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雨》：情味及其表达

    梁杰

    汪曾祺是一位充满魔力的作家，其作品总是让人百读不厌，可是，爱读是一回事，读懂又是一回事。近日听课时发现，面对《昆明的雨》这一汪氏经典作品，不少老师的解读很不到位，往往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总习惯于在菌子及语言等细枝末节处反复搓揉后便告了事。《昆明的雨》一文，其理解难点是文末提到的“情味”，情味解了，雨的“明亮、温暖与使人动情”之说才有着落。细究下去，发现文章的表达也有独到之处，很值得好好琢磨。

    一

    《昆明的雨》到底写出了昆明什么样的情味？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仙人掌、菌子、杨梅和缅桂花，并作了深入的解读，可我的心里却总有一些疑问，如果昆明情味就是这些植物的话，那么它充其量就是一幅异域风光图，其份量就有些难说了。钱谷融先生强调，“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須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这就是在提示作家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重心。事实上《昆明的雨》写人了，苗族女孩、房东大嫂以及“我”与德熙的雨中之行都是，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即除了“我”与德熙的雨中之行与昆明的雨有直接关联外，其他似乎联系并不多。比如苗乡女孩，系因杨梅而来，而杨梅与雨、与湿润的气候环境直接相关，也即，苗乡女孩与昆明的雨是拐了个弯的亲戚。那个房东大嫂拐的弯更大。缅桂花系常绿乔木，性喜温暖湿润的环境，花期较长，色白而味永，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后广泛栽植于广东、云南一带，是一种常见的热带植物。相对说来，它与雨的联系并不太多，可汪曾祺为了让二者发生关系，特地强调了一句，“带着雨珠的缅桂花让人的心软软的”。因为这个外来的“雨珠”，让房东大嫂与雨也产生了关联。可是，假使她们与雨是这样的关系，不用说大家也会觉得它非常勉强，非常生硬，读到这些情节时我们也应当心如止水，绝无波澜。可事实恰恰相反，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的心也是“软软的”，暖暖的。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个苗乡女孩。她是带着苗乡打扮出场的，“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这是苗乡女孩的惯常装束，可在昆明这样的现代都市还是非常惹眼。2019年暑期我们到云南师大学习，在翠湖还常看到这样的女孩，依然一身苗绣，红黑相间，丽而不艳，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观赏。当年的苗乡女孩不仅不艳，在举手投足间似乎还在努力刻意压制着这种“艳”。她“坐”得很低调，是在人家台阶的“一角”，而非大马金刀的C位，吆喝也很低调，不是声振林樾，豪气干云，而是“娇娇的”，在无力中显出羞涩与内敛。两相比较一下，什么样的女孩更讨人喜欢，相信更多人都会选择文静、羞涩与内敛。这是昆明之雨在异域风光之外给我们带来的又一重情味。

    那位房东大嫂是随缅桂出场而出场的，是个配角，从文字上看也是如此，只占了很少的篇幅。可她却给昆明之雨带来了另一种情味。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介绍房东大嫂时汪曾祺特意加了一个说明，“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对于寡妇，世俗社会是没给过多少好脸色的，小时间在乡间就听说过许多关于她们的恶毒叙事。然而这一位寡妇就是一个邻家大嫂，与世俗的各种传说毫不相干。证据就是大嫂对缅桂花的处理。缅桂花应当是这一家的一笔重要收入，这从她家卖花的频次和数量可以看出来，是“每天要摘下来好些”，这是任务式的，而非兴之所至的率性而为。联大学生也是学生，在汪曾祺的笔下，他们偶尔也会干些诸如弄只鸡来打打牙祭的糗事。面对这样有着潜在危险的房客，房东大嫂可以采用的方法可以有好多，既可以搞个“请勿乱摘”之类的告示，更可以恶语相向，搞得这班学生娃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她没有，而是“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这一反其道而为的行事方式让汪曾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尊重，更是温情。算起来，其时汪曾祺远离家乡孤身一人在昆明求学已经五年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对他而言，亲情实在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可是，这位房东大嫂却以一朵朵带着雨珠的缅桂花给他带来一种无言而真切的关爱，这一近乎亲情的慰藉让汪曾祺在离乡多年之后不再怀人，不再思乡，甚至在多年之后反复叙说，昆明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昆明的雨》一文因宁坤而起，对昆明的思绪也因宁坤而起，在被巫宁坤撩起昆明之思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分别于1984年5月9日、13日和19日连续写了三篇有关昆明的文章，《翠湖心影》《泡茶馆》和《昆明的雨》，年底又写了一篇《跑警报》，随后就是《昆明的果品》《昆明的花》《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等。其所以如此，我以为，这位房东大嫂居功至伟，因为汪曾祺是住在大嫂家里，他们之间是相对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只有她能给汪曾祺带来“家”的温暖，这个，是那个苗家女孩所无法做到的，她只能成为汪曾祺公共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

