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党网络政策比较和“智慧党建”启示
金鸿浩
[摘 要]
如何运用互联网是当代政党的全新课题。美、英、德、日、俄等国家主要政党根据各自国情、社情、党情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政党网络党建、网络选举、网络治理政策，构造了新型政党政治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智慧党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需要夯实“智慧党建”的技术基础，探索“智慧决策”“智慧纪检”“智慧组工”“智慧宣传”“智慧统战”，优化党的工作方式，坚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网络依法治理原则，坚持网络主权、人權辩证统一原则，加强和改进党对互联网虚拟社会的领导。
[关键词]
网络党建；政党网络政策；互联网治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3001208
一、绪 言
21世纪是信息时代，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正在重构着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生活方式。政党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影响和挑战，新的科技革命产生的生产力正在充分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建构与改革。
对于政党而言，互联网起到“双刃剑”效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为政党的自身建设、政党的选举机制，政党的执政参政提供了一个全新工具。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性、泛在性、便捷性等特征，“互联网+政党”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具有高效快捷、成本低、交互性强等特征。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政党带来许多挑战，例如，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代议制政党制度的价值如何体现；互联网的多元思潮、去中心化等特征是否影响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执政效能；互联网的革命性变化导致部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失效或低效，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需要如何提出适应网络社会运行规律的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等。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国外政党的网络政策进行了初步研究和介绍，有的学者从网络时代西方政党面临的政治困境出发，分析了当前处于新旧政党转型更迭时期，传统政党的社会动员、民意汇集、人事推荐、国家监督等功能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要求，而新兴政党尚未成熟，多属于小众政党①。
有的学者从西方国家在政党组织、宣传、经费筹措、政策等工作的互联网探索方法角度出发，介绍了一些可参考的有益经验
参见杨金卫：《国外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及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谭国雄：《世界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与启示》，《桂海论丛》2005年第1期。。
还有的学者分国别地进行特定政党互联网应用的案例分析
参见文建：《美国政党如何利用新媒体》，《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黄蕊：《海盗党国际与网络政治的发展》，《红旗文稿》2012年第23期。。
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世界各国主要政党或多或少都在探索与尝试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需要，改进自身的党建模式，调整政党竞争的选举策略和提出网络治理的政党主张。笔者对国外部分政党的举措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比较研究，希望对我国政党的网络党建和网络治理等有所启迪。
二、政党的网络党建政策比较分析
网络党建的核心任务是通过互联网加强和改进“政党—党员”的联系。在传统工作模式下，政党与党员的联系，需要从政党的中央枢纽经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才能与基层党员连接，因此在政党自身建设中也面临着信息传递成本较高、信息传播失真风险以及政党建设的层级制等问题。互联网的跨时空性等特征对政党发展党员人选、发挥党员能力、管理党员队伍等工作具有全新意义。
（一） 应用互联网发展党员人选，吸纳社会优秀人才
不同政党对于入党标准不同，总体而言有的偏重于党员质量，有的偏重于党员数量，有的两者兼顾，在不同入党标准中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偏重增加党员数量的政党，大多将互联网作为党员入党申请工具，党员可以在政党指定的网站填写相关信息，政党工作人员进行简要审核，即可加入该政党。如印度人民党，从2014年11月起，印度人民党启动党员发展计划，希望在短期内将当时560万人的党员数量增加4倍，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媒体和网络宣传“攻势”，印度公民可以通过网站、电话、线下等多种方式入党，2015年4月印度人民党员数量超过1亿人，成为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偏重确保党员质量的政党，将互联网作为吸引潜在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的工具，该类政党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宣传政党宗旨、特点等，希望利用社群传播特征，吸引符合政党需要的精英人才。例如英国工党近年来积极加强网站建设，特别是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给潜在人员推送工党针对社会问题的倡议和文件草案，英国工党有关负责人解释称“如果他们是普通网民，就把他们变成党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党的网络宣传，吸引优秀青年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
（二）应用互联网发挥党员能力，积极参与政党建设
不同政党的组织结构不同，对应用互联网加强政党与党员的有机连接的重视也不同，与松散型政党相比，严密型政党和组织型政党等十分重视将互联网打造成政党特别是政党中央和基层党员的连接平台。德国社会民主党较早地重视网络党建，在数年前就提出了“红色电脑”与“红色手机”计划，“红色电脑”计划组建内部信息网，贯通该党的全部基层组织；“红色手机”计划通过移动通讯终端向所有党员发布信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在处理地方党部的来信来函询问中，80%以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复[1]。法国社会党也创建了覆盖全国各省、总支的“法国社会党网络”，缩短法国社会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距离”，经常组织社会党领导人和各级党员的网上见面会，听取党员意见建议[2]。一些新兴政党也重视互联网在发挥党员效能中的作用，如西班牙“我们能”党应用Loomio软件和网络进行党的在线讨论、交流与决策，Loomio软件的一半以上用户均为“我们能”党党员。同时该党应用互联网思维，摒弃科层制方式建立了平行组织，政党由平行的一千余个“圈子”组成，在网络上对该党派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投票。
（三）应用互联网管理党员队伍，从严管理党内人员
不同政党对于党员的约束力也有较大差异，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等主要依靠“党鞭”和议会党团的管理，强化对本党派议员的引导。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西班牙人民党设立“人民监督办公室”等党内专门机构加强党员管理，特别注重从互联网中发现党员违纪违规线索，接受网民检举举报。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网络举报，探索专群结合的网络反腐模式，例如中共中央纪委设立了“12388”举报网站，鼓励实名举报党员干部的违纪线索，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了“12380”举报网站，受理违规选人用人等方面问题的举报。同时高度重视党员的网络学习，对党员干部的网络学习等进行专门规定，并研发了网络党校、网络微课、移动党建APP等，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管理。
