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互补：混合型经济结构的潜能和优势
郭湛
[摘? ? 要]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混合型多样互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为主导，包容并发展了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形成多样互补的生产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出现混合型经济结构不是偶然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就认识到经济形式多样并存的现实。后来同样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遇到的经济条件是类似的。一种生产关系的价值或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处于历史发展的过渡时期，混合型经济结构中多样生产关系竞争而又互补，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混合型经济结构的潜能和优势，在中国越来越得到发挥，对于世界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来。至于这种经济形态的历史走向，未来的人类历史会作出回答。
[关键词]多样互补;混合型;经济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4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05-05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逐步发展起一种混合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为主导，包容并发展了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形成多样互补的生产关系体系，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形式。同改革开放之前单一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和制度模式。從唯物史观的高度看，社会物质生产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代中国长时间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成就了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向混合型经济结构体系的变革，全面并深入地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潜能和优势，从经济基础上说，就是多样互补的混合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潜能和优势。
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现代社会
我们现今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长河千年万年流淌至今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p155）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存在，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时空环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了解已有历史给予我们的现实条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发挥个人和群体作为主体的自觉能动作用，正确认识和改变世界，就能卓有成效地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能动而又卓有成效地创造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宏伟历程。
中华文明有五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多次处于世界文明高峰之上。所以，在经历近两百年落后状态后，当中国将再度登上世界之巅的时候，用“崛起”已不能确切描述这个历史事件了。如果说初次问鼎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可谓“崛起”，那么，再二再三回到世界前列这个位置就是“复兴”。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复兴。至于说这是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几次复兴，则需要详细的历史考证和论证。在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商周、秦汉、唐宋乃至明清之际，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曾居于当时世界前列，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我们不能沉浸在以往历史中，满足于祖上曾经如何风光的回忆。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华儿女应当继承和创新古老的中华文明，以自己不懈的奋斗在当代和未来实现和延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卓越贡献。自觉的实践行动是以自觉的理论认识为指导的。我们在当代实践中的自觉行动，应当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现实和发展趋势自觉认识的前提下，这样才不至于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陷入困惑、迷茫或盲目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很多，而在当代最大的也是最深层的困惑，是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趋势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的现实基础在于经济，这种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不了解历史就不理解现实。理解现实的矛盾或问题，洞察历史的大势或规律，才能在不断的探索中解除困惑，解决面对的现实矛盾或问题。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强，使我们不仅在实践领域而且在理论领域中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直接面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重大矛盾或问题的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会作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贡献，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实践影响。
人类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创造了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文明。这是一种以资本主导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形态。随着资本、商品、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现代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现代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文明的扩张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p591，601，669）
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看，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历史面貌。那么，当今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时期？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当代中国和世界处于怎样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之中？在不断涌动的历史潮流中，现代社会将如何走向未来社会？
二、过渡时期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现代社会从世界范围的总体来说，多数国家依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全球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已不同于此前的世界。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并存、互动和转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几乎成为社会变化的“常态”。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变化，所以不仅是两种形态而且是多种形态的生产关系并存互补和转化。列宁在1918年就指出，当时俄国经济制度中有如下几种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3]（p522）他在1922年说：“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决不会引导我们倒退到封建制度去。”[4]（p709，710）
“二战”结束，继苏联之后，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中期以后一度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在激烈的世界性竞争中，苏联和东欧僵化的制度模式束缚了经济发展。当时一些政治家也曾有过改革的愿望，甚至提出所谓“新思维”，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成功。最终导致苏东政局剧变，许多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然而历史没有如福山所说的那样到此“终结”，历史过程中的挫折和反复并不意味着历史不再前进。中国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创新，呈现出勃勃生机。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现代世界是由资本主义全球化主导的，那么为什么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立足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建立并发展的根据何在？或者说，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当代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原因何在？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应当承认，从经济制度的历史性特征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属于现代社会经济制度范畴，本质上都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形态。只不过由于各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不同，由于与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同，资本主义偏重于私人性即个体性，社会主义偏重于社会性即公共性。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是对立统一的，在辩证的矛盾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无论采用哪种制度形式，社会生活中的私人性即个体性同社会性即公共性的关系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矛盾，而对待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立足点或侧重点可能完全不同。但现代世界包括每个国家内部的各种经济形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可以并存、共处、竞争、转换，在多样互补中发展。20世纪世界经济制度色彩反复变换的历史过程，深刻表明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性、私人性与社会性、公共性对于生产力发展作用的消长，导致国家社会治理和观念意识形态重心的偏移。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战”的浩劫，动摇了人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信念。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说：“许多国家选择了在更大程度实行干预主义。……人们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混合经济，在传统的私人财产形式之外寻求对企业的不同程度的国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是对金融体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实行强有力的公共监管。”“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5]（p137-138）这种“国有化”浪潮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的公共所有制在1950年至1980年的兴盛之后，从1980年起滑落到很低水平，私人財富（包括金融资产与房地产）到2010年接近6年的国民收入，是公共财富总额的20倍。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对比关系不断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其形态的多样性。“如今的发达国家并不只有一种资本主义形态或组织生产方式：我们生活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尽管不同于‘二战后人们所设想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至少非常真实。这在未来还将继续存在，甚至会越发丰富多彩：新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将继续涌现。”[5]（p497）现代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变动性是一个基本事实，而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变化和调整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严酷的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我们，在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上，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能站住脚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试验，巴黎公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苏联及东欧式社会主义的探索，都相继失败了。至今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有过失误或曲折，只因为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改革开放，走具有自身特点多样化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才取得成功。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稳定社会。如果经济低迷、民生艰难、社会动荡，任何制度都会遭遇困境乃至危机。
