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张波
[关键词]
互联网+党建；社会治理；网络思维；互联网空间；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2001606一、互联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理论依据
“耦合”最早应用于物理学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要素的相互作用，彼此产生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一种通过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即耦合效应[1]。本文将耦合理论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强调的是互联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协作而产生的耦合效应。
要回答互聯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关系，首先需要阐释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都沿用了全能主义政府和集中计划经济的“单位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单位社会”逐渐消逝，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社会流动日趋频繁，需要新的治理体制来整合社会的不同空间形态。“社区制”就是“单位制”的替代方案。与之相随，基层党建工作也从原先的党建转变为区域化党建。二者在空间形态上实现了耦合。从工作内涵看，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也具有高度关联性。在工作目标上，二者都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工作内容上，二者都注重涉及人民群众相关的各种诉求，如民主决策、网络管理、“两新组织”、流动人口、特殊人群，以及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等重点工作；在工作主体上，都呈现多元化特征，涵盖了各级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体等，基本实现了社会组织单元的全覆盖；在工作方式上，基层党建注重对各主体的价值引领、思想教育等，而社会治理则侧重于对公众的服务与管理，二者之间通过“内化”与“外化”的工作方式形成互补[2]。
空间的重叠、内涵的高度关联，带来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间的功能耦合。从基层党建方面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其领导水平的提高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通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对牵涉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予以回应，以此缓解社会矛盾、保障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第二，通过把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组织进行教育培养，提升其综合素质和社会管理技能，为基层社会治理输送优秀人才；第三，基层党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可以有效弥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缝隙。从社会治理方面看，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扩大党在基层社会的群众基础。一是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拓宽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改善群众的利益协调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参与进基层社会中，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治理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基层社会而言，治理的精细化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党建精细化，即用党建精细化来引领社区的精细化治理。党建的精细化又不能忽视时代背景。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基层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将长期存在。一是社区群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日趋严重，特别是针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二是城市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配置、治安管理等问题将长期存在；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垃圾废弃物排放治理等问题，人居环境将持续恶化；四是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结社活动和权利表达行动将日益频繁等[3]，这给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社会治理方面，目前基层社区治理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基层社区类型多元化与现行体制单一化不相适应；二是社区内部结构多元化与管理体制不相适应；三是社区组织体制“行政化”和社会自治能力薄弱；四是新生社会组织弱小；五是居民参与度低等[4]。同时，目前基层党建工作也并不理想，存在着如组织设置不科学、工作缺乏有效监管、部分党员群体缺乏管理、党员服务功能弱化、党组织工作方式落后等问题。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之间所遇到的问题都需要从时代中寻求答案——互联网+党建。
2015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融入电子商务、金融等行业。尽管中央政府侧重推行
“互联网+”行业，但在社会领域，“互联网+”迅速成为话语体系甚至创新理念，比如，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养老等。互联网+党建也应时而出。互联网+党建，指的是将互联网与党的基层建设紧密集合起来，以互联网思维搭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之间教育、管理、服务和监督的平台，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来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从而全面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5]。与传统基层党建相比，互联网+党建不仅是党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转变。第一，有助于形成上下互通的党建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覆盖全国、以党员信息库为支撑的党员服务管理平台，基层党组织定期填报活动信息、党员更新情况、换届情况等，上级党组织就能够及时掌握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实现党组织的动态管理、层级管理和实时管理。第二，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一站式平台管理，党组织可以实现信息沟通、资源互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第三，有助于增进党员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根据党员情况，开展“菜单式”选学，并利用互联网终端系统，引导党员主动开展学习、广泛发表意见，凝聚思想共识。第四，有助于全社会对党员干部监督。基层党组织通过网络公示、网上评议等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党员服务管理平台有利于上级党组织对基层的监督、党内组织之间的监督。