比较而言，政党在党建工作中是否加大互联网工具的应用，首先取决于政党建设的需要，紧密型政党相比松散型政党更需要应用互联网，加大与普通党员的联系，缩短政党特别是政党中央机构、地方领导机构和党员之间的距离。其次取决于国家网络建设水平和党员队伍文化水平，如以青年党员为主的政党要比中老年党员为主的政党更适应网络党建工作模式。网络党建可以缓解科层制带来的政党内部官僚化问题，增加党员对所在政党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减少政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成本。目前各国主要执政党尚处于从传统党建模式向新型党建模式的转型发展阶段。
三、政党的网络选举政策比较分析
网络选举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网络加强和改进“政党—选民”的联系，由于各国的政党制度不同，以及公民素质、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对是否允许政党网络选举政策不一，大致分为禁止性、限制性、开放性、鼓励性等类型，本文主要介绍后三者。
（一）限制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例，上述国家都曾出台过有关法令禁止互联网政治传播和网络选举，但是近年来陆续解禁，部分政党通过执政优势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争夺选民。日本原先的《公职选举法》在非选举期间禁止通过互联网宣传政党政策，但其主要政党多采取“擦边球”形式在选举公告发布前进行网络政治宣传。例如，2009年日本自民党在选举前制作了批评民主党的网络宣传片，而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向日本手机用户推送“政权更迭”的手机游戏。2013年日本参议院修改《公职选举法》使网络选举得以解禁，2013年也成为日本“网络选举元年”。据日本放送协会NHK对所有国会议员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国会议员认为“网络宣传会影响选举结果”，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在脸谱网上设立了自己的账户，平均每天发言4次至5次，并要求在各类竞选中自民党候选人充分利用社交网站动员选民。韩国曾在2005年禁止用社交媒体参与选举，
但在2011年解禁。新加坡国会2010年3月通过法律废止对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允许政党和参选人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新加坡年轻选民在当地社交网站和BBS中进行激烈讨论。在2015年大选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正式推出新网站、新的手机APP，选民只要输入本地区邮政编码就能查询到所在选区的人民行动党议员信息和联系方式，加强了本党派议员和候选人与公众的联系[3]。
（二）开放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中政党选举活动的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美国为例，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美国政党就建立了官方网站进行宣传。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19位参选人中有15位开设了自己的大选博客，奥巴马、麦凯恩等不仅有自己的竞选博客，还开放了公众评论功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网络政治营销”在此次大选中表现突出，被称为“美国第一个互联网总统”。奥巴马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站My Barack Obama.com，高峰时期日点击量超过一千万次，并将62%的网络营销费用用于选举邮件的精准推送，同时还购买了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广告，网民只要在Google搜索“Barack Obama”就会出现奥巴马宣传视频和对竞争对手的批评。此外，奥巴马通过网络获得了85%的竞选资金、800万志愿者以及数万场网络支持活动[4]。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更是积极运用推特制造新闻，共发出三万余条推文，竞选期间平均每天发布16.16条。截至2016年5月12日，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克鲁兹、卡西奇等竞选人的推特粉丝数分别为813万、620万、215万、110万、32.5万，特朗普推特粉丝量是两党竞选人中最多的，特朗普在推特上不断通过制造新闻、推销竞选口号以及直接批评竞争对手等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媒体关注度。
（三）鼓励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近年來，国外一些新兴政党不断涌现，与传统主流政党以实体社会为主场不同，互联网成为新兴政党的主要工具，也是吸引网络选民的关键场域。2009年10月成立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目前已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该党派推动五星运动选举法，致力于通过网上投票方式决定移民政策、外事关系以及重大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其政党领袖贝佩·格里洛、罗伯托·卡萨莱焦等认为，新型政党可以以互联网为基础，没有组织形式、资金、意识形态和办公地点，推崇新型直接民主，反对政治精英统治[5]。西班牙“我们能”党积极利用开源数字工具、即时民意测验软件等搜集民意和在线政治动员，特别受到年轻选民的支持。
在欧美多党制或两党制政治架构中，网络选举已逐步成为政党竞争的主要方面，除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外，几乎官方网站、社交网络、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等所有网络媒介形式均成为政党竞争的新场域，不仅出现一批案例、理论甚至衍生出一个产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一代青年人的政治参与热情明显提高，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冷漠”现象有所缓解，而网络新媒体宣传对选民特别是青年选民的争夺有突出作用，近年来一些极左翼、极右翼政党不少均依托互联网快速兴起，成为政党政治在信息时代的新模式。
四、政党的网络治理政策比较分析
世界各主要政党对网络治理的主张，即“政党-网络社会”的政策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强调网络人权，呼吁赋予互联网更多的自由空间，减少对网民、网络企业、网络虚拟组织的政策干预；第二种是强调网络主权，呼吁网络安全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维护虚拟社会秩序；第三种是兼顾网络人权和网络主权，本文主要分析前两种。
（一） 强调网络人权
“网络民主”最早是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的学术概念[6]（P97），凯斯·桑斯坦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网络共和国”等概念[7]（P142）。在美国政党的选举纲领和施政策略中，“网络民主”“网络自由”一直是其重要“标志”，也是政党在选举、国会竞争乃至国际交流时的重要内容。“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台《爱国者法案》等加强对涉恐内容的网络监控，被认为各有利弊，对网络自由也造成了一定侵害。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制定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将“网络自由”作为七个重点政策之一，强调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2015年提出并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限制了网络监控行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电视演讲中，也继续了奥巴马时期观点，认为“互联网自由是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反对阻止互联网访问和关闭社交网站”。
欧美一些新型政党和小众政党对于推进网络自由，加强网络治理有着更加鲜明的主张。例如，2006年1月成立的瑞典海盗党（也译为“网络盗版党”）是瑞典第三大政党，前身是一个盗版种子网站。该党派要求改革版权法，废除IT专利，尊重个人隐私。再如，新西兰网络党提出五项目标。
一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创新，增加政府对IT产业研发的投入，使用灵活的移民政策吸引IT人才；二是加强网络自由与隐私保护，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人权法案，加强互联网信息过滤、网站关闭的程序公开与管理；三是提供全国性廉价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服务价格下降50%，为97.8%的新西兰居民提供超高速宽带，为公民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技能培训；四是修改数字时代的版权法律，引入“合理使用”例外原则，授权财政拨款数字内容全面公开无偿访问与使用；五是建立回应型政府，增加政府透明度，公布所有内阁文件和政府开支，推动在线投票，逐步引入直接民主。类似的乌克兰网络党的宗旨是推动全国信息化和数字媒体发展，提供免费计算机课程。西班牙网络党没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旨在建立一个网络平台由公民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投票和选择。澳大利亚在线直接民主党倡议澳大利亚选民应该对国会的每一项法案进行在线投票，如果没有明確多数，国会需投弃权票。