在总体上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从宏观大历史的尺度看，实质是进入了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至少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这个过渡时期，处在两种社会形态转换的长过程中，其经济结构必然是多样混合的，呈现出亦此亦彼、亦旧亦新的状态。如果只有单一纯粹的一种形态，那就不是过渡时期，而是前过渡时期或后过渡时期了。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思维方式，理应是多样性的思维，正视多样性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并存。面对不同经济关系并存的局面，不仅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对立和竞争，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统一和合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在矛盾各方之间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补充的一面，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简单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中，人们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甚至对抗性，否认矛盾的同一性以及互补性，歪曲了社会生活的辩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能合理地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往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明确我们仍处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大历史时期，首先就要承认，以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生产关系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经济前提。在此种生产关系的形式中发展生产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向未来新社会形态转变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让所有符合现代化进程需要的生产方式得到发展，无疑是其发展的主要形式，甚至可能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的现代形态。
其次也要承认，发展变化的多样性是过渡时期经济形式的常态。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形式。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也要允许乃至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本国内部和国际之间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由此逐步形成多样互补的混合型经济结构。
最后还要承认，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坚持这种主导作用，就意味着放弃自身存在的权利。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私人性与公共性是最基本的矛盾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偏重私人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偏重公共性。在“过渡时期”，二者的极端形态各有利弊，需要妥善处理二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形态各有所长，可以各得其所、优势互补。
三、发挥系统综合的潜能和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到底形成了怎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可以说，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多层级的产业结构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建立了包容多种经济形式、并向全球市场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广泛而又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这种通过改革不断改善的经济结构中，我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为主导，包容并发展了各种类型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形成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多样互补的生产关系体系，成为全面而又有效促进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同改革之前单一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模式。
社会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向兼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形式转变，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对于历史过程中的问题，只能历史地、具体地看，而不能超历史地、抽象地看。比如说，上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将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国“一国两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的进步还是倒退？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对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纯洁性”来判断历史过程是否进步，而应采用生产力标准，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合理的、进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这种混合型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对于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何？40余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确定无疑地作出了回答。中国的实践证明，多样而又互补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具有巨大的创新发展空间和潜力，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开拓不断优化的发展路径。至于这种经济形态的历史走向，未来的人类历史会作出回答。
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的，“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能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6]（p8）中国借鉴和利用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又避免了单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形成多种经济形态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同单一僵化的经济形态相比，多样互补的经济模式显然更具有综合优势。这种混合型的生产关系整合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具有综合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由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向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转变的整个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混合型的，具有系统综合性，可以称之为“综合经济基础”。
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看，社会物质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由单一型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的改革，全面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中国经济运行如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要素的结合方式。任何特定的生产关系都有其长处和局限，多样互补的生产关系结构，更有利于全方位、持续性地发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的潜能和优势，从经济基础层面上说，就是多样互补的混合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潜能和优势。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对这一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有利于我们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掌握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方法论，克服简单、片面、僵化的思维模式，正确运用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立足当代看未来，凡是现实的都是要被超越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2]（p50）无论经过怎样漫长和曲折的过程，人类历史终究是要向前发展的，不会轻易“终结”在某个历史形态上。从本性上说，人是主体性存在，社会是公共性存在。社会公共性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而人的主体性也以社会公共性为条件。社会公共性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主体性和社會公共性发展的理想状态。如果说在今天想像这种社会状态，似乎是一种“乌托邦情结”;那么可以借用英国学者鲁斯·列维塔斯的话来回答：“乌托邦是对企盼更好的存在方式这一欲望的表达。”[7]（p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把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只要这种努力持续下去，中国和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不再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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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6][美]彼得·巴恩斯.资本主义3.0[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7.
[7][英]鲁斯·列维斯塔.乌托邦之概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钱亚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