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建设：历史逻辑、范式创新与体系架构
[摘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重大命题。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党的政治建设范畴的提出，促进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结构优化和形态跃升。党的政治建设体系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权威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内政治价值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以“四性”为特质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以“三位一体”为结构范式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以“四自”和“四力”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的党内政治生态体系。
[关键词]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1000309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创新品质的重大命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这一命题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验判断，因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 “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只有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探讨党的政治建设命题，才能更深刻地省思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重要价值，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逻辑，建构具有高度自洽性的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要求。
一、 党的领导与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
政治从来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物，政治建设的理论范式与行动路径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现实使命和发展战略紧密关联。对我国而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归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逻辑必然。
在国家转型的视野中，“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通过对其主体、动力、范围、速度、步骤等相关要素的揭示，创设出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参与、制度创新等发展历程的重要视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也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思考坐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发展的目标设定和战略要求。“现代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就其原初含义来说，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由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迁趋势的思考。20世纪以来，各种版本、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方兴未艾并渐成显学，为各国文化及政治精英广泛接受。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不独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现代化表征着一场人类逐渐摆脱异化状态和减少依附性，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多侧面、全方位重构的历史发展运动，凝结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化既是一种程度化认定，更是一种过程化描述。不同国家迈进现代化门槛的起点不同，所经历的路径也千差万别，因而也体现出不同的历史逻辑。总体来说，主要有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均在主权完整、民族独立的情境下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引擎和动力，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占据着全球化先机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依靠“丛林法则”转移制度成本、积累财富，缓解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应对利益冲突多元化风险，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包括国家制度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稳定化等内容的国家形态切换。然而，时至当代，耐人寻味的是，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获得独立主权、意图借力全球化资源实现本国现代国家转型时，欧美发达国家产生了这样的怪象：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剧烈涌动，精英群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这恰恰折射出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缺失道义力量、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扩张式、掠夺式的现代化逻辑。
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后发式、外生型模式，有其特殊规律。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在既缺失工业化的内源性动力又处于因主权不完整而无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契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国家建构与启动现代化同步进行、以国家建构凝聚权威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路径。现代国家是以承认和保障社会个体的自由平等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因而政治建设天然成为国家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历史表明，政党是政治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廷顿对此的观点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P341）他还特别重视政党在遏制现代化负面力量中的作用：“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1]（P54）即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强大政党的权威性主导是保持稳定与秩序的先决条件。反观21世纪以来一些在“颜色革命”中复制或移植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均因缺乏以政党为核心的权威政治力量的主导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困境，现代化之梦最终化为泡影。
中西方政党产生的方式不同，决定其使命担当存有根本区别。按照萨托利的观点，西方政党属于内生型政党，是在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内产生的。从其实践结果看，其主要使命在于以民主的名义，通过一次性投票方式实现政治精英更替，并逐步演化为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基本制度工具。近代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解体、内外危机交织、救亡图存为首要使命的背景下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迈进现代化门槛时的最初形态：帝国的规模、崩溃的权威、分裂的社会、坍塌的信仰、贫弱的机体。显然，这种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要求，而是外力使然；不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且缺乏有效的主导力量。……在社会无力、国家无效的状况下，中国要维系规模巨大的整体，并努力将其带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就自然需要第三种力量，这就是政党。”[2]由此可以说，中国政党不是单纯为民主运行而产生，其使命极大超越于西方民主化语境中的政党，首要职责是救亡图存，通过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实现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建构，再以赶超方式推进现代化转型。然而，组建政党仅是先决条件，如果缺乏围绕政党而形成的主导性权威和领导核心力量，梦想仍会沦为空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松散，最终没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轨道。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成功，展示出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逻辑。“中国形态现代化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3]在中国现代化逻辑的演绎过程中，贯穿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政治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P341342）
综言之，在现代国家转型期，如果缺乏先进政党的权威主导和高效整合，就会导致政治、市场、社会等各种力量的弥散与冲突，引发政治危机，进而延缓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由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绝对权威，发挥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轴作用，既是中国政治建设经验的理性总结和历史选择，也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和逻辑必然。
二、 党的政治建设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范式创新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性要求。理解这一要求，须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将党的政治建设置于国家治理质量的国际比较视野中，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生长、型体架构和范式创新中审视，才能深刻体悟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深意和理论价值。
