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价值观
王晓东 李京子
[摘? ? 要]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这一进程不是线性的发展现象，而是矛盾的历史聚合体，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曲折，潜藏着各种陷阱、隐患、困境、危险，如全球经济发展危机、政治敌对、文化冲击以及个体生存家园感的丧失。为降低和控制全球化风险，人类需要确立和遵行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克己、团结、参与、责任感、全球共同体意识、理性化的契约精神、对话精神等。但是，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和历史意义。由于全球化的现代性特质，中国必须坚持和发展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倡导和坚持以尊重、互惠、合作和团结为内涵的共赢价值观。
[关键词]全球化;价值观;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2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2-0015-12
全球化不是已经失败、终结的历史“神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三世界国家有意布设的政治“圈套”，也不是只意味着困境和危机的美丽“陷阱”。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趋势。无论有人对全球化是存质疑、否定的态度，还是持反对、拒斥的价值选择，都无法改变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历史事实。对此，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确定性的特征。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经济正在被一个单一的、跨国的政治经济所取代。”[1]（P1）
什么是全球化？其真实的、完整的历史意蕴是什么？什么力量使全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是线性的，还是曲折、复杂的？全球化的历史现象对于民族国家、组织、社群以及个体生活而言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为什么要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观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是我们要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全球化的多副脸孔
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是线性的、简单的发展现象，而是矛盾、复杂的历史聚合体。全球化无论在发展的历时态上，还是在目前发展的共时态上都展现了积极与消极交织、进步与困境并存的多重历史意蕴和文化价值意义。对于全球化，我们不能做简单的、武断的情感判断或狭隘的意识形态化的结论，只能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和整体的视野去审视和解读全球化的多副脸孔。
（一）全球化的多重内涵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就像“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后现代”等语汇一样，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变得异常时髦和流行。这一概念被为数众多的学者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哲学等领域中从不同的角度和意义上加以使用。因而，对全球化的界定和理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的理解和看法有：
1.将全球化主要理解为经济全球化，这是许多学者坚持的一种看法。英国学者艾克斯特曼这样描述全球化：“我们生活在人员、地域、资本、商品和服务之间不断增强的、全球性的相互联系中。全球化是一个展现全球旅游主义以及核能、环境和健康安全的多维的过程。但是，有证据表明，全球化更主要体现在对形成‘全球化世界具有特殊性意义的全球性经济和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上面。”[2]（P118） 印度学者迪帕克·那雅将全球化界定为“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急剧膨胀。”[3]（P119） 全球化是各国经济领域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性的整合过程和开放过程。有的国外学者将全球化说成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
2.将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西方化或美国化。西方新左派中一些思想家以及拒斥和反对全球化的人主张这种看法，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将世界资本主义化或美国化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全球化是自由市場资本主义向周围国家扩展的过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现在进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霸权，全球化只不过是强权压制的代名词。而反对和拒斥全球化进程的人则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布设的圈套，是蕴藏已久的历史图谋。
3.将全球化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全方位转变。也就是，全球化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全方位的历史性变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是主要代表，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是全球化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是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4]（P33） 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政治、观念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德国全球化问题专家乌尔里希·贝克也从生活空间变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和描述。他指出，全球化指人们在经济、信息、技术、文化冲突、生态以及市民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生活行动，日益超越国界的限制，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了以往的根基，跨国活动主体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社会力量。人们经常性地被投入到跨国生活形式中，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空间，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谁都得适应这种变化，甚至政府也必须主动做出回应。
4.将全球化理解为精神和观念领域的一种全球意识。 “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5]（P17） 这种意识是指一种以全球性为视角和意向的思维方式，交往的主体在全球交往中能够从全人类的、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在生活和行动中以全球为坐标系进行定向和组织。
上述几种说法都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某种具体的视角对现时代的全球化现象和具体特征进行的客观性揭示和描述。可以看出，全球化概念本身包含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因此，从某种单一的内涵出发，不能实现对于全球化内涵的完整把握。从完整的意义上说，这种界定似乎更为准确一些：“全球化首先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这世界中的所有的因素相互作用，自成体系。……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兼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6]（P5）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超越地区、民族和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实现的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换言之，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主体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普遍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这种界定不同于立足于经济角度对全球化所做的狭义定义，全球化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即基于世界经济分工和市场化机制的经济一体化;也不同于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狭隘性理解，即将全球化仅仅视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更为具体“美国化”，也就是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社会文明的胜利、普及或侵入。