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与国际价值
郭海龙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2002710
人类自古就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后这种追求愈加强烈，产生了16世纪～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很多主张被后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所吸取，是社会主义的源头和先声。170年前，《共产党宣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运动得以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苏联模式到结合本国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三个阶段的转变，产生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为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素材。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类型
刚过去的2017年正值十月革命一百年。走过一百年，回首五百年，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运动交相兴替经历的跌宕起伏，从中可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从十月革命开始，以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为历史大背景且吸取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主张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过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莱茵模式）和“第三条道路”三种类型，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践1.0、科学社会主义1.0
从1929年起，苏联经过超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确立了苏联模式。有学者称苏联模式为专制社会主义[1]（P199200），这反映其具有浓厚的专制残余，依靠行政命令、军事力量甚至是安全机关的某些特征。在苏联模式中，封建社会的君主专权、文字狱、皇权崇拜、裙带关系、“官本位”等有所“沉渣泛起”。
苏联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严格说，斯大林模式只是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模式，与后来赫鲁晓夫时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模式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斯大林经常进行大清洗，对官员形成了一定的束缚，没有形成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1）经济方面。一是实行单一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二是建立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的生产指标由中央政府下达而不是自主决定，经济比例失调。三是在农轻重比例中，国防工业和军事工业比例比较大，经济结构长期畸形。（2）政治方面。一是一党制为其实质的政党制度。十月革命后初期实行的两党、三党合作犹如昙花一现，从1920年起一直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后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这种政治模式（虽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名义上多党合作，前提是一党执政）。二是集权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P328329）。三是终身制。除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外，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是去世才交班，老人治国，没有正常的交接机制。四是指定接班人。接班人一般不是由公平竞争产生，而是由上任指定或经残酷政治斗争胜出。五是安全机关居于特殊地位。契卡-格别乌-克格勃居于政治的特殊地位，赫鲁晓夫上台与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都与安全机关有关，安德罗波夫本人则出身克格勃。五是特权现象。高级干部形成特权阶层，有享受特供商品、别墅等特权。（3）文化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垄断于领导人，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盛行。二是大搞政治批判、学术禁区重重、长期僵化教条化。三是真理被垄断，思想被禁锢。
建立和施行苏联模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西方那种争取平民权利的阶级结构，人们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习惯于缺乏权利与自由的生活。同时，社会主义政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敌视中，执政党把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只能依照经典作家的设想自己摸索，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总之，一味反对资本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警惕不够，加上落后经济文化条件、险恶的外部环境和外部诱压型现代化对集权的需求，使得专制因素残留了下来，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甚至被神圣化并推广。
（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莱茵模式）：社会主义实践2.0、社会民主主义1.0
19世纪末，伯恩施坦等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与自由主义相妥协的主张，这被统称为修正主义（也称改良主义），也是第二国际最初的分歧。后来，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第二国际左派“脱下社会民主党这件脏衬衫”，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第二国际中派和右派分别成立了维也纳国际和伯尔尼国际并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苏联仍称第二国际），后于“二战”时停止活动。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正式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在战后初期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潮下，社会民主党曾高举“福利国家”旗帜，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粉红色欧洲”一时风景亮丽，成为西方阵营左转的标志。这个阶段与欧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同处一个时代。福特主义建立在大批量生产、非熟练劳工为产业大军和普遍福利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主张积极自由，体现在罗斯福新政等改革中，更多是一种调控政策，但间接促成了福利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有以下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公私混合。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社会民主党推出了国有化政策，将一些领域收购归国有，主体仍是私有制，形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社会市场模式。为克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包括积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税收杠杆以及一定的计划干预市场，形成了以德国为代表、流行于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也叫莱茵模式。该模式“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3]（P602）；强调由政府提供教育、环保、社保等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由市场提供；主张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不屈服于一个所谓的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3]（P602）。三是福利制度。从俾斯麦为安抚工人实行的福利政策，到战后西方国家为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缓和矛盾、实现政治稳定而形成的福利国家，后者以瑞典“从摇篮到坟墓”最为典型。（2）政治方面。一是议会道路、改良主义。自从体制外的政党转化为体制内的政党后，虽然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喊过革命的口号，但逐渐放弃了革命要求，转而作为“资本主义病榻边的医生”来改良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套上笼头”，使资本主义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剥削与压迫，变得温和起来。二是全民党。以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西方社会民主党不断扩大群众基础，成了“包含一切人”[4]的全民党。三是有限政府。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角色，而是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超越阶级利益并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但这种干预没有达到苏联模式那种全能政府的程度，而是有限政府。（3）文化方面。一是多元化。虽然被指责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社会民主党借用并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吸收自由主义、基督教教义以及生态主义。总之，其文化是多元庞杂的体系。
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化，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是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提法有待达成共识，因为有学者把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出现到“二战”前定义为西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相应地，“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次，“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和平30年（1871～1904）中，社会民主党向自由主义靠攏，出现了修正主义并开始自由主义化，由于共产党分裂出去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拖延，这个转变直到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才告一段落。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中，自由主义对私有制、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个人至上等的维护都有体现，这归根结底在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自然法概念到现代系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等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方的优势使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不仅社会民主党，而且保守党、共产党、基督教政党、极右翼政党都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渗透。因此，西欧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化是适应西欧社会结构的一种调整。在蓝领工人阶级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如果只定位自己是蓝领工人阶级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在社会中就难有作为。社会民主党扩大群众基础是应该的，但在此过程中淡化了自己原本的阶级基础，成为全民党，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强调，对于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员，要使他们转变观念，抛弃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习惯，成为合格党员；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非但不如此，反而在这些非无产阶级成员的影响下，蜕变成了超阶级的政党。不过，从表面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化的影响足以让一个政党迷失自我。我们可以把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化看作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时自由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死灰复燃”。
