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
董志凯
[摘? 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究注重从多个角度总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选择、共识凝聚的历程。亲历者和经济学者的成果占据重要位置，改革各阶段、多产业及诸区域的专题研究涵盖了宏观与微观各个方面，经济史研究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107-16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40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验，共识凝聚与道路选择的历程。另一方面，对1978年以前的共和国经济史也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本文分为两个部分：以改革开放40年研究的五个特点为重点，并将工业化史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及研究方法的进展作为第二部分。本年度的相关文章可谓铺天盖地，限于眼界与篇幅，大量成果未能囊括，仅就所见将与特点说明有关的进行概述。
一、本学科对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有五个突出特点
（一）关键岗位的亲历者与经济学者的著述占据重要位置
这一特点带来具体、深刻的历史刻画与反思，他们著述的共同点是细述改革决策和实施的历程，并与趋势展望相结合，努力避免片面误导。
如袁宝华《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所经历与领导的国企改革历程：一、恢复性整顿，二、全面整顿，三、企业升级，四、扩权让利，五、从包干到承包，六、建立经济责任制。[1]
张国宝亲笔撰写世纪工程决策建设的新著《筚路蓝缕》，记述了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一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建设项目（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的动议、决策、建设情况，包括给国务院的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与相关文章62篇和许多珍贵历史照片。[2]
1998年3月以后任外经贸部部长、党组书记的石广生，撰写了《伟大的变迁——中国外经贸与改革开放》。[3]
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对于如何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包括土地财政的起源、分税制的探索等重大问题，用32600字作了翔实的阐述。[4]
张卓元《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回顾了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相关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1995）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在上百位经济学家对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争论最大的是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第一种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认为中期改革应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主张中期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运行机制转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今天看来，“两条主线论”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是有效的，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历程，总体上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接踵而来。引进和利用外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第二条主线：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价格改革。“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5]
著名经济史学者汪海波在他著的重点图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际，发表《我是怎么看待改革开放40周年的》。强调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兼容的经验，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创举。[6]
王小鲁按80年代、90年代、00年代、10年代，以十年为段精炼概括成就、问题与前瞻。[7]并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长期研究者，该书以大量事实和数据分析说明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改革之路，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遭遇了哪些阻力，遗留了哪些问题。
蔡昉认为，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研究主要的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用新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依然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1953—1978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29.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列体制因素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且与无效的激励机制互相锁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40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多数经济学家承认，在过去40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现实的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预期的改革红利。[8]
林毅夫重新阐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发展思路是快速强国。问题是最先进的、最新的技术和产业大多关系国防安全、存在专利保护，不能直接使用，只能由我国自行研发，相当于放弃了后来者优势。中国在六十年代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代价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任何国家社会都会经历从农业经济阶段到制造业阶段再到服务业阶段的过程。因为制造业阶段是能源使用与排放密度最高的阶段，环境压力必然大，希望按照现在五大发展理念綠色发展，能让环境问题有所缓解，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还是要靠渡过这个发展阶段。
张平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探索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四个阶段。1978—1991年，发展生产力的初步探索;1992—2002年，构建宏观经济管理框架;200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2012年至今，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再构建。[9]
黄少安阐述了国企改革思想与传统理论的悖论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理论依据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然而，初期的“放权让利”不符合契约理论，“利改税”混淆了国家收益的依据，“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组不完全契约，股份制是最深入的产权改革。国有经济的不合理扩张很难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导致国有企业改革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是”“否”改革的二元悖论。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要通过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深化国资委改革来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10]