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生存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广阔的生活过程和深刻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既是一个西方国家占主导、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过程。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全球化不仅仅是被动承受、不可阻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参与和介入、主动接收挑战、反抗压制、谋求发展的过程。全球化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传播、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凤凰涅槃、推陈出新以及新的进步性的全球共同文化孕育、创生的过程。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个多元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异质性过程。就整体而言，全球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从全球化的具体历史形态来看，全球化概念却不完全是中性意义上的，因为它包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内涵。
全球化本身的多元性、异质性和矛盾性，直接反映和印证了全球化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依据全球化本身的性质、特点、内容、发展过程及其价值内涵等不同的标准，将全球化划分为多种多样的类型。依全球化的性质和目的不同，全球化可分为旧全球化和新全球化：旧全球化是指通过武力侵占达到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目的的全球化;新全球化是指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实现共同发展的全球化。依全球化的涉及范围和发展程度，全球化可分为局部的全球化和全面的全球化：局部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由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特定领域和有限的范围推行的全球化，如经济全球化;而全面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进入全球性的交往系统在多领域中形成广泛的联系。依全球化进程中主体的相互关系，可将全球化分为被动的全球化和主动的全球化：被动的全球化是指全球化的主体一方抵制全球化，被迫卷入全球的交往体系中;主动的全球化则是指主体一方为促進自身的发展自觉顺应历史趋势，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充分发挥作用。依全球化的内容和展开的领域的不同，可将全球化分为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全球化。依全球化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可将全球化分为积极的全球化和消极的全球化，前者如指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和平、保护环境、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后者如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国际毒品交易、环境污染、重大疾病的传染、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等等。
从上面的分析和描述中可以看出，全球化是实践层面上的关系性范畴，亦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全球化是人类活动的主体间关联域，是主体间性交往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形态，是主体间交往活动全球性的时间视域和空间视域。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交往体系和世界范围内经常性的互动。在空间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主体的活动超越民族、地域和国家的狭小界限，进入到广阔的历史活动背景中;在时间意义上，意味着主体间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活动在时间上的恒常化和经常化。所以，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指人类活动的世界性质、全球性质，在这一本质内涵的历史展开中包含着多样性、变化性和可能性。
（二）不同的全球化
尽管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者们对全球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尽管不同的人们对全球化还持有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看法，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认，全球化业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极为显著、重要并且极具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距离正在急剧地缩小，“地球村”甚至是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正如贝克所描绘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地域的界限，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全球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似乎是我们每个人甚至连孩童都能不断感受到的“历史的真实图景”。全球化已成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可逃避、无法摆脱的一种命运。
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连续的、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一个多元的、异质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多种错综复杂的曲折和矛盾问题，潜藏着各种陷阱、隐患、困境、危险。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者来说，全球化不只是意味着美丽的鲜花和诱人的微笑，同时也会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可怕的罪恶。后者对于被迫裹挟到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似乎更是如此。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全球化悖论？这与截至目前的全球化所具有的一种主导性特征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肇始于近代的全球化的早期阶段，还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的现阶段，全球化都是被西方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和统治。自全球化产生以来，全球化一直都是市场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英国学者鲍曼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全球化的这一鲜明特点。
虽然有人认为，自人类产生以来全球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但全球化的真正历史开端肇始于近代。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实际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生存和发展路途中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一种状态：虽然生活于世界之中，但并不知晓世界的存在;虽然知晓了世界的存在，但还是没有实际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世界的存在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被发现的，也正是在实际的历史实践中，“世界”不断地生成为人们的实际的现实存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使世界逐渐世界化，成为人的世界。实际上，人的世界的世界化过程，马克思称之为“世界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扩大的交往逐步生成和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依照全球化的性质、动力以及后果的不同可将全球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包括：一元主导的单极全球化;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多极全球化。