二、互联网+党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工作理念：从线性思维到网络思维
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是围绕“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展开，强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这种基层党建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建工作过程中注重条线工作，更加强调“自我循环式”的小党建模式。然而，基层党建工作不能脱离基层治理工作，更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之所在。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基层党建“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擴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是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6]。这标志着基层党建工作突破了原有的自我循环式的党建模式，转向“内外循环式”的大党建格局，即根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定位，把党建工作看成是社区各项工作最大的引领，串起社区各项工作。同时，不拘一格谋创新，把市场手段、综艺手法引入社区治理中来，把党建引领工作具体落实到推进居民自治上。党建工作只有投身到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去，才能够真正锤炼自己，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比如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党建经验、山东青州市云门山街道等都是把党建嵌入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去，把党建工作成效从组织建设拓展到维护社会秩序、提升政府形象、夯实组织基础上，实现了基层党建服务基层治理、基层治理促进基层党建的良性互动格局。
（二）组织形态：从地域空间到互联网空间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1922年中共二大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
[7]（P5960）。1927年“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党建原则。历史证明，这一党建原则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成功后，原先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明显不适应当时情境。中国共产党急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把处于涣散状态的群众组织起来，带领他们继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单位制党建”应运而生。“所有的个人都归属于一定的组织单位；所有的单位都以党的组织为其组织和领导核心；所有的单位都成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的实际行动主体。”[8]单位制党建对于快速终结解放初期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政治格局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必须清楚的是，这一党建模式所依赖的是“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纵向垂直、相对封闭的‘单位社会”[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整个社会呈现流动频繁、主体多元、横向扁平、相对开放的特点，原先单位制党建明显表现出与社会的不相适应，基层党组织出现“离散化”、“悬浮化”等现象。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楼组党建等新的党建替代模式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与社会相契合的党建新格局。
亨廷顿在论述“政党适应性”时指出，适应性指的是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是衡量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制度化的首要标准[10]（P11）。任何政党都如同有机体，需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对于环境的变化，政党组织必须进行调适和发展。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环境的调试和发展，从“组织建在连上”、“单位制党建”到今天的区域化党建、社区党建，都是党对社会环境调适的结果。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党建成为新时期基层党建新的组织形态，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微博党建，就是用微博作为载体进行党组织建设。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新浪微博共有2212个党建微博，其中437个获得机构认证，发布党建信息13.9万条，关注者超过1712万人[11]。二是微信党建，就是把组织设置同步搬到微信群上，建立微信群观察员制度，观察员负责信息通知和微信群维护运作。如浦东某街道已建立党建公众号和微信群达128个，实现了对各类组织形态的全覆盖，并由社区建立“和谐议事厅”，党总支牵头物业公司、居委会和业委会三驾马车，线上与居民讨论小区实施项目建设。三是移动党建，就是建立移动客户端党建APP，据APP权威统计平台显示，目前已有112个党建APP可供下载。这些党建新形态夯实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焕发了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三）服务群众：从“唱戏”转向“搭台”
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是党组织凝聚人心、优化管理和维护稳定的关键。把服务群众与互联网+党建深入融合，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特点。但由于基层党组织服务队伍的局限，互联网+党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平台优势，突破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发挥居民的自主意识，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在自治组织中确立思想引领骨干、在现有资源中挖掘居民活跃分子、在社群活动中发现培育意见领袖，形成“居委会骨干—楼组长、党小组长骨干—社团、社群骨干”三级意见领袖组织网络，引导正面舆论，凝聚社区正能量。通过公众微信号互动功能的开发，在志愿者资源中发现、挖掘一批乐于公益事业、富有正面能量的领袖型人才，形成将参与者逐步培养成自主申报项目、自行组织志愿活动的志愿服务模式，激发志愿者社区主人翁意识。以上海某社区为例，一方面，通过“团队党建”解决党员凝聚团结居民群众问题。在群众团队中建立团队指导员制度，使党员融入团队，通过团队凝聚群众；实现开放性运作，为团队提供场地、信息及联络协调服务，激活居民群众自治动力；围绕群众的需求，让每一位愿意参与小区活动的居民群众在小区中都有参与的组织和团队，推动有利于小区治理的自治型、服务型、管理型团队的培育和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微心愿”成为社区各方参与的公益服务平台。在“微心愿”的许愿和认领过程中，依靠楼组党小组发挥审核把关、上门实现及二次传播的作用，使公益善举成为楼组党员、群众的自觉行为，让公益慈善成为一种“时尚”。
