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二附小的恩师们
冉乃彦
我随着家人从成都返回北京，先后转了两个小学，1947年在北京东铁匠胡同小学读完了四年级。这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相约，要报考北师大二附小（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前身）高年级。
那天，在报名的人当中，像我们这样自己走来的穷孩子并不多。报名的学生有坐小轿车来的，有坐人力车来的，最差的也是由家长陪着。排队报名的多数也是由佣人、听差代替。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排队大军沿墙站着，一个接一个的大人，远远望去像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只是到我们这几个小孩子的地方，才变成低谷。
从考试到看榜，都是我们自己去，可能家长忙，也可能是家长对我们没有多大的信心。没想到发榜那天，在那张用工整的楷书写就的录取榜上，竟然有我们东铁匠胡同小学的三个名字，而且隐隐记得何震考了第六名，我考了第八名，还有李士侠也考上了，总之名次都比较靠前。我高兴得心突突地跳，领了录取通知书后就赶忙回家。
母亲微笑着看着录取通知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到关于购买校服的规定时，才稍稍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说：“这校服可不便宜。”好在学校还比较宽容，补充规定是：如果买不起校服，可以用其他上衣代替，只是需要在领子上绣上两道红线——这是二附小的标志。
开学了，我穿着“代校服”自豪地走在街上，因为领子上绣着两条“闪闪发光”的红线，我感觉不时有路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在校门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友，笑盈盈地迎接我们这些小家伙，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受到二附小浓浓的互敬互爱的氛围。慢慢走进去，一个个“景点”逐一展现：往南看，有槐树浓荫后面的教导处；西北角，有古朴幽静的图书馆；在西边，有高高伫立的悬钟塔；在东边，夹竹桃旁有幼儿园……
我分在丙班。班主任是李玉印老师，他高高的个子，留着平头，穿着长衫，严肃而又和蔼。不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他的一举一动真可以用“斯文”二字概括。听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师范大学的高才生，还有几位女老师是抱定独身主义的，决心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教育事业。
李玉印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们的创新想法又坚决支持。
那时候，不知受到什么启发，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摆成8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最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建议居然能够得到办事极其谨慎的李老师的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被排列成8人一组，大家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印象还非常清晰。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想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大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也是容易燃烧的，可是它们化合成水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我的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在别的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氢和氧能够燃烧，但是它们化合以后就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再燃烧了。”
这个回答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我立刻泄了气，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小组合作”可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它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二附小的许多课都让我感到新奇和无比喜欢。特别是自然课，知识渊博的左荫庭老师亲自操作电影放映机，银幕上是阿米巴虫怎样吃东西。这让我感到很像进入了科学殿堂。受到左老师的影响，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立志要当科学家。
汪琪老师的手工课和美术课，也是我喜欢的。老师训练我们掌握绘画的各种线条：斜纹、直纹、水波纹……我对美术的爱好，在这里得到了规范的指导。汪琪老师还教我们蜡染技术，把我们的创意画，通过蜡染技术印在手绢上和书包上。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二附小的老师让我学会了缝衣服必须掌握的各种针脚，学会以后，直到长大成人，补袜子、缝被子我都是亲自动手，甚至还给我的孩子衣服上绣过熊猫玩气球之类的图案。
我是在二附小迎接的解放。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在学校里，虽然还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实际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微妙的变化。
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部门，通过学校发给我们小学生一些画册，上面画着共产党如何“杀人放火”的画面。不过那时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是“红头发、绿眼睛”的那些宣传了。哥哥路过北平时讲了一些真实情况，还留下了一本当时的禁书《列宁的故事》，我是非常喜欢看的，尤其是列宁被追捕，在湖边窝棚前读书写字的精美插图，让我至今难忘。
这时候，在二附小的课上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讲法。地理课上，受国民党控制的老师竟然指着苏联的地图说：虽然它的面积很大，但是，你们看见没有？都是绿色，说明那是野草丛生的荒原。与此同时，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在积极地向学生们传授新内容，其中就有陶淑范老师。她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二附小是我的珠算课老师。
开始我不太适应陶淑范老师的珠算课，一上课，陶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就噼里啪啦地用规定的指法拨动算盘珠，因为大部分同学是二附小直升上来的，他们早已掌握了这种预热方法，而我们这些新来的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当然，最有趣的是陶淑范老师悄悄讲的那些解放区的小故事，听得我们心里痒痒的。往往是讲着讲着，下课铃声响了，她才从故事中转回来：“啊！下课了？快！咱们再练一练珠算……”
还有一位高云老师，虽然还没有解放，在她教的音乐课上，就开始教我们唱进步歌曲了，偶尔还加进一个充满活力的解放区歌曲。如“四七年那么嚯嘿，大生产那么嚯嘿，淅沥沥哗啦啦……”后来我才知道高云老师是地下党在二附小的领导人，她是冒着生命危险领导老师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迎接解放的。
解放后，听说高云老师调到北师大二附中当了校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不幸早逝。
在二附小，优秀教师非常多，只是有的由于没有直接教过我，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在恩师中，陶淑范老师解放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她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除担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工会常委、全国妇联执委、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外，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代表中国教师到苏联参观访问。
可能是因为我是二附小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吧，解放初期留给我们的印象十分丰富、深刻。我们亲眼看到二附小这个百年名校，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我深深感受到，母校给我们的一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我个人体会最真切的精神财富是：
如饥似渴地热爱知识，
因陋就简地锻炼身体，
身体力行地重视实践，
不畏艰险地勇于创造，
诚恳朴实地关爱他人，
真诚执着地崇尚民主，