（二）强调网络主权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对于维护网络主权，加强网络安全建设提出了明确战略。例如，越南共产党先后发布了《关于互联网管理、使用和提供的决定》、《关于与互联网连接的规定》等，要求党政机关、军队的计算机网络不得连入互联网，其他组织、单位连入互联网需要申请许可，同时明确了互联网安全检查机制与相应处罚措施。2013年越南的72号令，禁止网络用户在私人博客或社交网站张贴、转发如时事新闻一类的“公共信息”。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也发文，警惕“敌对势力”“政治投机分子”“对社会不满者”和“思想蜕化分子”在现实社会和互联网攻击越南政体[8]。再如统一俄罗斯党将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网络主权不容侵犯，并主导建设了相关法律体系，应对信息环境下的威胁与挑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各主要国家的执政党中，强调网络人权或网络主权并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有所侧重。例如，美国虽然一直标榜自己追求网络民主和网络自由，但实际上“棱镜门”等事件暴露出来的美国互联网政策“双重标准”，也反映了美国政党对网络主权的保护。在比较分析政党网络政策时，不应陷入个别国家预置的“逻辑陷阱”。
政党网络治理政策侧重人权还是侧重主权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首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互联网是跨国界的，必然也存在着国与国的竞争，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占有竞争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政党希望全球互联网是开放自由的，本国的国家利益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延伸和扩展；而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及其政党希望互联网时代也要保障国家主权，尊重本国党政机构在国内网络管理中的权威地位。其次，各国的社会成熟度不同，一般而言，根据该国“国家-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大国家-小社会”和“大社会-小国家”两类。对于实体社会民主成熟度高的国家可以强化网络自由，反之会造成国家社会混乱。再次，各国的发展历史和法治体系不同。从全球来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本身就存在若干区别，比较而言，大陆法系更加重视国家至上，而英美法系更强调社会自由和程序正义。
五、启示：推进“智慧党建”，实现执政党建设现代化
不同政党根据所在国家综合国力、社会发展阶段、政党政治体制等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网络党建政策、网络选举政策和网络治理政策。在比较分析中，这些政策不应该简单地进行高低之分，而是要结合具体的国情、社情、党情分析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党建，习近平亲自兼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网络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的重要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宗旨，借鉴其他国家做法，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党网络政策。
“智慧党建”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创新，是党的建设与时俱进，适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创新举措和系统工程，需要从技术层面、工作层面、治理层面进行全方位构建与完善。
（一）夯实“智慧党建”的技术基础
国家电子政务建设包括党群机关、政府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六大部分，虽然党群机关信息化近年来有较大发展，与政府机关信息化等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快速推进，全面发展。
1.加强党群机关信息化基础建设。主动参与电子政务内网建设，推进党委系统涉密专网向电子政务内网迁移和提速升级；积极参加电子政务外网建设，争取实现中央、省、市、县、乡各级党委部门全覆盖，探索向社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加强党委网站和群团组织网站建设，打造党委特色，编制党务数据资源开放目录，有序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党委数据中心建设，明确党委数据标准、交换标准，与国家政务数据中心有机衔接，实现设施联通、网络畅通、平台贯通、数据融通。
2.加强党群机关信息系统建设。紧密结合2017年《“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发改高技[2017]1449号）“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要求，围绕党中央总揽全局、统筹各方、决策指挥和日常运转的需求，构建覆盖党中央各部门核心业务的应用系统，支撑党的执政资源配置优化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3.加强党群机关智能辅助探索。善于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党群机关日常工作，将大量行政性、事务性、机械性工作由智能辅助系统处理，集中更多人力资源解决党建管理中的疑难、复杂、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避免小样本统计的局限性，加强对世情、国情、社情、党情的大数据分析和研判，实时掌握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现状和规律。
（二） 优化“智慧党建”的工作方式
通过信息技术，优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各领域的工作环节，重构工作形态，适应互联网发展，提高党的影响力、认同度和权威性。
1. 探索“智慧决策”，优化党委决策工作方式。目前，已经建立起以中央办公厅为枢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办公厅为纽带，基层信息直报点为补充的党委信息系统，为各级党委常委会、党组会决策提供信息基础和依据。下一步，建议积极升级完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党委机要系统，健全党委系统信息资源采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采集信息、共享信息、上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党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资源支持；建议探索建立党委决策支持系统，充分发挥“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作用，实现对重大决策的信息数据汇总分析、专家智库专题咨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升决策的科学性；细化决策事项督办催办功能，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到期提醒、逾期督促、定期汇总。
2.探索“智慧纪检”，优化党委纪检工作方式。目前，中央纪委已完成金纪工程（一期）建设，正在推进以监督执纪问责信息系统为主干的金纪工程（二期）建设，“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已被纳入十九大报告之中。2017年以来，中央纪委明确了“加快推动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全流程电子化、纪律审查数字化和监督执纪网络化，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建设目标。”
[9]（P148）下一步，建议依托信息化手段，转变传统纪检监察工作方式，逐步实现纪律审查和监督执纪网上录入、网上管理、网上监督；创新信息化监察模式，以信息化引导监察委调查工作，全面收集各方面线索，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线索评估、线索研判、线索关联、线索查询、线索比对、线索碰撞；推进智能化廉政风险防控系统，加强对各级党委（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制度的智能风险评估和自动预警。