武汉大学改革开放40年模式研究课题组《中国40年改革开放模式的八大特征》认为：1.改革开放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举，增量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通过增量改革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促进存量改革。2.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一些改革先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后演变发展为自上而下，在制度安排方面，既有诱致型制度安排，也有强制型制度安排。3.改革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有机结合，注重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发挥基层主体的首创精神和能动性。4.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双手”协同作用。5.改革开放是市场化与法治化“双轮驱动”，市场化是基础，法治化是保障，改革开放既需要市场化导航，更要靠法治化护航。6.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采取先局部试点后整体推进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减少了改革阻力，降低了改革风险，积蓄了改革力量。7.改革开放既注意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较为合理的权利纵向分配机制，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所。8.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地开拓了两个市场，利用了两种资源，并走出了一条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的路子。[11]
朱嘉明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改革早已突破其预期目标。不再是单一性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群。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类的一项实验。在实现中国历史转型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世界性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包含着对中国自身的计划经济实践和反省，既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也不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改革路线，这是一个包含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改革，寻求“平等与效率”和“生存与发展”的均衡。[12]
（二）对各阶段、多产业及诸区域改革的专题研究
1.改革与市场化起步研究
萧冬连在《中共党史研究》连续刊载四篇文章对起步做了深刻的阐述，回答了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最终在观念上和经济结构上越过市场化临界点。这四篇文章是《放权、让利和松绑：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中国改革是如何越过市场化临界点的》、《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分析了中国改革的起始条件、改革的路径选择、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开放环境促进市场化、地方政府的双重作用以及决策机制的开放性等。
2.国企改革历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条主线。40年来，从向企业“放权让利”到产权改革，再到国有股东层面、监管机制的改革，每一次动作都意味着对权、责、利的重新探索，每一次调整都涉及以万亿计算的国有资产。重点介绍两篇颇有特色的文章。
陈清泰认为，企业改革40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当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搞活国有企业”。主要的政策工具是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最后落脚在经济责任承包制。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转换阶段：为了缓解企业过度负债，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各自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总共从国有企业划入1.4万亿不良资产，有的实行了债转股。这一轮改革和调整为进入新世纪、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十年辉煌奠定了基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瓶颈，梳理历次中央理论政策上的突破可以看出，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有三个要点：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三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管资本”的改革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证券化，否则就没有“资本”这个对象可供管理;另一个是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似乎还是新事物。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2002年和2003年“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记入了党章和宪法。有关所有制的理论政策就定格在了这里。种种迹象表明，此前所有制理论政策的改革红利已释放殆尽，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重要的表现：一是，所有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不断显现。二是，国家的所有制政策在维持既有政策规定和照顾现实之间频频大幅度摇摆。[13]
刘爱国回顾了新中国近70年的造船历史。指出了中国技术引进的路径、经验与教训。从1978年引进苏尔寿公司“船用二冲程十字头低速柴油机”制造技术开始，短短几年时间，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共签订各类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合同350个，总计使用外汇15757.6万美元。中国的船舶工业四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14]
黄群慧回顾了40年来“新型国有企业”转变。[15]李维安、李元桢有《国企治理改革：从企业治理到公司治理》回顾了1992年至今国企公司制改革的历程。[16]李兆辰、杨梦俊、郑世林利用中国19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一阶差分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地级市国有企业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17]王曙光、王子宇通过对2016之前所有A股上市国有企业内部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家控股实际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因而单纯引入民营资本的产权改革并没有起到提升企业绩效的实质性作用。未来应該着力推进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与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18]
3.金融改革的进程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总体——金融机构改革成就、问题
姜建清分析了40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来，国有银行实现的凤凰涅槃。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保证了中国改革转轨时期社会资金链和资本链的延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国企和银行经营“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19]
曹凤岐认为有七项主要成就：第一，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并趋于完善。第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第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第四，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原来是双轨制，汇率基本不发挥作用。第五，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不断发展。最受人关注的有两个：一是民间金融逐渐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包括民间借贷平台、p2p，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很多金融业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做，改变了传统金融模式，信息传达迅速，借贷方便。第六，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来。第七，金融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经过这一系列改革，中国金融由一元变成多元，由计划变成市场，由封闭变成开放，走向国际化。还有三个难啃的硬骨头：第一个是金融改革和发展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第二个是如何处理好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第三个是防控金融风险。[20]