（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实践3.0 、社会民主主义2.0
“粉红色欧洲”好景不长，1973年～1974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二战”后黄金时代，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削减福利、促进增长为方针异军突起，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纷纷向右转。苏东剧变加速了这种趋势，也加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变换角色，最终以“第三条道路”为口号的英国工党和以“新中派”为口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开始了社会民主党的又一次转型。“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来自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其内容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复杂，且比前者更右倾。虽然该口号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导的英美两国左翼政党的纲领，但实际上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在走这条路，因为福利制度会使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如实行社会市场模式的德国就出现了施罗德提出的“新中间”路线。
“第三条道路”具有诸多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放弃“国有化”纲领。针对传统左派的国有化纲领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政企不分等毛病，“第三条道路”在党纲中删去了“国有化”条款。二是最大限度、有条件的私有化。针对新自由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提出的无条件的私有化纲领，“第三条道路”提出最大限度、有条件的私有化，除必须国有化的部门外都尽可能私有化，以此革除官僚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激发活力、促进发展。社会民主党主张有条件的私有化，这离新自由主义只有半步之遥，表明社会民主党、西方社会主义开始新自由主义化。三是有限干预。针对传统左派较强的政府干预倾向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第三条道路”主张对经济进行有限干预，但不能过分干预。四是积极福利制度或预防性福利制度。“第三条道路”对传统高福利的难以为继深感忧虑，但若断然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卸下所有负担，会导致撒彻尔夫人在任时那种持续的抗议浪潮。“第三条道路”选择了中间路线，即严格限制福利发放。（2）政治方面。一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新中派、新左派。由于传统左派国家干预市场、国有化、福利国家遭遇危机，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而“第三条道路”选择了超越左右。二是中产阶级化的精英型政党。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自由主义化后成为“包含一切人”的全民党，群众基础扩大，阶级基础模糊。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则突出了中产阶级特色也就是淡化许多代表底层民众的激进色彩，增添了几分保守色彩，使自己变成了有保守色彩的左翼政党，左翼传统表明其所代表的阶层仍然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有矛盾，多了几分保守则表明所代表的阶层与普通底层民众拉开了距离，因而政党被中产阶级化。，成为政策中间化的“新中间”和左翼向中间靠拢的“新左派”。三是突出领袖个人魅力。社会民主党脱胎于恩格斯创建和领导的第二国际，具有长期的集体领导传统，但新自由主义化后党纲的作用大为降低，为使社会民主党适应快速变化的客观形势，党的领袖被赋予与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力。同时，众多新党员出生于“二战”后，更重于个性，不太重视集体价值和纪律，因而领袖个性和个人魅力在社会民主党中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3）文化方面。形成后现代主义特点的多元文化。新自由主义崇尚竞争和效率，财富被置于显著地位，经济主义盛行，而在文化领域除娱乐外，其他都被置于“高深莫测”的尴尬地位，形成了文化虚无主义。这导致人文学科不受重视，人文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挑战。在人文领域，各种后现代流派纷纷出现，西方社会出现了一定的颓废与空虚。
总的来说，“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都很少，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模式，只体现于部分政党的政策中。有人曾预言，随着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若斯潘等领导人的下台，“第三条道路”也会销声匿迹。不过，把施罗德赶下台的默克尔、把英国工党赶下台的英国保守党，仍然继承了“第三条道路”的理念，继续实施积极福利，并在欧债危机的情形下推动全欧洲实施财政紧缩，促进形成欧洲稳定机制（EMS）。不论前景如何，“第三条道路”可视为又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的开始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第三条道路”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此后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经常使用，以显示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过度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张这种路线的党派被称为“新左派”。在历史上，曾有不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最初就以不同于美、苏的“第三条道路”自居；在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民主人士所幻想走介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间路线，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本文的“第三条道路”特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套理论与主张，其实践本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调整，并非独立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实践一种探索类型。。如果说第一次自由主义化使社会民主党由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成了“资本主义病榻边的医生”，这次则使社会民主党认同了资本主义这位“垂而不死”病人的理念，成了资本主义遗嘱的执行人。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加深，这次新自由主义化会不断深入，尽管其未成熟也不系统，但只会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与资本主义无限逼近。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会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正确的实践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第四条道路）：社会主义实践4.0、科学社会主义2.0
传统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苏东剧变中丧失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国不走西化的“邪路”、不回到苏联模式的“老路”，而是寻求新路。中国等国的实践走在前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崭新的探索，正开辟出一条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显著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尽管社会主义性质取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这些国家还不具备公有制囊括一切领域的基础，需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多种所有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革，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走向共同富裕，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规划性（指导性规划而非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保留行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必要时对市场缺陷进行介入，如高房价、雾霾等。三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取决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这样可以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2）政治方面。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进一步规范这种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渠道，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起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和下情上达的纽带作用，最终疏通和表达民意、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实行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方向，使改革不走苏东剧变的邪路。在此前提下废除终身制，实行竞争制、任期制等方式，逐渐理顺党政关系。三是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逐渐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权力向代议机构回归，注重建立责任追究制等。（3）文化方面。一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上区别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在保持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同时，提倡多样性，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学习，借鉴国外一切文明成果，提升社会主义的包容力。三是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的“四大危险”，以此敦促执政党保持清醒的头脑。
与前三种社会主义实践类型相比，新型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谋求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因而改革被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近几年来，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总开关被置于突出地位。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国的基本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意味着，在新时代，我们将要打造的模式是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改革开放之初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一些新特征。（1）经济方面。一是从放开搞活、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再到更加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由追求经济总量转向追求经济质量，由粗放型发展通过供给侧改革向集约型发展，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部分产品质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三是从提出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开始吸收外资到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再到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从兼顾东中西部发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废社建乡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政治方面。一是从拨乱反正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从恢复法制到建设现代治理体系并深化司法体系综合改革，实现省级以下司法体系的垂直管理并形成司法判决终身责任制。