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
吕嘉
[关键词]
哲学；世界观；中国哲学；认识自己；真实的我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2008808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1]。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论。中国是以文化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的世界大国，但中国人尚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理论。2004 年“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2]，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3]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实际工作。一、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自己
“建构今天中国人需要的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哲学的解放和哲学家的解放。”[2]唯有摆脱束缚我们多年的哲学观念，实事求是地探讨何谓世界观、如何构建世界观理论，才能实际展开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工作。
世界观是人特有的观念形式，形成于人从“我”的角度的认识。人是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体，精神成长与身体成长大体同步，都要14年～18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各国有关成年人年龄的法律规定大同小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就是“我”的意识从萌生、发育到成熟的过程，其成熟的标志是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即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在一定文化中长大成人、理智正常，都会在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都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世界的根本观点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当然，自发形成的世界观难免狭隘、功利、庸俗、偏私，不能明辨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因而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拥有或构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都要对其人民进行世界观教育。
“科学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等提法有待商榷。从根本上说，科学的观点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4]（P绪论）。万物按自身固有规律而运动，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人们要获得正确认识事物的科学成果，必须从“他”的角度认识事物，因而科学的观点不属于个人。即便提出哥德尔定理的哥德尔，也不能说“哥德尔定理是我的定理”，而只能说“我证明了这个定理”或“这个定理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人们崇尚科学，希望自己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尽管这个愿望美好，却并不可行。人不是物，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辩证关系：世界万物按其固有规律而运動，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变革和改造世界，需要发展科学为变革世界提供更好的工具；人也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为自己确立正确的变革世界的目标与原则。可以说，人永远都要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关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当然也就永远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未来某一天，人类的世界观真成了科学世界观——从“他”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世界的根本观点——情况其实更糟。因为那意味着，人类已失去保持自我的精神能力，已在精神上为更高级智能生命所奴役，观察、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其设定的“他”、不再犯错误，宇宙中也就不再有属于人类的文明。
正确认识自己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根本，也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基础。世界观形成于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对世界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一定是错误的，对待世界的原则、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切思想言行就不能不南辕北辙，一个国家或民族亦如此。从中国人自己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家就会不断发展；脱离中国人自己的实际，盲从或照搬他人的理论、经验，国家就必然误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在思维之中我们人类获得了我们最高的可能性，同样通过思维我们也可能陷入毁灭的境地。”[5]（P80）建构中国哲学恰如建造一座宏伟建筑，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中国人自己，才能为这座宏伟建筑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认识自己：创造人的唯一途径与迷失自己的无形陷阱
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意味着获得了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认识自己既是人类运用、发挥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对于当代科学与哲学而言，认识自己、认识我是重要课题。
人称自己为“我”，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人、探究人是什么、从何而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只能诞生于创造性活动，永远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为人。不过，限于当时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水平，恩格斯说的劳动还只是物质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6]（P555）。现代科学发现，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没有分道扬镳时，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7]（P271）。这意味着，现代类人猿从其祖先发展至今，尽管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能够制造工具，但没有在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中被创造成为人。同理，人类也不可能仅通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而被创造成为人。所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人类学发现，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超出自然进化的关键性因素——文化。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8]（P76）；“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无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8]（P76）考古学发现，人类文化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地域，文化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创造。立足百年来的科学成果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创造人自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而创造文化的精神劳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