郑万春认为，以1979年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讲话为起点，我国银行业从“大一统”格局起步，先后经历专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等重大转型变革，形成了以央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新体系，现在正向著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不断前行。[21]
王年咏、张立娟、宋博的《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考察的主要论题与前瞻》认为，有几点基本共识：第一，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实际程度高于国外机构和学者的估计，它经历了下限为1987年的第一个高峰期，遭遇了1988年肇始的第一个低谷期，并在1998年前后进入快速推进期。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化在不同领域的进展不一，它是在国家主导下兼有强制性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其进程虽有停滞、倒退之类的反复，但总体较为稳健，避免了剧烈的金融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化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为有限的积极影响”，且在不同所有制企业（含金融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分歧或缺憾在于：第一，程度判断与推进次序。中国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是30%、60%～70%，还是高达81.9%？类似地，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是不超过16.48%，或处于40%～55%之间，甚或实际高达80%？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否存在“政策设计上的先后次序”？若无，实际进程是否形成了客观的次序安排？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断限标志或划分标准是什么？它是“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向上”“连续且近乎单调递增”，还是存在一个或多个“倒退期和停滞期”？其演化属性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或是“渐进性和反复性交织”，抑或是“总体渐进，局部激进”？第三，经济效应与动力机制。应如何解析国家战略、“有限政府”或“有为政府”、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扩张等因素对它的作用，以弥补“动力机制”考察单薄的不足？主要分歧的成因，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指数构造（或测度体系）存在歧义。[22]
（2）回顾了货币发行变化脉络，总结了基本经验
王永利回顾，从1978年末货币总量约1159亿元，至2017年末的167.68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规模发生1447倍的巨变。与之对应的GDP，从1978年的3648亿至2017年的82.71万亿元，增长了227倍。尽管货币总量大幅度扩张，但改革开放至今40年来尚未出现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成功应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8年南方大水的叠加冲击，以及2008年4季度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总结经验，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资源的货币化、经济的金融化潜力巨大，货币总量随之迅猛扩大，这在1999年之前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隔离的局面，在世界上人为造成了一个空间和潜力巨大的经济“洼地”。改革开放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的流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外汇增长，为货币总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目标和政策举措，攻坚克难、应对挑战，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货币金融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3]
（3）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回顾监管特点，汲取教训
全球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中国金融监管（特别是银行监管）紧跟国际潮流（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加强了资本充足率、流动比率等方面的监管，另一方面又在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力度。因此，各种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如货币基金、资产管理、银行理财、资产证券化等不断推出、迅猛发展，“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壮大，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积累了不可忽视的风险。2013年出现“钱荒”、2015年出现“股灾”，反映出相关部门在货币投放上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市场变化，互联网打通场内场外造成多重嵌套和倍增杠杆率对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国内外金融市场相互之间风险相关性与传播爆发性等方面认识不足、准备欠缺。国家层面金融危机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应急处理同样不够理想，需要尽快改进，以跟上中国金融开放发展的需要。[24]
辛继召认为，中国金融监管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之前的集中统一监管体制阶段;第二阶段是1992年—2009年，分业监管体制形成;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25]
（4）居民财富、理财和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40年，也是居民资产飞速增加的40年。期间金融行业壮大繁荣、波澜起伏，资产管理产品丰富多元、规模几何级扩张。40年经济史开始记载中国居民财富的演变历程。从80年代、90年代的“储蓄为王”时代，到2000年后房地产崛起，再到股票、信托、基金、银行理财、保险等轮番登场，居民财富配置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出现。[26]
李文指出，民生福祉增进经历了数量满足型、品质追求型、均衡发展型三个前后递进的阶段。城乡居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按可比口径计算，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11.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11.8倍。[27]
4.三农、土地、农垦、农产品流通与救灾
陈锡文、罗丹、张征从农村改革伊始的历史背景、逻辑演变入手，既涵盖了农村的土地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乡村治理体系、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粮食购销体制等影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制度演进，也涉及农民收入和生活、脱贫攻坚、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28]
郑有贵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改革发展经历了四次演进。1978—1984年重塑生产经营主体和实现农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的突围，1985—2002年扩展为乡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2003—2012年向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延伸，2013年至今则提升为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改革发展渐进突破历程构成了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协同互促的结构图谱。[29][30]