三是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到党政分工、党政统合的道路演进，针对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出现的“宽松软”等现象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四是从恢复民主党派和政协到提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提出制度建设到把制度建设贯穿党建的一切领域。五是提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六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突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3）文化方面。一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再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文化自信。二是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逐步发展为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三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更包括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以及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先进文化。（4）社会建设方面。一是从解决温饱问题的“糊口经济”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看病难”发展到社会保障全社会、全方位覆盖，树立健康中国战略。二是提出共享共建的社会治理格局。三是不断探索扶贫之路，实施精准扶贫，保证“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四是公共治安保持良好局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恐怖袭击肆虐、民粹主义横行的背景下彰显了中国治国理政的成效。（5）生态环境方面。一是从强调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倡导、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厉行环保审计引发“环保风暴”。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美丽强国的新目标，并写进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成为长期国策。
这种“五位一体”格局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形成了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三大法宝，即全面从严治党、供给侧结构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这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创造过巨大奇迹，也发生过失误与挫折。奇迹意味着生命力顽强；失误与挫折表明还不够完善、比较幼稚，不擅长抓住科技革命、国际格局变迁等机遇，不能经得起冷战、和平演变等各种考验。虽然新型科学社会主义还处在探索中，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步为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同时，中国等国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体现的制度自信，为国际上与中国相类似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
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处境恶化。国际上就此出现两种说法：一种是“挫折论/低谷论”，即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处于低谷 [5]；另一种是“转折论”，即社会主义旧的模式山穷水尽、亟须新模式出现 [6]（P491）。无论从“挫折论/低谷论”还是从“转折论”的角度分析，都可以归纳出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的重要价值。
第一，从“挫折论/低谷论”角度而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由低谷走向复兴，让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在资本主义隧道中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
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实践成果，如在选人用人上中国在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定期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既结合了西方选举制和任期制的优势，又延续了苏联模式官员委任制的优势。一方面，正所谓“为政之要，贵在择人”。可以说，苏联选人用人的弊端是苏联模式衰败的核心要素，定期选拔则避免了苏联模式终身制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会精英的活力。而苏联模式终身制的弊端是苏联历史上最被诟病和最让人痛心疾首之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层不思进取，社会陷入停滞，思维和模式僵化，好大喜功地追求世界霸权，片面注重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经济畸形发展，与西方的差距拉大，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直到1982年去世才实现交接，这压缩了安德罗波夫奋发有为的改革时间，后者在位仅一年零三个月就撒手人寰，许多改革仅停留在思路上。这种终身制带来的弊端既拖长了停滞时期，又没有给有序改革太多的时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直接引爆了苏联累积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选拔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所遭受的民粹主义干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共理性”；在避免自由放任选举遭受民粹主义干扰方面，无疑选拔制比自由放任的选举增加了一个干部的甄别环节，正是这种甄别使得那种单纯靠取悦于民却毫无可操作性政策的民粹主义无机可乘，从而在选人用人方面发挥了社会精英的积极作用。
除了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制度外，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成就都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使世界社会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而这种复兴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苏东剧变以来，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失衡的世界。国际上，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处于劣势，一度出现单极化的趋势，国际格局失衡，资本力量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再次占据上风，这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南北差距和国内贫富差距，诱发了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局部战争；同时，西方势力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渗透，诱发许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使得世界局势更加不安定。总之，这种失衡导致了各种危机，客观上需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公正力量的发展与壮大。
近些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兴未艾，已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和行动导致金融危机“风靡”全球的情形下形成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新景象。这虽然还不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平分秋色，但有助于恢复自苏东剧变以来失衡的世界秩序，有助于平衡世界力量对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兼顾了统一与多样，在各方面摆脱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僵化、停滞、衰败等不良的国际形象，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尤其由于四十年来中国持续迅猛的发展，“中国模式”已经举世瞩目。
第二，从“转折论”角度而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吸收了其他发展模式的先进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取得新进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并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了跨越“卡夫丁峡谷”新路径，这是苏联模式没有达到的新境界。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當年为了回答俄国革命者扎苏里奇的提问——“俄国能否在村社的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易其稿才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俄国革命的火花引发欧洲革命并建立政权，西欧革命政权对俄国进行革命援助，才能使俄国具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进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村社也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侵蚀导致解体而直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这种在西方革命条件下使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后世列宁“相互交往”理论支撑下的“世界革命”战略那里得到了继承，并进行了拓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会出现“一国首先胜利”，而社会革命需要西方的革命援助。但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并未发生，苏俄不得不实行“先革命、后建设”的“倒过来的革命”[7]，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大力通过租让制、租借制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引进资本和技术。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合作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这种经济合作有力地帮助了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使得苏联实现了快速发展，苏联通过前两个五年计划，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苏联中后期这种经济合作荡然无存，并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作用下走上了封闭半封闭的不归路。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时期那种通过经济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尝试也无疾而终，赫鲁晓夫和柯西金改革没有形成长期坚持的改革共识。总之，苏联没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跨越“卡夫丁峡谷”方面进行了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改革开放为长期国策：一方面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通过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以缩小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吸收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以嫁接等手段促进生产力更新换代，自觉弥补落后生产力的不足。改革开放使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具备了长足的生命力：注重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注重处理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从而克服了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的弊端，开辟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等率先现代化的国家给世界各地区带来了外部压力。在这种外部压力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后发型现代化，紧随英国的是法国，之后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再接着是日本、俄国，最近是“二战”后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土耳其、中国大陆等。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在探索自身的发展之路。后发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与外部的差距越大、国内资源越少、市场越狭小，所需要的集权程度就越高，这被亨廷顿称作外部诱压型现代化[8]（P393）。
