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不同文化水平群体的博彩动机差异研究
曾韬
摘 要： 博彩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澳门转变为世界休闲旅游中心，但也产生问题博彩等负面效应，影响健康休闲博彩的发展。从动机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文化水平地区消费者在博彩动机上的差异情况。通过对617位博彩消费者的调研，提出博彩动机具五维度结构：获利与自我、休闲放松、社交与教育、情感释放与特色吸引。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组群和不同文化水平地区中不同人口特征的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博彩动机的差异情况。分析结果证明提升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是解决问题博彩的必由之路；也从博彩动机这一视角证明加大持续教育力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为澳门博彩企业更用心打造博彩文化教育、更积极地推广“负责任博彩”、更有效地引导消費者的健康博彩动机，减少问题博彩，进而提升澳门世界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问题博彩；动机；文化水平；差异；持续教育
中图分类号： F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5-0116-1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13
一、引 言
（一） 现实背景
博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1]，澳门博彩业已成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助长了人们各种不良心理（如侥幸、贪心、欲望膨胀等），带来问题博彩、病态博彩等严峻的社会问题[2]。
第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已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病态赌徒祸害家庭、影响社会以及犯罪等；第二，博彩业的迅速扩张，让澳门小区博彩化问题显现，对问题博彩伦理约束与舆论谴责的效力日益弱化[3]；第三，博彩业的快速膨胀，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辍学进入博彩业[4]2-50，导致持续教育水平，尤其是青少年持续教育水平受到冲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门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容易导致问题博彩、小区博彩化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减缓并解决博彩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博彩等严峻社会问题，应成为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等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学术背景
为全面地了解博彩研究的学术动态，笔者利用SSCI数据库等检索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类期刊中博彩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各类期刊130种，检索到1 731篇文献。通过对上述检索的1 731篇博彩研究文献作整理与统计分析，发现在1969—2015年，学界研究的重点为“博彩消费者行为心理”。该方面的文献中，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的研究相对较多，很大程度上反映解决“问题博彩”、建立“负责任博彩”，是社会、政府、企业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
然而，对1969—2015年研究方向为“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的文献的详细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研究一直以“行为类”的研究为主，重点集中在探讨问题博彩者的行为特征方面，文章数量达334篇；而关注问题博彩者的博彩原因（博彩动机）的相关研究较少，仅有18篇。目前，博彩动机被认为是影响消费者博彩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5]，正确了解博彩消费者的动机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博彩消费者的问题博彩行为。上述情况反映学界亟需对博彩消费者的动机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
同时，有研究指出受不同程度教育的消费者在问题博彩行为心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问题博彩程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消费者则相反[6]；因此，有学者提出提升社会的持续教育水平是减少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7]。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该方面研究重点集中在受教育程度与问题博彩行为，对受教育程度与博彩动机的关注较少。因此，消费者受教育程度与博彩动机的研究亟待学术界关注。
本研究以澳门娱乐场为案例，通过实证研究剖析博彩消费者动机的内在维度，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的消费者在博彩动机上存在的差异，以期证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提升博彩消费者健康博彩动机的重要因素，进而为澳门博彩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博彩，提升澳门世界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博彩动机概念研究回顾
通过文献回顾，将目前博彩动机概念分为4种视角：
第一种为社会学视角，又分为经济观与社会观。持经济观的学者认为人们参与博彩的动机就是为了增加富裕程度，追求金钱[8]10-60；持社会观的学者则认为人们的博彩动机是为了增加与家庭朋友的交流机会，或是为了参与社会活动[9]。
第二种为问题博彩视角，又分为压力观与认知观。压力观认为压力、焦虑与沮丧是博彩动机形成的主要原因[10]。Coman等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75%的博彩者表示自己病态博彩动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长期处于沮丧之中[11]。Candice和Martin获取病态博彩者动机的实证数据，通过分析得出个体的焦虑、急躁与以往创伤经历产生的压力，导致个体问题博彩动机的逐步形成[12]。
认知观认为人们持续进行博彩活动是因为受到了错误认知的驱策[13]。Raylu和Oei（2004）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将人们受认知影响而产生的博彩动机分为4类[13]：①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指人们从事博彩活动的强烈动机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能控制博彩结果；②预测控制（predictive control），指人们相信根据之前的输赢次数或比率能有效预测博彩的结果；③认知偏见（cognition bias），指部分博彩者相信自己的运气和技术能有效影响博彩结果；④期望认知（cognition expectancy），指人们期待通过博彩活动能收获正面的情绪与能量。
第三种为自我决定视角，认为博彩动机是人们为了满足内在、外在与无意识等3方面自主需求而形成的心理过程[14]。Wu和Tang（2011）利用自我决定理论调查中国大学生博彩动机，指出大学生博彩动机分为3部分[15]：①自我决定动机，指为了获取新知识、取得成就感、享受刺激等形成的自我认同动机；②非自我决定动机，指受周围同学影响或外界金钱诱惑等形成的内摄与外部调节动机；③无意识动机，指参与博彩活动时处于无意识的习惯状态。
第四种为消费体验视角，该视角认为博彩是一种消费行为，博彩动机是个体为了体验博彩活动的愉悦、放松与感官享乐而进行博彩消费的心理驱动因素[16]。Loroz（2004）认为博彩消费者在生活中的控制缺失感导致内心不平衡，因此欲通过博彩活动获得新的、愉悦与刺激的体验来调节这种不平衡的状态[17]。Abarbane（2014）从消费角度调研英国居民的博彩动机，结果显示博彩动机是个体为了追求休闲体验（社交、学习、乐趣与挑战等）而形成的心理动因[18]。
上述4种博彩动机的研究视角中，第一种社会学视角主要从单一角度（金钱或社交）分析博彩动机，研究结果容易出现局限性。第二种问题博彩视角侧重从负面心理探讨博彩行为的原因，但缺少討论消费者的正面博彩动机。第三种自我决定视角能较全面地解释博彩动机的变化过程，但应用此理论的学者，其选取的样本多为小区居民或学生[14]，因此该理论在解释博彩游客动机的有效性方面还有待验证。第四种消费体验视角重视人们在博彩活动中的多方面正面动机（如享乐、社交、金钱、教育等），但忽视了问题博彩中的负面动机，这也成为消费体验视角有待改善的方面。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有较好的互补之处。一方面，两者既考虑到个体参与博彩的负面动机（如控制结果的欲望、挣钱的欲望等），也考虑到体验博彩的正面动机（休闲放松、接受教育等）；另一方面，两者既考虑到博彩动机的内在驱力因素（如追求刺激、逃避压力等），也考虑到外在诱因因素（如娱乐场的表演项目、自助餐项目等）。两种视角结合有利于全面充分地解释消费者参与博彩活动的负面与正面动机。因此，本研究以“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为基础，并结合博彩娱乐场实际情况，归纳出博彩动机维度包括：逃离与放松、赢取金钱、愉悦刺激、控制结果、增强社交、接受教育、形象吸引、项目吸引，以此为依据设计博彩动机测量量表。