马晓河、刘振中、钟钰认为，40年来，农村有五大事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土地制度改革，从体制根子上解决了农产品供给激励机制缺乏问题，为中国在40年里利用人口红利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購销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农村税费改革催生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扶贫脱贫为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新格局积累了条件。[31]
戴军、孙秀艳、赵亮认为，我国村庄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199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庄回归为农户主体，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形式上移至乡镇。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乡村活力得到激发，村庄主体性回归，国家与村庄关系得到调整和改善。二是19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乡镇基层政权“内卷化”加剧，村庄面临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掠夺而处于弱势地位，村庄与基层政权矛盾加剧，出现治理的结构性困局。三是本世纪初开始，国家取消农业税，减少了对村庄的资源提取，开展新农村建设，大规模发展村庄公共事业，村庄逐渐恢复自我属性。但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强势推进，村庄仍处于相对弱势中。当前中国村庄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村庄结构系统由封闭化趋于开放化，二是村庄劳动力群体由同质化趋向异质化，三是村庄经济活动由单一化趋于复杂化，四是社区组织由行政归属型趋于利益归属型。[32]
陈奕山研究1953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投工强度、投工总量和投工结构的变迁过程，发现以1978年为拐点，各类农产品生产的投工强度呈“倒U型”变迁轨迹。历年粮食生产所需劳动力人数都远低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且1978年以后，粮食生产所需劳动力人数占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历年大豆、棉花、油料、糖料、烤烟种植所需劳动力人数都明显小于粮食生产所需劳动力人数。此外，果蔬种植和畜禽养殖现已成为吸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主要生产类型。总体上，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然明显高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人数。随着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其超出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人数的幅度不断缩小。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总量不足问题，而粮食生产则可能面临劳动力季节性不足的问题。[33]
高原提出，在1950年代，中国农业从工业部门得到的现代化要素为数甚少。而在1960—1970年代，这一状况则得到显著改善。尤其是对农业增产至关重要的化肥工业在后一阶段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有明显的提升;同时化肥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则在持续下降。1950年代变动频繁的农村经营制度在1960—1970年代则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核心稳定下来，直到家庭承包制实施。1960—1970年代的农业发展为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检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经济系统中制度变迁与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34]
赵华伟研究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扶贫开发历程、基本经验及未来展望[35];王爱云研究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36]
刘守英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结构非常独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高度相关，且每一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土地的宽供应保证了经济高增长;地方政府以扭曲的工业用地价格招商引资，利用土地提供园区基础设施，促进高速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利用土地的资本化和以地融资，解决了中国城市发展所需的巨额资本来源，助推快速的城市化。但是，这套制度架构近年来收益明显降低，制度成本上升，对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城乡中国转型成功并进入城市中国阶段，打通城乡的制度改革是关键，土地制度的系统改革是关键之关键。[37]龙登高撰文分析从平均地权到鼓励流转的历程，认为其意味着农地由政府分配转向市场配置。[38]
韩朝华认为，发展职工家庭农场使国有农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实现了从团队生产到个体经营的转变，顺应了农业的固有特性对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要求。分析了这项改革的背景、过程、特点及其不足，讨论了目前农垦农业生产体制中的主要问题。[39]
王双正详细论证了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大背景下，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中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时代全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放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整体框架下通盘考虑，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产业和治理现代化，实现由粮食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贸易强国转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40]
陶冶、冯开文阐述了1949年以来我国救灾主体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出由中央政府包揽到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到最后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力量逐渐参与的特征。文章对不同模式救灾主体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救灾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各级机构沟通不畅及“搭便车”等不足，在今后的救灾主体建设方面还需不断完善。[41]
5.其他方面的研究（部分研究个例）
（1）产业
陈文晖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纺织服装业在区域经济振兴、国际贸易拓展、开放包容发展、提高全民就业水平和产业革命、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当前纺织服装业发展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生产工艺滞后严重、产业盈利能力快速下降、知识产权保护滞后、技术创新出现瓶颈、人才供给严重短缺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我国纺织服装业未来升级发展的方式，提出集群化生产、时尚化定位、品牌化发展、全球化市场、差异化营销、协同化创新的转型发展思路。[42]
（2）区域
郑新立回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43]
胡宏伟撰写了第一部以浙江实践来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长篇实录史志作品，阐述了“零资源经济”如何创造奇迹。自1985年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画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2017年的年度统计公报还告诉我们，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54。[44]
（3）环境[45]、外贸、城市化
李愿富回顾了1978—1991年日本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和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及日本企业积极开拓、寻求新兴市场时，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主要在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与转让、解决中日贸易逆差问题等对华贸易政策方面做了积极调整。日本企业采取在贸易渠道和贸易形式上的多样化战略，对华开展贸易型投资和技术合作。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调整促使日本的进出口市场由美国以外地区向中国市场转移。[46]