（四）资源整合：从区属资源到综合立体融合
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都是行政化的，“封闭运行”、“条强块弱”等特征明显[12]。但随着基层社会的变迁，社区事务变得日益复杂化，单纯依靠原先社区资源的地域整合难以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改变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习近平强调，新时期基层党组织要用开阔的视野谋划基层党建，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实效[13]。如上海某街道以自我服务项目整合社会资源，挖掘汇聚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热心服务社区的资源群体，借助他们的能量集聚社会资源，服务小区百姓。通过自我服务项目，让楼组公共事务项目化运作，提升群众自治水平。比如有居民区党总支成立由律师、医生、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的在职党员构成的“微光服务队”，定期为居民提供咨询和服务。同时以“居企合作”整合条线资源，积极推进居民区直接与专业企业合作共建，建立了“五个一”合作共建机制：每年一次全面环境美容、一次专业技术培训、一次联合党课学习、一次条块联谊活动、一次特色参观活动，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宁波北仑区建立了以服务型党组织为抓手，以区域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以和谐共建理事会为载体的“三位一体”新型社区化服务管理模式，同时挖掘辖区内各部门、单位、企业、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实现辖区内服务资源的整合优化，打造立体多层次的社会治理服务网络，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14]。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互联网+党建的拓展空间
（一）重视互联网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基层党建新理念
科学理念是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实践创新是科学理念的实现形式[14]。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理念必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互联网作为新时代的产物，以其平等、开放、共享、传播快速等独特优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政党组织也不可避免。而互联网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素，理应成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党领导能力的重要手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主动就互联网本身的特点、规律以及对基层党建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基层党建工作，掌握网络时代的话语主导权，夯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第一，树立客户思维。要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客户，清楚人民群众的需求、困难，急群众之所急，围绕群众的“急切难”问题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第二，树立大数据思维。要主动运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深入基层广泛搜集个体数据，并通过对网络数据的挖掘、分析和研判，探寻其中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科学性。第三，树立平台意识。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QQ等技术，搭建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平台，实现对基层党组织的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相结合的管理、教育、服务以及互动交流。第四，树立耦合思维。要把基层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做到在党建工作中实现社会的治理与善治、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扩大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二）做好顶层规划，确保互联网+党建的科学性系统性
近年来，各地方党组织陆续推出了“智慧党建”、“党建云平台”、“微信党建”、“党建E互动”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基层党建新模式，成效显著，为互联网+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推行互联网+党建绝不是单领域、局部性的，需要从全局进行整体规划，从局部细化，形成一个上下联动、横向融合、科学规范、平等参与的党建工作新体系。第一，制定互联网+党建远景规划。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提出，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对广大党员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党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这对制定互联网+党建远景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在结合当前各地方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远景规划，彻底改变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无序化、零散化，实现传统党建与互联网+党建的紧密结合。第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以及不确定性，把党务活动置于互联网平台，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保障。為此，应制定统一的电子政务法，以及与之配套的信息公开法、信息安全法、网络监督法、远程教育法、电子政务法、个人隐私保护法等，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子党务法律体系[15]。第三，搭建全国统一的党建信息和应用平台。鉴于目前各地党建网站各自为政、各自设计、各自运行的局面，全国应该以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整合各省、市、县以及各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应用平台，运用互联网、视频多媒体、移动媒体等构建一个互动互联、资源共享、立体互动的党建网络平台[16]。另外，还要注重对互联网+党建进行研究，区分互联网+党建与网络党建、党建信息化、电子党务等问题，提升对互联网+党建的理性认识。
