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同行评议制度探析
张盈盈
[摘 要]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首先由规制性要素组成，它与法律制裁有关，受法律、规则等约束。规范性要素指向价值观念，关涉群体间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时博弈的行动准则，强调社会秩序化这一重要前提;文化—认知性要素包括符号、意义等，与文化的理解和认可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模仿性，强调构建一种社会共同理解的意义认知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同行评议制度的规制性要素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护航”同行评议实施的规章和政策;规范性要素主要表现为学术伦理的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文化—认知性要素主要表现为个体在互动中逐渐认知和理解同行评议中的意义符号系统，进而在捕捉价值共识的过程中达成统一的价值信念。可从以下三方面对同行评议制度建设困境进行路径突破：利益冲突的突围与治理—确保规制性要素，学术规范的建设与遵循—完善规范性要素，学术文化的构筑与认同—提升文化—认知性要素。
[关键词]同行评议制度;新制度主义;学术规范;学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3-002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3.004
1665年，由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会刊》第一次将同行评议引入到论文审查中。如今，在学术自治的传统下，同行评议已经成为被学术共同体广泛接受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是科学功能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科学建制的原则，作为科学自治的象征和保护者被维护”[1]，对建设学术共同体和提高研究质量都有重要意义，迄今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然而，目前我国的同行评议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我们该怎样理性地去认识同行评议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同行评议有着怎样的特质和要素？我国同行评议制度完善可以寻求哪些路径？想要梳理和认识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剖析，或许能够收获别样的洞见。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怪癖的个人行为”[2]。同行评议作为一种非个人决策，属于社会学机制的范畴。“一种理论是否真正具有优势，事实上在于它的解释力、与现实的结合性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性”[3]。和旧制度分析相比，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打破了其局限性，不啻为一个独特而有益的同行评议制度分析视角。本文基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同行评议制度进行分析，并对完善同行评议制度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地建设同行评议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新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
制度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制度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通过制度分析，我們了解到：教育是如何与社会的其他关键制度连接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这个重要部分是在什么样的限制下运作的;如果我们尝试改变现有的制度秩序，将会有怎样的自由和遇到什么样的限制”[4]。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股复兴制度主义的理论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学界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莅临”。新制度主义的着眼点是“制度”，相较于旧制度主义，它重视文化、市场和政府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凭借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强劲的理论解释力，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彼得·豪尔（Peter A.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R.Taylor）1996年在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他们将新制度主义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其中，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影响较大。
旧制度主义仅仅将“制度”看作解释社会、经济行为的外生变量，而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看来，“'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群体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并通过影响个体偏好和自我身份认同来影响组织、群体乃至个体行为，具有强烈的自主性”[5]。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的性质，注重制度在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时的解释性，“并揭示组织、结构、规范、文化、习俗是怎样型构社会行为”[6]。