3.探索“智慧组工”，优化党委组织工作方式。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以中央组织部为中心节点，贯通省、市、县党委组织部，连接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院校组织人事部门的组织工作网（简称“大组工网”）。2017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建立了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党员电子身份认证、组织关系网上转接、黨员教育网上开展、党组织活动网上管理、党员和党组织数据网上统计分析等功能。下一步，建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探索建设集党建管理、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学习教育、互动交流等元素于一体的智慧组工移动平台，把党组织活动的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打破党建工作时空界限壁垒；建议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党员干部信息管理数据库，建立领导干部数字化业绩档案，优化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申报管理系统，逐步提高随机抽查、复核比例，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4.探索“智慧宣传”，优化党委宣传工作方式。目前，中央宣传部已经建立了以中宣部舆情信息局为枢纽，省级党委宣传部和舆情信息直报点为基础的舆情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舆情、网络舆情的动态收集、整理、分析；同时中宣部还建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信息系统，推进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指导中央新闻单位建立了新闻内容生产平台、新媒体运营传播平台、信息增值服务平台等一批信息平台。下一步，建议加强海量宣传内容的集约化管理，在指导中央新闻单位和地方重点媒体建立全媒体“中央采编厨房”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云服务的国家级新闻宣传内容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强化对信息内容的统筹集约管理，实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的目的；建议在现有舆情信息系统基础上，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完善系统的信息汇聚、信息分析功能，智能辅助生成针对不同国别、不同省域、不同行业的定制化舆情报告；建议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等基础上，统筹建立中央级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平台，加强对理论研究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力度。
5.探索“智慧统战”，优化党委统战工作方式。目前，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发了“党外人物信息管理系统”和“统战人物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信息化管理，中央、省委统战部开设了网站，并指导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欧美同学会等组织建立网站、微信、微博。下一步，建议在地方党委统战部试点研发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战线信息化智能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加强与统战人士联谊交流；建议在新成立的中央统战部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基础上，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重点省份统战部为主体，加强对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社会阶层的联络工作；积极与全国政协提案信息系统对接，共同打造“网络民意直通车”，充分保障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积极听取意见建议，畅通信息多向交互渠道，积极推动与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政治协商模式。
（三）加强和改进“智慧党建”的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次全新挑战。在过去的九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两次重大转变”[10]。21世纪以来，我们党可能正在经历从领导现实社会的党向领导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深度融合的党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互联网治理体系，关键是在准确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虚拟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一是坚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加强改进执政党对网络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高度重视互联网思想政治动态，积极传播党中央和国家大政方针，确保网络政治的绝对安全。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组织上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进党委网信工作方式，优化互联网络治理的管理结构；大力选拔、引进互联网络领导人才、科研人才、传播人才。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思想上的领導，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和互联网内容建设，推动主流媒体的“全媒体”“融媒体”探索，注重网络舆论引导的时、效、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二是坚持网络依法治理原则，逐步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领导下，建议着重健全互联网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有序推动网络法治建设，提高立法质量，明确各类主体法律责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协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严厉打击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网络犯罪，遏制网络犯罪增长势头；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象型网络犯罪和工具型网络犯罪，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共青团、青联、妇联、工会等党的群团组织要有序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科学的网络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培育崇德向善的网络行为。要着力发挥好互联网协会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新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互联网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网络活动和网络宣传。
三是坚持网络主权、人权辩证统一原则，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联网理论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中国是在国际上首倡网络主权概念的国家之一，“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不容干涉”，更不能以“网络自由”“网络人权”来否定“网络主权”，陷入个别西方国家制造的陷阱之中。网络人权是传统人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新时代的体现，“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但是网络人权（自由）应当是受限制的，是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要在坚持网络主权、人权辩证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互联网理论体系，着重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互联网治理思想研究；积极探索建立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治理制度体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网络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代内涵、体制机制、政策方针；积极发展完善积极向上、包容并蓄的互联网文化体系，推进“十三五”时期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网络文明建设工程，加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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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