人类所以从事精神劳动，在于萌生精神及精神需要，在于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动物有意识，却没有自我意识，“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9]（P271）。意识从动物意识即束缚于本能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意识，即可以同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发展成为了精神——以作为意识的我为意识立场的意识。人类神经系统出现了两个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特有的、我所主导的信息整合中心，人类生活中因而出现同意义有关的、动物不会遇到的现象：我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会熟视而无睹，声音震耳欲聋也会充耳而未闻。瓦雷拉提出：“生命就是创造意义”[10]，富于创见。但有必要补充一点：意义是相对我的存在，只有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同其生命有关的东西才呈现出意义。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对其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不会表现出意义，也不会有意义的追求。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一切生命活动决定于自己，生命因而具有了意义，也因而产生出新的需要，即对于认识自己以及通过认识我而阐释意义的意义体系的需要。精神劳动者所生产的、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1]（P5）。
自己是一种能力的标志，即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的标志。认识自己、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既是人类发挥、运用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人类能意识到自己，也就拥有了创造出人本身的创造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就可能认识自己，获得正确认识自己的真理，从而定义自己、构建以我的真理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实现文化的创造、人本身的创造。问题是，人类所以能意识到自己，并非由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自己，人类大脑反映到了这个客观存在——否则认识自己就是实证研究可以圆满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而是人类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说，人类意识因萌生自我意识而形成从“我”即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包括看待自己——的意识角度，从而能够意识到自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只要意识到了自己，就必定是他们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并非他们的感官或大脑反映到了自己——如果人们的意识处于忘我状态，即他们意识中的自己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识状态，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这同他们感官是否正常、大脑是否清醒毫无关系。所以，人类有反思的能力，即自己审视、评价正在主宰自己生命活动的自己的善恶是非的能力，“自我意识不仅仅只是有意识，而且知道你自己知道”[9]（P258）。也就是说，我是镜像形态的存在——我存在，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也存在；我知道我知道，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知道我知道。总之，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于人类意识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在于人类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指系统，在于自己即自指即自己指称自己。
人类意识何以如此？有学者推测这是人类大脑进化的产物：“可能当脑对外部世界的模拟已变得如此完全，以致它必须包含一个自身的模型时，意识就产生了。”[4]（P143）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意识存在的理由。它是一个自反射回路”，它的功能是向“主体提供自身脑活动的图像”[4]（P144）。抛开这些推论，人类面对的事实就是：我形成于“我”指称我，如果人们以为可以像认识世界万物那样认识自己，非要去寻找、发现一个客观存在的自己，那就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悖论。毕竟，“虽然自指并不必然导致悖论，但一般悖论都以自指概念为基础”[12]。可见，人本身只能诞生于精神劳动者追求对于自己的正确认识的创造性劳动——既追问自己又运用自己所标志的创造能力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所以，人类必须认识自己，然而人类如果仅将自己当作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就不仅陷入难以摆脱的悖论，也等于自己荒废了自己最宝贵的创造能力。
人类创立科学，越来越深入地探索着宇宙万物的奥秘，但以自己为认识对象卻一筹莫展。人以我指称自己，而每一个我的体验、感受都是唯一的，是难以在语言中准确表达的。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心灵哲学家认为这是困惑整个心灵哲学学科的“难题”，科学家确信经验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有学者倡言创建“第一人称科学”[4]（P332），以取代现有已取得无数成果的科学——从“他”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的科学，但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认识我，成果也是主观的，如何具有普遍真理性？显然，“第一人称科学”带来的问题比它期望解决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当然无法得到认同。“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13]（P922923）。
在西方哲学范式下，哲学家以一切存在的本体解释世界，也按照这一方式解释自己、我与人，至今未摆脱“自己认识自己”的悖论。将我归结为客观实在或客观实在所决定的存在，将我归结为反映客观实在的抽象观念，似乎可以通过发现客观实在的必然法则而把握自己，等于自己将自己归结为没有自己个性的物。将我归结为独立于客观实在的精神，虽然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却难免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四处碰壁。说到底，思想永远是“我”的思想，追问“我”的思想也还是某个“我”的思想。人永远通过思想追问“我是谁”，也就永远是“我”在追问“我是谁”，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我”。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道：“认识你自己。”尼采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14]（P前言）
认识自己、认识我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就其本质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的概念规定，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判断社会现象善恶是非的根本尺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石。问题是，人们如何定义“人”，这并不是任何科学学科通过经验、实证的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只能通过宗教或哲学的非实证的、形而上思考才有可能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问题就是当代哲学的社会本体问题，亦即古老的“我是谁”的问题——人以“我”自称，人们如何认识“我”，也就如何定义“人”，也就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