1.旧全球化
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推动的。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市场经济为全球化进程创造了内在需要和根本动力，而以现代科学和技术支撑的西方工业革命则为其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全球化在时间上可追溯至14至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等欧洲著名航海家使西方看到了人类广阔世界的地平线。1492年，哥伦布远洋航行到达了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是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洲际交往关系以及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为特征的全球化便拉开了历史性的序幕，从而正式开启了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殖民活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殖民活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阶段。这一阶段从18世纪开始，大致结束于20世纪40至50年代。人类社会的最初的全球化进程是以刀与剑、血与泪开始的，而这种血腥的全球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所支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7]（P276） 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为了获取利润，实现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和政治控制为资本和市场开辟道路。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和掠夺，打破了民族的壁垒、封闭和狭隘，使其他民族和落后民族被动地走入世界历史进程，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如法国学者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明或宗教上的问心无愧使这一运动神圣化了，种族主义和对自身优势的确信，清除了最后的顾虑，利益强行得到了，明亮的太阳和开阔空间的神秘性有时成了一种激励，现代武器则赋予了必要的勇气。这就是英、法、德、比、荷的殖民远征。必要时屠杀整个民族，疯狂的争夺开始了。”[8]（P181） 这种全球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殖民主义入侵和文化价值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不断反抗。这一进程也因而表现为被殖民国家、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不断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过程。由此看来，从19世纪开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以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为主要特征、并充满异常尖锐矛盾的过程。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
2.新全球化
第二个阶段，二战以后，全球化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全球化阶段具有不同于刚刚过去的旧全球化。新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从全球化的参与主体来看，新全球化一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体都程度不同地进入到巨大的社会交往场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形成广泛的联系。越来越多的人们面临全新的时空环境，不断地发生着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经济交往、人际交往和文化碰撞。吉登斯说，现在，每个个体的决定都可能意味着一种全球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新全球化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选择、积极参与的过程，主动顺应了可以带来发展空间的重大历史趋势。
第二，从产生根源来看，这一新的全球化阶段一方面是根源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以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需要共同协商、共同行动。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原来封闭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各组成部分、各个单元发生经常性的互动与交往，真正结合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关系在世界性的广阔范围内不断地加强。与此同时，许多人类共同性的、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如经济发展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犯罪与恐怖主义问题、冲突与安全问题也日益迫切地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如何促进和平与发展，实现全球参与和积极有效的合作，协调冲突成为当下各个国家、地区和各个民族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美国学者E·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指出了后一种原因，“除了针对儿童和难民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致力于反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警察行动外，在以下领域里也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地球环境和调节世界金融体系。这种新的共识正在使各国政府走向全球性的合作。”[9]（P16）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主体、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共存与宽容等问题，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都将具有异常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关文化冲突、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参与、全球公共性问题、全球化与道德重建、全球价值观念以及现代性问题等等成为当代学术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同时也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有识之士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一特征，也表明全球化的历史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全球化正在由国际政治、经贸等局部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到全面性的全球化阶段。
全球化既作为一种必然性的领域，也作为一种自由的领域。作为一种必然，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自由，全球化能够成为、也应该成为每个民族自觉的历史抉择和价值追求。在严格的意义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真正彻底地拒斥全球化的，一个民族所真正拒斥的或许只是某种特定形态的全球化，即全球化的西方化模式和殖民主义模式。作为自由的领域，全球化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被认识到，那么，全球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积极主动地介入和参与的过程，就不是无法企及的事情。