邓峥云阐述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性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陷入了恐慌，美国公开宣布要使用一切办法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目光转向此时开始出口石油的中国。而中国同时也需要美国的石油技术和设备。由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掣肘和既有双边关系的限制，中美双方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这种合作还是起到了改善和提升中美关系的作用。1978年，中美围绕石油展开的贸易和技术合作走上快车道，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47]
徐林、范毅研究了城市面貌和现代化水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互相促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村人口不断增多，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约束，推动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进程，加快了商品和要素市场化步伐，优化了资源要素配置，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目前我国工农间、城乡间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城市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增多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已不具备，急需推进城市化从数量提升向质量深化的转变。而在“逆全球化”倾向日益突出、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国际发展环境趋紧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推动城市化发展转型。[48]
（4）财税改革
这方面研究成果丰富、比较深入。如刘尚希指出，中国的财政改革成功主要在于既注重化解各种内生的公共风险，又防止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公共风险。化解公共风险也需要坚持统一领导与群众路线。党的统一领导和走群众路线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独特逻辑。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49]
王曙光、王丹莉认为，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一直试图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并与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目标相适应。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不是一个单纯财政问题，要在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卫生医疗体系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把这些属于国家公共品的领域的支出责任划分清楚，中央要承担中央的责任，地方要承担地方的责任。[50]马海涛、汪昊认为，中国财政改革经历了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包干制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五个重要时期。[51]
刘佐比较全面、系统和概要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前的税制状况（1949—1978年）、经济转轨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税制改革（1994—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税制改革（2013年以后）、税收收入的增长和结构变化。[52]杨志勇指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代化是税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根据个人所得税发展的不同特点，分1978—1993年、1994—2004年和2005年至今三阶段，从税收的财政、效率、公平和稳定原则评价不同阶段的主要成就和不足，可为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发展提供一定启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改革方向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53]
（5）劳动就业人力资源
王爱云认为，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有四个阶段：1.教育改革中教育公平状况的改善（1977—1991年）。恢复高考和考试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2.教育规模化发展中教育公平原则的提出（1992—2002年）。3.全方位保障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成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2003—2011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建立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保障弱势群体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对中西部采取特殊扶持政策，努力缩小教育区域差距。4.十八大以来教育公平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义务教育从“巩固基本均衡发展”走向“实现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缩小教育区域差距取得新进展，保障贫困地区学生和困难群体享受到同等优质教育资源。基本经验：要着眼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人享有公平接受高品质教育的权利，推进教育公平的经验，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54]
宋士云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阶段性推进。1979—1991年，劳动关系从行政隶属式向市场契约式转型的起步。1992—2001年，加快推进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建立。2002—2017年，建立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55]
时磊、杨德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发展堪称“奇迹”，其相当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完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教育指导思想的“大众化”转向，重要体现是教育体制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体制分权体现在：1.坚持国家办学和厂矿企业、社队办学的“两条腿走路”方针。2.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教师"制度。教育体制分权降低了就学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奇迹"。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省级层面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均证实，普通学校专任教师数是推动在校学生数量增长的核心因素，学校数量增长很多时候也非常重要。[56]
（6）服务业
李勇坚、夏杰长认为中国服务业改革始于1978年，初始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改革伊始主要是通过放开个体经济，间接促进服务业改革，随即对服务业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针对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渐进市场化的模式、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等，是这一时期服务业改革的基本特征。[57]
（三）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交融