（三）强化多方协同，构建互联网+党建长效运行保障机制
推行互联网+党建，创新的不是基层党建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向，而是改革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操作手段。这不仅是一项价值层面的改变，更是一项工具层面的行动。互联网+党建不是短暂的冲动行为，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构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确保其真正落到实处。
其一，构建同步推进机制。互联网+党建不仅需要顶层规划，更需要底层坚决执行。目前来看，各地方各单位对互联网+党建的认识和落实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互联网+党建需要在各单位同心同力、同向探索，需要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确保网络党建平台的协调同步推进[5]。为此，可以在基层形成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将互联网+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单位党建工作的目标管理体系，确保互联网+党建的顺利实施。
其二，落实层级管理机制。在创新基层治理过程中，互联网+党建能够使全党上下左右互动更为直接、管理层级之间交流更为顺畅。实际上，“互联网+”将传统的党务科层管理扁平化，这使得全党上下的责任落实受到广泛监督，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监督等。层级管理机制就是要各级党组织甚至党员在落实互联网+党建实践中，把基层党建工作纳入统一的平台管理，并始终做到“谁的责任谁承担、谁的任务谁落实”[17]。
其三，建立信息安全机制。习近平指出，信息化与网络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两轮[18]。党建信息平台的安全运行，是互联网+党建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在推行互联网+党建过程中，在尽量公开能够公开的工作和事项，保障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同时，还需要对互联网+党建的各个流程严格把关，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安全教育，做好平台信息的传输监控、系统更新维护等工作，及时处理网络风险，确保党建信息平台的安全健康运行。
其四，构建人才保障机制。互联网+党建运行过程中，必定会广泛涉及网络法律、技术引用、舆论引导、内容更新、系统维护、推广宣传等内容，需要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网络技术娴熟、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党务工作的人才队伍[19]，这是推进互联网+党建的重要保障。为此，可以采用“增量调整+存量优化”的原则，一方面要走出去选拔一批兼具网络技术和政治素养的青年人才充实到基层党建工作中来；另一方面也要对当前党务工作人员进行网络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掌握与互联网+党建紧密相关的操作技能和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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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关键词]
互联网+党建；社会治理；网络思维；互联网空间；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2001606一、互联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理论依据
“耦合”最早应用于物理学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要素的相互作用，彼此产生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一种通过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即耦合效应[1]。本文将耦合理论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强调的是互联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协作而产生的耦合效应。
要回答互聯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关系，首先需要阐释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都沿用了全能主义政府和集中计划经济的“单位制”。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单位社会”逐渐消逝，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社会流动日趋频繁，需要新的治理体制来整合社会的不同空间形态。“社区制”就是“单位制”的替代方案。与之相随，基层党建工作也从原先的党建转变为区域化党建。二者在空间形态上实现了耦合。从工作内涵看，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也具有高度关联性。在工作目标上，二者都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工作内容上，二者都注重涉及人民群众相关的各种诉求，如民主决策、网络管理、“两新组织”、流动人口、特殊人群，以及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等重点工作；在工作主体上，都呈现多元化特征，涵盖了各级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体等，基本实现了社会组织单元的全覆盖；在工作方式上，基层党建注重对各主体的价值引领、思想教育等，而社会治理则侧重于对公众的服务与管理，二者之间通过“内化”与“外化”的工作方式形成互补[2]。
空间的重叠、内涵的高度关联，带来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间的功能耦合。从基层党建方面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其领导水平的提高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通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对牵涉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予以回应，以此缓解社会矛盾、保障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第二，通过把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组织进行教育培养，提升其综合素质和社会管理技能，为基层社会治理输送优秀人才；第三，基层党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可以有效弥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缝隙。从社会治理方面看，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扩大党在基层社会的群众基础。