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一次变换
田丰
[摘 要]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决议》提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冲突，蕴含否定当时我国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蕴，妨碍八大提出的任务的贯彻落实。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充分认识《决议》提法的思想价值，不可轻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作逆向转换，判断其变与不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把握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关键词]
毛泽东；《决议》提法；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410X（2018）03003106
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经历过三次变换，其中第一次变换发生在党的八大闭幕后的1957年。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一次转换，有助于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对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关键时期，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在八大开幕当天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简称《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 《决议》经党的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第一次确立。
但党的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质疑并一再批评和否定《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简称《决议》提法）①
。学界大多公认，毛泽东否定《决议》提法的原因在于该提法是临时塞进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因公务繁忙而未仔细审阅。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2]有学者根据档案上的修改笔迹推断，《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审阅后由胡乔木加写的，加写这段话后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无从得知[3]（P182）。另有人回忆，《决议》提法是在八大闭幕前由陈伯达、胡乔木等商量提出，后经毛泽东同意匆忙加进去的[4]。然而，党的重要文献不可能每句话都由毛泽东主笔，《决议》提法是谁塞进的或谁添加的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这个提法是否与毛泽东八大前后的思想相符。在我国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夙愿和一贯追求，《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做出的。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立志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手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民谋幸福才是目的，这个思想是稳定、成熟的，是《决议》提法的思想基础。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毛泽东就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出版《政治周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从而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P21）。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上述思想，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是束缚社会生产力还是解放社会生产力[6]（P1079）。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受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宣言中明确承诺：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贫穷和愚昧，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7]（P348）。
党的八大召开当年，毛泽东更频繁、更强烈地表达了上述思想。1956年伊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发展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8]（P12）。同年4月，毛泽东在为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基本特点是“一穷二白”，其中的“穷”主要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主要指科学文化水平都不高[8]（P12）。同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亲自修改的一段话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9]（P7）。同年8月3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中国与美国在人口、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突出强调了我国在钢产量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认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被人看不起、倒霉的那种情况。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8]（P89）从上述不难看出，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已经把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了：一方面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另一方面强调“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因而《决议》提法的形成已经水到渠成。
毛泽东善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各个紧要关头抓主要矛盾。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社会转折期间，毛泽东不可能忽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如果说八大前夕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还不是很直接，那么在审议《决议》第二稿时就直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八大期间，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的记录表明，该团在讨论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其中与《决议》提法紧密相关的“很重要”的一条意见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3]（P178）。《决议》第三稿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非常类似《决议》提法的表述：“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3]（P179）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演讲，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及天津等地发表谈话，其中的主要观点——诸如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在20世纪搞革命、下个世纪搞建设——与《决议》提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修改的重要文献强调：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要使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8]（P240）；中国的穷国地位会改变，由穷国变为富国“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8]（P239）。
如此看来，在党的八大前后，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变，毛泽东的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决议》提法就是这种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可惜这种转变不久后又发生了逆转。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第一次变换的原因
既然《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为什么他又批评和否定这个提法？学界大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决议》提法表述有问题，
但学界对《决议》提法“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10]。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使一种观点一度很流行，就是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在党的八大前后亦如此，否定《决议》提法是其阶级斗争思维惯性的结果。尽管从《决议》提法的形成看，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难以立足，但八大后毛泽东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变换确实与其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密切相关。
《决议》提法在表述上确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很敏感。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应该走在生产关系前面，斯大林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此有明确阐述。然而，《决议》提法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先进的，而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落后的，这显然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的八大闭幕不久，我国理论界就《决议》提法展开过一场公开讨论
《人民日报》载文称：“关于我国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近一个月来，全国约有二十多种报刊发表了文章，并在解放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十几种报纸上引起了争论。争论的主要之点在于：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理解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前国内的生产关系是否已跑到了生产力的前面了？这个争论还在进行中。”参见霜：《关于我国国内当前主要矛盾的争论》，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对《决议》提法提出质疑：既然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因何还要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推动下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凭借主观意志创建的？上述问题牵涉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蕴含着否定我国当时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蕴，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按照《决议》提法，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偶尔也肯定《决议》提法，认为尽管《决议》提法是不适当的，但这个提法不妨碍生产，反映了要求加强物质基础的要求 [11]（P628）。然而，生产关系只有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促进其解放和发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改变“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退回到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上去，这在实践上会妨碍八大提出的任务的贯彻落实，也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党的八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先进”，主要是争取把还没有加入农业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领导那些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把一些手工业合作组织和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变为或并入“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党的八大召开前，我们党曾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遇到了很大阻力，他批评那些对农业合作化不积极的人思想保守、右倾，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并把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视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在深受《决议》提法困扰的同时，毛泽东还受到某些国内外因素的影響。1956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毛泽东称其为“多事之秋”。年初，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及苏共等的一些负面情况，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引发持续的强烈震动，引起毛泽东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觉。当年下半年，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相继发生不少罢工、罢课、游行请愿、农民要求退社等事件，针对党和政府及其某些领导干部的批评和意见也多了起来，有些批评和意见很尖锐、敏感。同年6月，波兹南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与保安部队发生了严重流血冲突，波兰政府把其称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国内地下分子”精心策划的挑衅活动，继任的波兰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否认上述定性，招致苏共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干涉。同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苏联相继两次派兵镇压并酿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匈牙利党和政府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称其骨干力量是相互勾结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党参与了对波匈事件的处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以往匈牙利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没能得到发挥，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处理，由此导致他们能够容易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在1956年10月间组织武装叛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12]。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总结了一条经验：“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13]（P606-607）