这个特点在研究改革启动时思想资源的归纳有重要地位。1978年至1980年代初，人们急于从已有的、多元的思想资源中各取所需：1.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些先行者，其中著名的是顾准、孙冶方。2.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前南斯拉夫各国形成的经济改革理论。3.西方经济学。中国最早比较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胡代光和厉以宁，自然脱颖而出。基于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亦强化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4.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意义。
张文魁提出：1.市场经济有效性得到了经济学证明吗？计划和市场都有令人失望之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更符合逻辑。2.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容吗？3.国家战略及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实现工业化吗？模型构建和数学推导并不能严格得出市场经济、民营企业、自由竞争比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更加有效和更加可行的结论。但模型構建和数学推导方法简约、没有歧义，符合学科方式，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朝这个方向越走越远。实证分析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模型构建和数学推导范式的缺陷，但是，样本和数据往往存在大量缺陷，模型和逻辑往往存在大量漏洞，所以实证分析的可信度在不同学者中有着很大差别。事实观察与探究，看起来并不那么具有学术严密性，但有助于做出识别和判断。过去几十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宏大实验，这些历史事实比经济学理论有更强的说服力。经济学者当然要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和工具，但也必须勤于事实观察探究和历史教训反思，最后还要诉诸认识论和价值体系。只有将这三者熟稔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较为靠谱的经济学者。[58]
朱嘉明认为，从改革一开始，围绕着如何理解改革这个历史性课题，形成了三种力量。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他们是老共产党人及其继承者。在1980和1990年代，相关主张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陈云的“鸟笼经济”。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最终的归宿绝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希望在中国实现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约束的改革。第三种是寻求折中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希望推动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另一方面力求将突破纳入到可以控制的范围，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简言之，在中国改革全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改革最高决策者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约束，另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内在演化具有冲破现存体制的冲动，由此构成了自始至终的内在矛盾。[12]
（四）与现实经济生活紧密关联的研究优先
本年度40年的研究往往与记者报道关联、与前30年关联，在谈成就的同时谈不足及未来建议，因此与现实紧密关联。如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40年》。黄纪苏认为，中国崛起错综复杂，别简单归因;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素”;说经验也要说教训。[59]
吴敬琏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60]
1.关于非公有制经济
汪海波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依据我国改革的五个阶段依次叙述了个体、私营（民营）、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概括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就。依据改革过程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1979—1984）;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1993—2000）;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2001—2011）;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阶段（2012—2017）。[61]
高德步认为，新中国出现过两个民营经济。一个是作为中国近代化成果的民族工商业经济，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民营经济。前后两个民营经济都是独立的生命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迅速走向消亡，一个迅速成长壮大，其迥异的历史命运能够昭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党的十九大以来，民营经济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62]
改革开放口述史谈及，1984年11月9日，由姜维创建的光彩实业有限公司经国务院特批成立，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30多年来，姜维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雨历程：由“谈私色变”到允许在“有限范围内存在”;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鼓励发展”;由“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大力发展”，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63]
2.关于产业与企业
对产业、行业等中观经济史研究凸起，是近年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陈清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阶段是中国产业再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很快聚焦刚性的计划体制，推进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最后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企业开始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调动了企业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从“傻子瓜子”、“雇工七个人以上是不是剥削”开展了大讨论，逐步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1980年中央就决定在比邻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充当改革和开放的先行者，希望取得“以外促内”的效果。第二个阶段，1992年到2010年前后是经济发展的追赶期。较大比例的公有制、国有经济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成了一个重要突出的问题。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企业制度改革放到了突出重要的地位，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还没有到位，由此看出它的难度。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40%的企业亏损，众多企业停工半停工。严峻的形势成为推动改革的倒逼力量。这期间一方面开展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具备条件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困难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从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兼并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分流职工约2000万人，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第三阶段，向创新驱动转型。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劳动人口进入绝对数递减阶段，三产比重开始超过二产，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进出口的增长势头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此时，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能力减弱。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势在必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我们曾把“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管理模式用到了极致，较快地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但强政府的增长模式不能适应创新驱动的发展。完善创新驱動生态环境的核心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信息产业是企业、市场、政府协同配合最好、最有成效的一个案例。电动汽车是政府政策推进幼稚产业成长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中国产业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要跨过很高的门槛，期望政府能创造一个更加适宜创新的政策环境。[64]