“制度是镶嵌在既有意义系统中的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系统和有组织的实践，它们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及个体的偏好与期望时能保持相对的韧性”[7]。关于制度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斯科特（Richard Scott）[8]提供了一个被学界广为接受和认可的分析视角——他将“制度”视作一种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它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基于此，他认为“制度”实际上包括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三大基础要素及其相关活动与资源，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建设都离不开它们。这三大要素是一个连续体，“其一端是有意识的要素，另一端是无意识的要素;其一端是合法地实施的要素，另一端则是被视为当然的要素”。据此，斯科特建构了相应的制度要素分析框架（如表1[9]所示）。
从以上分析框架可见，制度首先由规制性要素组成。“制度会制约、规制、调节行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特别强调明确、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规则设定、监督和奖惩活动”[10]，从而对个体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做了限制。它与法律制裁有关，受法律、规则等的约束，虽容易设计但处于制度的表层。在规制性要素下，行为若与要求指向相悖，恐惧感和内疚感便会在人们心中产生;行为若与要求指向相合，人们心中体会到的便是轻松感和释然感。“一个稳定的规则系统，不管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如果得到了监督和奖惩权力的支持，并且这种权力又伴随着畏惧、内疚感，或者清白无愧、高尚、廉正、坚定等情感，那么就是一种流行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11]。
其次，制度离不开规范性要素的支撑。规范性要素指向价值观念，关涉群体间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时博弈的行动准则，强调社会秩序化这一重要前提。它是各种社会认知性要素从内在生发对行为者的一种约束，其对组织或社会成员具有规约性，但没有强制性，处于制度的中间层。规范性要素表达的是事情应该怎样完成，强调行为合适与否。它附加于人们身上的约束性期待可能被人们接收作一种外部的压力，但“它们也会赋予社会行动某种力量，对社会行动具有使能作用”[12]。在规范性要素下，不遵守规范的人心中会有羞耻感，而遵守规范的人心中则会体验到似于模范行动者的一种骄傲、荣耀感。
在同行评议的各种规则被制定好后，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学术共同体内形成对之的广泛认同，而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便体现了文化—认知性要素在同行评议制度中的表征—同行评议在通过已确立的规则来约束、规范学术行为的同时，学术人能基于对现实情况的研判，修正目前的认知系统，以寻求更合理的行动。久而久之，学术制度化场域中那些“代谢”后的共性观点和行动意向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散播”開来，这一系列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认知在学术人的言语互动和思维碰撞中被共享、接收和统一。这套共享的公共符号交流体系在同行评议的制度化推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将学术人的个人习惯、学术共同体的群体惯习恰当地对象化、外显化于各种制度体系中。由此，同行评议制度新一轮的循环推进过程被开启—外在的学术评价标准、规范被学术人内化于观念中，成为个体和组织所共享的认知图式，这种认知图式便进一步强化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以保持与文化—认知性要素期望的一致性。当它被表现出来，成为学术人习以为常、理所应当的常态化、仪式化的学术行为时，这种观念与实践就又被“裹挟”到了同行评议的制度化进程中，同行评议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被不断完善、丰富和推进。
通过以上对同行评议制度要素的新制度主义分析可见，同行评议制度是各制度要素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而非单一制度要素的“独当一面”。如果说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是制度的外显层面，为制度提供了浅层次的粗线条框架的外在支撑，通过外部的力量使行为者有意识地去遵守，那么文化—认知性要素则是制度的内隐层面，为制度提供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内在支撑，通过源生于共同信念和认知的无形力量，潜移默化地使行为者无意识地自然履行，在这一层面上，制度与行为者显示出高度同构性。可见，文化—认知性要素虽流于无形，但却是制度中最为有力、最具生命力的要素。同行评议的文化—认知性要素从根源托起了同行评议制度，把握了制度的命脉，是制度健康、稳健发展的有力保障。
三、同行评议制度建设困境的突破路径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同行评议制度是在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相互支撑、作用下得以运行和发展的。故要更好地推动同行评议制度向前迈进，也应从三方面要素着手，探寻相契合的健康发展路径。
（一）利益冲突的突围与治理——确保规制性要素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强调，“通过建立稳定的秩序和结构而减少不确定性、增强社会活动的预见性和有序性的制度功能必须依托制度的强制性要素来实现”[16]。可见，规制性要素对于维持一项制度的稳定和有序来说具有奠基性的关键作用。毋庸讳言，公正性是关涉到同行评议公信力和有效性的最为本质的因素，故同行评议制度的公正机制理应处于评议程序的核心地位。当前，多种类型的利益冲突自始至终都“潜伏”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对公正性产生冲击。比如，现行同行评议制度内还未建立起一套科学统一的专家遴选程序及标准，随意性和不严谨性普遍存在。再如，当同行评议过程的“开头”即专家遴选或多或少地渗入了利益因素时，那么利益冲突也将不可避免地对“结尾”即评议的结果施加影响，这无疑不利于同行评议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完善。法律政策体系能够为同行评议制度提供带有“强制力”的“硬环境”支持，形成制度供给的规制性环境。在规制性环境的“笼罩”下，使同行评议有据可依。为此，同行评议制度建设需要在战略引导下系统设计，依靠法律、政策、规章等规制性要素来调整、制约及优化同行评议过程。
