为一世。是为“张三世，大一统”，顺数退化，是由治至乱，逆数进化，是由拨乱至治，至于郅治。所谓斯世愈乱，《春秋》愈治，至是夷夏之界泯而化合而为一，故曰内外大小远近若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谓君子道长，世界至此乃复于天道之元始。〔33〕

    而梁启超对“张三世”的解释尚停留在传统公羊学说上，梁认为：“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觕，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34〕宋育仁不囿于传统的公羊学，将进化论的观念引入到“张三世”的解释中，①提出“‘张三世，大一统，顺数退化，是由治至乱，逆数进化，是由拨乱至治，至于郅治”。所以，恽毓鼎看完宋氏《三科大义》的讲义，很敏锐地意识到：“余前序主张三世立论，未能若是之宏深也。其说‘夷之、‘中国之为退化、进化，尤为公羊家言所未逮。”这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关于《文质大义》，现存宋育仁的著述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论述，但从廖平《改文从质说》一文大致可以推测出《文质大义》的主要思想。廖平《改文从质说》1898年3月发表于宋育仁创办的《蜀学报》。此文试图从公羊学的角度诠释中西古今问题，认为今之泰西诸国的“政治法令，其得者颇有合于古之圣人，至其礼教风俗，则与中国如水火黑白之相反”，这正是“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相对相反之质”。〔35〕所谓“文”，指中国的礼乐教化，“质”指西方文化“不重伦常，绝于名教”。文、质的关系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6〕廖平认为，中国的礼乐文明延续几千年，产生了严重的文弊，必须用西方的“质”来纠偏，即“礼失求诸野”。因此，从文质互补的角度，廖平主张向西方学习。这一说法是四川地区的维新派的一个共识，宋育仁的《文质大义》大概也是要表达“改文从质”的意思。

    宋育仁在世界教育会演讲的《三科大义》、《文质大义》集中体现了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上承维新变法运动，下启“五四”以后的东西文法论争。就其思想根源来说，它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见识范围，无非是重复着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说的：“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7〕对于二十世纪初狂飙突进的西化浪潮来说，这样的主张已经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不仅西方人觉得是穿凿附会，就是思想稍微激进一点的中国人也嫌其迂阔。但是，正言若反、大智若愚，宋育仁的东西文化观也有其高瞻远瞩之处。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正处在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来最深刻的变革阶段。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文化打破了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遵循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38〕，迫使中国采取“传统（中）—现代（西）”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毫无先例可循，即使是率先接受“现代性”洗礼的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仍然属于“在传统中变”，而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则比西方复杂得多。陈来指出，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在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说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认同传统的意识，与出于现代化急迫要求而产生的反传统倾向，两者的矛盾起伏构成了整个近代的基本格局。”〔39〕因此，取消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把西学纳入中学的解释体系中，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不失为化解“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继续维持“在传统中变”的一条思路。正如蒋廷黻所说：日本人正是在“复古的标语之下建设了新民族国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搁在旧瓶子里，日本人只叹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40〕只可惜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日本，而宋育仁生活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尚未全面深入，最终使其思想主张流于简单的牵引比附。

    三、宋育仁与铎尔孟的交往

    除了宋育仁在世界教育会对众多西方人演讲，《澄斋日记》还特别提到了宋氏与一位法国人铎尔孟的交往：

    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六日，七点钟至总布胡同赴法友铎尔孟君之约，同坐为姚石荃、刘幼云、宋芸子诸公，论学甚洽。铎君嗜中文，尤嗜理学家言。架列书数十部，皆经史性理也。〔41〕

    1912年二月二十九日（十六日），未刻至法源寺约会诸友，听隐公（萧炎）讲《大学》。隐公于学所得甚深，而所讲则支离蔓引，全不顾语脉，听者易生烦倦，亦一短也。讲毕时间尚宽，宋芸子前辈讲一段，余亦讲一段，乃散。法国博士铎尔孟君亦到会，真好学之士。〔42〕