（二）不同文化水平的博彩行为心理差异研究回顾
Yip等（2011）以2 484名高校生为样本，探讨高校生的博彩动机与博彩行为，研究发现年级越低的学生成为问题博彩者的风险越大，同时发现学生的学术水平（成绩）越差，就越容易成为问题博彩者[19]。Rahman等学者（2012）探讨未成年人的问题博彩特征，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未成年人问题博彩行为有关联，通过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可以有效减少问题博彩行为[7]。Sari等（2013）发现受文化教育时间少于12年的人容易出现轻度与中度的问题博彩症状[20]。Kundu等（2013）收集2 002名博彩消费者数据，通过分析指出文化水平的提升是预防问题博彩行为的途径之一[21]。Gainsbury、Russell和Blaszczynski在对高校学生与普通居民的博彩行为调研中发现，高校学生相比普通居民更少出现问题博彩、酗酒等问题，原因是高校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文化教育，更容易形成理性的观念，抵御问题博彩行为的形成，同时也因为教育更清楚问题博彩的危害，从而形成对博彩相对消极的态度[6]。
上述研究检验了问题博彩行为在博彩消费者的文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博彩动机在消费者文化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从消费者博彩行为的源头，即博彩动机出发，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群组中不同人口特征的博彩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情况如何，试图检验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控制问题博彩的重要因素这一假设。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澳门博彩业现阶段保持6家持牌（博彩专营权）公司的竞争格局[22]，因此本研究选取6间分别代表该6家大型博彩企业的知名娱乐场作为研究对象：新葡京娱乐场、永利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银河娱乐场、新濠天地娱乐场与美高梅娱乐场。6间娱乐场在促使澳门博彩业迅速崛起成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同时带动整个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3]。因此，以上述6间娱乐场为案例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
（二）问卷设计
笔者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将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结合，归纳出博彩动机包括逃离与放松、赢取金钱、愉悦刺激、控制结果、增强社交、接受教育、形象吸引、项目吸引8个维度。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界定博彩动机8维度的操作性定义（见表1），为研究问卷问项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三） 抽样方法与调研过程
本研究以正在澳门参与博彩娱乐项目的21岁以上消费者（包括旅澳游客与澳门居民）为研究样本。研究使用方便抽样方法，于新葡京娱乐场、永利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银河娱乐场、新濠天地娱乐场与美高梅娱乐场向客人派发问卷，均使用现场填写并现场回收的方式，以便能随时对受访者予以解释，并保证问卷的回收率与填答结果的可靠性。研究首先进行预调研，回收100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21-0软件检验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反映问卷具备良好的可靠性[45]100-400，可以进行正式调研。大规模调研历时两个月，共派发问卷642份，回收问卷640份，筛选出有效问卷617份，有效问卷率96-4%。
四、数据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对617份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3），数据显示男性博彩消费者比例较女性略大，样本以来自内地的中青年消费者为主，其中服务人员、教育研究行业人员、企业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与学生所占比例较大，同时样本中高文化水平者较多。
（二）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研究首先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博彩动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0，参考卢文岱的观点，量表信度系数优秀，具备极佳的可靠性[45]。接下来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检验量表KMO值为0-905，Barlett球形度检验定位卡方值为11 384-706，且显著性为0-000，参考邱皓政（2009）的观点，量表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46]15-18。
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方法萃取维度，通过了两次方差最大的正交旋转法解释维度。首次旋转发现“第20项 为了了解娱乐场独特文化”与“第22项 为了开阔眼界”两个问项的因子负荷量存在两个数值大于0-4的情况，反映两个不同的维度能对该类问项进行解释，不符合标准，因此删除这2个问项。第二次旋转得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维度，对量表总变异量的解释累积达到66-059%，表示5个维度能解释量表变量66-059%的变异，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来的问项能较好地被博彩动机5个维度所解释。因子分析结果中，第一个维度内容由博彩娱乐场形象（主题、宣传、品牌、外观）与项目（服务、娱乐、博彩）等元素的吸引力组成，这些元素皆与博彩娱乐场自身的特色密切相关，因此把該维度命名为“特色吸引”动机；第二个维度由赢取金钱与追求各种自我欲望满足的动机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获利与自我动机”；第三个维度由休闲、放松、逃离压力等内容组成，因此命名为“休闲与逃离”动机；第四个维度由寻求尊重、与家庭亲友交流与学习新知识等动机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社交与教育”动机；第五个维度由寻求愉悦、刺激、新奇等享乐体验动机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享乐动机”。
对新生成的5个维度进行效度检验，各个问项因子负荷量在0-456～0-878之间，因子分析旋转后的博彩动机量表拥有较高构念效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博彩动机类型包括：特色吸引、获利与自我、休闲与逃离、社交与教育、享乐动机。
分析结果可见，“特色吸引”维度为外在诱因动机，其余4个维度为内在驱力动机。其中“获利与自我”维度的解释率在内在驱力动机中最高，表明“获利与自我”动机对样本内在博彩动机的影响最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娱乐场消费者参与博彩活动，最主要的内在目的与需求是为了赢得金钱与满足自我欲望。然而，过多地追求获利与自我控制欲望，有可能导致“问题性博彩”的出现[47]。也有研究通过实证指出，问题博彩或病态博彩者的主要动机为金钱动机[19]。同时发现，“社交与教育”动机解释率较低，对博彩消费者动机的影响较小。Breen、Hing和Gordon（2011）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博彩活动中积极地社交与适当地接受教育，有利于预防问题博彩心理的产生[48]。Nerilee、Breen和Gordon（2014）在比较澳大利亚博彩者的博彩行为差异中，发现基于社交动机的博彩者发生问题行为的风险较少[49]。据此，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需要加强相关宣传与服务措施，控制娱乐场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提升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
（三）方差分析