一是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拓宽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改善群众的利益协调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参与进基层社会中，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治理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基层社会而言，治理的精细化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党建精细化，即用党建精细化来引领社区的精细化治理。党建的精细化又不能忽视时代背景。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基层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影响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将长期存在。一是社区群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日趋严重，特别是针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二是城市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配置、治安管理等问题将长期存在；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垃圾废弃物排放治理等问题，人居环境将持续恶化；四是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结社活动和权利表达行动将日益频繁等[3]，这给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社会治理方面，目前基层社区治理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基层社区类型多元化与现行体制单一化不相适应；二是社区内部结构多元化与管理体制不相适应；三是社区组织体制“行政化”和社会自治能力薄弱；四是新生社会组织弱小；五是居民参与度低等[4]。同时，目前基层党建工作也并不理想，存在着如组织设置不科学、工作缺乏有效监管、部分党员群体缺乏管理、党员服务功能弱化、党组织工作方式落后等问题。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之间所遇到的问题都需要从时代中寻求答案——互联网+党建。
2015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融入电子商务、金融等行业。尽管中央政府侧重推行
“互联网+”行业，但在社会领域，“互联网+”迅速成为话语体系甚至创新理念，比如，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养老等。互联网+党建也应时而出。互联网+党建，指的是将互联网与党的基层建设紧密集合起来，以互联网思维搭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之间教育、管理、服务和监督的平台，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来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从而全面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5]。与传统基层党建相比，互联网+党建不仅是党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转变。第一，有助于形成上下互通的党建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覆盖全国、以党员信息库为支撑的党员服务管理平台，基层党组织定期填报活动信息、党员更新情况、换届情况等，上级党组织就能够及时掌握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实现党组织的动态管理、层级管理和实时管理。第二，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一站式平台管理，党组织可以实现信息沟通、资源互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第三，有助于增进党员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根据党员情况，开展“菜单式”选学，并利用互联网终端系统，引导党员主动开展学习、广泛发表意见，凝聚思想共识。第四，有助于全社会对党员干部监督。基层党组织通过网络公示、网上评议等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党员服务管理平台有利于上级党组织对基层的监督、党内组织之间的监督。
二、互联网+党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工作理念：从线性思维到网络思维
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是围绕“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展开，强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这种基层党建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建工作过程中注重条线工作，更加强调“自我循环式”的小党建模式。然而，基层党建工作不能脱离基层治理工作，更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之所在。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基层党建工作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基层党建“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擴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是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6]。这标志着基层党建工作突破了原有的自我循环式的党建模式，转向“内外循环式”的大党建格局，即根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定位，把党建工作看成是社区各项工作最大的引领，串起社区各项工作。同时，不拘一格谋创新，把市场手段、综艺手法引入社区治理中来，把党建引领工作具体落实到推进居民自治上。党建工作只有投身到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去，才能够真正锤炼自己，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比如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党建经验、山东青州市云门山街道等都是把党建嵌入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去，把党建工作成效从组织建设拓展到维护社会秩序、提升政府形象、夯实组织基础上，实现了基层党建服务基层治理、基层治理促进基层党建的良性互动格局。
（二）组织形态：从地域空间到互联网空间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1922年中共二大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