第一，将双盲评议与事后公开评议专家名单相结合。虽然盲审仍然有缺陷，但是在我国十分重人情的传统氛围下，舍弃盲评只会使更多“关系评审”的弊端滋生。可以在评议结束后适当时间公开评议专家名单，从而对盲评中的评议专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减少其评议随意性，提高评议严谨性。第二，制订评议专家遴选、轮换制度。在专家遴选方面，应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进而有助于从“源头”把控专家的水平和操行;坚持专家异地选择与本地挑选相结合、随机挑选的原则，这样既可以减少熟人关系网的影响，又可防止地域性的排外现象。第三，披露与回避制度相结合。披露即“同行评议专家有义务根据评议委员会提出的利益冲突标准将自己可能涉嫌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告知评议委员会”[17]。我国目前的评议管理办法中对回避规定得太笼统，操作性不强，使得评议人的个人利益状况不够透明公开。这需要评审管理机构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实际，制订利益冲突政策或规定加以解决。第四，制订同行评议的反馈、申诉制度。评审意见的反馈对于被评者和评议人各有作用。对于被评者来说，评审意见反馈可以让其从评审意见中受益;对于评议人来说，评审意见反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评议活动的一种监督，有助于规范评议人的评议行为，加强评议自觉，提升责任感，用公正、严谨的态度展开评议，有利于评议活动公正性的提高。第五，反评估与奖惩机制相结合。同行评议中评议人的评议行为实则是他们行使权力的体现，并通过行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学术资源的配置。然而，人性的缺陷使得人们无法对权力拥有者报以完全的信任，故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规制。反评估即对评估的评估，可包括对评议结果、评议专家构成和评议程序的再评估。此外，还需要有适当的奖惩机制与其配套，从而检查并稳固反评估效果，发挥制度的激励性作用。需强调的是，对于反评估结果的惩罚机制应达到一定的强度，否则，当违规成本远远小于违规收益时，违规行为仍无法有效防治。
（二）学术规范的建设与遵循——完善规范性要素
“作为学术界的'宪章'的学术规范，是学术活动得以创新、学术水平得以提高的保障。它产生于学术活动实践过程中，对学术活动起到约束与控制作用”[18]。在现实中，同行评议很多时候是形式凌驾于制度之上，致使学术权力在同行评议制度中的话语权遭到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主导性的侵犯，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因此在完善同行评议制度时，必须要注意防止这两种权力的干扰，保证同行评议制度中学术权力的话语权。一方面，可通过相关立法保证高校独立自主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就高校自身来说，因为学者才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发言人，所以不能让行政人员“越俎代庖”，跨过其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身份对同行评议产生干扰。据此，高校要建设和完善相关制度，将行政人员、评议人和被评者三方分隔开，将他们的交集互动框定在制度设计中，而非人为可操控。
英国学者齐曼（John Ziman）曾说：“一个职业科学家必须熟悉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并且必须准备在实际中遵守这些准则。”[19]要从规范性要素角度去突破同行评议制度的已有困境，需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设并引导遵循。第一，学术规范为学术交流提供了一套公认的价值体系，也为学术成果获得同行认可从而发挥其社会作用提供了一套评判体系。因此，作为学术孵化地的高校应当主动、自觉、积极地担起学术规范的建设之任，把握、依照学术活动的客观规律，全面了解学术活动的现况，同时用开阔的视野和眼光借鉴学习国外高校的有益经验，“因校制宜”地组织编写落到实处的科学、统一的学术规范。第二，对学术工作者来说，只有事先对学术规范了然于心，才能在正确、科学、合理的学术行为框架内展开学术研究抑或同行交流。因此，高校教师作为学术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应当积极、踊跃地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从自身开始，认真学习学术规范，并自觉遵守，为营造良好健康的学术氛围贡献力量。第三，教师要充分利用内外课堂，对广大学生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将自我吸收的学术规范自上而下传至学生群体中，产生“春风化雨”般的熏陶作用。第四，学术批评是为了监督学术规范的执行，因此在学术活动中，学术批评不可或缺。但目前来看，我国的学术批评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学术界在这方面还要强化。
（三）学术文化的构筑与认同——提升文化—認知性要素
从本质上来说，学术道德是内化于学者心中的一种精神产物或精神信仰。学术道德品质的提升没法一蹴而就，需要积累与养成，加强评议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任重而道远。在默顿（Robert K.Merton）看来，“精神特质”是“具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20]。这种“精神特质”在潜移默化中“渗入”学术人的价值观念系统，实则是一种“知识的良心”的体现。如雅尔贝尔斯所言那般“直觉、喜好所需要的自由和有意识的控制、使灵感具体成形的坚持之间的统一”[21]。正是这种与人的心灵息息相关的“精神执守”，使评议人能在评议的过程中秉持身为学术人理应具备的道德良知和规范，不受现实利益的诱惑，在“理性代言人”的角色之下，保持和维护学术世界中的那份纯和真。
近几年来，诸多见于网络、报端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事件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赤裸裸地显示着学术道德的现状。文化控制行为，以伦理为核心的高校学术文化为保证群体认知和认可学术伦理提供了支撑。学术文化是学术共同体中的附着物，因此要想建立良好的学术文化应从学术共同体入手。在共同体的群体及其活动中强调知识至上的理念，并借助学术共同体的氛围力量加强学术人对这一信念的文化认同，进而巩固同行评议制度中学术权力的话语权。对此，可从提升学者的学术道德素养着眼，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方面的措施可以正反结合，正面宣传可以利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深化学术使命感、道德感与责任感;反面教育可以借助反面事例呈现学术失范导致的危害，从而在强化中培育学者良好的学术道德素养，树立牢固的学术信念。道德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式的过程，外在学术道德知识和信息的输送能给予学者一定的刺激，有助于学者将其内化于心，最终形成良好的学术人格。
“没有外部约束的内部约束是高层次的约束，但不是全部意义上的约束，更何况内部约束的价值观标准已被污染”[22]。换言之，内在的道德约束虽是更高层次的约束，但是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因此离不开外在的制度建设的补充，它弥补了内在约束的不足和缺陷。同行评议制度的建设呼唤内外约束的互补支撑，既需要规制性要素方面的确保，也需要规范性要素方面的完善，同时重视文化—认知性要素方面的提升，只有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同行评议才能成为学术健康发展的护身符。
参考文献：