西方哲学家有关我与人的探索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有重要意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创了对于我的系统研究。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形成于本我、自我、超我三者间的矛盾统一，揭示了我的多元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使人类认识到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海德格尔深刻反思了西方哲学范式在认识人与我的问题上的局限，认为西方哲学范式将人与物归结于统一的存在，以为发现存在的本体就揭开了世界万物之谜，这阻断了正确认识人的通道。然而，哲学既产生于人也为了人而存在，因而海德格尔晚年对哲学深感失望而皈依宗教：“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5]（P13061307）胡塞尔力图通过交互主体性概念解决社会本体问题，但交互主体性如何可能？胡塞尔对此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学界一般认为“胡塞尔没有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16]。三、精神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精神劳动者发现了真实的自己。他们从事精神探索的目的、探索真理的方式以及他们精神成果的内容、形式等，都是科学常识无法理解、认同的。雅斯贝尔斯说：“真理的确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里：在人类的生命走到尽头时，真理必须真正存在于形式和范围，而这一切又是以如此短暂的生命和如此有限的意识为界限的。这一整体不可能长于人的生命的几十年，超过人的精神能量，胜于人类经验的丰富，以及逾越人类的理解能力。”[5]（P34）
先哲从事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的目的，不是获得可以解答何谓自己的知识，而是获得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从而解答自己的精神困惑的真理，是让自己成为自知之明的、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首先，先哲知道自己不是物，知道世界万物的知识并不能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知道自己的自由只能来自自知之明。对他们来说，哲学史家叙述西方哲学起源时常说的，哲学家们没有止境地追问宇宙万物之究竟，并非追求智慧，恰恰是对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是以承认无知之知为基础，继而登上他思想旅程的。苏格拉底清楚地知道，在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正是它的界限。”[5]（P67）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因此，先哲的精神探索既自由无羁，又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界限。其次，先哲是真理的探索者，也是真理的践行者、承载者。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明确说明了真理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意义来自践行真理、承载真理；早上获得真理，就立即践行于自己生命，生命因此而有意义，即便短暂仍然值得。所以，先哲追问自己，却又超越追问自己可能陷入的悖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这个自指概念的终结者——他们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定义自己，自己确定自己的生命准绳，自己以自己生命践行自己为自己确立的生命准绳，他们的生命就是真实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先哲精神探索的最终成果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所以，雅斯贝尔斯在论述孔子、佛陀等先哲时说：“最为关键的东西并非这四位大师的著作或内容，而是他们生命的真实性，这是人类在世间转化的起点。”[5]（P189）
先哲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方式是诉诸心灵的认知。一定意义上，先哲认识自己与当代哲学家探索社会本体的目的是一致的：并非仅要认识自己这个孤立的我，而是要发现文明秩序的本体——可以得到众多自我认同的、从而可以将无数分散的人类个体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们的我。追根溯源，真正的人既是拥有自知之明从而自觉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存在，又是只能生活在自己同类中的存在，或者说只能生活在肯定并维护其生命意义的文明秩序中的存在；如果只生存在弱肉强食的自然世界，任何人都只能退化为本能支配的动物。这就意味着，认识真实的我即探索文明社会的本体——可以将众多自我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们的我。对于人类，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而不是它们，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存在，生命唯有如此才有意义，因而我们必须构建并维护保障我们生命追求的文明秩序。因此，先哲的精神探索与当代哲学家的社会本体研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要正确认识我，就要了解其他自我，要有一个所有自我都认同的、评判自我的准则。为解决这一问题，胡塞尔提出了主体交互性，先哲则直接诉诸自己的心灵。人类有心灵，所以人人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天生具备“理解、预知、应付他人行为的技能”[4]（P142143）——几个人相处，我虽然看不到其他自我头脑里的思维内容，却可大体知道其他自我都在想什么，都会怎样想。因此，心靈就是哲学家说的主体交互性——人类群体的主观性意识。人类拥有这种意识，每一个自我就都知道其他自我是同自己一样的自我，都会产生相同的感受、判断，因而也就拥有评判自我的共同准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意义上，先哲以诉诸心灵的认知为其精神探索的主要形式也是必然的：我凭什么确信我对真实的我的认识就一定是真理？唯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心灵。说到底，可以将无数孤立自我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只是精神性的存在；除了心灵，人类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认识自身精神，亦即“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事实上，人类的语言、词汇早已表明：人类丰富而细腻的精神状态不能表达为脑的感受，只能表现为心灵的感受。当然，经验科学至今未确证心灵的存在，但任何理智健全的成年人都不会说自己没有心灵，因为那等于说自己没有良知、不知羞耻、不能辨别善恶美丑，等于说自己不是人。这也意味着，诉诸心灵的认知有其前提条件与适用范围：人不能诉诸心灵去认识物；或者他人若昧心对你，你也就难以诉诸心灵去认识他。
精神劳动者为满足人类精神需要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即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需要也是其中枢神经系统正常运作的需要——必须输入通过定义“我”而系统阐述生命意义的意义体系，才能有条不紊地控制人类的生命活动。文化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而为自己创造的意义体系，其核心是先哲在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就是说，先哲是精神劳动者中的精英，他们发现了真实的我——文化的本体，其他精神劳动者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发展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意义体系。世界诸文化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某种宗教为标志，这并非偶然。人自称“我”，我的真理就是人的真理，只为人拥有，只对人成立，其真理性只显现于人的生命，因而也是人的绝对真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就在于人的生命不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为准绳。宗教信条具有毋庸置疑的神圣性，是适合承载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犹如黄金是货币的天然形式。文化创造者们对人的认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所发现的真实的自己，他们以各自思想言行所彰显的人的真理，又体现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他们“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5]（P194），其个性决定并塑造了文化的个性。人们在一定文化中成长成人，也就在一种人的真理引导下认识自己，逐步形成本体相同而又各具自己个性的世界观，也就成为人类中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我们”，他们的生命就成为自己文化的承载者与创造者。人群繁衍传承文化、创造文化，文化延续形成不断发展的文明历史。
四、中国文明的本体与重新构建中国哲学
“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17]（P77）中国文明的本体是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君子。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8]（P14）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构建中国哲学，在于重铸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灵魂和基础”[3]，那么确立既合乎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有关哲学范式的哲学观念，就是赋予我们古老的民族灵魂以现代化的学术形式。