1.单因素方差分析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样本按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分为5类组群：①初中及以下；②高中；③专科学院；④本科；⑤硕士及以上。随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文化水平的博彩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两类动机的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01，表示不同文化水平博彩消费者在两类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继续通过事后分析，检验文化程度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存在的差异情况。数据结果基本上呈现出，学历越低的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的动机越高；同时，在社交与教育动机方面，专科学历消费者显著高于高中学历消费者。上述结果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利于抵御不良博彩动机（获利与自我），增加正面博彩动机（社交与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的文化水平的提升，是预防问题博彩的重要因素。
2.多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不同人口特征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4个变量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维度上交互效应的显著性（sig）分别为0-045与0-03，均小于0-05，表示5类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的上述人口特征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利用事后分析，探讨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4个变量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中存在的差异情况。
表4与表5分别展示了不同文化水平群组中不同人口特征在两类博彩动机中的差异情况。其中均值差异一栏表示同一受教育程度群组中，不同教育水平地区博彩消费者，其博彩动机方面存在的差异情况，标注有“*”的表示该差异为显著。基于此原则，综合表4与表5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在高中学历的31～40岁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香港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低于广东消费者，
该结果与现实情况较符合。31～40岁年龄段的高中学历群体一般需要接受持续教育以提升教育水平。在广东与香港两地的持续教育水平比较中，香港对持续教育极为重视，早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学科、多层次与多形式的持续教育办学模式[50]；相比之下广东省的持续教育模式较为落后，同时地位也处于边缘化[51]。由此反映出，在中等年龄段的高中学历人士接受持续教育的水平比较中，香港整体普遍高于广东省。因此，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整体持续教育水平的高低，能显著影响博彩动机的高低，较高的文化水平能较大程度减少不良的博彩动机。
（2）在专科学历的21～30岁年龄段的女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澳门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较高，“社交与教育”动机较低，
这与现实也比较符合。从上述特征来看，该类群体一般仍在接受教育或刚参加工作。首先，澳门高等教育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52]1-30，容易导致上述群体的文化水平较低；其次，博彩业的迅速扩张令更多高校学生辍学或失去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意愿，纷纷就业于博彩业，在短时间获取较丰厚的薪酬[3]。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澳门社会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也容易让澳门青年群体的心理变得浮躁与功利，从而导致上述群体的“获利与自我”动机较重，在参与博彩活动时热衷于快速赢钱与满足自我欲望，有进一步恶化为问题博彩的潜在危机。
（3）在本科学历的31～4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东南亚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消费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高低会对博彩动机的高低产生显著影响。目前，东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不高，近年来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与中国相比仍较低，因此容易导致来自东南亚的消费者偏好于在博彩活动中逐利与过度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长此以往，该心态也容易导致问题博彩的出现。
（4）在本科学历的41～5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中国广东省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广东省以外）与欧洲的消费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省需要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的大众化水平。該年龄段的群体有能力接受本科高等教育的时期，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然而资料显示，广东省在1990年至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与国内部分省市（浙江等）相比仍较低，目前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级阶段[53，54]。该情况容易导致广东省41～50岁年龄段的群体整体接受高等教育水平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整体水平，从而容易导致广东省消费者的不良博彩动机偏高。
（5）在硕士学历的21～3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香港的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消费者，
该结果与目前中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现状较为符合。中国内地的研究生教育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目前其生源质量、学风现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而香港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其教育质量优于内地[55]。因此，硕士学历群体中，较高的文化水平也直接影响香港消费者的正面博彩动机高于内地消费者。
（6）在硕士学历的31～40岁年龄段的女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广东省与澳门的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显著低于内地（广东省外）与台湾的消费者，
该结果也较好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台湾研究生教育起步较广东省与澳门更早，发展也更为成熟[56]；同时，与内地其他教育强省相比，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存在研究生规模偏小、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54]。因此，广东省与澳门的研究生整体受教育水平较内地其他地区与台湾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群体正面的博彩动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博彩消费者动机具5维度结构
本研究以澳门知名娱乐场为案例，结合问题博彩与消费体验视角构建出博彩消费动机测评量表，经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得出量表具5维度：特色吸引动机、获利与自我动机、休闲与逃离动机、社交与教育动机、享乐动机。研究结果反映，澳门博彩消费者主要受内心“获利与自我”动机的驱动，在参与博彩活动时热衷于追求获利与满足自我掌控的欲望，而对“社交与教育”方面的追求较弱。目前，不少研究指出博彩活动中逐利与自我掌控欲望的动机过强容易形成问题博彩心理，而社交与教育等动机则容易预防问题博彩心理产生。因此，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需要正确引导消费者的博彩动机，降低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增加“社交与教育”动机，从而有效减少问题博彩的产生。
2.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以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以“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为因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学历越低的消费者，其“获利与自我”动机越高，“社交与教育”动机越低。研究结果反映出，个体持续文化水平的提升，是减少不良博彩动机、提升健康博彩动机的重要因素。