郭朝先、刘艳红回顾了四十年中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经历了产量追赶阶段、规模快速扩张阶段、转型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产品产量、经济指标、国际贸易、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国际合作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65]
季红回顾了1958—1976年江南造船厂民用造船迅速发展的时期，民用产品从内河船发展到沿海货轮、远洋货轮，从数千吨船发展到万吨巨轮，从客货轮发展到工程船舶，为我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4年的努力，江南造船厂科技人员和工人终于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1962年6月22日，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宣布正式投产。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造船年产量只有60万吨左右，仅仅是世界造船大国产量的零头。改革开放后，江南在造船行业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在1988年10月和1989年2月成功交付这两艘滚轮船，开始迈入最先进的世界造船技术领域。从2012年起，中国不仅在年度造船吨位上超越了韩国，同时也逐步具备了建造大型液化气船、半潜船、深水钻井船等特种大型船的能力。中国船舶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已高达80%以上。[66]
（五）突出比较研究对于分析历史得失的作用
1.比较研究的意义
侯永志、贾珅提出，日本课题研究与以往中国发展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下来统一思考和认识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不是把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割裂开来。我们不回避历史的问题和教训，但也不因此否定正确的原则和道路。从这一实证结论出发，课题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论框架，以重新认识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需要处理好的战略和政策考量。发展经济学和中国问题的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经验已有大量分析解释，这些研究中不乏一些有洞见的思考，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这些研究总体可概括为四类。第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的解释，第二类是结构主义的解释，第三类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第四类是从社会、文化等其他特定角度的解释。以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析解释各有其启发，但从历史比较、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都存在着各自不足。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把视野放开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别经验，就会进一步发现对中国发展经验现有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最大的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而不是生产效率。研究还提出，工业赶超战略下经济结构协调是一道难题，社会建设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积累能力，外部资金对实行工业赶超的作用有限、成本较高，实行工业赶超需要为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和波动留有余地，实现工业成功赶超必须适时建立自主的工业技术研发体系。研究梳理了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苏联以及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提炼出若干典型事实，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这些典型事实能够得到较为一致的解释。[67]
2.与苏联比较，对世界贡献
楼继伟指出，同为社会主义大国，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苏联和中国收获了截然相反的改革成果，中国走上了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而苏联却陷入联盟瓦解、经济大幅衰退、苏共倒台的悲惨境地。原因首先是两国面临的改革条件不同。1.中国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2.中国没有形成强大的维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3.“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经济体系。4.在中国，人们还有市场经济的记忆。5.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至关重要。6.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的核心作用。中国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三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顺序。四是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五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六是对政策取向及时纠偏。[68]
李扬、武力认为改革开放对世界的贡献：1.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繁荣贡献中国动力。2.改革开放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3.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69]
陈春花提出，40年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从完全不懂，到跟随，到有机会对话，到现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甚至还有领先。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壮烈”。这样的成长方式和这种拼搏，也的确是极为特殊的一段历史进程。[70]
二、本学科其他两方面进展简述
（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及科技、工业化史研究
1.关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8”出炉，其中有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著的《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该书运用历史思维和国际比较思维，梳理了不同类型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并提炼出相关典型事实，建立了与经济发展典型事实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其中认为，中国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高速增长是20世纪最重要而又最为复杂的一项经济研究课题。从历史视角来看，以往研究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差异，这一比较的前提是认为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主要体现于1978年之后，1978年之前的发展不如人意。从数据来看，1953—197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2%，如果剔除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四年经历的曲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高达10.6%，高于同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改革开放前后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起伏大、不稳定。另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7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等许多发展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游水平。这些发展指标的提高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但不是仅靠物质增长就能够实现的。与许多有增长、无发展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是比较全面、普惠的。[71]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如王春英、张艳梅撰写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与国家调控》。