    这里提到的“铎尔孟”即安德烈·铎尔孟（法语：André d'Hormon，1881-1965），字浩然，是与沙畹、伯希和、葛兰言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早年随清朝驻法使馆武官唐在复学习中文，1902年在巴黎结识李鸿藻第三子李石曾。1906年，在唐在复推荐下，25岁的铎尔孟来到北京，担任醇亲王载沣的家庭教师，并见到了刚出生不久的溥仪。〔43〕同时，他还兼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员，据档案材料，铎尔孟任教时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至宣统元年（1909）一月。〔44〕恽毓鼎与铎尔孟初识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他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918年恽氏逝世。《澄斋日记》描述铎尔孟“容貌白皙秀雅， 望而知为文人”，“专精文学，喜为诗”，“能华语，吐属颇雅，极重中学，甚不以华人之服西服、学东学为然。其起居食用纯乎华制也”，“乐与中国士大夫交”。〔45〕辛亥革命后，铎尔孟来往于革命党和北洋政府之间。1912年，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设预备学校，铎尔孟担任教授。〔46〕同时，他又担任袁世凯的外交顾问，1913年参与善后大借款的商定。1918年，铎尔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向法国政府申请，利用庚子赔款的余额创建“北京中法大学”，并任教于中法大学与北京大学。1941年创办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直至1954年回到法国。他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从1956年起，铎尔孟定居巴黎郊外的华幽梦修道院（Abbaye de Royaumont），与李治华合作翻译《红楼梦》，并任《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审校。1965年逝世，享年84岁。〔47〕

    宋育仁与铎尔孟的交往始于何时何地，今已无从考证。从《采风记》、《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首》均未提及铎尔孟来看，二人交往应该始于1910年宋氏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以后。《澄斋日记》中提到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六日同在铎尔孟寓所的尚有姚石荃、刘幼云二人：

    姚石荃即姚锡光（1856-？），字石泉，江苏丹徒人。拔贡，举人。初官内阁中书。历佐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幕，曾任安徽牧令，累保道员。曾赴日本考察。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陆军部左丞。宣统年间任陆军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辛亥革命后，任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口北宣抚使、参政院参政等职。〔48〕

    刘幼云即刘廷琛（1867—1932），字幼云，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他是中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的第一人。1914年7月，国务卿拟聘刘廷琛为礼制馆顾问，刘氏撰《复礼制馆书》反对共和制，要求袁世凯向溥仪“返大政”。1917年，与张勋共谋复辟，并出任内阁议政大臣，是首要人物。复辟失败后，隐居青岛，1932年7月5日病逝。〔49〕

    由二人的为官经历和政治倾向可以看出，宋育仁与他们同是京官，姚锡光与宋一样有出洋考察的经历，刘廷琛1908年1月至1911年12月任京师大学总监督，正好是在宋氏任教期间。而且，1914年，刘、宋二人都公开倡议袁世凯还政于溥仪，政治倾向也相当一致。

    从《澄斋日记》的记载来看，铎尔孟与宋育仁、恽毓鼎、姚锡光、刘廷琛等人纯属学术上的交往，一次是在寓所与上述诸人“论学甚洽”，一次是在法源寺听萧隐公、宋育仁、恽毓鼎讲《大学》，表现出铎尔孟“倾慕中学甚至”〔50〕。

    1912年二月以后，《澄斋日记》就没有再记载宋、铎二人来往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交往就此终止。现为私人藏家所收藏的一份宋育仁书札，上面有《赠法国文学法学博士铎尔孟》三首，为我们提供了辛亥革命以后二人交往的一些片断。