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形成于从“君子”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先哲以“君子”界定自己，并据以作为自己的生命准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这清晰而经典地表达了先哲对于人与物、自我与世界、文明与自然的深刻认识——自然万物遵循必然法则运动，天地运行刚健强劲；我是人而非物，我以君子为准绳的生命如天地运行，所承载文明亦生生不息。三千年前的周朝礼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的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国先哲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质，“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一种形而上的或伦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区别表述出来的”[19]（P273），因而中国文明“专注于现世的文明”[19]（P309）。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崩坏，思想家们从各自角度发展着中国人的自我界定：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性，独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侠义、实干、有为；法家的“君子”抱法处世而治；儒家学者继承并弘扬君子自强的精神传统。《论语》以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仁”——概括君子的本质特征：“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初步确立了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基本框架。《孟子》以心、性等形而上范畴阐发“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同时以尽心、知性为本奠定了融知识学习、世界观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中国教育模式。“仁”是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核心范畴，既是中国文明秩序构建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人处世为人的根本准则，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则。两千年来，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是通过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来满足精神需要，构建、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确立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生准则。中国亦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为伏尔泰、莱布尼兹等西方哲人所仰慕。
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问，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按“经史子集”分类，《论语》、《孟子》等阐述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文本即其中的“經”——中国文化的经典、中国人的经典。就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记述其先哲认识、界定自己的绝对真理。
“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20]（P41）就理论形态、传承形式等而言，中国先哲创立的世界观理论又近似西方哲学——建构于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传承于诉诸理性的知识学习。所以，“中国人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种族。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与创世者的关系（中国人以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调节人与人的关系）。”[21]（P53）。“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
[22]（P3，16）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23]。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师说》）。他们以身作则，“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23]。另一方面，以先哲的自知之明为基点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即中国哲学，也缺少探索万物之谜的冲动，没有成为科学的摇篮，没有形成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认识方向，没有唯物与唯心的截然划分。
中国人没有自己世界观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哲学观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其中包括按照西方的、形成于科学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体系，依据西方的但已被海德格尔等否定了的哲学观念建设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科知识体系中，哲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知识同其他科学学科的知识一样，属于全人类的知识。结果，虽然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都知道哲学是世界观，现实的学术追求却是发展、完善科学的世界观，以普遍主义视野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用几代人建构更为完整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24]。一句话，按照目前国内通行的哲学观念，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是科学与不科学，具体说就是如何研讨并回答物质或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所形成的差别，至于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还是西方人或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们的世界观理论，则是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非本质差别。于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不断总结、概括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现有哲学体系的科学内涵，而不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
构建中国哲学，需要确立可以使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跻身世界哲学学术平台的哲学观念。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质，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当代形式只能是源于西方的哲学——建构于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传承于诉诸理性的知识学习。哲学是当代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学科，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构建中国哲学必须确立既满足中国需要也符合世界哲学界对于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观念。哲学家历来对哲学有着各种的理解，但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定义哲学，有关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却是哲学永远的使命。人不是物，却是最重要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因此，构建中国哲学有必要确立这样的哲学观念——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形成于人在自我认知中发现的真理的知识体系。当然，这只是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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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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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1]。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论。中国是以文化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的世界大国，但中国人尚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理论。2004 年“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2]，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3]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实际工作。一、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自己