3.国内外不同文化水平地区的消费者，其博彩的动机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以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为自变量，“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为因变量，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验证了来自不同文化水平地区的消费者，其博彩动机中存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同一学历常住地区为中国广东省、中国澳门或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其“获利与自我”动机往往高于常住地区为中国香港、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其“社交与教育”动机低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消费者。可见，来自教育水平不同地区的博彩消费者，即使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同，也会呈现如下趋势：地区文化水平越高，博彩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越高；地区文化水平越低，博彩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水平则越高。研究结果反映，地区整体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博彩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和“社交与教育”动机高低的重要因素。
（二） 研究建议
1.提升个人与地区文化水平是解决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地区消费者的博彩动机具显著差异，从而证明了个人与地区持续教育水平的加强与普及，是减少问题博彩动机、提升健康博彩动机、解决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因此，笔者从提升文化水平的角度，建议政府全方位加大持续教育力度，营造学习型社会，建立终身学习的激励机制，实施形式多样的持续教育方式。如可根据人们与社会的不同需求，开展文、史、哲、艺术、康体等的持续教育；也可以开展学历型持续教育，提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还可开设创业、创新持续教育，开拓更广泛的就业创业空间等；从而提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进而提升人们在博彩消费时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人们参与博彩活动时过度追求获利与自我欲望的不良动机，减少问题博彩的发生，促进澳门博彩业与社会健康繁荣发展。
2.加快澳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升澳门特区整体文化水平
澳门政府应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首先，应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其次，实施高校学费优惠政策，同时增加对专科学生的教育经费资助，以有效减少澳门高校学生辍学的现象，同时加大对专科后持续高等教育的投入。再次，澳门政府要引导或组织高校加强与博彩企业合作，为博彩企业年轻员工提供优惠的持续高等教育机会，让其在业余时间能完成高等教育，从而提升个人文化素质，减少自身的浮躁与功利心态，自觉控制不良博彩动机。
3.打造負责任博彩文化
澳门博彩企业需要进一步推广“负责任博彩”教育，打造健康博彩企业文化。首先，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应主动向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宣传健康博彩文化，引导其休闲博彩动机，以此增加此类地区消费者健康博彩的意识，减少其“获利与自我”动机的增加。其次，博彩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负责任博彩的相关培训教育，把持续教育延伸到博彩企业，通过加强企业的持续教育来打造负责任博彩文化，树立企业员工负责任博彩的理念，在工作中要求员工（尤其是庄荷）重点关注中国广东、中国澳门（说粤语）与来自东南亚的中青年消费群体，一旦发现其出现沉溺博彩情况时，就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劝诫或采取限制措施，减少其不良博彩动机的进一步加强。再次，博彩娱乐场可适当增加适合年轻群体的多人娱乐或文化项目，定期举行主题动漫展、特色文化展览、演出等，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前来聚会娱乐，在体验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达到减少负面博彩动机、增加正面博彩动机的目的；从而有效减少问题博彩等问题的产生，提升澳门娱乐场良好形象，加快博彩业的健康繁荣发展，也进一步促进澳门成为“世界休闲中心”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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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of Macau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into a world leisure and tourism center， but it also has brought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problem gambling，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leisure gambling. This study tri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of gaming motiv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of consumer groups and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of regions. Through a survey on 617 gambling consumers， 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developed measurement tools suitab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motivation in Macao's casinos with detailed and reliabl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casinos in Macao. It propo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gaming consumer motivation， that Macao's casinos exhibit a structure of five dimensions： profitgaining and selfsatisfying motivation， leisure and relaxation mo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eeking motivation， emotional motivation， and attractivenessduetopeculiarities motivation.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profitgaining and selfsatisfying mo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eeking motiv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education level concerning relevant population attribute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proved that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overall social education level is a key to the solving of problem gambling and confirmed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ng motiv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gam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by relevant enterprises， to the promotion of Responsible Gaming，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problem gambling. The study may also serve as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Macao's positive tourism image in the days to come.