    第一首是比较罕见的七言六句诗：

    中华翰林有妙龄，

    欧洲博士多耆英。

    多君少年膺两选，

    目营四海心纵横。

    欧云龙战不得顾，

    欲挟政策客汉京。（自注：时充总统府顾问）

    这首诗描写了铎尔孟的平生志业与出处。由于铎氏是法国文学、法学双料博士，来华后又担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员，相当于翰林学士。所以，前四句宋育仁称赞他身兼两选，有学贯中西的气象。末尾两句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铎尔孟并不关心欧洲的战局，却留在中国担任总统府的外交顾问，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因为一战爆发于1914年7月28日，同年10月，宋育仁上书袁世凯，请求袁“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辅佐幼君（溥仪）”，激怒袁氏，被拘于京师步兵营中数月，第二年年初被押解回川。〔51〕据此推测，赠诗作于1914年7月至1915年1月之间。

    第二、三首是七绝：

    我昔成年从博望，

    至今重义远遭放。

    三年已作远山吟，（自注：先以壬子挈家归农茅麓）。

    息游正好归禽向。

    昔年寄诗误□□，（自注：余在山中，□索赠诗，□撰七言长篇邮寄，湮没无存稿，今不省记）

    今朝题赠更相邀。

    岂有文章惊海外，

    望君高议佐中朝。

    “我昔成年从博望”，用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汉后被封为“博望侯”的典故。意谓自己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是效仿张骞的英雄事迹。“至今重义远遭放”似指宋氏要求袁世凯还政于溥仪后，即将被押解回川。“三年已作远山吟”，指1912年民国建立后，宋育仁以清朝遗民自居，不愿与新政府合作，举家隐居于江苏省句容、金坛两市交界处的茅山。“息游正好归禽向”的“禽向”是禽庆、向长平的合称，典出《后汉书·逸民传》：“向长平隐居不仕，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后两句合在一起，意谓自己三年来已经习惯了隐逸的生活，如今押解出京，正好像禽庆、向长平一样彻底归隐，不再过问世事。

    最后一首诗头两句是叙事，后两句是议论。大概宋育仁隐居茅山时，铎尔孟曾来信索要赠诗。宋氏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寄给他，因为当时没有保留诗稿，已不记得诗的内容了。如今铎氏又来索要赠诗，显得热情诚恳。“岂有文章惊海外”借用杜甫《宾至》的“岂有文章惊海内”一句，是自嫌的话。因为宋育仁曾出使欧洲，后来在北京又常与西方人交往，影响不仅仅在国内，所以改“海内”为“海外”，表现出宋育仁作诗锤炼字句，异常贴切。“望君高议佐中朝”是宋氏对铎尔孟寄予殷切的期望，从近处说，是希望他担任中国政府的智囊，帮助中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外交事务。从长远说，是希望他融会中学与西学，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铎氏在中国从事文化教育事业长达48年，回法国后不顾年迈多病，以73岁高龄参与翻译法文版《红楼梦》，也确实没有辜负宋育仁的期望。他们的交往事迹，必将成为中法友谊的一段佳话。

    1915年，宋育仁从北京被押解回川，是这位近代传奇人物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由一个国际性人物退回到地方性人物的身位。尽管回川后，他仍拥有“五老七贤”的尊荣，还可以发表一些像《采风记拾遗》、《<里昂见闻杂记>感言》〔52〕的文章，但是，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巴蜀一隅。也许病卧东山草堂的他，心中还念念不忘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却早已遗忘了他。与他一起被遗忘的还有他的“五洲同文”的梦想、“改文从质”的主张，以及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诸多思考与应对。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参阅：熊月之《出使人员的普遍的感想》（《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何一民《宋育仁对西方的追求》（《四川近代史稿》）、钟叔河《离奇的逻辑——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朱维铮《使臣的实录与非实录—晚清的六种使西记》（《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葛兆光《向西转的大趋势：以宋育仁、唐才常特别是康有为为例，以开会为例》（《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近代经世小儒》）、刘菊素等《宋育仁的外交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龙晦《宋育仁与其<泰西各国采风记>》（《蜀学》第五辑）、钟永新《麦克斯·穆勒与宋育仁的学术交往录》（《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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