这种外部诱压型现代化又可分为若干类型。（1）法国类型。法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陆续出现过专制王权、帝制、国家主义主导的共和国等比较集权的体制，但与英国差距相对较小，因而没有形成为其他后发国家纷纷效仿的典型模式。美国等大多数欧美国家亦如此。（2）德国、沙俄、日本类型。这三个国家的普遍特征是现代化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现代化和民主革命交织在一起。如日本实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求知于世界等国策，专制政权通常通过国家力量强行推进现代化，促进了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效仿的榜样；德国首相俾斯麦成为当时的榜样，中国晚清的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利通被称作“东洋俾斯麦”。但是，这种发展类型积累了许多矛盾：通过专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封建残余，贵族势力强大，资产阶级相对弱小，工人阶级因集中而相对强大，社会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这种结构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极不稳定，国家随时处在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或内部革命的边缘。例如，德国由于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导致政府制定“反社会党”法，迫使社会民主工党转入地下，并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走向统一并发动了“一战”和“二战”；日本的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并最早发动“二战”；沙俄的亚历山大一世遭遇多次刺杀并最终遇刺身亡，俄国镇压欧洲革命，导致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发生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总的来说，这种通过专制政权促进自身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时代问题，专制力量对社会底层的压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增无减，因而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必然发生战争或革命，导致现代化出现波折。（3）苏联类型。苏联在大国崛起的年轮上划了74圈，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道路。然而，苏联脱胎自沙俄，自然继承了沙俄当年发展模式的种种特征。但相对于沙俄，苏联的模式更加集中、高效，成就更加卓著、影响更大，模仿者也更多。苏联不仅运用集权体制推动现代化，而且发动农业集体化、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并通过五年计划规划经济建设，通过思想灌输让全民都动员起来为现代化做贡献，这种比沙俄时代更高效的模式促使苏联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尤其是通过“二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成为两极格局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及其模式在全世界树立了极大的威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对象。冷战期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采用了苏联模式，非洲的安哥拉、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尝试过苏联模式。可以说，苏联模式曾经代表了一大批后发国家摆脱资本主义“中心—依附”体系的一种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就并不代表没有问题，苏联模式在发展中产生了很多积弊，最终导致积重难返。（4）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与上述三种后发现代化类型相比，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比较突出的特征有：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治久安，通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促进发展等。当今世界还存在一百多个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种现代化路径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第一，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值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探索逐渐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需要克服这些资源、环境等制約因素而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经过供给侧改革对工业的技术升级改造以及推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督查责任制，中国成功遏制住了雾霾在北方的肆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却出现了重度雾霾，中国这方面的治理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再如，中国通过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自贸区改革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些积极举措使中国经济和人均收入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此外，中国注重人与自然发展平衡等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举措也值得借鉴。
第二，中国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跨越新兴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促进了国家长治久安。“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迅速回落甚至衰退，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创新遭遇瓶颈，生产模式未能及时转变；忽略了社会公平，市场购买力不足，市场驱动力不强；宏观经济不佳，过度放松管制，金融体系脆弱，经不起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防御和积极尝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注重供给侧改革促进生产的转型升级并克服技术瓶颈；注重城乡发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和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发展的公平性。这些举措也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良方，值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第三，中国通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促进发展的做法值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既对外开放又立足国内，没有走一些国家封闭僵化的道路，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分化”“西化”为其他国家的附庸，而是在独立自主前提下进行对外开放。中国的主要做法如下：一是注重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使得自身经济有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通过让利获得外来资本和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壮大自身经济实力，对外贸易从“三来贸易”做起，逐渐做强做大，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四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宏观调控政策，牢牢把握本国发展的命运。上述做法对亚、非、拉美、东欧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具有启发意义，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盲目信奉西方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盲目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体系的管制、让外资操纵本国的国计民生、进行多党制选举，最后搞乱经济社会秩序，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面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一些国家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往紧跟西方国家没有出路，不断采取措施强化自身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比较典型。该国模仿中国，采取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先导、注重发挥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注重对外开放、注重国内经济改革促进公私联合等经济战略，自21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绩，其GDP在2003年～2015年保持了平均10.8%的增速，是非洲地区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9]。
19世纪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方分野[10]（P184185）。在东方，自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成为一种新制度，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大萧条、“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苏联的卓越表现，使得社会主义声望空前兴盛。但苏联模式由于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而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与优越性，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了低潮和转折时期。在西方，大萧条、“二战”使社会思潮“左倾”，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更名民主社会主义，西欧开展了福利国家建设，但高福利带来了弊病被新自由主义取代；苏东剧变使民主社會主义受到冲击，西欧社会民主党恢复了社会民主主义；为了重获执政地位，西欧社会民主党推出了“第三条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中国等国迈出了改革开放步伐，逐步走出一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但不更改制度，既不倒向民主社会主义也非“第三条道路”的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道路兼顾“统一”与“多样”，统一之中有多样，多样之中含统一。这种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不像苏联模式那样过于强调“一”导致停滞倒退，又不像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新变种“第三条道路”那样过于在乎“多”，而在西欧这个出现过合作主义[11]（P515）等社会主义多样性的区域（西欧因而被称作合作主义的“万花筒”）中失去自我、成为自由主义的俘虏和跟班。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一”与“多”的兼顾符合美学和哲学所讲的和谐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科学社会主义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都有了新的方向标和生机活力。既然它源于“一”与“多”的和谐，亦可称为和谐型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简称和谐型社会主义）或者“第四条道路”，因为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苏联模式，又不同于以德国社会市场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及其变种“第三条道路”，这条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配得上一个响亮的名字：第四条道路。科学社会主义能在“第四条道路”上看到自己行得通的未来，这正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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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2002710