“建构今天中国人需要的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哲学的解放和哲学家的解放。”[2]唯有摆脱束缚我们多年的哲学观念，实事求是地探讨何谓世界观、如何构建世界观理论，才能实际展开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工作。
世界观是人特有的观念形式，形成于人从“我”的角度的认识。人是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体，精神成长与身体成长大体同步，都要14年～18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各国有关成年人年龄的法律规定大同小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就是“我”的意识从萌生、发育到成熟的过程，其成熟的标志是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即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在一定文化中长大成人、理智正常，都会在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都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世界的根本观点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当然，自发形成的世界观难免狭隘、功利、庸俗、偏私，不能明辨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因而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拥有或构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都要对其人民进行世界观教育。
“科学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等提法有待商榷。从根本上说，科学的观点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4]（P绪论）。万物按自身固有规律而运动，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人们要获得正确认识事物的科学成果，必须从“他”的角度认识事物，因而科学的观点不属于个人。即便提出哥德尔定理的哥德尔，也不能说“哥德尔定理是我的定理”，而只能说“我证明了这个定理”或“这个定理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人们崇尚科学，希望自己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尽管这个愿望美好，却并不可行。人不是物，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辩证关系：世界万物按其固有规律而运動，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变革和改造世界，需要发展科学为变革世界提供更好的工具；人也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为自己确立正确的变革世界的目标与原则。可以说，人永远都要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关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当然也就永远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未来某一天，人类的世界观真成了科学世界观——从“他”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世界的根本观点——情况其实更糟。因为那意味着，人类已失去保持自我的精神能力，已在精神上为更高级智能生命所奴役，观察、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其设定的“他”、不再犯错误，宇宙中也就不再有属于人类的文明。
正确认识自己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根本，也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基础。世界观形成于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对世界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一定是错误的，对待世界的原则、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切思想言行就不能不南辕北辙，一个国家或民族亦如此。从中国人自己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家就会不断发展；脱离中国人自己的实际，盲从或照搬他人的理论、经验，国家就必然误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在思维之中我们人类获得了我们最高的可能性，同样通过思维我们也可能陷入毁灭的境地。”[5]（P80）建构中国哲学恰如建造一座宏伟建筑，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中国人自己，才能为这座宏伟建筑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认识自己：创造人的唯一途径与迷失自己的无形陷阱
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意味着获得了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认识自己既是人类运用、发挥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对于当代科学与哲学而言，认识自己、认识我是重要课题。
人称自己为“我”，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人、探究人是什么、从何而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只能诞生于创造性活动，永远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为人。不过，限于当时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水平，恩格斯说的劳动还只是物质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6]（P555）。现代科学发现，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没有分道扬镳时，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7]（P271）。这意味着，现代类人猿从其祖先发展至今，尽管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能够制造工具，但没有在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中被创造成为人。同理，人类也不可能仅通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而被创造成为人。所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人类学发现，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超出自然进化的关键性因素——文化。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8]（P76）；“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无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8]（P76）考古学发现，人类文化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地域，文化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创造。立足百年来的科学成果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创造人自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而创造文化的精神劳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