第三，尽管新全球化具有了新的积极的历史内涵，但是，实际上，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仍没有完全消除旧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即霸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传统的殖民主义方式已经难以畅行无阻，但是，西方国家仍然在推行新形式的霸权主义。具有旧全球化特征的霸权主义因素依然存在抬头的可能性。美国学者韦尔登·皮罗在《去全球化：一种新世界经济观念》一书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由经济组织行为（公司）占据主导转向国家行为占据主导正在成为全球化经济交往中一种新特征。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随着由公司推动的全球化逐渐丧失合法性以及富裕的少数国家与逐渐边缘化多数国家之间的分裂不断扩大，以军事干预维持在全球化的优势地位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经常性的特征。”[10]（P8）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虽然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仍然不改其霸权主义的行径，推行强权政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企图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中确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塑造一个单极世界。新阶段的全球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但已經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地位，而是单极主导，多元互动的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未来的全球化将会向一种更高的形态――非主导的多元互动的全球化模式发展。
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问题
（一）全球化与现代性
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是现代性的内在的展开和延伸，还是对现代性的出离和超越？全球化与现代性究竟有怎样的瓜葛？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逻辑展开，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而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全球化是现代性内在固有的向全球更大范围的联结关系的一种延伸，是社会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时空重组，实现“脱域”的历史过程。美国学者阿尔布劳和罗兰·罗伯森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全球时代并不是现代性对简单的追逐，“从根本上来讲，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 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 ;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11]（P9） 在罗兰·罗伯森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具有自主逻辑的复杂的、多样化的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全球化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全球化的几乎所有历史内涵，都与现代性有着根本性的关联。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
首先，就其产生和动力而言，全球化是基于现代性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和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正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支撑的西方市场资本主义造就了全球化。现代的全球化主要是公司主導的经济全球化。
其次，全球化将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带入了现代化进程。无论是主动参与进来的国家，还是被裹挟到这一进程中的国家，都会发生某种程度不同的社会转型和观念转变。至少要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发生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和经济竞争。
再次，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问题如全球不平等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文化冲突问题、民族国家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属于现代性的后果，与现代性的畸形发展和内在困境有着深层的关联。
但是，全球化本身的后果问题如反全球化的浪潮、未来发展趋势如矛盾和冲突以及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方式，则不是仅凭现代性的历史机制和文化价值观念所能解释和完成的。尽管这些问题与现代性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全球化已经溢出了现代性所能掌控的范围，具有了罗兰·罗伯森所谓的某种自主性逻辑。
（二）全球化风险与价值观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兴奋，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风险，诚如我国学者程光泉所揭示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西方的理论家们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欢欣鼓舞时，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敌人的社会，殊不知，这个社会是‘不知敌人在哪里的社会，‘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5]（P26） 那么，全球化会带来哪些问题，尤其是会带来哪些风险、危险、隐患、困境，这些成了国内外学者倍加关注、深深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根据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其做一下基本的梳理：
从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影响来看，全球化的风险、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中的安全保障问题。全球经济的紧密相连和一体化趋势，尤其是金融货币体系的一体化，使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问题面临严峻考验。全球经济系统的微小变动，可能引发巨大的经济金融风波和危机。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可能产生巨大的威胁。1997年在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经济陷入停滞甚至瘫痪。如何实现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障问题，是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主要任务。第二，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失衡和不平等。由于人类的全球化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不公正、不平等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也由于历史发展起点的不同，致使全球化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这个事实本身会拉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距离，扩大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严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些国家实际上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好处。正如依附理论的一些代表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解决国民的贫穷和落后，反而陷入更为严重的发展困境和社会危机，如经济结构的恶化、国民经济的畸形化、国际债务危机的加深、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等问题。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生产分工为基础的等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一种严重的、具有“中心和边缘”结构的依附性关系。在这种依附性关系中，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中心国家利益，而损害边缘国家利益。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越发达，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就越贫穷。这种以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能引导不发达国家走上富强、繁荣的道路。