[摘 要]
如何运用互联网是当代政党的全新课题。美、英、德、日、俄等国家主要政党根据各自国情、社情、党情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政党网络党建、网络选举、网络治理政策，构造了新型政党政治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互联网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智慧党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需要夯实“智慧党建”的技术基础，探索“智慧决策”“智慧纪检”“智慧组工”“智慧宣传”“智慧统战”，优化党的工作方式，坚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网络依法治理原则，坚持网络主权、人權辩证统一原则，加强和改进党对互联网虚拟社会的领导。
[关键词]
网络党建；政党网络政策；互联网治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3001208
一、绪 言
21世纪是信息时代，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正在重构着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生活方式。政党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影响和挑战，新的科技革命产生的生产力正在充分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建构与改革。
对于政党而言，互联网起到“双刃剑”效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为政党的自身建设、政党的选举机制，政党的执政参政提供了一个全新工具。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性、泛在性、便捷性等特征，“互联网+政党”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具有高效快捷、成本低、交互性强等特征。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政党带来许多挑战，例如，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代议制政党制度的价值如何体现；互联网的多元思潮、去中心化等特征是否影响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执政效能；互联网的革命性变化导致部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失效或低效，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需要如何提出适应网络社会运行规律的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等。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国外政党的网络政策进行了初步研究和介绍，有的学者从网络时代西方政党面临的政治困境出发，分析了当前处于新旧政党转型更迭时期，传统政党的社会动员、民意汇集、人事推荐、国家监督等功能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要求，而新兴政党尚未成熟，多属于小众政党①。
有的学者从西方国家在政党组织、宣传、经费筹措、政策等工作的互联网探索方法角度出发，介绍了一些可参考的有益经验
参见杨金卫：《国外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及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谭国雄：《世界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与启示》，《桂海论丛》2005年第1期。。
还有的学者分国别地进行特定政党互联网应用的案例分析
参见文建：《美国政党如何利用新媒体》，《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黄蕊：《海盗党国际与网络政治的发展》，《红旗文稿》2012年第23期。。
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世界各国主要政党或多或少都在探索与尝试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需要，改进自身的党建模式，调整政党竞争的选举策略和提出网络治理的政党主张。笔者对国外部分政党的举措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比较研究，希望对我国政党的网络党建和网络治理等有所启迪。
二、政党的网络党建政策比较分析
网络党建的核心任务是通过互联网加强和改进“政党—党员”的联系。在传统工作模式下，政党与党员的联系，需要从政党的中央枢纽经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才能与基层党员连接，因此在政党自身建设中也面临着信息传递成本较高、信息传播失真风险以及政党建设的层级制等问题。互联网的跨时空性等特征对政党发展党员人选、发挥党员能力、管理党员队伍等工作具有全新意义。
（一） 应用互联网发展党员人选，吸纳社会优秀人才
不同政党对于入党标准不同，总体而言有的偏重于党员质量，有的偏重于党员数量，有的两者兼顾，在不同入党标准中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偏重增加党员数量的政党，大多将互联网作为党员入党申请工具，党员可以在政党指定的网站填写相关信息，政党工作人员进行简要审核，即可加入该政党。如印度人民党，从2014年11月起，印度人民党启动党员发展计划，希望在短期内将当时560万人的党员数量增加4倍，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媒体和网络宣传“攻势”，印度公民可以通过网站、电话、线下等多种方式入党，2015年4月印度人民党员数量超过1亿人，成为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偏重确保党员质量的政党，将互联网作为吸引潜在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的工具，该类政党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宣传政党宗旨、特点等，希望利用社群传播特征，吸引符合政党需要的精英人才。例如英国工党近年来积极加强网站建设，特别是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给潜在人员推送工党针对社会问题的倡议和文件草案，英国工党有关负责人解释称“如果他们是普通网民，就把他们变成党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党的网络宣传，吸引优秀青年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
（二）应用互联网发挥党员能力，积极参与政党建设
不同政党的组织结构不同，对应用互联网加强政党与党员的有机连接的重视也不同，与松散型政党相比，严密型政党和组织型政党等十分重视将互联网打造成政党特别是政党中央和基层党员的连接平台。德国社会民主党较早地重视网络党建，在数年前就提出了“红色电脑”与“红色手机”计划，“红色电脑”计划组建内部信息网，贯通该党的全部基层组织；“红色手机”计划通过移动通讯终端向所有党员发布信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在处理地方党部的来信来函询问中，80%以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复[1]。法国社会党也创建了覆盖全国各省、总支的“法国社会党网络”，缩短法国社会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距离”，经常组织社会党领导人和各级党员的网上见面会，听取党员意见建议[2]。一些新兴政党也重视互联网在发挥党员效能中的作用，如西班牙“我们能”党应用Loomio软件和网络进行党的在线讨论、交流与决策，Loomio软件的一半以上用户均为“我们能”党党员。同时该党应用互联网思维，摒弃科层制方式建立了平行组织，政党由平行的一千余个“圈子”组成，在网络上对该党派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投票。
（三）应用互联网管理党员队伍，从严管理党内人员
不同政党对于党员的约束力也有较大差异，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等主要依靠“党鞭”和议会党团的管理，强化对本党派议员的引导。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西班牙人民党设立“人民监督办公室”等党内专门机构加强党员管理，特别注重从互联网中发现党员违纪违规线索，接受网民检举举报。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网络举报，探索专群结合的网络反腐模式，例如中共中央纪委设立了“12388”举报网站，鼓励实名举报党员干部的违纪线索，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了“12380”举报网站，受理违规选人用人等方面问题的举报。同时高度重视党员的网络学习，对党员干部的网络学习等进行专门规定，并研发了网络党校、网络微课、移动党建APP等，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管理。
