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庸逝世所引发的武侠文化复兴与高校学生思想引领间的若干思考

    林川博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的消息影响了整个华语传媒，金庸对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相当于斯坦李之于美式超级英雄漫画。相较于近年来受美漫影响的我国青少年，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的大中华圈武侠小说作者影响了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出生的一大批人，作品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影响世界文学架构。当今时代，武侠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符号，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文化里，不只是平面媒体和文学，依靠曲艺、评书等老式文化载体，凭借动漫、游戏、音乐等ACG新型媒介产生着巨大效益和影响。相较于由上世纪末香港武侠电视热电影热所掀起的武侠小说荧幕化的潮流，金庸先生逝世之后的近期，会再发起一波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两岸三地互相影响的的武侠电视剧翻拍热，标志着当代武侠文化的再度兴起。

    文化产品影响社会深远，十八大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要形成文化育人长效机制。因此，不能忽视各种文化产品对师生思想的影响。近期及未来可以预见到的武侠文化的再度兴起，对于高校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对于高校学生的思想引领，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何为机遇？何为挑战？要理清这个问题，就要有必要思考：武侠是什么？武侠文化对学生会产生哪些影响，又会对我们的工作哪些？

    “武”来自于武术；侠则是一种价值观，东方的武侠二字，侠是重点，不会武功也可以成为侠，侠与功夫好坏并没有线性的关联，举个例子，韦小宝会武功，但韦小宝的角色设定则是反武侠、反英雄的。西方的侠，则凸显能力多大，责任多大，功夫差了不一定活不到故事结尾，更不一定就成不了主角，西方的侠多见于骑士文学，在过去有兰斯洛特等圆桌骑士，现代有漫威和DC等不同门派。东西方的侠形近而神异[1]，西方的骑士是封建领主的“士”，不同于东方的侠：东方尤其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的江湖游侠，最早见于《韩非子》[2]，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是依靠武力，违反禁律，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游侠二字出自于《韩非子》中的《五蠹》篇，“蠹“是害虫，是从内部侵蚀树木的行为，作为法家的韩非子，认为游侠是影响社会结构的的不稳定因素。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则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评价了侠：不受制度约束，但守信履约，是爽快又豪迈的[3]。

    随着时代的发展，“侠“不受制度约束的这一特点逐渐扩大化，《三国》里的少年英雄曹操、孙策、《水浒》里的梁山好汉都是不服管、不听宣的社会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这种英雄好汉有着时代特色，但不是普适于任何社会的。相较之下，韩国的任侠是草寇与任侠的硬币双面。日本的剑豪、游侠随便找一个都是十人斩的边缘人；古代武侠，实际是对市井黑社会、非政府注册团体、社团的拔高版，非常接地气，会让青年人觉得又酷又親切，进而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代新时代的法制国家，如何会容忍游走于社会边缘的社会人？扫黑除恶、打渣除恶面前，以暴制暴、私设刑堂都是有害法制基础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在高校之中，如果有任侠、游侠存在，上课逍遥考试随性，日常热爱见义勇为，“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路见不平一声吼”，这不仅影响高校的五大任务之一的人才培养，更有害于社会安全稳定，容易让学生、公众的安全和权益受到侵害。要发挥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就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管理和服务好学生，通过党组织领导好、团组织引导好师生的思想，进而维护高校的安全稳定。那么如何对武侠文化正确认识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好学生的思想引领呢？可从如下几个角度展开认识：

    西方好莱坞电影中的武侠，要有选取的洋为中用：哥谭市有蝙蝠侠，根源在于哥谭市的公、检、法、司机关并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没有发挥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进而滋生了腐败，进而孕育了布鲁斯·韦恩这样的夜间行侠者；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分歧，复仇者联盟缺失坚实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坚定的领导自然分崩离析，在外星敌对势力灭霸面前各自为战，终尝苦果。X-Man中的变种人同样是大搞阵营，有的角色脱离人民大众，且剧情中的主要矛盾是种族对立，缺乏先进、团结的民族政策，最终导致战争频发，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武侠文化作品中，有一些典型值得我们总结、借鉴、学习，例如金庸先生的作品中，颇有一些人跳出简单刻板的形象束缚，具有真正的家国情怀，值得在学生工作中引领学生学习。例如：韦小宝是一个反武侠、反英雄的典型，作为金庸最后一部作品，韦小宝突破了自身角色多种不同身份的限制，意识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才能确保国家稳定、人民幸福；无独有偶，萧峰突破了契丹人、汉人的种族界限，高官贵胄、帮派首脑都不是他的追求，在面对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果断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大义。同样的事迹可见于郭靖、张无忌等主角中，所以我们能看到，金庸先生小说中的武侠，其时代背景并不拘泥于腐败的政权或不作为的社会系统，甚至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时代背景，并不像《水浒传》一样需要侠客来推动运转失灵的社会秩序，但其中一样生长出了许多受人尊敬的侠客，金庸作品从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套着武侠外壳的讽刺小说。侠客这一形象不一定只会生于旧社会，在新时代下，引领学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遵守者，尊重法纪，胸怀家国的建设者，才是高校教育者应该做的。金庸先生已逝去，但他书中的一句话仍可用于新时代的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参考文献

    [1]叶继宗.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87-89.

    [2]宋巍.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D].陕西师范大学，2006.

    [3]苏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01）：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