由此看来，全球化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经济增长和繁荣，刺激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另一方面又在不断产生贫穷和落后。这种经济领域中的矛盾状态势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隔阂和政治敌对的加深，引发政治冲突和矛盾。美国学者韦尔登·皮罗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富裕的少数国家与逐渐边缘化的多数国家之间的分裂不断扩大，将会造成边缘化国家的反抗和逆反，从而会导致富裕国家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全球化，以维持既有的优势地位。美国学者摩尔·加尔特夫在《人类利益的全球政治》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全球化进程中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他认为，人类所面临的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原因、结果以及程度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安全问题，常常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然而这对其本身却又产生了相反的影响。理由很简单：“全球不安全的人类代价是巨大的，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安全的狭隘理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全球危机中世界政治各方面的（如结盟、生态、全球金融和贸易以及人口流动）渗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先兆，但是人们在采取补救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迟疑同样也是严重的，所以，全球生存本身的前景并不乐观。”[12]（P2）
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使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之间产生了相互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会产生多种后果。积极的方面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相互学习，不断推动自身文化的发展。但也存在非常危险的后果，其中，危险后果之一就是激烈的文化冲突并引发其它冲突。而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等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与文化的渗透将导致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和流血冲突。“随着第三次浪潮对民族经济的改变，民族经济被迫放弃部分主权，接受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因此，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在创作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了。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截然不同的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冲突可能会招致最坏的流血事件。”[13]（P19） 这种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不谋而合。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都是这种后果的重要征候和畸形怪胎。
全球化不仅可能造成不同文明间激烈的冲突，而且还有另一种危险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虽然我们赞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化，也同意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化与地方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构成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方面。但是，这并不能完全阻挡住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从而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不断丧失。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研究指出，世界上大约使用着六千种语言，但是现在这个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已经到了必须保护的时候了。同时，大众传媒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作用正在使文化趋同化。在鲍曼看来，以大众传媒为手段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后果，就是地方化的丧失，一种趋同性文化的产生。大众传媒（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造就了一种全球性的“对观监狱”，这种对观监狱不是强迫多数人观看少数人，而是诱使他们去观看，但观看的内容却是人们所无法选择的。鲍曼认为新型的媒体――互联网的交互性被人们夸大了，国际互联网不是面向任何人的。“即使是那些进入互联网的人也只是被允许在供应商所设定的框架内做出选择。”[14]（P51） 从有线电视来看，也是如此，“荧屏的两面根本无对称可言，纯粹观看就是他们的造化。” [14]（P51） 电视、电台通过展示社会名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对多数人的世界观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观监狱的情形就是当地人观看全球人，当地化被全球化所吞噬。当地人通过固定的电视广播与全球人相会。“相会之音在全球回荡，淹没了一切地方之声。” [14]（P52） 全球化的确拥有摧毁一切的力量，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更为明显。
全球化不但对经济、政治、文化，而且对个体的生存同样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人的生存共契感的丧失、家园感的丧失。“在全球时代，后传统的个人生活意味着一种无定居的生活，即在汽车、飞机和火车上，或靠电话和因特网生活。世界社会生活的主导形象不再是游荡者的形象，而是拥有电话答录机和电子信箱的生活。人们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没有回答却又在回答，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送并接收人们用技术手段在世界其他地方发送和储存的消息。……迄今为止，人们总是把社区、家庭、朋友或其他各种能够感受得到的共同体与地域联系起来，而现在我们却日益生活在这样一种状况中，即不能再说我们所经历的共同体存在于某个地方。相反，我们所处的地方未必与共同体有关。我们可以完全游离式地共存，但同时又是不受地域局限的网络的成员。”[15]（P53） 在这里，乌·贝克指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游离性，一方面陷入普遍性的全球性联系和共存当中，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某种互不依赖的分裂和离析性特征。这种现象已经让一些思想家、理论家产生了留恋往昔的“乡愁”。
除上述这些总的风险和困境趋势外，还有很多具体的风险如令人恐怖的核战争、人为性的环境災难、专家系统的片面性、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人为性的突发事件等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所揭示的所有这些风险和困境印证了一个结论：全球性的联系越紧密，世界越充满不确定性、无序性，容易造成失控的世界。因其如此，有学者说，全球时代并不是人们希冀和希望看到的时代。全球化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鉴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危险和问题，我们需要确立这样的态度：一方面要有冒险精神，积极地对待风险，敢于迎接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要确立控制风险的意识，积极建立有效的降低风险的机制。如果不加以针对性的控制，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很可能荡然无存。