Key words：problem gaming； motivation； education level； difference； continuing education
摘 要： 博彩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澳门转变为世界休闲旅游中心，但也产生问题博彩等负面效应，影响健康休闲博彩的发展。从动机角度出发，探讨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文化水平地区消费者在博彩动机上的差异情况。通过对617位博彩消费者的调研，提出博彩动机具五维度结构：获利与自我、休闲放松、社交与教育、情感释放与特色吸引。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组群和不同文化水平地区中不同人口特征的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博彩动机的差异情况。分析结果证明提升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是解决问题博彩的必由之路；也从博彩动机这一视角证明加大持续教育力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为澳门博彩企业更用心打造博彩文化教育、更积极地推广“负责任博彩”、更有效地引导消費者的健康博彩动机，减少问题博彩，进而提升澳门世界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问题博彩；动机；文化水平；差异；持续教育
中图分类号： F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5-0116-1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13
一、引 言
（一） 现实背景
博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1]，澳门博彩业已成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助长了人们各种不良心理（如侥幸、贪心、欲望膨胀等），带来问题博彩、病态博彩等严峻的社会问题[2]。
第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已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病态赌徒祸害家庭、影响社会以及犯罪等；第二，博彩业的迅速扩张，让澳门小区博彩化问题显现，对问题博彩伦理约束与舆论谴责的效力日益弱化[3]；第三，博彩业的快速膨胀，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辍学进入博彩业[4]2-50，导致持续教育水平，尤其是青少年持续教育水平受到冲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门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容易导致问题博彩、小区博彩化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减缓并解决博彩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博彩等严峻社会问题，应成为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等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学术背景
为全面地了解博彩研究的学术动态，笔者利用SSCI数据库等检索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类期刊中博彩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各类期刊130种，检索到1 731篇文献。通过对上述检索的1 731篇博彩研究文献作整理与统计分析，发现在1969—2015年，学界研究的重点为“博彩消费者行为心理”。该方面的文献中，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的研究相对较多，很大程度上反映解决“问题博彩”、建立“负责任博彩”，是社会、政府、企业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
然而，对1969—2015年研究方向为“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的文献的详细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博彩行为心理研究一直以“行为类”的研究为主，重点集中在探讨问题博彩者的行为特征方面，文章数量达334篇；而关注问题博彩者的博彩原因（博彩动机）的相关研究较少，仅有18篇。目前，博彩动机被认为是影响消费者博彩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5]，正确了解博彩消费者的动机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博彩消费者的问题博彩行为。上述情况反映学界亟需对博彩消费者的动机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
同时，有研究指出受不同程度教育的消费者在问题博彩行为心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问题博彩程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消费者则相反[6]；因此，有学者提出提升社会的持续教育水平是减少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7]。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该方面研究重点集中在受教育程度与问题博彩行为，对受教育程度与博彩动机的关注较少。因此，消费者受教育程度与博彩动机的研究亟待学术界关注。
本研究以澳门娱乐场为案例，通过实证研究剖析博彩消费者动机的内在维度，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的消费者在博彩动机上存在的差异，以期证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提升博彩消费者健康博彩动机的重要因素，进而为澳门博彩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博彩，提升澳门世界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博彩动机概念研究回顾
通过文献回顾，将目前博彩动机概念分为4种视角：
第一种为社会学视角，又分为经济观与社会观。持经济观的学者认为人们参与博彩的动机就是为了增加富裕程度，追求金钱[8]10-60；持社会观的学者则认为人们的博彩动机是为了增加与家庭朋友的交流机会，或是为了参与社会活动[9]。
第二种为问题博彩视角，又分为压力观与认知观。压力观认为压力、焦虑与沮丧是博彩动机形成的主要原因[10]。Coman等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75%的博彩者表示自己病态博彩动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长期处于沮丧之中[11]。Candice和Martin获取病态博彩者动机的实证数据，通过分析得出个体的焦虑、急躁与以往创伤经历产生的压力，导致个体问题博彩动机的逐步形成[12]。
认知观认为人们持续进行博彩活动是因为受到了错误认知的驱策[13]。Raylu和Oei（2004）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将人们受认知影响而产生的博彩动机分为4类[13]：①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指人们从事博彩活动的强烈动机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能控制博彩结果；②预测控制（predictive control），指人们相信根据之前的输赢次数或比率能有效预测博彩的结果；③认知偏见（cognition bias），指部分博彩者相信自己的运气和技术能有效影响博彩结果；④期望认知（cognition expectancy），指人们期待通过博彩活动能收获正面的情绪与能量。
第三种为自我决定视角，认为博彩动机是人们为了满足内在、外在与无意识等3方面自主需求而形成的心理过程[14]。Wu和Tang（2011）利用自我决定理论调查中国大学生博彩动机，指出大学生博彩动机分为3部分[15]：①自我决定动机，指为了获取新知识、取得成就感、享受刺激等形成的自我认同动机；②非自我决定动机，指受周围同学影响或外界金钱诱惑等形成的内摄与外部调节动机；③无意识动机，指参与博彩活动时处于无意识的习惯状态。
第四种为消费体验视角，该视角认为博彩是一种消费行为，博彩动机是个体为了体验博彩活动的愉悦、放松与感官享乐而进行博彩消费的心理驱动因素[16]。Loroz（2004）认为博彩消费者在生活中的控制缺失感导致内心不平衡，因此欲通过博彩活动获得新的、愉悦与刺激的体验来调节这种不平衡的状态[17]。Abarbane（2014）从消费角度调研英国居民的博彩动机，结果显示博彩动机是个体为了追求休闲体验（社交、学习、乐趣与挑战等）而形成的心理动因[18]。
上述4种博彩动机的研究视角中，第一种社会学视角主要从单一角度（金钱或社交）分析博彩动机，研究结果容易出现局限性。第二种问题博彩视角侧重从负面心理探讨博彩行为的原因，但缺少討论消费者的正面博彩动机。第三种自我决定视角能较全面地解释博彩动机的变化过程，但应用此理论的学者，其选取的样本多为小区居民或学生[14]，因此该理论在解释博彩游客动机的有效性方面还有待验证。第四种消费体验视角重视人们在博彩活动中的多方面正面动机（如享乐、社交、金钱、教育等），但忽视了问题博彩中的负面动机，这也成为消费体验视角有待改善的方面。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有较好的互补之处。一方面，两者既考虑到个体参与博彩的负面动机（如控制结果的欲望、挣钱的欲望等），也考虑到体验博彩的正面动机（休闲放松、接受教育等）；另一方面，两者既考虑到博彩动机的内在驱力因素（如追求刺激、逃避压力等），也考虑到外在诱因因素（如娱乐场的表演项目、自助餐项目等）。两种视角结合有利于全面充分地解释消费者参与博彩活动的负面与正面动机。因此，本研究以“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为基础，并结合博彩娱乐场实际情况，归纳出博彩动机维度包括：逃离与放松、赢取金钱、愉悦刺激、控制结果、增强社交、接受教育、形象吸引、项目吸引，以此为依据设计博彩动机测量量表。