比较而言，政党在党建工作中是否加大互联网工具的应用，首先取决于政党建设的需要，紧密型政党相比松散型政党更需要应用互联网，加大与普通党员的联系，缩短政党特别是政党中央机构、地方领导机构和党员之间的距离。其次取决于国家网络建设水平和党员队伍文化水平，如以青年党员为主的政党要比中老年党员为主的政党更适应网络党建工作模式。网络党建可以缓解科层制带来的政党内部官僚化问题，增加党员对所在政党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减少政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成本。目前各国主要执政党尚处于从传统党建模式向新型党建模式的转型发展阶段。
三、政党的网络选举政策比较分析
网络选举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网络加强和改进“政党—选民”的联系，由于各国的政党制度不同，以及公民素质、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对是否允许政党网络选举政策不一，大致分为禁止性、限制性、开放性、鼓励性等类型，本文主要介绍后三者。
（一）限制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例，上述国家都曾出台过有关法令禁止互联网政治传播和网络选举，但是近年来陆续解禁，部分政党通过执政优势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争夺选民。日本原先的《公职选举法》在非选举期间禁止通过互联网宣传政党政策，但其主要政党多采取“擦边球”形式在选举公告发布前进行网络政治宣传。例如，2009年日本自民党在选举前制作了批评民主党的网络宣传片，而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向日本手机用户推送“政权更迭”的手机游戏。2013年日本参议院修改《公职选举法》使网络选举得以解禁，2013年也成为日本“网络选举元年”。据日本放送协会NHK对所有国会议员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国会议员认为“网络宣传会影响选举结果”，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在脸谱网上设立了自己的账户，平均每天发言4次至5次，并要求在各类竞选中自民党候选人充分利用社交网站动员选民。韩国曾在2005年禁止用社交媒体参与选举，
但在2011年解禁。新加坡国会2010年3月通过法律废止对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允许政党和参选人在互联网进行政治宣传，新加坡年轻选民在当地社交网站和BBS中进行激烈讨论。在2015年大选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正式推出新网站、新的手机APP，选民只要输入本地区邮政编码就能查询到所在选区的人民行动党议员信息和联系方式，加强了本党派议员和候选人与公众的联系[3]。
（二）开放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中政党选举活动的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美国为例，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美国政党就建立了官方网站进行宣传。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19位参选人中有15位开设了自己的大选博客，奥巴马、麦凯恩等不仅有自己的竞选博客，还开放了公众评论功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网络政治营销”在此次大选中表现突出，被称为“美国第一个互联网总统”。奥巴马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站My Barack Obama.com，高峰时期日点击量超过一千万次，并将62%的网络营销费用用于选举邮件的精准推送，同时还购买了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广告，网民只要在Google搜索“Barack Obama”就会出现奥巴马宣传视频和对竞争对手的批评。此外，奥巴马通过网络获得了85%的竞选资金、800万志愿者以及数万场网络支持活动[4]。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更是积极运用推特制造新闻，共发出三万余条推文，竞选期间平均每天发布16.16条。截至2016年5月12日，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克鲁兹、卡西奇等竞选人的推特粉丝数分别为813万、620万、215万、110万、32.5万，特朗普推特粉丝量是两党竞选人中最多的，特朗普在推特上不断通过制造新闻、推销竞选口号以及直接批评竞争对手等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媒体关注度。
（三）鼓励性政党网络选举政策
近年來，国外一些新兴政党不断涌现，与传统主流政党以实体社会为主场不同，互联网成为新兴政党的主要工具，也是吸引网络选民的关键场域。2009年10月成立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目前已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该党派推动五星运动选举法，致力于通过网上投票方式决定移民政策、外事关系以及重大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其政党领袖贝佩·格里洛、罗伯托·卡萨莱焦等认为，新型政党可以以互联网为基础，没有组织形式、资金、意识形态和办公地点，推崇新型直接民主，反对政治精英统治[5]。西班牙“我们能”党积极利用开源数字工具、即时民意测验软件等搜集民意和在线政治动员，特别受到年轻选民的支持。
在欧美多党制或两党制政治架构中，网络选举已逐步成为政党竞争的主要方面，除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外，几乎官方网站、社交网络、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等所有网络媒介形式均成为政党竞争的新场域，不仅出现一批案例、理论甚至衍生出一个产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一代青年人的政治参与热情明显提高，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冷漠”现象有所缓解，而网络新媒体宣传对选民特别是青年选民的争夺有突出作用，近年来一些极左翼、极右翼政党不少均依托互联网快速兴起，成为政党政治在信息时代的新模式。
四、政党的网络治理政策比较分析
世界各主要政党对网络治理的主张，即“政党-网络社会”的政策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强调网络人权，呼吁赋予互联网更多的自由空间，减少对网民、网络企业、网络虚拟组织的政策干预；第二种是强调网络主权，呼吁网络安全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维护虚拟社会秩序；第三种是兼顾网络人权和网络主权，本文主要分析前两种。
（一） 强调网络人权
“网络民主”最早是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的学术概念[6]（P97），凯斯·桑斯坦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网络共和国”等概念[7]（P142）。在美国政党的选举纲领和施政策略中，“网络民主”“网络自由”一直是其重要“标志”，也是政党在选举、国会竞争乃至国际交流时的重要内容。“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台《爱国者法案》等加强对涉恐内容的网络监控，被认为各有利弊，对网络自由也造成了一定侵害。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制定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将“网络自由”作为七个重点政策之一，强调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2015年提出并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限制了网络监控行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电视演讲中，也继续了奥巴马时期观点，认为“互联网自由是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反对阻止互联网访问和关闭社交网站”。
欧美一些新型政党和小众政党对于推进网络自由，加强网络治理有着更加鲜明的主张。例如，2006年1月成立的瑞典海盗党（也译为“网络盗版党”）是瑞典第三大政党，前身是一个盗版种子网站。该党派要求改革版权法，废除IT专利，尊重个人隐私。再如，新西兰网络党提出五项目标。
一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创新，增加政府对IT产业研发的投入，使用灵活的移民政策吸引IT人才；二是加强网络自由与隐私保护，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人权法案，加强互联网信息过滤、网站关闭的程序公开与管理；三是提供全国性廉价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服务价格下降50%，为97.8%的新西兰居民提供超高速宽带，为公民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技能培训；四是修改数字时代的版权法律，引入“合理使用”例外原则，授权财政拨款数字内容全面公开无偿访问与使用；五是建立回应型政府，增加政府透明度，公布所有内阁文件和政府开支，推动在线投票，逐步引入直接民主。类似的乌克兰网络党的宗旨是推动全国信息化和数字媒体发展，提供免费计算机课程。西班牙网络党没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旨在建立一个网络平台由公民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投票和选择。澳大利亚在线直接民主党倡议澳大利亚选民应该对国会的每一项法案进行在线投票，如果没有明確多数，国会需投弃权票。