[7]（P5960）。1927年“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党建原则。历史证明，这一党建原则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成功后，原先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明显不适应当时情境。中国共产党急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把处于涣散状态的群众组织起来，带领他们继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单位制党建”应运而生。“所有的个人都归属于一定的组织单位；所有的单位都以党的组织为其组织和领导核心；所有的单位都成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的实际行动主体。”[8]单位制党建对于快速终结解放初期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政治格局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必须清楚的是，这一党建模式所依赖的是“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纵向垂直、相对封闭的‘单位社会”[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整个社会呈现流动频繁、主体多元、横向扁平、相对开放的特点，原先单位制党建明显表现出与社会的不相适应，基层党组织出现“离散化”、“悬浮化”等现象。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楼组党建等新的党建替代模式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与社会相契合的党建新格局。
亨廷顿在论述“政党适应性”时指出，适应性指的是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是衡量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制度化的首要标准[10]（P11）。任何政党都如同有机体，需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对于环境的变化，政党组织必须进行调适和发展。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环境的调试和发展，从“组织建在连上”、“单位制党建”到今天的区域化党建、社区党建，都是党对社会环境调适的结果。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党建成为新时期基层党建新的组织形态，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微博党建，就是用微博作为载体进行党组织建设。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新浪微博共有2212个党建微博，其中437个获得机构认证，发布党建信息13.9万条，关注者超过1712万人[11]。二是微信党建，就是把组织设置同步搬到微信群上，建立微信群观察员制度，观察员负责信息通知和微信群维护运作。如浦东某街道已建立党建公众号和微信群达128个，实现了对各类组织形态的全覆盖，并由社区建立“和谐议事厅”，党总支牵头物业公司、居委会和业委会三驾马车，线上与居民讨论小区实施项目建设。三是移动党建，就是建立移动客户端党建APP，据APP权威统计平台显示，目前已有112个党建APP可供下载。这些党建新形态夯实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焕发了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三）服务群众：从“唱戏”转向“搭台”
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是党组织凝聚人心、优化管理和维护稳定的关键。把服务群众与互联网+党建深入融合，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特点。但由于基层党组织服务队伍的局限，互联网+党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平台优势，突破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发挥居民的自主意识，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在自治组织中确立思想引领骨干、在现有资源中挖掘居民活跃分子、在社群活动中发现培育意见领袖，形成“居委会骨干—楼组长、党小组长骨干—社团、社群骨干”三级意见领袖组织网络，引导正面舆论，凝聚社区正能量。通过公众微信号互动功能的开发，在志愿者资源中发现、挖掘一批乐于公益事业、富有正面能量的领袖型人才，形成将参与者逐步培养成自主申报项目、自行组织志愿活动的志愿服务模式，激发志愿者社区主人翁意识。以上海某社区为例，一方面，通过“团队党建”解决党员凝聚团结居民群众问题。在群众团队中建立团队指导员制度，使党员融入团队，通过团队凝聚群众；实现开放性运作，为团队提供场地、信息及联络协调服务，激活居民群众自治动力；围绕群众的需求，让每一位愿意参与小区活动的居民群众在小区中都有参与的组织和团队，推动有利于小区治理的自治型、服务型、管理型团队的培育和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微心愿”成为社区各方参与的公益服务平台。在“微心愿”的许愿和认领过程中，依靠楼组党小组发挥审核把关、上门实现及二次传播的作用，使公益善举成为楼组党员、群众的自觉行为，让公益慈善成为一种“时尚”。
（四）资源整合：从区属资源到综合立体融合
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都是行政化的，“封闭运行”、“条强块弱”等特征明显[12]。但随着基层社会的变迁，社区事务变得日益复杂化，单纯依靠原先社区资源的地域整合难以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改变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习近平强调，新时期基层党组织要用开阔的视野谋划基层党建，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整体实效[13]。如上海某街道以自我服务项目整合社会资源，挖掘汇聚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热心服务社区的资源群体，借助他们的能量集聚社会资源，服务小区百姓。通过自我服务项目，让楼组公共事务项目化运作，提升群众自治水平。比如有居民区党总支成立由律师、医生、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的在职党员构成的“微光服务队”，定期为居民提供咨询和服务。同时以“居企合作”整合条线资源，积极推进居民区直接与专业企业合作共建，建立了“五个一”合作共建机制：每年一次全面环境美容、一次专业技术培训、一次联合党课学习、一次条块联谊活动、一次特色参观活动，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宁波北仑区建立了以服务型党组织为抓手，以区域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以和谐共建理事会为载体的“三位一体”新型社区化服务管理模式，同时挖掘辖区内各部门、单位、企业、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实现辖区内服务资源的整合优化，打造立体多层次的社会治理服务网络，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14]。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互联网+党建的拓展空间
（一）重视互联网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基层党建新理念