人类所以从事精神劳动，在于萌生精神及精神需要，在于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动物有意识，却没有自我意识，“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9]（P271）。意识从动物意识即束缚于本能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意识，即可以同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发展成为了精神——以作为意识的我为意识立场的意识。人类神经系统出现了两个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特有的、我所主导的信息整合中心，人类生活中因而出现同意义有关的、动物不会遇到的现象：我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会熟视而无睹，声音震耳欲聋也会充耳而未闻。瓦雷拉提出：“生命就是创造意义”[10]，富于创见。但有必要补充一点：意义是相对我的存在，只有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同其生命有关的东西才呈现出意义。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对其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不会表现出意义，也不会有意义的追求。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一切生命活动决定于自己，生命因而具有了意义，也因而产生出新的需要，即对于认识自己以及通过认识我而阐释意义的意义体系的需要。精神劳动者所生产的、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1]（P5）。
自己是一种能力的标志，即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的标志。认识自己、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既是人类发挥、运用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人类能意识到自己，也就拥有了创造出人本身的创造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就可能认识自己，获得正确认识自己的真理，从而定义自己、构建以我的真理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实现文化的创造、人本身的创造。问题是，人类所以能意识到自己，并非由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自己，人类大脑反映到了这个客观存在——否则认识自己就是实证研究可以圆满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而是人类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说，人类意识因萌生自我意识而形成从“我”即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包括看待自己——的意识角度，从而能够意识到自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只要意识到了自己，就必定是他们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并非他们的感官或大脑反映到了自己——如果人们的意识处于忘我状态，即他们意识中的自己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识状态，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这同他们感官是否正常、大脑是否清醒毫无关系。所以，人类有反思的能力，即自己审视、评价正在主宰自己生命活动的自己的善恶是非的能力，“自我意识不仅仅只是有意识，而且知道你自己知道”[9]（P258）。也就是说，我是镜像形态的存在——我存在，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也存在；我知道我知道，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知道我知道。总之，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于人类意识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在于人类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指系统，在于自己即自指即自己指称自己。
人类意识何以如此？有学者推测这是人类大脑进化的产物：“可能当脑对外部世界的模拟已变得如此完全，以致它必须包含一个自身的模型时，意识就产生了。”[4]（P143）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意识存在的理由。它是一个自反射回路”，它的功能是向“主体提供自身脑活动的图像”[4]（P144）。抛开这些推论，人类面对的事实就是：我形成于“我”指称我，如果人们以为可以像认识世界万物那样认识自己，非要去寻找、发现一个客观存在的自己，那就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悖论。毕竟，“虽然自指并不必然导致悖论，但一般悖论都以自指概念为基础”[12]。可见，人本身只能诞生于精神劳动者追求对于自己的正确认识的创造性劳动——既追问自己又运用自己所标志的创造能力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所以，人类必须认识自己，然而人类如果仅将自己当作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就不仅陷入难以摆脱的悖论，也等于自己荒废了自己最宝贵的创造能力。
人类创立科学，越来越深入地探索着宇宙万物的奥秘，但以自己为认识对象卻一筹莫展。人以我指称自己，而每一个我的体验、感受都是唯一的，是难以在语言中准确表达的。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心灵哲学家认为这是困惑整个心灵哲学学科的“难题”，科学家确信经验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有学者倡言创建“第一人称科学”[4]（P332），以取代现有已取得无数成果的科学——从“他”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的科学，但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认识我，成果也是主观的，如何具有普遍真理性？显然，“第一人称科学”带来的问题比它期望解决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当然无法得到认同。“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13]（P922923）。
在西方哲学范式下，哲学家以一切存在的本体解释世界，也按照这一方式解释自己、我与人，至今未摆脱“自己认识自己”的悖论。将我归结为客观实在或客观实在所决定的存在，将我归结为反映客观实在的抽象观念，似乎可以通过发现客观实在的必然法则而把握自己，等于自己将自己归结为没有自己个性的物。将我归结为独立于客观实在的精神，虽然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却难免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四处碰壁。说到底，思想永远是“我”的思想，追问“我”的思想也还是某个“我”的思想。人永远通过思想追问“我是谁”，也就永远是“我”在追问“我是谁”，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我”。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道：“认识你自己。”尼采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14]（P前言）
认识自己、认识我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就其本质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的概念规定，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判断社会现象善恶是非的根本尺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石。问题是，人们如何定义“人”，这并不是任何科学学科通过经验、实证的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只能通过宗教或哲学的非实证的、形而上思考才有可能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问题就是当代哲学的社会本体问题，亦即古老的“我是谁”的问题——人以“我”自称，人们如何认识“我”，也就如何定义“人”，也就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