满腔热血地报效祖国，
脚踏实地地全面发展。
（责 编 再 澜）
我随着家人从成都返回北京，先后转了两个小学，1947年在北京东铁匠胡同小学读完了四年级。这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相约，要报考北师大二附小（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前身）高年级。
那天，在报名的人当中，像我们这样自己走来的穷孩子并不多。报名的学生有坐小轿车来的，有坐人力车来的，最差的也是由家长陪着。排队报名的多数也是由佣人、听差代替。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排队大军沿墙站着，一个接一个的大人，远远望去像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只是到我们这几个小孩子的地方，才变成低谷。
从考试到看榜，都是我们自己去，可能家长忙，也可能是家长对我们没有多大的信心。没想到发榜那天，在那张用工整的楷书写就的录取榜上，竟然有我们东铁匠胡同小学的三个名字，而且隐隐记得何震考了第六名，我考了第八名，还有李士侠也考上了，总之名次都比较靠前。我高兴得心突突地跳，领了录取通知书后就赶忙回家。
母亲微笑着看着录取通知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到关于购买校服的规定时，才稍稍皱起了眉头，喃喃地说：“这校服可不便宜。”好在学校还比较宽容，补充规定是：如果买不起校服，可以用其他上衣代替，只是需要在领子上绣上两道红线——这是二附小的标志。
开学了，我穿着“代校服”自豪地走在街上，因为领子上绣着两条“闪闪发光”的红线，我感觉不时有路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在校门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友，笑盈盈地迎接我们这些小家伙，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受到二附小浓浓的互敬互爱的氛围。慢慢走进去，一个个“景点”逐一展现：往南看，有槐树浓荫后面的教导处；西北角，有古朴幽静的图书馆；在西边，有高高伫立的悬钟塔；在东边，夹竹桃旁有幼儿园……
我分在丙班。班主任是李玉印老师，他高高的个子，留着平头，穿着长衫，严肃而又和蔼。不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他的一举一动真可以用“斯文”二字概括。听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师范大学的高才生，还有几位女老师是抱定独身主义的，决心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教育事业。
李玉印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们的创新想法又坚决支持。
那时候，不知受到什么启发，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摆成8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最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建议居然能够得到办事极其谨慎的李老师的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被排列成8人一组，大家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印象还非常清晰。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想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大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也是容易燃烧的，可是它们化合成水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我的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在别的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氢和氧能够燃烧，但是它们化合以后就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再燃烧了。”
这个回答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我立刻泄了气，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小组合作”可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它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二附小的许多课都让我感到新奇和无比喜欢。特别是自然课，知识渊博的左荫庭老师亲自操作电影放映机，银幕上是阿米巴虫怎样吃东西。这让我感到很像进入了科学殿堂。受到左老师的影响，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立志要当科学家。
汪琪老师的手工课和美术课，也是我喜欢的。老师训练我们掌握绘画的各种线条：斜纹、直纹、水波纹……我对美术的爱好，在这里得到了规范的指导。汪琪老师还教我们蜡染技术，把我们的创意画，通过蜡染技术印在手绢上和书包上。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二附小的老师让我学会了缝衣服必须掌握的各种针脚，学会以后，直到长大成人，补袜子、缝被子我都是亲自动手，甚至还给我的孩子衣服上绣过熊猫玩气球之类的图案。
我是在二附小迎接的解放。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在学校里，虽然还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实际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微妙的变化。
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部门，通过学校发给我们小学生一些画册，上面画着共产党如何“杀人放火”的画面。不过那时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是“红头发、绿眼睛”的那些宣传了。哥哥路过北平时讲了一些真实情况，还留下了一本当时的禁书《列宁的故事》，我是非常喜欢看的，尤其是列宁被追捕，在湖边窝棚前读书写字的精美插图，让我至今难忘。
这时候，在二附小的课上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讲法。地理课上，受国民党控制的老师竟然指着苏联的地图说：虽然它的面积很大，但是，你们看见没有？都是绿色，说明那是野草丛生的荒原。与此同时，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在积极地向学生们传授新内容，其中就有陶淑范老师。她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二附小是我的珠算课老师。
开始我不太适应陶淑范老师的珠算课，一上课，陶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就噼里啪啦地用规定的指法拨动算盘珠，因为大部分同学是二附小直升上来的，他们早已掌握了这种预热方法，而我们这些新来的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当然，最有趣的是陶淑范老师悄悄讲的那些解放区的小故事，听得我们心里痒痒的。往往是讲着讲着，下课铃声响了，她才从故事中转回来：“啊！下课了？快！咱们再练一练珠算……”
还有一位高云老师，虽然还没有解放，在她教的音乐课上，就开始教我们唱进步歌曲了，偶尔还加进一个充满活力的解放区歌曲。如“四七年那么嚯嘿，大生产那么嚯嘿，淅沥沥哗啦啦……”后来我才知道高云老师是地下党在二附小的领导人，她是冒着生命危险领导老师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迎接解放的。
解放后，听说高云老师调到北师大二附中当了校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不幸早逝。
在二附小，优秀教师非常多，只是有的由于没有直接教过我，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在恩师中，陶淑范老师解放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她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除担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工会常委、全国妇联执委、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外，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代表中国教师到苏联参观访问。
可能是因为我是二附小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吧，解放初期留给我们的印象十分丰富、深刻。我们亲眼看到二附小这个百年名校，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越办越好。
我深深感受到，母校给我们的一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我个人体会最真切的精神财富是：
如饥似渴地热爱知识，
因陋就简地锻炼身体，
身体力行地重视实践，
不畏艰险地勇于创造，
诚恳朴实地关爱他人，
真诚执着地崇尚民主，
满腔热血地报效祖国，
脚踏实地地全面发展。
（责 编 再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