科学理念是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实践创新是科学理念的实现形式[14]。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理念必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互联网作为新时代的产物，以其平等、开放、共享、传播快速等独特优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政党组织也不可避免。而互联网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素，理应成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党领导能力的重要手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主动就互联网本身的特点、规律以及对基层党建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基层党建工作，掌握网络时代的话语主导权，夯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第一，树立客户思维。要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客户，清楚人民群众的需求、困难，急群众之所急，围绕群众的“急切难”问题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第二，树立大数据思维。要主动运用大数据技术工具，深入基层广泛搜集个体数据，并通过对网络数据的挖掘、分析和研判，探寻其中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增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科学性。第三，树立平台意识。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QQ等技术，搭建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平台，实现对基层党组织的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相结合的管理、教育、服务以及互动交流。第四，树立耦合思维。要把基层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做到在党建工作中实现社会的治理与善治、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扩大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二）做好顶层规划，确保互联网+党建的科学性系统性
近年来，各地方党组织陆续推出了“智慧党建”、“党建云平台”、“微信党建”、“党建E互动”等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基层党建新模式，成效显著，为互联网+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推行互联网+党建绝不是单领域、局部性的，需要从全局进行整体规划，从局部细化，形成一个上下联动、横向融合、科学规范、平等参与的党建工作新体系。第一，制定互联网+党建远景规划。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提出，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对广大党员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党员教育培训的现代化水平。这对制定互联网+党建远景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在结合当前各地方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远景规划，彻底改变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无序化、零散化，实现传统党建与互联网+党建的紧密结合。第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以及不确定性，把党务活动置于互联网平台，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保障。為此，应制定统一的电子政务法，以及与之配套的信息公开法、信息安全法、网络监督法、远程教育法、电子政务法、个人隐私保护法等，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子党务法律体系[15]。第三，搭建全国统一的党建信息和应用平台。鉴于目前各地党建网站各自为政、各自设计、各自运行的局面，全国应该以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整合各省、市、县以及各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应用平台，运用互联网、视频多媒体、移动媒体等构建一个互动互联、资源共享、立体互动的党建网络平台[16]。另外，还要注重对互联网+党建进行研究，区分互联网+党建与网络党建、党建信息化、电子党务等问题，提升对互联网+党建的理性认识。
（三）强化多方协同，构建互联网+党建长效运行保障机制
推行互联网+党建，创新的不是基层党建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向，而是改革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操作手段。这不仅是一项价值层面的改变，更是一项工具层面的行动。互联网+党建不是短暂的冲动行为，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构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确保其真正落到实处。
其一，构建同步推进机制。互联网+党建不仅需要顶层规划，更需要底层坚决执行。目前来看，各地方各单位对互联网+党建的认识和落实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互联网+党建需要在各单位同心同力、同向探索，需要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确保网络党建平台的协调同步推进[5]。为此，可以在基层形成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将互联网+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单位党建工作的目标管理体系，确保互联网+党建的顺利实施。
其二，落实层级管理机制。在创新基层治理过程中，互联网+党建能够使全党上下左右互动更为直接、管理层级之间交流更为顺畅。实际上，“互联网+”将传统的党务科层管理扁平化，这使得全党上下的责任落实受到广泛监督，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监督等。层级管理机制就是要各级党组织甚至党员在落实互联网+党建实践中，把基层党建工作纳入统一的平台管理，并始终做到“谁的责任谁承担、谁的任务谁落实”[17]。
其三，建立信息安全机制。习近平指出，信息化与网络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两轮[18]。党建信息平台的安全运行，是互联网+党建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在推行互联网+党建过程中，在尽量公开能够公开的工作和事项，保障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同时，还需要对互联网+党建的各个流程严格把关，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安全教育，做好平台信息的传输监控、系统更新维护等工作，及时处理网络风险，确保党建信息平台的安全健康运行。
其四，构建人才保障机制。互联网+党建运行过程中，必定会广泛涉及网络法律、技术引用、舆论引导、内容更新、系统维护、推广宣传等内容，需要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网络技术娴熟、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党务工作的人才队伍[19]，这是推进互联网+党建的重要保障。为此，可以采用“增量调整+存量优化”的原则，一方面要走出去选拔一批兼具网络技术和政治素养的青年人才充实到基层党建工作中来；另一方面也要对当前党务工作人员进行网络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掌握与互联网+党建紧密相关的操作技能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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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