为了控制和完善全球化，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确立和坚持自主性的价值观，即在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全球化体系中不能陷入被动，不能丧失自主意识，不能削弱国家的主权地位，相反更应当有所作为。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弱化了民族国家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民族国家的作用。全球化确实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和自主性。然而，鉴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风险、困境、难题，又需要民族国家在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发挥作用，减低全球化的风险，尽可能消解和矫正全球化的不良后果，使我们能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积极成果，从而使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在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必须在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与政治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首先要积极推动和促进现代化进程，为国家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教育，积极建立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能保持自主性的完善的制度规则体系。同时，要减低发展成本和社会代价，全面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保护公共利益和人权、控制行为失范、引导社会风气。
就全球参与主体来说，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降低全球化风险、积极控制风险。为此，需要共同努力、平等协商，确立某种共同的价值观，遵行某些共同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如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欣赏他者、平等相待、克己、团结、参与、责任感、全球共同体意识、世界公民意识、全球民主意识、理性化的契约精神、包容性精神、对话精神等。这些价值和规范的确立，尽管目前来说，还存在利益上的分歧、文化差异等各种障碍性因素，但是，随着交往和相互理解的深入，也随着所面临的全球化共同问题和共同困境的凸显，人类有望做出明智的选择。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价值选择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全球化进程中存在和隐藏着种种严重的风险，也面临着众多的发展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国门紧闭起来，回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我们绝不能选择这样的道路，因为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风险、陷阱、圈套，而且也意味着难得的发展机会和实现历史进步的舞台。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全球化不仅仅是被动承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参与和介入、主动接收挑战、反抗压制、谋求发展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多种可能性、异质性的过程。
1.全球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价值
尽管截至目前为止，全球化始终呈现出发达国家、市场资本主义居主导地位这一重要特征，但是这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全部。对于全球化，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做出明确的区分。无论是在历时态意义上，还是在共时态意义上，全球化都有两种：一种是具有资本主义霸权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全球化;一种是作为重大历史发展趋势的全球化。进行这种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消解对全球化持情绪化的敌视和拒斥态度，从而不丧失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采取积极、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措施，以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对此，法国新索邦大学张驰博士以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分析指出，“虽然至今仍是传统的西方国家，加上后起的美国、日本，在主导着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将作为历史趋势的全球化，和与这一历史进程伴生伴行了几个世纪的阶段性历史现象——西方霸权——区别开来。否则，众多的曾经遭受西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将永远无法克服受害者情结，继续错过主动参与历史进程的机会”[16] 在他看来，中东以及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在独立后，由于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行径的不满而关上了向全球化敞开的大门。巴西全球化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卡多佐最初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抵制和否定态度。后来担任巴西总统时，放弃了反全球化立场，主张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参与全球化符合本国的利益。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存在着否定、拒斥、逃避全球化的现象。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没有选择对历史的逃避。如果说，在近代开始时期，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拖入全球化、实行被迫的现代化，是无奈的历史抉择，那么，今天的中国则是以宽阔的胸襟、非凡的勇气、积极的态度参与、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实现主动的现代化。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国将在这一进程中完成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完成但尚未完成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因而，全球化，在今天看来，将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民主、进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绝好契机。
2.以新型现代性为核心和根本的文化价值选择
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承载现代化历史使命的伟大进程，意味着一个百年难圆之梦的实现，即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但是，这个现代化的梦想会不期而至、自动莅临吗？我们在这一进程中，是等待发达国家的慷慨援手，助人为乐、帮助我们达成心愿吗？历史不是道德的舞台。现代化的全球化的真实图景，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意味着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一个相同的历史时空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意味着即使是不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也必须要在现代性的运行规则框架内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竞争和角逐。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确立现代性的社会运行体制和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参与全球化，也才能使全球化的发展价值体现出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一个可能比以前更为严峻的挑战。主动地迎接挑战和积极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已经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方面来看，现代性的全球化阶段，与现代性的传统时期相比，呈现出一些不同特点，如全球范围内的运行方式、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国际范围的劳动分工、新型知识经济等，但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性质和运行方式并未改变，依然是建立在现代化工业生产、资本、自由市场体制基础上。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活动仍然是利益驱动下的高度主体性、高度竞争性、高技术含量、高度理性化、具有严格规则性的现代性经济形式。与这种经济活动形式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仍然是体现个体化、理性化、法治化特征的科技理性精神、工具理性精神、人本精神以及以自律性、规则性为内涵的现代法制精神。同时，由于全球时代的经济具有更为强烈的竞争特点和高度知识化的特点，要求参与主体具有更为突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开拓性和冒险性等能力与素质。这些精神体现了比以前的时代更加强烈的高度现代性。