人类自古就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暴露后这种追求愈加强烈，产生了16世纪～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很多主张被后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所吸取，是社会主义的源头和先声。170年前，《共产党宣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运动得以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苏联模式到结合本国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三个阶段的转变，产生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为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素材。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类型
刚过去的2017年正值十月革命一百年。走过一百年，回首五百年，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运动交相兴替经历的跌宕起伏，从中可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演进脉络。从十月革命开始，以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为历史大背景且吸取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主张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过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莱茵模式）和“第三条道路”三种类型，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践1.0、科学社会主义1.0
从1929年起，苏联经过超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确立了苏联模式。有学者称苏联模式为专制社会主义[1]（P199200），这反映其具有浓厚的专制残余，依靠行政命令、军事力量甚至是安全机关的某些特征。在苏联模式中，封建社会的君主专权、文字狱、皇权崇拜、裙带关系、“官本位”等有所“沉渣泛起”。
苏联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严格说，斯大林模式只是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模式，与后来赫鲁晓夫时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模式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斯大林经常进行大清洗，对官员形成了一定的束缚，没有形成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1）经济方面。一是实行单一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二是建立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的生产指标由中央政府下达而不是自主决定，经济比例失调。三是在农轻重比例中，国防工业和军事工业比例比较大，经济结构长期畸形。（2）政治方面。一是一党制为其实质的政党制度。十月革命后初期实行的两党、三党合作犹如昙花一现，从1920年起一直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后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这种政治模式（虽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名义上多党合作，前提是一党执政）。二是集权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P328329）。三是终身制。除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外，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是去世才交班，老人治国，没有正常的交接机制。四是指定接班人。接班人一般不是由公平竞争产生，而是由上任指定或经残酷政治斗争胜出。五是安全机关居于特殊地位。契卡-格别乌-克格勃居于政治的特殊地位，赫鲁晓夫上台与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都与安全机关有关，安德罗波夫本人则出身克格勃。五是特权现象。高级干部形成特权阶层，有享受特供商品、别墅等特权。（3）文化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垄断于领导人，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盛行。二是大搞政治批判、学术禁区重重、长期僵化教条化。三是真理被垄断，思想被禁锢。
建立和施行苏联模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西方那种争取平民权利的阶级结构，人们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习惯于缺乏权利与自由的生活。同时，社会主义政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敌视中，执政党把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只能依照经典作家的设想自己摸索，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总之，一味反对资本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警惕不够，加上落后经济文化条件、险恶的外部环境和外部诱压型现代化对集权的需求，使得专制因素残留了下来，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甚至被神圣化并推广。
（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莱茵模式）：社会主义实践2.0、社会民主主义1.0
19世纪末，伯恩施坦等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与自由主义相妥协的主张，这被统称为修正主义（也称改良主义），也是第二国际最初的分歧。后来，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第二国际左派“脱下社会民主党这件脏衬衫”，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第二国际中派和右派分别成立了维也纳国际和伯尔尼国际并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苏联仍称第二国际），后于“二战”时停止活动。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正式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在战后初期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潮下，社会民主党曾高举“福利国家”旗帜，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粉红色欧洲”一时风景亮丽，成为西方阵营左转的标志。这个阶段与欧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同处一个时代。福特主义建立在大批量生产、非熟练劳工为产业大军和普遍福利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主张积极自由，体现在罗斯福新政等改革中，更多是一种调控政策，但间接促成了福利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有以下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公私混合。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社会民主党推出了国有化政策，将一些领域收购归国有，主体仍是私有制，形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社会市场模式。为克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包括积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税收杠杆以及一定的计划干预市场，形成了以德国为代表、流行于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也叫莱茵模式。该模式“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3]（P602）；强调由政府提供教育、环保、社保等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由市场提供；主张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不屈服于一个所谓的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3]（P602）。三是福利制度。从俾斯麦为安抚工人实行的福利政策，到战后西方国家为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缓和矛盾、实现政治稳定而形成的福利国家，后者以瑞典“从摇篮到坟墓”最为典型。（2）政治方面。一是议会道路、改良主义。自从体制外的政党转化为体制内的政党后，虽然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喊过革命的口号，但逐渐放弃了革命要求，转而作为“资本主义病榻边的医生”来改良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套上笼头”，使资本主义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剥削与压迫，变得温和起来。二是全民党。以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西方社会民主党不断扩大群众基础，成了“包含一切人”[4]的全民党。三是有限政府。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角色，而是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超越阶级利益并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但这种干预没有达到苏联模式那种全能政府的程度，而是有限政府。（3）文化方面。一是多元化。虽然被指责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社会民主党借用并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吸收自由主义、基督教教义以及生态主义。总之，其文化是多元庞杂的体系。
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化，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是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提法有待达成共识，因为有学者把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出现到“二战”前定义为西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相应地，“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次，“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和平30年（1871～1904）中，社会民主党向自由主义靠攏，出现了修正主义并开始自由主义化，由于共产党分裂出去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拖延，这个转变直到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才告一段落。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中，自由主义对私有制、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个人至上等的维护都有体现，这归根结底在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自然法概念到现代系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等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方的优势使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不仅社会民主党，而且保守党、共产党、基督教政党、极右翼政党都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渗透。因此，西欧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化是适应西欧社会结构的一种调整。在蓝领工人阶级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如果只定位自己是蓝领工人阶级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在社会中就难有作为。社会民主党扩大群众基础是应该的，但在此过程中淡化了自己原本的阶级基础，成为全民党，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强调，对于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员，要使他们转变观念，抛弃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习惯，成为合格党员；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非但不如此，反而在这些非无产阶级成员的影响下，蜕变成了超阶级的政党。不过，从表面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化的影响足以让一个政党迷失自我。我们可以把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化看作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时自由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死灰复燃”。
