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应用“转段升级”的机遇和挑战
蒋宇 焦丽珍
2020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部要求“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协同全国教育部门、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为超过2亿学生提供在线教学。教育部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网上学习[1]，如此大规模、多层次、全覆盖的在线教学也只有中国具备条件开展，同时更是为普通百姓提供了再次认识“教育信息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契机。新形势下，学校信息化又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现状
全国教育信息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以来，教育系统统筹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明确，确立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一核心思路，并逐步探索形成了“应用驱动”“机制创新”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方针。“十二五”期间，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工程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互联网接入率超过94%，学校网络带宽明显提升;以“投影机”“幕布”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多媒体教室更新换代为“电子白板”，有部分地区正在全面向“触摸式一体机”升级转换。多媒体设备的普及让“优质资源班班通”成为现实;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学习空间”，正在为上千万教师和数以亿计的学生提供独一无二的网络学习环境，与线下的真实学习空间相互补充，为推动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可以说，信息技术“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成为中小学校的教学常态[2]。
为了少走弯路，“試点先行、典型引路”是重要的工作机制，开展诸如“智慧教育示范区”“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试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示范培育推广计划”等国家层面的试点示范项目，希望能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在学校层面，涌现出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育教学模式、重组课程结构与内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优化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等典型经验。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的信息技术应用尚未实现教育的革命性变革，以班级授课制为主的知识传授型课堂尚未改变，对教育流程变革的期待尚未实现。互联网等技术拓展了学习的内容，但目前学校空间的布局限制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仍然只是对教育的“修修补补”，与规模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以及每个人接受个性化培养的美好愿望还有差距。
学校信息化转段升级的机遇
一是政策引导与保障逐步完善。《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的“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三全目标，落实每个目标的最后一公里连接的都是学校。“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提出了“云+端”的建设模式，为学校网络、教学终端、教学应用、教学空间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提供了规范化的遵循，以便与建成国家“互联网+教育”的大平台同频。在教学应用方面，2019年出台《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并在年底启动了入校互联网教育应用的备案工作，通过信息共享实现“一省备案，全国有效”[3]，推动教学应用向“互联网+”的规范发展;在教师信息素养方面，教育部启动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希望能够探索形成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面向学科教师、管理者、技术支持团队等设计针对性的能力提升方案。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为学校信息化应用提供方向性引导的同时，也体现了对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支持。
二是应用信息技术的社会文化环境向好。国家持续推进互联网普及工作，“提速降费”深入开展，取得显著成效。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六成，移动互联网使用持续深化，在线教育用户达到2.32亿[4]，互联网的高普及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的事实，并在“互联网+教育”中受益。在“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要求下，在线教育向农村和边远地区迅速覆盖。不论身在何地，学生在学校接受信息化教学家长不再有“该不该”的疑问，大部分家长已经习惯了采用微信等APP进行家校沟通，参与学校教育当中。总的说来，金融、农业、交通、房地产等行业信息化的普及应用，为教育领域的信息化营造了积极的社会氛围。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外部的信息化已经像一把“砍刀”打开了与社会融合的闸门，信息技术逐步成为教育系统的内生变量，正在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结构和互动关系进行变革。
学校信息化融合创新的挑战
一是观念和认识问题。尽管社会文化环境为教育领域的技术应用提供了积极的氛围，但是技术的发展确实太快，新兴技术萌生的新需求映射到学校的速度加剧。如近来出现的人脸识别、情绪预警等，不是既有成熟技术到教育教学中来用，而是一些实验性质的方案就有机会接触教学一线。技术从实验室到应用场的时间缩短，让教育人应接不暇，让教师产生一种不是怀疑用与不用，而是如何用才能算“好”的踌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及时的技术支持服务，很多教师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技术障碍、教学法障碍、互动障碍等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感，也会让教师感觉到“技术无用”;从更深层上说，互联网的无限开放性和学校教育的有限封闭性是一种本质矛盾，在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学校实践中，管理者的办学观念和教师的教学观念会对技术的创新应用形成观念上的制约，教育观念与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方式变革的冲突会越来越凸显，教育观念成为当前技术变革教育的主要难点[5]。
二是校企合作的机制障碍。移动互联网教育应用相关管理规定的出台，明确了为学校提供互联网教育服务的企业和内容标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进入学校的互联网应用的质量，也规避了一些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在2018年出台的《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中，也提出了学校按需向企业购买“云”应用服务的倡议。但学校究竟该如何与企业服务合作、向什么样的企业购买什么样的服务、如何保障企业能够持续地提供有质量的服务等具体操作层面尚无明确要求。在教育信息化行业，最终应用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是师生，而具有采购和资金分配权的是局长或校长。对于信息化企业来说，教育领域的客户和用户是不统一的（除了必要的教育管理类服务以外，大多数教学服务类应用的购买者和使用者都不是同一拨人），这给服务需求的响应、服务质量的监督、服务内容的更新造成了困难，应用信息技术的一线人员没有选择或淘汰的权利。究其原因，是校企合作的机制不畅，涉及教育财政、教育采购、教育督导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创新。
三是学校组织变革的滞后性。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才刚开始，目前的教育组织是以科层制为基础架构的正式组织，科层制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矛盾，其一便是应对紧急事件时暴露出的弊病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6]。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组织中的师生目标将更趋统一性，“实现个人价值”成为教师在学校组织的目标，而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目标将不再是“为立足在社会生存和生活”做准备，而是“成为一个有效的、强大的现实生活中的学习者”，终生学习成为师生共同价值;教育组织内的非正式群体的地位将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助力下得以提升，在学校治理、师生互动、家校沟通、学校地位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平等的互联网精神指引下，将会对当前根据规范所确立的正式结构造成威胁。综上，目前的教育组织在组织目标、结构变革和治理方式方面尚没有做好充分变革的准备，滞后于信息技术之于教育变革的发展。
学校信息化应用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中的核心，直接影响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020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攻坚之年，学校信息化应用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光荣任务将更加艰巨，取得的成就也必将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