（二）强调网络主权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对于维护网络主权，加强网络安全建设提出了明确战略。例如，越南共产党先后发布了《关于互联网管理、使用和提供的决定》、《关于与互联网连接的规定》等，要求党政机关、军队的计算机网络不得连入互联网，其他组织、单位连入互联网需要申请许可，同时明确了互联网安全检查机制与相应处罚措施。2013年越南的72号令，禁止网络用户在私人博客或社交网站张贴、转发如时事新闻一类的“公共信息”。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也发文，警惕“敌对势力”“政治投机分子”“对社会不满者”和“思想蜕化分子”在现实社会和互联网攻击越南政体[8]。再如统一俄罗斯党将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网络主权不容侵犯，并主导建设了相关法律体系，应对信息环境下的威胁与挑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各主要国家的执政党中，强调网络人权或网络主权并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有所侧重。例如，美国虽然一直标榜自己追求网络民主和网络自由，但实际上“棱镜门”等事件暴露出来的美国互联网政策“双重标准”，也反映了美国政党对网络主权的保护。在比较分析政党网络政策时，不应陷入个别国家预置的“逻辑陷阱”。
政党网络治理政策侧重人权还是侧重主权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首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互联网是跨国界的，必然也存在着国与国的竞争，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占有竞争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政党希望全球互联网是开放自由的，本国的国家利益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延伸和扩展；而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及其政党希望互联网时代也要保障国家主权，尊重本国党政机构在国内网络管理中的权威地位。其次，各国的社会成熟度不同，一般而言，根据该国“国家-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大国家-小社会”和“大社会-小国家”两类。对于实体社会民主成熟度高的国家可以强化网络自由，反之会造成国家社会混乱。再次，各国的发展历史和法治体系不同。从全球来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本身就存在若干区别，比较而言，大陆法系更加重视国家至上，而英美法系更强调社会自由和程序正义。
五、启示：推进“智慧党建”，实现执政党建设现代化
不同政党根据所在国家综合国力、社会发展阶段、政党政治体制等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网络党建政策、网络选举政策和网络治理政策。在比较分析中，这些政策不应该简单地进行高低之分，而是要结合具体的国情、社情、党情分析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党建，习近平亲自兼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网络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的重要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宗旨，借鉴其他国家做法，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党网络政策。
“智慧党建”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创新，是党的建设与时俱进，适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创新举措和系统工程，需要从技术层面、工作层面、治理层面进行全方位构建与完善。
（一）夯实“智慧党建”的技术基础
国家电子政务建设包括党群机关、政府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六大部分，虽然党群机关信息化近年来有较大发展，与政府机关信息化等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快速推进，全面发展。
1.加强党群机关信息化基础建设。主动参与电子政务内网建设，推进党委系统涉密专网向电子政务内网迁移和提速升级；积极参加电子政务外网建设，争取实现中央、省、市、县、乡各级党委部门全覆盖，探索向社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加强党委网站和群团组织网站建设，打造党委特色，编制党务数据资源开放目录，有序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党委数据中心建设，明确党委数据标准、交换标准，与国家政务数据中心有机衔接，实现设施联通、网络畅通、平台贯通、数据融通。
2.加强党群机关信息系统建设。紧密结合2017年《“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发改高技[2017]1449号）“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要求，围绕党中央总揽全局、统筹各方、决策指挥和日常运转的需求，构建覆盖党中央各部门核心业务的应用系统，支撑党的执政资源配置优化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3.加强党群机关智能辅助探索。善于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党群机关日常工作，将大量行政性、事务性、机械性工作由智能辅助系统处理，集中更多人力资源解决党建管理中的疑难、复杂、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避免小样本统计的局限性，加强对世情、国情、社情、党情的大数据分析和研判，实时掌握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现状和规律。
（二） 优化“智慧党建”的工作方式
通过信息技术，优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各领域的工作环节，重构工作形态，适应互联网发展，提高党的影响力、认同度和权威性。
1. 探索“智慧决策”，优化党委决策工作方式。目前，已经建立起以中央办公厅为枢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办公厅为纽带，基层信息直报点为补充的党委信息系统，为各级党委常委会、党组会决策提供信息基础和依据。下一步，建议积极升级完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党委机要系统，健全党委系统信息资源采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采集信息、共享信息、上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党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资源支持；建议探索建立党委决策支持系统，充分发挥“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作用，实现对重大决策的信息数据汇总分析、专家智库专题咨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升决策的科学性；细化决策事项督办催办功能，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到期提醒、逾期督促、定期汇总。
2.探索“智慧纪检”，优化党委纪检工作方式。目前，中央纪委已完成金纪工程（一期）建设，正在推进以监督执纪问责信息系统为主干的金纪工程（二期）建设，“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已被纳入十九大报告之中。2017年以来，中央纪委明确了“加快推动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全流程电子化、纪律审查数字化和监督执纪网络化，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建设目标。”
[9]（P148）下一步，建议依托信息化手段，转变传统纪检监察工作方式，逐步实现纪律审查和监督执纪网上录入、网上管理、网上监督；创新信息化监察模式，以信息化引导监察委调查工作，全面收集各方面线索，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线索评估、线索研判、线索关联、线索查询、线索比对、线索碰撞；推进智能化廉政风险防控系统，加强对各级党委（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制度的智能风险评估和自动预警。