（二）不同文化水平的博彩行为心理差异研究回顾
Yip等（2011）以2 484名高校生为样本，探讨高校生的博彩动机与博彩行为，研究发现年级越低的学生成为问题博彩者的风险越大，同时发现学生的学术水平（成绩）越差，就越容易成为问题博彩者[19]。Rahman等学者（2012）探讨未成年人的问题博彩特征，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未成年人问题博彩行为有关联，通过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可以有效减少问题博彩行为[7]。Sari等（2013）发现受文化教育时间少于12年的人容易出现轻度与中度的问题博彩症状[20]。Kundu等（2013）收集2 002名博彩消费者数据，通过分析指出文化水平的提升是预防问题博彩行为的途径之一[21]。Gainsbury、Russell和Blaszczynski在对高校学生与普通居民的博彩行为调研中发现，高校学生相比普通居民更少出现问题博彩、酗酒等问题，原因是高校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文化教育，更容易形成理性的观念，抵御问题博彩行为的形成，同时也因为教育更清楚问题博彩的危害，从而形成对博彩相对消极的态度[6]。
上述研究检验了问题博彩行为在博彩消费者的文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博彩动机在消费者文化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从消费者博彩行为的源头，即博彩动机出发，探讨不同文化水平群组中不同人口特征的博彩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情况如何，试图检验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控制问题博彩的重要因素这一假设。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澳门博彩业现阶段保持6家持牌（博彩专营权）公司的竞争格局[22]，因此本研究选取6间分别代表该6家大型博彩企业的知名娱乐场作为研究对象：新葡京娱乐场、永利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银河娱乐场、新濠天地娱乐场与美高梅娱乐场。6间娱乐场在促使澳门博彩业迅速崛起成为最具规模的世界级产业，同时带动整个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3]。因此，以上述6间娱乐场为案例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
（二）问卷设计
笔者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将问题博彩视角与消费体验视角结合，归纳出博彩动机包括逃离与放松、赢取金钱、愉悦刺激、控制结果、增强社交、接受教育、形象吸引、项目吸引8个维度。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界定博彩动机8维度的操作性定义（见表1），为研究问卷问项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三） 抽样方法与调研过程
本研究以正在澳门参与博彩娱乐项目的21岁以上消费者（包括旅澳游客与澳门居民）为研究样本。研究使用方便抽样方法，于新葡京娱乐场、永利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银河娱乐场、新濠天地娱乐场与美高梅娱乐场向客人派发问卷，均使用现场填写并现场回收的方式，以便能随时对受访者予以解释，并保证问卷的回收率与填答结果的可靠性。研究首先进行预调研，回收100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21-0软件检验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反映问卷具备良好的可靠性[45]100-400，可以进行正式调研。大规模调研历时两个月，共派发问卷642份，回收问卷640份，筛选出有效问卷617份，有效问卷率96-4%。
四、数据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对617份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3），数据显示男性博彩消费者比例较女性略大，样本以来自内地的中青年消费者为主，其中服务人员、教育研究行业人员、企业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与学生所占比例较大，同时样本中高文化水平者较多。
（二）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研究首先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博彩动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0，参考卢文岱的观点，量表信度系数优秀，具备极佳的可靠性[45]。接下来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检验量表KMO值为0-905，Barlett球形度检验定位卡方值为11 384-706，且显著性为0-000，参考邱皓政（2009）的观点，量表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46]15-18。
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方法萃取维度，通过了两次方差最大的正交旋转法解释维度。首次旋转发现“第20项 为了了解娱乐场独特文化”与“第22项 为了开阔眼界”两个问项的因子负荷量存在两个数值大于0-4的情况，反映两个不同的维度能对该类问项进行解释，不符合标准，因此删除这2个问项。第二次旋转得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维度，对量表总变异量的解释累积达到66-059%，表示5个维度能解释量表变量66-059%的变异，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来的问项能较好地被博彩动机5个维度所解释。因子分析结果中，第一个维度内容由博彩娱乐场形象（主题、宣传、品牌、外观）与项目（服务、娱乐、博彩）等元素的吸引力组成，这些元素皆与博彩娱乐场自身的特色密切相关，因此把該维度命名为“特色吸引”动机；第二个维度由赢取金钱与追求各种自我欲望满足的动机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获利与自我动机”；第三个维度由休闲、放松、逃离压力等内容组成，因此命名为“休闲与逃离”动机；第四个维度由寻求尊重、与家庭亲友交流与学习新知识等动机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社交与教育”动机；第五个维度由寻求愉悦、刺激、新奇等享乐体验动机构成，根据内容命名为“享乐动机”。
对新生成的5个维度进行效度检验，各个问项因子负荷量在0-456～0-878之间，因子分析旋转后的博彩动机量表拥有较高构念效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博彩动机类型包括：特色吸引、获利与自我、休闲与逃离、社交与教育、享乐动机。
分析结果可见，“特色吸引”维度为外在诱因动机，其余4个维度为内在驱力动机。其中“获利与自我”维度的解释率在内在驱力动机中最高，表明“获利与自我”动机对样本内在博彩动机的影响最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娱乐场消费者参与博彩活动，最主要的内在目的与需求是为了赢得金钱与满足自我欲望。然而，过多地追求获利与自我控制欲望，有可能导致“问题性博彩”的出现[47]。也有研究通过实证指出，问题博彩或病态博彩者的主要动机为金钱动机[19]。同时发现，“社交与教育”动机解释率较低，对博彩消费者动机的影响较小。Breen、Hing和Gordon（2011）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博彩活动中积极地社交与适当地接受教育，有利于预防问题博彩心理的产生[48]。Nerilee、Breen和Gordon（2014）在比较澳大利亚博彩者的博彩行为差异中，发现基于社交动机的博彩者发生问题行为的风险较少[49]。据此，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需要加强相关宣传与服务措施，控制娱乐场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提升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
（三）方差分析