（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实践3.0 、社会民主主义2.0
“粉红色欧洲”好景不长，1973年～1974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二战”后黄金时代，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削减福利、促进增长为方针异军突起，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纷纷向右转。苏东剧变加速了这种趋势，也加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变换角色，最终以“第三条道路”为口号的英国工党和以“新中派”为口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开始了社会民主党的又一次转型。“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来自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其内容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复杂，且比前者更右倾。虽然该口号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导的英美两国左翼政党的纲领，但实际上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在走这条路，因为福利制度会使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如实行社会市场模式的德国就出现了施罗德提出的“新中间”路线。
“第三条道路”具有诸多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放弃“国有化”纲领。针对传统左派的国有化纲领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政企不分等毛病，“第三条道路”在党纲中删去了“国有化”条款。二是最大限度、有条件的私有化。针对新自由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提出的无条件的私有化纲领，“第三条道路”提出最大限度、有条件的私有化，除必须国有化的部门外都尽可能私有化，以此革除官僚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激发活力、促进发展。社会民主党主张有条件的私有化，这离新自由主义只有半步之遥，表明社会民主党、西方社会主义开始新自由主义化。三是有限干预。针对传统左派较强的政府干预倾向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第三条道路”主张对经济进行有限干预，但不能过分干预。四是积极福利制度或预防性福利制度。“第三条道路”对传统高福利的难以为继深感忧虑，但若断然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卸下所有负担，会导致撒彻尔夫人在任时那种持续的抗议浪潮。“第三条道路”选择了中间路线，即严格限制福利发放。（2）政治方面。一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新中派、新左派。由于传统左派国家干预市场、国有化、福利国家遭遇危机，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而“第三条道路”选择了超越左右。二是中产阶级化的精英型政党。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自由主义化后成为“包含一切人”的全民党，群众基础扩大，阶级基础模糊。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则突出了中产阶级特色也就是淡化许多代表底层民众的激进色彩，增添了几分保守色彩，使自己变成了有保守色彩的左翼政党，左翼传统表明其所代表的阶层仍然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有矛盾，多了几分保守则表明所代表的阶层与普通底层民众拉开了距离，因而政党被中产阶级化。，成为政策中间化的“新中间”和左翼向中间靠拢的“新左派”。三是突出领袖个人魅力。社会民主党脱胎于恩格斯创建和领导的第二国际，具有长期的集体领导传统，但新自由主义化后党纲的作用大为降低，为使社会民主党适应快速变化的客观形势，党的领袖被赋予与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力。同时，众多新党员出生于“二战”后，更重于个性，不太重视集体价值和纪律，因而领袖个性和个人魅力在社会民主党中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3）文化方面。形成后现代主义特点的多元文化。新自由主义崇尚竞争和效率，财富被置于显著地位，经济主义盛行，而在文化领域除娱乐外，其他都被置于“高深莫测”的尴尬地位，形成了文化虚无主义。这导致人文学科不受重视，人文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挑战。在人文领域，各种后现代流派纷纷出现，西方社会出现了一定的颓废与空虚。
总的来说，“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都很少，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模式，只体现于部分政党的政策中。有人曾预言，随着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若斯潘等领导人的下台，“第三条道路”也会销声匿迹。不过，把施罗德赶下台的默克尔、把英国工党赶下台的英国保守党，仍然继承了“第三条道路”的理念，继续实施积极福利，并在欧债危机的情形下推动全欧洲实施财政紧缩，促进形成欧洲稳定机制（EMS）。不论前景如何，“第三条道路”可视为又一次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的开始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第三条道路”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此后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经常使用，以显示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过度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张这种路线的党派被称为“新左派”。在历史上，曾有不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最初就以不同于美、苏的“第三条道路”自居；在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民主人士所幻想走介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间路线，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本文的“第三条道路”特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套理论与主张，其实践本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调整，并非独立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实践一种探索类型。。如果说第一次自由主义化使社会民主党由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成了“资本主义病榻边的医生”，这次则使社会民主党认同了资本主义这位“垂而不死”病人的理念，成了资本主义遗嘱的执行人。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加深，这次新自由主义化会不断深入，尽管其未成熟也不系统，但只会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与资本主义无限逼近。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会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正确的实践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第四条道路）：社会主义实践4.0、科学社会主义2.0
传统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苏东剧变中丧失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国不走西化的“邪路”、不回到苏联模式的“老路”，而是寻求新路。中国等国的实践走在前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崭新的探索，正开辟出一条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显著特点。（1）经济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尽管社会主义性质取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这些国家还不具备公有制囊括一切领域的基础，需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多种所有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革，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走向共同富裕，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规划性（指导性规划而非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保留行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必要时对市场缺陷进行介入，如高房价、雾霾等。三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取决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这样可以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2）政治方面。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进一步规范这种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渠道，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起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和下情上达的纽带作用，最终疏通和表达民意、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实行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方向，使改革不走苏东剧变的邪路。在此前提下废除终身制，实行竞争制、任期制等方式，逐渐理顺党政关系。三是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逐渐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权力向代议机构回归，注重建立责任追究制等。（3）文化方面。一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上区别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在保持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同时，提倡多样性，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学习，借鉴国外一切文明成果，提升社会主义的包容力。三是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的“四大危险”，以此敦促执政党保持清醒的头脑。
与前三种社会主义实践类型相比，新型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谋求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因而改革被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近几年来，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总开关被置于突出地位。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国的基本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意味着，在新时代，我们将要打造的模式是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改革开放之初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一些新特征。（1）经济方面。一是从放开搞活、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再到更加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由追求经济总量转向追求经济质量，由粗放型发展通过供给侧改革向集约型发展，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部分产品质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三是从提出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开始吸收外资到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再到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从兼顾东中西部发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废社建乡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政治方面。一是从拨乱反正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从恢复法制到建设现代治理体系并深化司法体系综合改革，实现省级以下司法体系的垂直管理并形成司法判决终身责任制。