西方哲学家有关我与人的探索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有重要意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创了对于我的系统研究。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形成于本我、自我、超我三者间的矛盾统一，揭示了我的多元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使人类认识到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海德格尔深刻反思了西方哲学范式在认识人与我的问题上的局限，认为西方哲学范式将人与物归结于统一的存在，以为发现存在的本体就揭开了世界万物之谜，这阻断了正确认识人的通道。然而，哲学既产生于人也为了人而存在，因而海德格尔晚年对哲学深感失望而皈依宗教：“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5]（P13061307）胡塞尔力图通过交互主体性概念解决社会本体问题，但交互主体性如何可能？胡塞尔对此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学界一般认为“胡塞尔没有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16]。三、精神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精神劳动者发现了真实的自己。他们从事精神探索的目的、探索真理的方式以及他们精神成果的内容、形式等，都是科学常识无法理解、认同的。雅斯贝尔斯说：“真理的确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里：在人类的生命走到尽头时，真理必须真正存在于形式和范围，而这一切又是以如此短暂的生命和如此有限的意识为界限的。这一整体不可能长于人的生命的几十年，超过人的精神能量，胜于人类经验的丰富，以及逾越人类的理解能力。”[5]（P34）
先哲从事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的目的，不是获得可以解答何谓自己的知识，而是获得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从而解答自己的精神困惑的真理，是让自己成为自知之明的、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首先，先哲知道自己不是物，知道世界万物的知识并不能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知道自己的自由只能来自自知之明。对他们来说，哲学史家叙述西方哲学起源时常说的，哲学家们没有止境地追问宇宙万物之究竟，并非追求智慧，恰恰是对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是以承认无知之知为基础，继而登上他思想旅程的。苏格拉底清楚地知道，在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正是它的界限。”[5]（P67）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因此，先哲的精神探索既自由无羁，又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界限。其次，先哲是真理的探索者，也是真理的践行者、承载者。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明确说明了真理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意义来自践行真理、承载真理；早上获得真理，就立即践行于自己生命，生命因此而有意义，即便短暂仍然值得。所以，先哲追问自己，却又超越追问自己可能陷入的悖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这个自指概念的终结者——他们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定义自己，自己确定自己的生命准绳，自己以自己生命践行自己为自己确立的生命准绳，他们的生命就是真实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先哲精神探索的最终成果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真正自由的生命存在。所以，雅斯贝尔斯在论述孔子、佛陀等先哲时说：“最为关键的东西并非这四位大师的著作或内容，而是他们生命的真实性，这是人类在世间转化的起点。”[5]（P189）
先哲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方式是诉诸心灵的认知。一定意义上，先哲认识自己与当代哲学家探索社会本体的目的是一致的：并非仅要认识自己这个孤立的我，而是要发现文明秩序的本体——可以得到众多自我认同的、从而可以将无数分散的人类个体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们的我。追根溯源，真正的人既是拥有自知之明从而自觉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存在，又是只能生活在自己同类中的存在，或者说只能生活在肯定并维护其生命意义的文明秩序中的存在；如果只生存在弱肉强食的自然世界，任何人都只能退化为本能支配的动物。这就意味着，认识真实的我即探索文明社会的本体——可以将众多自我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们的我。对于人类，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而不是它们，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存在，生命唯有如此才有意义，因而我们必须构建并维护保障我们生命追求的文明秩序。因此，先哲的精神探索与当代哲学家的社会本体研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要正确认识我，就要了解其他自我，要有一个所有自我都认同的、评判自我的准则。为解决这一问题，胡塞尔提出了主体交互性，先哲则直接诉诸自己的心灵。人类有心灵，所以人人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天生具备“理解、预知、应付他人行为的技能”[4]（P142143）——几个人相处，我虽然看不到其他自我头脑里的思维内容，却可大体知道其他自我都在想什么，都会怎样想。因此，心靈就是哲学家说的主体交互性——人类群体的主观性意识。人类拥有这种意识，每一个自我就都知道其他自我是同自己一样的自我，都会产生相同的感受、判断，因而也就拥有评判自我的共同准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意义上，先哲以诉诸心灵的认知为其精神探索的主要形式也是必然的：我凭什么确信我对真实的我的认识就一定是真理？唯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心灵。说到底，可以将无数孤立自我凝聚为拥有共同自我认知的我，只是精神性的存在；除了心灵，人类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认识自身精神，亦即“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事实上，人类的语言、词汇早已表明：人类丰富而细腻的精神状态不能表达为脑的感受，只能表现为心灵的感受。当然，经验科学至今未确证心灵的存在，但任何理智健全的成年人都不会说自己没有心灵，因为那等于说自己没有良知、不知羞耻、不能辨别善恶美丑，等于说自己不是人。这也意味着，诉诸心灵的认知有其前提条件与适用范围：人不能诉诸心灵去认识物；或者他人若昧心对你，你也就难以诉诸心灵去认识他。
精神劳动者为满足人类精神需要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即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需要也是其中枢神经系统正常运作的需要——必须输入通过定义“我”而系统阐述生命意义的意义体系，才能有条不紊地控制人类的生命活动。文化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而为自己创造的意义体系，其核心是先哲在追问自己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就是说，先哲是精神劳动者中的精英，他们发现了真实的我——文化的本体，其他精神劳动者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发展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意义体系。世界诸文化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某种宗教为标志，这并非偶然。人自称“我”，我的真理就是人的真理，只为人拥有，只对人成立，其真理性只显现于人的生命，因而也是人的绝对真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就在于人的生命不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为准绳。宗教信条具有毋庸置疑的神圣性，是适合承载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犹如黄金是货币的天然形式。文化创造者们对人的认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所发现的真实的自己，他们以各自思想言行所彰显的人的真理，又体现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他们“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5]（P194），其个性决定并塑造了文化的个性。人们在一定文化中成长成人，也就在一种人的真理引导下认识自己，逐步形成本体相同而又各具自己个性的世界观，也就成为人类中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我们”，他们的生命就成为自己文化的承载者与创造者。人群繁衍传承文化、创造文化，文化延续形成不断发展的文明历史。
四、中国文明的本体与重新构建中国哲学
“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17]（P77）中国文明的本体是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君子。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8]（P14）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构建中国哲学，在于重铸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灵魂和基础”[3]，那么确立既合乎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有关哲学范式的哲学观念，就是赋予我们古老的民族灵魂以现代化的学术形式。