1.单因素方差分析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受访样本按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分为5类组群：①初中及以下；②高中；③专科学院；④本科；⑤硕士及以上。随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文化水平的博彩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两类动机的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01，表示不同文化水平博彩消费者在两类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继续通过事后分析，检验文化程度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存在的差异情况。数据结果基本上呈现出，学历越低的消费者在“获利与自我”的动机越高；同时，在社交与教育动机方面，专科学历消费者显著高于高中学历消费者。上述结果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利于抵御不良博彩动机（获利与自我），增加正面博彩动机（社交与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的文化水平的提升，是预防问题博彩的重要因素。
2.多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不同人口特征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4个变量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维度上交互效应的显著性（sig）分别为0-045与0-03，均小于0-05，表示5类不同文化水平组群中的上述人口特征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利用事后分析，探讨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4个变量在“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中存在的差异情况。
表4与表5分别展示了不同文化水平群组中不同人口特征在两类博彩动机中的差异情况。其中均值差异一栏表示同一受教育程度群组中，不同教育水平地区博彩消费者，其博彩动机方面存在的差异情况，标注有“*”的表示该差异为显著。基于此原则，综合表4与表5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在高中学历的31～40岁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香港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低于广东消费者，
该结果与现实情况较符合。31～40岁年龄段的高中学历群体一般需要接受持续教育以提升教育水平。在广东与香港两地的持续教育水平比较中，香港对持续教育极为重视，早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学科、多层次与多形式的持续教育办学模式[50]；相比之下广东省的持续教育模式较为落后，同时地位也处于边缘化[51]。由此反映出，在中等年龄段的高中学历人士接受持续教育的水平比较中，香港整体普遍高于广东省。因此，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整体持续教育水平的高低，能显著影响博彩动机的高低，较高的文化水平能较大程度减少不良的博彩动机。
（2）在专科学历的21～30岁年龄段的女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澳门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较高，“社交与教育”动机较低，
这与现实也比较符合。从上述特征来看，该类群体一般仍在接受教育或刚参加工作。首先，澳门高等教育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52]1-30，容易导致上述群体的文化水平较低；其次，博彩业的迅速扩张令更多高校学生辍学或失去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意愿，纷纷就业于博彩业，在短时间获取较丰厚的薪酬[3]。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澳门社会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也容易让澳门青年群体的心理变得浮躁与功利，从而导致上述群体的“获利与自我”动机较重，在参与博彩活动时热衷于快速赢钱与满足自我欲望，有进一步恶化为问题博彩的潜在危机。
（3）在本科学历的31～4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东南亚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消费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高低会对博彩动机的高低产生显著影响。目前，东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不高，近年来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与中国相比仍较低，因此容易导致来自东南亚的消费者偏好于在博彩活动中逐利与过度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长此以往，该心态也容易导致问题博彩的出现。
（4）在本科学历的41～5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中国广东省的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广东省以外）与欧洲的消费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省需要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的大众化水平。該年龄段的群体有能力接受本科高等教育的时期，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然而资料显示，广东省在1990年至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与国内部分省市（浙江等）相比仍较低，目前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级阶段[53，54]。该情况容易导致广东省41～50岁年龄段的群体整体接受高等教育水平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整体水平，从而容易导致广东省消费者的不良博彩动机偏高。
（5）在硕士学历的21～30岁年龄段的男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香港的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显著高于中国内地消费者，
该结果与目前中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现状较为符合。中国内地的研究生教育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目前其生源质量、学风现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而香港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其教育质量优于内地[55]。因此，硕士学历群体中，较高的文化水平也直接影响香港消费者的正面博彩动机高于内地消费者。
（6）在硕士学历的31～40岁年龄段的女性群组中，常住地区为广东省与澳门的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显著低于内地（广东省外）与台湾的消费者，
该结果也较好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台湾研究生教育起步较广东省与澳门更早，发展也更为成熟[56]；同时，与内地其他教育强省相比，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存在研究生规模偏小、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54]。因此，广东省与澳门的研究生整体受教育水平较内地其他地区与台湾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群体正面的博彩动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博彩消费者动机具5维度结构
本研究以澳门知名娱乐场为案例，结合问题博彩与消费体验视角构建出博彩消费动机测评量表，经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得出量表具5维度：特色吸引动机、获利与自我动机、休闲与逃离动机、社交与教育动机、享乐动机。研究结果反映，澳门博彩消费者主要受内心“获利与自我”动机的驱动，在参与博彩活动时热衷于追求获利与满足自我掌控的欲望，而对“社交与教育”方面的追求较弱。目前，不少研究指出博彩活动中逐利与自我掌控欲望的动机过强容易形成问题博彩心理，而社交与教育等动机则容易预防问题博彩心理产生。因此，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需要正确引导消费者的博彩动机，降低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增加“社交与教育”动机，从而有效减少问题博彩的产生。
2.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以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以“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为因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学历越低的消费者，其“获利与自我”动机越高，“社交与教育”动机越低。研究结果反映出，个体持续文化水平的提升，是减少不良博彩动机、提升健康博彩动机的重要因素。