3.探索“智慧组工”，优化党委组织工作方式。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以中央组织部为中心节点，贯通省、市、县党委组织部，连接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院校组织人事部门的组织工作网（简称“大组工网”）。2017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建立了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党员电子身份认证、组织关系网上转接、黨员教育网上开展、党组织活动网上管理、党员和党组织数据网上统计分析等功能。下一步，建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探索建设集党建管理、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学习教育、互动交流等元素于一体的智慧组工移动平台，把党组织活动的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打破党建工作时空界限壁垒；建议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党员干部信息管理数据库，建立领导干部数字化业绩档案，优化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申报管理系统，逐步提高随机抽查、复核比例，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4.探索“智慧宣传”，优化党委宣传工作方式。目前，中央宣传部已经建立了以中宣部舆情信息局为枢纽，省级党委宣传部和舆情信息直报点为基础的舆情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舆情、网络舆情的动态收集、整理、分析；同时中宣部还建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信息系统，推进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指导中央新闻单位建立了新闻内容生产平台、新媒体运营传播平台、信息增值服务平台等一批信息平台。下一步，建议加强海量宣传内容的集约化管理，在指导中央新闻单位和地方重点媒体建立全媒体“中央采编厨房”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云服务的国家级新闻宣传内容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强化对信息内容的统筹集约管理，实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的目的；建议在现有舆情信息系统基础上，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完善系统的信息汇聚、信息分析功能，智能辅助生成针对不同国别、不同省域、不同行业的定制化舆情报告；建议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等基础上，统筹建立中央级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平台，加强对理论研究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力度。
5.探索“智慧统战”，优化党委统战工作方式。目前，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发了“党外人物信息管理系统”和“统战人物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信息化管理，中央、省委统战部开设了网站，并指导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欧美同学会等组织建立网站、微信、微博。下一步，建议在地方党委统战部试点研发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战线信息化智能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加强与统战人士联谊交流；建议在新成立的中央统战部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基础上，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重点省份统战部为主体，加强对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社会阶层的联络工作；积极与全国政协提案信息系统对接，共同打造“网络民意直通车”，充分保障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积极听取意见建议，畅通信息多向交互渠道，积极推动与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政治协商模式。
（三）加强和改进“智慧党建”的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次全新挑战。在过去的九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两次重大转变”[10]。21世纪以来，我们党可能正在经历从领导现实社会的党向领导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深度融合的党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互联网治理体系，关键是在准确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虚拟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一是坚持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加强改进执政党对网络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高度重视互联网思想政治动态，积极传播党中央和国家大政方针，确保网络政治的绝对安全。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组织上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进党委网信工作方式，优化互联网络治理的管理结构；大力选拔、引进互联网络领导人才、科研人才、传播人才。加强互联网治理中党在思想上的领導，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和互联网内容建设，推动主流媒体的“全媒体”“融媒体”探索，注重网络舆论引导的时、效、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二是坚持网络依法治理原则，逐步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领导下，建议着重健全互联网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有序推动网络法治建设，提高立法质量，明确各类主体法律责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协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严厉打击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网络犯罪，遏制网络犯罪增长势头；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象型网络犯罪和工具型网络犯罪，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共青团、青联、妇联、工会等党的群团组织要有序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科学的网络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培育崇德向善的网络行为。要着力发挥好互联网协会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新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互联网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网络活动和网络宣传。
三是坚持网络主权、人权辩证统一原则，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联网理论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中国是在国际上首倡网络主权概念的国家之一，“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不容干涉”，更不能以“网络自由”“网络人权”来否定“网络主权”，陷入个别西方国家制造的陷阱之中。网络人权是传统人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新时代的体现，“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但是网络人权（自由）应当是受限制的，是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要在坚持网络主权、人权辩证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互联网理论体系，着重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互联网治理思想研究；积极探索建立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治理制度体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网络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代内涵、体制机制、政策方针；积极发展完善积极向上、包容并蓄的互联网文化体系，推进“十三五”时期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网络文明建设工程，加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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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