三是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到党政分工、党政统合的道路演进，针对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出现的“宽松软”等现象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四是从恢复民主党派和政协到提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提出制度建设到把制度建设贯穿党建的一切领域。五是提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六是把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突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3）文化方面。一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再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文化自信。二是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逐步发展为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三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更包括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以及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先进文化。（4）社会建设方面。一是从解决温饱问题的“糊口经济”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看病难”发展到社会保障全社会、全方位覆盖，树立健康中国战略。二是提出共享共建的社会治理格局。三是不断探索扶贫之路，实施精准扶贫，保证“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四是公共治安保持良好局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恐怖袭击肆虐、民粹主义横行的背景下彰显了中国治国理政的成效。（5）生态环境方面。一是从强调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倡导、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厉行环保审计引发“环保风暴”。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美丽强国的新目标，并写进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成为长期国策。
这种“五位一体”格局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形成了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三大法宝，即全面从严治党、供给侧结构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这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创造过巨大奇迹，也发生过失误与挫折。奇迹意味着生命力顽强；失误与挫折表明还不够完善、比较幼稚，不擅长抓住科技革命、国际格局变迁等机遇，不能经得起冷战、和平演变等各种考验。虽然新型科学社会主义还处在探索中，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步为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同时，中国等国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体现的制度自信，为国际上与中国相类似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
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处境恶化。国际上就此出现两种说法：一种是“挫折论/低谷论”，即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处于低谷 [5]；另一种是“转折论”，即社会主义旧的模式山穷水尽、亟须新模式出现 [6]（P491）。无论从“挫折论/低谷论”还是从“转折论”的角度分析，都可以归纳出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的重要价值。
第一，从“挫折论/低谷论”角度而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由低谷走向复兴，让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在资本主义隧道中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
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实践成果，如在选人用人上中国在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定期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既结合了西方选举制和任期制的优势，又延续了苏联模式官员委任制的优势。一方面，正所谓“为政之要，贵在择人”。可以说，苏联选人用人的弊端是苏联模式衰败的核心要素，定期选拔则避免了苏联模式终身制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会精英的活力。而苏联模式终身制的弊端是苏联历史上最被诟病和最让人痛心疾首之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层不思进取，社会陷入停滞，思维和模式僵化，好大喜功地追求世界霸权，片面注重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经济畸形发展，与西方的差距拉大，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直到1982年去世才实现交接，这压缩了安德罗波夫奋发有为的改革时间，后者在位仅一年零三个月就撒手人寰，许多改革仅停留在思路上。这种终身制带来的弊端既拖长了停滞时期，又没有给有序改革太多的时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直接引爆了苏联累积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选拔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所遭受的民粹主义干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共理性”；在避免自由放任选举遭受民粹主义干扰方面，无疑选拔制比自由放任的选举增加了一个干部的甄别环节，正是这种甄别使得那种单纯靠取悦于民却毫无可操作性政策的民粹主义无机可乘，从而在选人用人方面发挥了社会精英的积极作用。
除了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制度外，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成就都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使世界社会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而这种复兴有助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苏东剧变以来，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失衡的世界。国际上，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处于劣势，一度出现单极化的趋势，国际格局失衡，资本力量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再次占据上风，这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南北差距和国内贫富差距，诱发了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局部战争；同时，西方势力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渗透，诱发许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使得世界局势更加不安定。总之，这种失衡导致了各种危机，客观上需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公正力量的发展与壮大。
近些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兴未艾，已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和行动导致金融危机“风靡”全球的情形下形成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新景象。这虽然还不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平分秋色，但有助于恢复自苏东剧变以来失衡的世界秩序，有助于平衡世界力量对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兼顾了统一与多样，在各方面摆脱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僵化、停滞、衰败等不良的国际形象，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尤其由于四十年来中国持续迅猛的发展，“中国模式”已经举世瞩目。
第二，从“转折论”角度而言，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吸收了其他发展模式的先进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取得新进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并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了跨越“卡夫丁峡谷”新路径，这是苏联模式没有达到的新境界。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當年为了回答俄国革命者扎苏里奇的提问——“俄国能否在村社的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易其稿才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俄国革命的火花引发欧洲革命并建立政权，西欧革命政权对俄国进行革命援助，才能使俄国具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进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村社也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侵蚀导致解体而直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这种在西方革命条件下使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后世列宁“相互交往”理论支撑下的“世界革命”战略那里得到了继承，并进行了拓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会出现“一国首先胜利”，而社会革命需要西方的革命援助。但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并未发生，苏俄不得不实行“先革命、后建设”的“倒过来的革命”[7]，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大力通过租让制、租借制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引进资本和技术。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合作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这种经济合作有力地帮助了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使得苏联实现了快速发展，苏联通过前两个五年计划，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苏联中后期这种经济合作荡然无存，并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作用下走上了封闭半封闭的不归路。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时期那种通过经济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尝试也无疾而终，赫鲁晓夫和柯西金改革没有形成长期坚持的改革共识。总之，苏联没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跨越“卡夫丁峡谷”方面进行了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改革开放为长期国策：一方面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通过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以缩小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吸收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以嫁接等手段促进生产力更新换代，自觉弥补落后生产力的不足。改革开放使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具备了长足的生命力：注重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注重处理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从而克服了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的弊端，开辟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等率先现代化的国家给世界各地区带来了外部压力。在这种外部压力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后发型现代化，紧随英国的是法国，之后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再接着是日本、俄国，最近是“二战”后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土耳其、中国大陆等。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在探索自身的发展之路。后发国家现代化普遍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与外部的差距越大、国内资源越少、市场越狭小，所需要的集权程度就越高，这被亨廷顿称作外部诱压型现代化[8]（P393）。