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形成于从“君子”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先哲以“君子”界定自己，并据以作为自己的生命准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这清晰而经典地表达了先哲对于人与物、自我与世界、文明与自然的深刻认识——自然万物遵循必然法则运动，天地运行刚健强劲；我是人而非物，我以君子为准绳的生命如天地运行，所承载文明亦生生不息。三千年前的周朝礼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的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国先哲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质，“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一种形而上的或伦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区别表述出来的”[19]（P273），因而中国文明“专注于现世的文明”[19]（P309）。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崩坏，思想家们从各自角度发展着中国人的自我界定：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性，独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侠义、实干、有为；法家的“君子”抱法处世而治；儒家学者继承并弘扬君子自强的精神传统。《论语》以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仁”——概括君子的本质特征：“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初步确立了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基本框架。《孟子》以心、性等形而上范畴阐发“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同时以尽心、知性为本奠定了融知识学习、世界观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中国教育模式。“仁”是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核心范畴，既是中国文明秩序构建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人处世为人的根本准则，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则。两千年来，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是通过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来满足精神需要，构建、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确立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生准则。中国亦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为伏尔泰、莱布尼兹等西方哲人所仰慕。
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问，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按“经史子集”分类，《论语》、《孟子》等阐述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文本即其中的“經”——中国文化的经典、中国人的经典。就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记述其先哲认识、界定自己的绝对真理。
“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20]（P41）就理论形态、传承形式等而言，中国先哲创立的世界观理论又近似西方哲学——建构于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传承于诉诸理性的知识学习。所以，“中国人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种族。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与创世者的关系（中国人以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调节人与人的关系）。”[21]（P53）。“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
[22]（P3，16）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23]。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师说》）。他们以身作则，“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23]。另一方面，以先哲的自知之明为基点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即中国哲学，也缺少探索万物之谜的冲动，没有成为科学的摇篮，没有形成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认识方向，没有唯物与唯心的截然划分。
中国人没有自己世界观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哲学观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其中包括按照西方的、形成于科学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体系，依据西方的但已被海德格尔等否定了的哲学观念建设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科知识体系中，哲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知识同其他科学学科的知识一样，属于全人类的知识。结果，虽然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都知道哲学是世界观，现实的学术追求却是发展、完善科学的世界观，以普遍主义视野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用几代人建构更为完整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24]。一句话，按照目前国内通行的哲学观念，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是科学与不科学，具体说就是如何研讨并回答物质或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所形成的差别，至于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还是西方人或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们的世界观理论，则是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非本质差别。于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不断总结、概括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现有哲学体系的科学内涵，而不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
构建中国哲学，需要确立可以使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跻身世界哲学学术平台的哲学观念。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质，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中国人世界观理论的当代形式只能是源于西方的哲学——建构于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传承于诉诸理性的知识学习。哲学是当代世界学术领域的重要学科，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构建中国哲学必须确立既满足中国需要也符合世界哲学界对于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观念。哲学家历来对哲学有着各种的理解，但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定义哲学，有关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却是哲学永远的使命。人不是物，却是最重要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因此，构建中国哲学有必要确立这样的哲学观念——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形成于人在自我认知中发现的真理的知识体系。当然，这只是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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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