我们认为， 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经济主体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对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正在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对于经济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全球化是奖惩分明的;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推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投资、技术和经济机会。国家愿意接受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就会使它能够以惊人的速率进步。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将空前增多。现代技术使得商品能有效率地远程输送，贸易可以在气候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效率地进行。从前当人们的眼界局限于比较优势时，一些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然资源限制。而当生产率、主动性和学识成为繁荣的决定因素时，发展中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就空前增多。”[17]（P59） 什么是符合“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就是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重视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重视个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重视竞争的态度，重视个性化的发展战略等。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是否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关键不在于资源、劳动力、工业基础等传统优势，而在于有利于经济繁荣发展的文化价值的自觉调整和确立。在某种意义上说，发达是一种心态，不发达也是一种心态。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观，不但不能被削弱，相反，必须得到强化。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只有树立这些价值观，切实充分发挥这些文化精神的作用，才能真正使全球化有利于繁荣和发展的价值体现出来。否则，我们将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将无从谈起。
3.确立和坚持以尊重、互惠、合作和团结为内涵的共赢价值观
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甚至鼓励在规则框架内进行有序的竞争。这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保持社会具有充分的活力。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主要就是一个竞技场。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希望从中抓住机遇，获取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势必存在激烈的竞争。至少就目前情况下，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仍是主导性的趋势，还不可能完全逆转。这样，为了发展，就必须树立竞争意识，发扬拼搏精神。但是，不可否认，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有效的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竞争与合作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效的合作，也有助于更有效地开展竞争。
就超出经济领域的人类关系来说，人类建立以积极的、经常性的合作、团结为主的关系，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贪婪、狭隘和短视，我们将关注点放在有限的匮乏性资源的争夺上，试图通过殖民扩张和残酷的竞争实现和扩充自己的利益，利益冲突成为主要的发展手段。由此，国际关系范围内的发展性互动变成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一国的发展是以其他国家的不发展和落后为前提。这种发展方式导致了国家间长久的对立和冲突，以至于20世纪成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天下。人类社会在发展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人类是否一定要以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和对立方式来实现这种发展？人类的交往关系并不是只有零和游戏这一种可能性，相反，“在人類社群的大多数领域中，零和游戏只是例外，”[18]（P102） 人类可以实现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21世纪，人类将真正进入“非零年代”，人类的关系也将由矛盾和冲突模式转向以互惠与合作为根本目标的共赢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建立这种关系模式更加迫在眉睫。冲突与对立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甚至共同的毁灭，这是人类命运的逻辑。美国学者罗伯特·赖特认为，“非零和互动将茁壮兴盛，不再如以往需要借助零和互动作为最终的动力。”[19]（P368） 人类道德的范围和情感联系会伴随非零和的领域而不断成长，人们越来越能承认和接受陌生的他者具有与我们同样的地位。人们之间共同的利益，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益将成为促成这一目标的推动力。此外，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也将促使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实现彼此之间真正的合作和团结。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来消除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环境灾难和经济崩溃等共同的风险和威胁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将存在一些新的共同危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参与全球化进程，并通过这一进程，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主席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适时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积极倡导以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促进和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共同发展，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将继续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让中国改革发展造福人类。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20]（P12）
通过积极有效的合作实现彼此的互惠和共赢，是新时代的价值观，是和平和发展的历史需要，是全球化背景下正确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观，从人类关系的角度看，实现尊重、合作、团结、互惠和共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是对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片面主体性的批判，是对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价值观的矫正，是一种超越狭隘现代性观念的新型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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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