1956年的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毛泽东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为避免波匈事件在我国出现，加强我们党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提前开展了全党整风，并动员党外人士参与。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极少数人借整风运动之机扬言取消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的八大闭幕后，毛泽东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但受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国内外异常尖锐复杂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又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做出逆向选择，《决议》提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变换中被否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3]（P720）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4]上述报告经大会讨论获得通过，表明我们党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了第一次变换。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逆转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后发生的。至少在八大闭幕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尽管毛泽东一再批评和否定《决议》提法，但仍然坚持《决议》提法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思想逆转的成因是复杂的，我们不应该单纯从战争年代的所谓思维惯性去探寻，而应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找出答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第一次变换的启示
现在距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一次变换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年以前，我们刚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十分生疏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如何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发生变换具有某种必然性。尽管这种变换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恶果，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充分认识《决议》提法的价值。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肯定党的八大路线，《决议》提法是党的八大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决议》提法表述上存在问题，但在思想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最初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在后来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原初形态。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观点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纠正《决议》提法过程中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决议》提法的延续和展开，《决议》提法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非主要矛盾，毛泽東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思想成果——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等——都是围绕《决议》提法展开的，《决议》提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内容
长期以来，毛泽东主导提出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经过多次修订，我国高校政治理论教科书大多没有提及毛泽东与《决议》提法的关系，仅把《决议》提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观点相并列，湮没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笼统论述中，致使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内容十分贫乏，其中的核心内容、逻辑主线不突出。参见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5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决议》提法，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并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继续探索时回避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表述，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
（二）不可轻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逆向转换。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事关党和国家工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我们党从敌我关系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判断，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应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规定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党应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向自然界开战”，除非发生持久的、大规模的全局性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斗争。如果按照毛泽东当初的设想，在坚持《决议》提法的基础上予以完善，通过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来缓解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有可能避免的。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复杂局势影响下，我们党轻易改变了《决议》提法，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导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恶果。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城乡普遍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以“官倒”为显性标志的腐败现象蔓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出现裂痕，国内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制裁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即使在这种凶险的局势下我们党依然坚持重新确立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个没有变”的科学论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相对稳定，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要从实际出发。简单说，矛盾就是问题，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大问题，抓住和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第一次变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从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凭主观意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行“一大二公三纯”，过于严重地估计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把一些观点差异、政策分歧视为路线斗争，最根本的是脱离了当时我国的实际。与《决议》提法立足于“一穷二白”的国情特点一样，邓小平抓住了我国“贫困”和“落后”的特点，而“贫困”意味着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远未得到满足，“落后”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上，这才把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联系起来，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重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深入系统分析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就找到了可靠的坚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立足点。
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所有关于中国发展的言论都将陷入空谈，一切相关政策的讨论和争执都是无谓的，弄不好还要犯“左”或右的错误，把中国发展引入歧途。
（四）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第一次变换不同，上述新判断不是对
我们党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
判断的颠覆性改变，而是对这个判断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以往我们经常提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相等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现在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并不是一个，而是由前后相继的多个具体矛盾构成的。新时代我国人民在民主、法治、公正、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并且这些需求越来越呈现广泛化、多样化、层次化的特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全面，更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实际。虽然我国新时代的社会生产依然相对落后，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突出、更迫切需要解决，把“落后的社会生产”转换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更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如何理解这种不变与变的关系是一个紧迫的课题。我们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新判断，根据这个新判断制定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N].人民日报，19560928.
[2]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730901.
[3]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 钢.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J].党的文献，2006，（3）.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叶匡政.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M]∥李 捷.毛泽东与中共八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0]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热点综述[N].北京日报，20110530.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19580527.