[1]Chubin D.E，Hackett E.J.Peerless Science：Peer Review and US Science Polic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1.
[2]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5.
[3]罗燕.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06）：28-34+72.
[4]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郑砚秋.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1）：15-24+188.
[5][13]杨跃.教师教育学科制度建设：内涵、目标、困境与行动——基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8（22）：52-59.
[6][16]蒋馨岚.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认证制度的建构——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01）：78-83.
[7]Dimaggio P J，Powell W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8]Scott W.Richard.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1：49- 58.
[9][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11][12][14]唐松林，魏婷婷.学术共同体的契约精神：本质、背离与回归[J].教育发展研究，2015（07）：70-75.
[15]Hofstede G.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New York：McGraw-Hill，1991：4.
[17]周穎，王蒲生.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分析与治理对策[J].科学学研究，2003（03）：298-302.
[18]李泽彧，林培锦.制度建设：大学学术同行评议利益冲突的治理[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02）：57-65.
[19]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M].刘珺珺译.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120.
[20]Robert K.Merton.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0.
[2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51.
[22]魏江.浅谈学术规范：软性约束和硬性约束并举[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05）：2-3.
（责任编辑：庞博）
An Analysis of the Peer Review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ZHANG Yingying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system first consists of regulatory elements，which are related to legal sanctions and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laws and rules. The normative elements point to the value concept，which concerns the action criterion of the game between groups in pursuit of the maximization of benefits，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premise of social order. Culturecognitive elements include symbols， meanings，etc.，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They are imitative and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 cognitive framework of social common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the regulatory elements of peer review system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a series of rules and policies that“escort”the implementation of peer review. The normative element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of academic ethics. The culturecognitive elemen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gradual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symbol system in peer review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so as to reach a unified value belief in the process of capturing the value consensu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an be used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peer review system construction：the breakthrough and governanc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ensuring regulatory elements，the construction and compliance of academic norms—improving normative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cademic culture—enhancing culturecognitive elements.
Key words：? peer review system;new institutionalism;academic norms;academic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