    文中还有些人物没有出场，比如那个酒店主人。做生意自然是要赚钱的，这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汪、朱二人躲雨的那个小酒店，那天实在没有赚到他们什么钱。汪、朱二人的消费很少，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其利润多少其实可以轻松估算出来。如果再加进时间成本，就会发现店家的利润薄得让人无法想象。联大与莲花池距离很近，直线距离一两百米远，汪曾祺和朱德熙两人清晨出去，看得再仔细至多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因雨而进了酒店，一直坐到午后不知几点。这其间我们没听到店主人的一声埋怨，更没有呵斥。店主的心胸与人品于此就写得很清楚了。同样具有包容品质还有那个容得苗乡女孩卖花的宅院主人。小姑娘坐在人家门前阶石上，主人像不知道一样，任其吆喝。这样的不写之写就使得包容成了昆明城的人性底色。但汪曾祺想说的还不止于此，因为他发现酒店院子里有一架木香花，“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很“不多见”，酒器也很特别，是“上了绿釉的土磁杯”。一架木香花，尽显主人的自然美感，一个土磁杯，则尽显主人的历史审美情趣，而不经意中点出的“一条小街”和“小酒店”，则表明这是生活的日常，从而写出了昆明民众的文化底蕴与审美成色。

    自然之雨，再奇特其实也耐不得多少咀嚼，然而当它与内敛、宽厚、包容等人性的光辉相联系之后，便自然“明亮、温暖而使人动情”，这才是汪曾祺四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的情味所在，所以，如果没有理解那与雨交融在一起的人性光芒，而仅着意于异域美食或个别字词的余音绕梁上，那实在有舍本逐末之嫌。

    二

    上面说的是对《昆明的雨》内容的理解，其实其表达也有过人之处。总的说来，这种过人之处首先来自文本的真实自然。汪曾祺的写作有着较强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常说，“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这篇《昆明的雨》可算其代表，它起笔于宁坤索画，而索画乃实有其事。1984年3月2日他在致巫宁坤的信中还说，“画尚未画，因为想不起能表明昆明特点的花果可画……且容思之”。其后他又想了两个月，就画也出来了，文章也出来了。据孙郁介绍，与朱德熙在小酒店的那场酒，也是实有其事。其时汪曾祺因故心情非常不好，在租所连续两日卧床未起，朱德熙闻而卖书请客，成功解得困局。于是汪曾祺铭记在心，成为他昆明记忆的重要组件。其他诸如大嫂送花、联大食堂也卖牛肝菌等等我们都明显看出是其生活经历，因需而被作者驱遣至笔下。现在我们读《昆明的雨》，就像在听作者讲自己的生活经历，毫无扞格生硬之感。真实，就会产生“信”的力量，自然，则会强化“真”的感觉，“信”而又“真”，就会使我们在不自觉中接受文本，进入文本所描述的世界。