责任编辑：何敬文
[摘 要]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决议》提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冲突，蕴含否定当时我国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蕴，妨碍八大提出的任务的贯彻落实。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充分认识《决议》提法的思想价值，不可轻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作逆向转换，判断其变与不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把握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关键词]
毛泽东；《决议》提法；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410X（2018）03003106
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过去的六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经历过三次变换，其中第一次变换发生在党的八大闭幕后的1957年。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一次转换，有助于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对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关键时期，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在八大开幕当天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简称《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 《决议》经党的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第一次确立。
但党的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质疑并一再批评和否定《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简称《决议》提法）①
。学界大多公认，毛泽东否定《决议》提法的原因在于该提法是临时塞进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因公务繁忙而未仔细审阅。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2]有学者根据档案上的修改笔迹推断，《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审阅后由胡乔木加写的，加写这段话后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无从得知[3]（P182）。另有人回忆，《决议》提法是在八大闭幕前由陈伯达、胡乔木等商量提出，后经毛泽东同意匆忙加进去的[4]。然而，党的重要文献不可能每句话都由毛泽东主笔，《决议》提法是谁塞进的或谁添加的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这个提法是否与毛泽东八大前后的思想相符。在我国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夙愿和一贯追求，《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做出的。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立志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手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民谋幸福才是目的，这个思想是稳定、成熟的，是《决议》提法的思想基础。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毛泽东就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出版《政治周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从而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P21）。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上述思想，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是束缚社会生产力还是解放社会生产力[6]（P1079）。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受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宣言中明确承诺：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贫穷和愚昧，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7]（P348）。
党的八大召开当年，毛泽东更频繁、更强烈地表达了上述思想。1956年伊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发展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8]（P12）。同年4月，毛泽东在为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基本特点是“一穷二白”，其中的“穷”主要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主要指科学文化水平都不高[8]（P12）。同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亲自修改的一段话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9]（P7）。同年8月3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中国与美国在人口、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突出强调了我国在钢产量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认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被人看不起、倒霉的那种情况。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8]（P89）从上述不难看出，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已经把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了：一方面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另一方面强调“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因而《决议》提法的形成已经水到渠成。
毛泽东善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各个紧要关头抓主要矛盾。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社会转折期间，毛泽东不可能忽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如果说八大前夕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还不是很直接，那么在审议《决议》第二稿时就直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八大期间，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的记录表明，该团在讨论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其中与《决议》提法紧密相关的“很重要”的一条意见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3]（P178）。《决议》第三稿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非常类似《决议》提法的表述：“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3]（P179）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演讲，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及天津等地发表谈话，其中的主要观点——诸如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在20世纪搞革命、下个世纪搞建设——与《决议》提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修改的重要文献强调：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要使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8]（P240）；中国的穷国地位会改变，由穷国变为富国“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8]（P239）。
如此看来，在党的八大前后，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变，毛泽东的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决议》提法就是这种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可惜这种转变不久后又发生了逆转。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第一次变换的原因
既然《决议》提法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为什么他又批评和否定这个提法？学界大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决议》提法表述有问题，
但学界对《决议》提法“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10]。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使一种观点一度很流行，就是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在党的八大前后亦如此，否定《决议》提法是其阶级斗争思维惯性的结果。尽管从《决议》提法的形成看，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难以立足，但八大后毛泽东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变换确实与其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密切相关。
《决议》提法在表述上确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很敏感。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应该走在生产关系前面，斯大林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此有明确阐述。然而，《决议》提法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先进的，而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落后的，这显然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的八大闭幕不久，我国理论界就《决议》提法展开过一场公开讨论
《人民日报》载文称：“关于我国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近一个月来，全国约有二十多种报刊发表了文章，并在解放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十几种报纸上引起了争论。争论的主要之点在于：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理解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前国内的生产关系是否已跑到了生产力的前面了？这个争论还在进行中。”参见霜：《关于我国国内当前主要矛盾的争论》，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对《决议》提法提出质疑：既然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因何还要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推动下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凭借主观意志创建的？上述问题牵涉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蕴含着否定我国当时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蕴，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按照《决议》提法，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偶尔也肯定《决议》提法，认为尽管《决议》提法是不适当的，但这个提法不妨碍生产，反映了要求加强物质基础的要求 [11]（P628）。然而，生产关系只有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促进其解放和发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改变“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退回到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上去，这在实践上会妨碍八大提出的任务的贯彻落实，也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党的八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先进”，主要是争取把还没有加入农业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领导那些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把一些手工业合作组织和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变为或并入“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党的八大召开前，我们党曾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遇到了很大阻力，他批评那些对农业合作化不积极的人思想保守、右倾，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并把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视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在深受《决议》提法困扰的同时，毛泽东还受到某些国内外因素的影響。1956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毛泽东称其为“多事之秋”。年初，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及苏共等的一些负面情况，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引发持续的强烈震动，引起毛泽东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觉。当年下半年，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相继发生不少罢工、罢课、游行请愿、农民要求退社等事件，针对党和政府及其某些领导干部的批评和意见也多了起来，有些批评和意见很尖锐、敏感。同年6月，波兹南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与保安部队发生了严重流血冲突，波兰政府把其称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国内地下分子”精心策划的挑衅活动，继任的波兰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否认上述定性，招致苏共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干涉。同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苏联相继两次派兵镇压并酿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匈牙利党和政府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称其骨干力量是相互勾结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党参与了对波匈事件的处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以往匈牙利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没能得到发挥，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处理，由此导致他们能够容易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在1956年10月间组织武装叛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12]。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总结了一条经验：“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13]（P606-607）