这种外部诱压型现代化又可分为若干类型。（1）法国类型。法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陆续出现过专制王权、帝制、国家主义主导的共和国等比较集权的体制，但与英国差距相对较小，因而没有形成为其他后发国家纷纷效仿的典型模式。美国等大多数欧美国家亦如此。（2）德国、沙俄、日本类型。这三个国家的普遍特征是现代化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现代化和民主革命交织在一起。如日本实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求知于世界等国策，专制政权通常通过国家力量强行推进现代化，促进了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效仿的榜样；德国首相俾斯麦成为当时的榜样，中国晚清的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利通被称作“东洋俾斯麦”。但是，这种发展类型积累了许多矛盾：通过专制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封建残余，贵族势力强大，资产阶级相对弱小，工人阶级因集中而相对强大，社会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这种结构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极不稳定，国家随时处在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或内部革命的边缘。例如，德国由于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导致政府制定“反社会党”法，迫使社会民主工党转入地下，并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走向统一并发动了“一战”和“二战”；日本的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并最早发动“二战”；沙俄的亚历山大一世遭遇多次刺杀并最终遇刺身亡，俄国镇压欧洲革命，导致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发生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总的来说，这种通过专制政权促进自身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时代问题，专制力量对社会底层的压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增无减，因而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必然发生战争或革命，导致现代化出现波折。（3）苏联类型。苏联在大国崛起的年轮上划了74圈，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外部诱压型后发现代化道路。然而，苏联脱胎自沙俄，自然继承了沙俄当年发展模式的种种特征。但相对于沙俄，苏联的模式更加集中、高效，成就更加卓著、影响更大，模仿者也更多。苏联不仅运用集权体制推动现代化，而且发动农业集体化、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并通过五年计划规划经济建设，通过思想灌输让全民都动员起来为现代化做贡献，这种比沙俄时代更高效的模式促使苏联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尤其是通过“二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成为两极格局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及其模式在全世界树立了极大的威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对象。冷战期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采用了苏联模式，非洲的安哥拉、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尝试过苏联模式。可以说，苏联模式曾经代表了一大批后发国家摆脱资本主义“中心—依附”体系的一种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就并不代表没有问题，苏联模式在发展中产生了很多积弊，最终导致积重难返。（4）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与上述三种后发现代化类型相比，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比较突出的特征有：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治久安，通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促进发展等。当今世界还存在一百多个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种现代化路径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第一，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值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探索逐渐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需要克服这些资源、环境等制約因素而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经过供给侧改革对工业的技术升级改造以及推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督查责任制，中国成功遏制住了雾霾在北方的肆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却出现了重度雾霾，中国这方面的治理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再如，中国通过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自贸区改革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些积极举措使中国经济和人均收入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此外，中国注重人与自然发展平衡等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举措也值得借鉴。
第二，中国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跨越新兴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促进了国家长治久安。“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迅速回落甚至衰退，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创新遭遇瓶颈，生产模式未能及时转变；忽略了社会公平，市场购买力不足，市场驱动力不强；宏观经济不佳，过度放松管制，金融体系脆弱，经不起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防御和积极尝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注重供给侧改革促进生产的转型升级并克服技术瓶颈；注重城乡发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和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以促进发展的公平性。这些举措也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良方，值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第三，中国通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促进发展的做法值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既对外开放又立足国内，没有走一些国家封闭僵化的道路，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分化”“西化”为其他国家的附庸，而是在独立自主前提下进行对外开放。中国的主要做法如下：一是注重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使得自身经济有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通过让利获得外来资本和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壮大自身经济实力，对外贸易从“三来贸易”做起，逐渐做强做大，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四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宏观调控政策，牢牢把握本国发展的命运。上述做法对亚、非、拉美、东欧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具有启发意义，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盲目信奉西方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盲目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体系的管制、让外资操纵本国的国计民生、进行多党制选举，最后搞乱经济社会秩序，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面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一些国家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往紧跟西方国家没有出路，不断采取措施强化自身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比较典型。该国模仿中国，采取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先导、注重发挥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注重对外开放、注重国内经济改革促进公私联合等经济战略，自21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绩，其GDP在2003年～2015年保持了平均10.8%的增速，是非洲地区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9]。
19世纪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方分野[10]（P184185）。在东方，自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成为一种新制度，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大萧条、“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苏联的卓越表现，使得社会主义声望空前兴盛。但苏联模式由于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而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与优越性，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了低潮和转折时期。在西方，大萧条、“二战”使社会思潮“左倾”，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更名民主社会主义，西欧开展了福利国家建设，但高福利带来了弊病被新自由主义取代；苏东剧变使民主社會主义受到冲击，西欧社会民主党恢复了社会民主主义；为了重获执政地位，西欧社会民主党推出了“第三条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中国等国迈出了改革开放步伐，逐步走出一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但不更改制度，既不倒向民主社会主义也非“第三条道路”的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道路兼顾“统一”与“多样”，统一之中有多样，多样之中含统一。这种新型科学社会主义不像苏联模式那样过于强调“一”导致停滞倒退，又不像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新变种“第三条道路”那样过于在乎“多”，而在西欧这个出现过合作主义[11]（P515）等社会主义多样性的区域（西欧因而被称作合作主义的“万花筒”）中失去自我、成为自由主义的俘虏和跟班。新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一”与“多”的兼顾符合美学和哲学所讲的和谐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科学社会主义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都有了新的方向标和生机活力。既然它源于“一”与“多”的和谐，亦可称为和谐型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简称和谐型社会主义）或者“第四条道路”，因为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苏联模式，又不同于以德国社会市场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及其变种“第三条道路”，这条新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配得上一个响亮的名字：第四条道路。科学社会主义能在“第四条道路”上看到自己行得通的未来，这正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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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