    然而，了解汪曾祺写作习惯的人都知道，这种真实与自然，其实是他精心构思的结果。关于构思，汪曾祺曾夫子自道，“我是习惯于打好腹稿的，”“坐在沙发上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小说创作如此，散文创作也如此。他说，“写散文比写小说总要轻松一些，不要那样苦思得直瞪眼睛。但我还是习惯在沙发里坐着，把全文想得成熟了，然后伏案着笔”。读汪氏文章，真个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具体的景象，许多老师都曾论述过，但我想说的是，通过惨淡经营，把生活描摹得就是那个生活，不是高仿，而是“写旧如旧”，这是汪曾祺的创作特色，也是汪曾祺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的创作高度。

    怎样才能达致这一效果？这一点，汪曾祺少有明说，可在《昆明的雨》一文中，我们发现他使用了一种类似于版画的叠层套色创作技巧，以雨为媒介，通过对多个昆明的叠加处理，形成了内涵更为丰富因而也更加丰满的昆明形象。

    在《昆明的雨》一文中，汪曾祺至少雕出了四个不同的昆明版子：神秘昆明、美味昆明、朴质昆明和人性昆明。文章一起笔，作者便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昆明习俗——辟邪。这一习俗南北混搭，既有北方习见的八卦、镜子，也有一个谁也不会想到可能也是昆明专利的仙人掌。这一幅混搭景象已经隐隐约约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有点儿与众不同的世界。再紧跟着呈现的便是美味昆明。牛肝菌、青头菌、干巴菌、鸡油菌，这些菌子，对于北方人来说基本上都是闻所未闻，更不要说辨其形体享其滋味了。可它们偏偏还“滑，嫩，鲜，香，很好吃”，那个菌中之王，更是“味道鲜浓，无可方比”。再来个杨梅，“一点都不酸”，连苏州、井冈山的名产都比不上它，这就叫人不禁有些悠然神往了。在汪曾祺心目中，昆明也是一座尚朴的城市。昆明花很多，笔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到昆明进入花店时那眼花缭乱的样子，可在汪曾祺的记忆中，最多的还是白花，洁白的缅桂，洁白的莲花，洁白的木香，城中随处可见的白花给昆明烙上了一个圣洁的底色。昆明也有其他的色调，比如苗家姑娘的小花帽子和绣花鞋子，红白黑三色的搭配，近乎原始而更增其质朴。汪曾祺心中的这个色彩意境很值得想象一下，在一袭柔和的白底之上，红与黑悄然流淌，再配上随机出现的一抹绿釉，这是一个怎样质而不木艳而不丽的世界？人性昆明前文已有申述，在这里，笔者还想强调的是，昆明的这种人情味是淡淡的，自然而然的，是从心底自然流出，而非刻意矫饰的。这几幅画面各有侧重。辟邪居前，神秘中带着原始的成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稍作思考还会发现仙人掌的辟邪功能中饱含着昆明先民的生活体验，如此一想便会让人在忍俊不禁中欣赏其实践理性。美味居中实在是深得人生三味，“食，色，性也”，读过汪氏雨文的，几乎无不对菌子印象深刻。而朴质与人性昆明的加入则使文本瞬间变得丰满而厚重。这些“昆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善着昆明的整体形象。而且，这种完善不仅是平面的互补，还是以套版形式进行的立体叠加，它们之间相互渲染氤氲，弥漫成一个崇善尚朴而又充满异域情调的独特文化情味。这一切，又以汪曾祺先生那典雅而又颇具生气的文字表出，从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近乎完美的统一。

    汪曾祺的文字是内敛的，他自己就曾说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这是他一贯的创作追求。同时，他又说，“任何高超缥缈的思想都是有迹可求的”，这又是他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本文便是对此的一个尝试，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规划课题“中国故事教学讲述的实践研究”（課题批准号：R-c/2018/0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通联：江苏灌南县教师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