1956年的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毛泽东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为避免波匈事件在我国出现，加强我们党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提前开展了全党整风，并动员党外人士参与。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极少数人借整风运动之机扬言取消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的八大闭幕后，毛泽东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但受在全党整风过程中国内外异常尖锐复杂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又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做出逆向选择，《决议》提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变换中被否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3]（P720）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4]上述报告经大会讨论获得通过，表明我们党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了第一次变换。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逆转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后发生的。至少在八大闭幕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尽管毛泽东一再批评和否定《决议》提法，但仍然坚持《决议》提法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思想逆转的成因是复杂的，我们不应该单纯从战争年代的所谓思维惯性去探寻，而应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找出答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第一次变换的启示
现在距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一次变换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年以前，我们刚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十分生疏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如何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判断发生变换具有某种必然性。尽管这种变换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恶果，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充分认识《决议》提法的价值。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肯定党的八大路线，《决议》提法是党的八大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决议》提法表述上存在问题，但在思想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最初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在后来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原初形态。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观点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纠正《决议》提法过程中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决议》提法的延续和展开，《决议》提法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非主要矛盾，毛泽東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思想成果——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等——都是围绕《决议》提法展开的，《决议》提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内容
长期以来，毛泽东主导提出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经过多次修订，我国高校政治理论教科书大多没有提及毛泽东与《决议》提法的关系，仅把《决议》提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观点相并列，湮没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笼统论述中，致使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内容十分贫乏，其中的核心内容、逻辑主线不突出。参见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5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决议》提法，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并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继续探索时回避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表述，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
（二）不可轻易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逆向转换。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事关党和国家工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我们党从敌我关系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判断，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应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规定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党应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向自然界开战”，除非发生持久的、大规模的全局性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斗争。如果按照毛泽东当初的设想，在坚持《决议》提法的基础上予以完善，通过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来缓解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是有可能避免的。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复杂局势影响下，我们党轻易改变了《决议》提法，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导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恶果。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城乡普遍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以“官倒”为显性标志的腐败现象蔓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出现裂痕，国内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制裁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即使在这种凶险的局势下我们党依然坚持重新确立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个没有变”的科学论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相对稳定，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要从实际出发。简单说，矛盾就是问题，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大问题，抓住和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第一次变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从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凭主观意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行“一大二公三纯”，过于严重地估计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把一些观点差异、政策分歧视为路线斗争，最根本的是脱离了当时我国的实际。与《决议》提法立足于“一穷二白”的国情特点一样，邓小平抓住了我国“贫困”和“落后”的特点，而“贫困”意味着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远未得到满足，“落后”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上，这才把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联系起来，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重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深入系统分析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就找到了可靠的坚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立足点。
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所有关于中国发展的言论都将陷入空谈，一切相关政策的讨论和争执都是无谓的，弄不好还要犯“左”或右的错误，把中国发展引入歧途。
（四）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第一次变换不同，上述新判断不是对
我们党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
判断的颠覆性改变，而是对这个判断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以往我们经常提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重新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相等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现在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并不是一个，而是由前后相继的多个具体矛盾构成的。新时代我国人民在民主、法治、公正、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并且这些需求越来越呈现广泛化、多样化、层次化的特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全面，更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实际。虽然我国新时代的社会生产依然相对落后，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突出、更迫切需要解决，把“落后的社会生产”转换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更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如何理解这种不变与变的关系是一个紧迫的课题。我们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新判断，根据这个新判断制定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N].人民日报，19560928.
[2]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730901.
[3]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 钢.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J].党的文献，2006，（3）.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叶匡政.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M]∥李 捷.毛泽东与中共八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0]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热点综述[N].北京日报，20110530.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19580527.
责任编辑：何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