关于农村投资与农业，如王爱云《支援人民公社投资述略（1959-1979）》、黄英伟《关系对集体制农户收入的影响》、黄英伟、吴萍《底分评定：人民公社时期底分影响因素分析》、常明明《农业合作社中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高峻《中国水利建设体现“四个伟大精神”》、汪胡桢《三峡工程建设的首创水库大坝新型消能技术》、林秉南《治理黄河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工作》、钱宁《水利科技专家群体》等。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调整，如吴淑丽、辛逸《上下互动：再论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吴建征、武力《国家整合与乡村回应——以1961—1965年统购统销制度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央地方关系，如王丹莉《工业布局调整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读“大跃进”时期的财政放权》。
关于区域、三线建设，如吴兆庆、吴晓玲《发展与落差：重庆“三线”企业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等。
关于金融、城市租赁典当与小额贷款，如赵伟《从典当到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1949—1966年上海典当业的变迁》等。
2.关于科技与工业化
如王曙光、王丹莉《科技进步的举国体制及其转型：新中国工业史的启示》、林晨、陈斌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郭旭红、武力《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述论（1949—2016）》、周红《试论陈云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考与评价》等。
肜新春指出，在短缺經济时代，需要大量的、连续性的投资显然影响了交通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但其蕴含的价值无疑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交通体制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发展战略的决策过程、制度设计和结果评价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72]
（二）研究方法创新与学术交往
1.关于重点领域的统计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准确地把握经济形势、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主编的《中国重点经济领域统计分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应经济形势分析的需要产生的。该书运用科学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选择房地产经济、汽车产业、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居民收入分配、经济结构、国际收支和金融运行等重点经济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揭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在总体和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阐释了一些重点领域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作用，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建议。[73]
2.关于学术资料
作为基础工作，学术资料在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本年度如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奠基山西工业“一五”时期山西十五项苏联援建工程》详述了“156项”中在山西实际建设的项目有15项，占全国实际施工项目总数的10%。该书在大量搜集、整理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采访亲历者的基础上，对这段值得彪炳史册的重点建设历程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如实的记载，形成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又如易棉阳、张连辉《湖北浠水十月村经济史料及其研究价值》介绍了湖北省浠水县十月村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而珍贵的各类史料的价值。[74]
3.关于对外交往
2018年8月，主题为“全球化”的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此届大会共设专题论坛200余场，内容涵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学等研究领域，各国参会学者超过1000人。国内外学者试图从多个角度剖析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趙学军同北京大学颜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丽共同组织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专题论坛，与国外学者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75]经济史学家探讨了全球化的进程。
三、本年度出版的部分相关著作
张国宝：《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人民出版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系列丛书》，人民出版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改革开放40年：市场体系建立、发展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
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著：《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高尚全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汪海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陈锡文、罗丹、张征：《中国农村改革40年》，人民出版社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推动者系列》丛书：包括吴敬琏等主编：《探求转型之路》、杜润生等主编：《筑牢大国根基》、柳传志等主编：《塑造企业家精神》等，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元、黄益平主编：《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中信出版社
蔡昉：《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分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开放课题组：《中国对外开放40年》，人民出版社
胡宏伟：《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浙江人民出版社
庄聪生：《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共山西常委党史办公室编：《奠基山西工业——“一五”时期山西十五项苏联援建工程》，中央文献出版社
赵学军：《中国农户的借贷与信用担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曲韵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三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龙登高、常旭、熊金武：《国之润，自疏浚始——天津航道局120年发展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肖翔：《中苏（俄）银行体制演变史——从“大一统”到市场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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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亦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