3.国内外不同文化水平地区的消费者，其博彩的动机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以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常住地区为自变量，“获利与自我”和“社交与教育”动机为因变量，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验证了来自不同文化水平地区的消费者，其博彩动机中存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同一学历常住地区为中国广东省、中国澳门或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其“获利与自我”动机往往高于常住地区为中国香港、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其“社交与教育”动机低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消费者。可见，来自教育水平不同地区的博彩消费者，即使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同，也会呈现如下趋势：地区文化水平越高，博彩消费者的“社交与教育”动机越高；地区文化水平越低，博彩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水平则越高。研究结果反映，地区整体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博彩消费者的“获利与自我”动机和“社交与教育”动机高低的重要因素。
（二） 研究建议
1.提升个人与地区文化水平是解决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消费者的博彩动机有显著差异，验证了不同文化水平地区消费者的博彩动机具显著差异，从而证明了个人与地区持续教育水平的加强与普及，是减少问题博彩动机、提升健康博彩动机、解决问题博彩的有效途径。因此，笔者从提升文化水平的角度，建议政府全方位加大持续教育力度，营造学习型社会，建立终身学习的激励机制，实施形式多样的持续教育方式。如可根据人们与社会的不同需求，开展文、史、哲、艺术、康体等的持续教育；也可以开展学历型持续教育，提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还可开设创业、创新持续教育，开拓更广泛的就业创业空间等；从而提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进而提升人们在博彩消费时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人们参与博彩活动时过度追求获利与自我欲望的不良动机，减少问题博彩的发生，促进澳门博彩业与社会健康繁荣发展。
2.加快澳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升澳门特区整体文化水平
澳门政府应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首先，应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其次，实施高校学费优惠政策，同时增加对专科学生的教育经费资助，以有效减少澳门高校学生辍学的现象，同时加大对专科后持续高等教育的投入。再次，澳门政府要引导或组织高校加强与博彩企业合作，为博彩企业年轻员工提供优惠的持续高等教育机会，让其在业余时间能完成高等教育，从而提升个人文化素质，减少自身的浮躁与功利心态，自觉控制不良博彩动机。
3.打造負责任博彩文化
澳门博彩企业需要进一步推广“负责任博彩”教育，打造健康博彩企业文化。首先，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应主动向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宣传健康博彩文化，引导其休闲博彩动机，以此增加此类地区消费者健康博彩的意识，减少其“获利与自我”动机的增加。其次，博彩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负责任博彩的相关培训教育，把持续教育延伸到博彩企业，通过加强企业的持续教育来打造负责任博彩文化，树立企业员工负责任博彩的理念，在工作中要求员工（尤其是庄荷）重点关注中国广东、中国澳门（说粤语）与来自东南亚的中青年消费群体，一旦发现其出现沉溺博彩情况时，就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劝诫或采取限制措施，减少其不良博彩动机的进一步加强。再次，博彩娱乐场可适当增加适合年轻群体的多人娱乐或文化项目，定期举行主题动漫展、特色文化展览、演出等，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前来聚会娱乐，在体验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达到减少负面博彩动机、增加正面博彩动机的目的；从而有效减少问题博彩等问题的产生，提升澳门娱乐场良好形象，加快博彩业的健康繁荣发展，也进一步促进澳门成为“世界休闲中心”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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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of Macau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into a world leisure and tourism center， but it also has brought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problem gambling，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leisure gambling. This study tri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of gaming motiv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of consumer groups and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of regions. Through a survey on 617 gambling consumers， 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developed measurement tools suitab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motivation in Macao's casinos with detailed and reliabl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casinos in Macao. It propo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gaming consumer motivation， that Macao's casinos exhibit a structure of five dimensions： profitgaining and selfsatisfying motivation， leisure and relaxation mo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eeking motivation， emotional motivation， and attractivenessduetopeculiarities motivation.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profitgaining and selfsatisfying mo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seeking motiv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education level concerning relevant population attribute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proved that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overall social education level is a key to the solving of problem gambling and confirmed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ng motiv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gam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by relevant enterprises， to the promotion of Responsible Gaming，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problem gambling. The study may also serve as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Macao's positive tourism image in the days to come.
Key words：problem gaming； motivation； education level； difference； continuing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