政治建设的质量差异是考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现象的重要维度。政治建设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意味着权力空间的分割与权力结构的重组。政治建设就是在这种权力空间中展开的，使命即是合理配置权力，建立有序稳定的权力结构，为国家转型提供秩序与保障。近代以来，西方學者抽象出“国家-社会”的二元权力空间，创制出以社会权力至上且优先于国家权力为根本原则的制度框架，经过西方学者们几百年来的精细加工，被推崇为自由民主理论的典范。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模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无论是国家治理比较视域中的“西方之乱”，还是福山笔下的“政治衰败”，无不是西方政治建设质量下降、政治制度适应性严重弱化的典型表征。从政党政治中的“否决型”体制到法治政治中的法条主义、律师治国，再到民主政治中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强势碾压，均折射出西方传统政治建设的基本要素在不断蚀化、钝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政党权威和国家权威的双重不足，难以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引发了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罗素曾从权威与个人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希腊文明衰落的原因：“希腊人在个人成就上的伟大是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Political Incompetence）紧密相连的，因为个人激情的力量既是个人成就的根源，也是希腊无法保证团结的根源。希腊因此先是陷于马其顿，然后又陷于罗马的统治之下。”[5]（P2930）在自由民主制中，作为民主政治的黏合力量和重要引擎的政党，其应有功能淹没在浮华的选举程式与功利性的党派纷争之中，诱发出政党和国家公信力持续下降的“塔西佗陷阱”，致使社会领域中民粹主义泛滥，进而冲击、阻隔着资本力量与政治精英力量的传统联结通道，政治体系运行因缺乏主导权威的有效聚合而呈现失序化征兆。2016年以来发生的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韩国朴槿惠入狱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正是这种征兆的事实佐证。
“西方之乱”的实质是政治建设之殇。对于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中国来说，除了在“中国之治”中坚定制度自信，还应更加重视理论的突破与超越。不可否认，以往基于先行者对追赶者的样本作用，无论是政治发展还是政党政治的解释框架，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均是西方的理论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与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相对应，中国在政治建设理论方面处于“跟跑”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6]这一论述启示我们，既要增强坚守自己道路和制度的政治定力，又要依据中国经验和中国逻辑进行政治建设范式的自主创新；不仅不能成为西方理论的装饰品，还要进入理论“领跑”阶段，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中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切入点和实践着力点。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6]在此逻辑链条中，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体现出主题统一、要素兼容和机理贯通的内在契合。党的政治建设蕴含于国家政治建设中，又发挥主导、牵引、示范作用。第一，从权力空间来说，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建设范式的突破与超越。我们把政党作为一个核心要素纳入其中，走出了基于西方特殊事实来分析中国实践的“问题错位”误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分析上的“路径锁定”思维定势，突破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权力模型，架构起“政党-国家-社会”三元权力结构和分析框架；走出了政治建设要素的“排序错位”误区，即福山基于对美国“政治衰败”问题反思提出的观点——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7]。中国的排序正是把以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置于首位，从而突破了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确立起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一种替代性经验样本、政治方案和实践模式。第二，从根本归依来说，党的领导成为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共同基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建设的话语表述总体上经历了以下变化：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建设”的范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政治建设”问题，并结合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话语表述的变化，没有改变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心主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6]由此可见，对于党的政治建设地位的突出强调，正是为了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更好地发挥最大制度优势，更坚定地确认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内在契合点和根本立基点。第三，从实践形态来说，形成了反映中国经验和中国逻辑的“三统一”模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指在政治力量格局中政党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发挥对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动员和整合职能。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6]即是说，在中国的政治建设布局中，党的领导是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巩固、强化这种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并确立相应的思想观念、制度基础和行动框架，统御、引领、规范国家政治建设。人民当家做主，是指政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权力的归属与运行最终由人民的意志决定。尽管西方学者也用“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表述民主含义，但在实践中被异化为党争民主或代议民主，成为被资本力量、利益集团操纵的政治工具。最能说明自由民主制虚假性的事实在于：“文艺复兴开始到资产阶级革命，人的问题、个人权利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从洛克到休谟、亚当·斯密时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指的是有财产的人。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8]中国方案中的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体现的是民主价值的原初含义，更接近于民主实践的“元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性，既是人民民主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人民意愿得以通畅表达、人民权益得以真正实现的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指党的领导功能的发挥、公权力的运行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依据。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从法治政治的视角实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运行衔接，达成了党的政治建设语境中的依规治党与国家政治建设语境中的依法治国的逻辑自洽。
三、 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特点，结合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任务，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首次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范畴，这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布局的重大创新。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导向性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9]（P602），此后又总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上就形成了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四大要素在内的党的建设基本布局。党取得执政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从十三大正式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表述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到十八大首次明确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并正式写入党章，党的建设要素处于不断完善和调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表述，但在对党的领导的认识上，自十二大党章修订开始，一直沿用“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突出强调党的政治领导的根本定位，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我们党的根本遵循，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程始终，并逐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征和宝贵基因。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第一，从理论发展的维度看，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6]的重要论断，极富理论创新价值。政治性是政党的首要属性，离开获取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活动，政党就丧失了同一般社会组织的本质区别。党的历史表明，党对自己的政治使命是否明确、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政治方略是否科学，党员的政治信仰是否坚定、政治忠诚是否彻底、政治操守是否纯粹均会从根本上影响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建设中发生的“左”或右的方向性错误，根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出现了偏差。从实践效果来看，什么时候我们党重视政治建设，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有序、健康正常，党内就呈现出团结统一、风清气正、生机蓬勃的政治景象，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一旦出现忽视、淡化甚至削弱政治建设的错误倾向，就会诱发出组织涣散、纲纪废弛、精神不振等政治弊病，各种消极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尽管在党的建设史上，“政治”一词高频率出现于党的各种文献中，但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范畴并明确其根本性地位及对党的建设的重要功能，是十九大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突破性发展。第二，从要素排序的维度看，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一直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员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生活，成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大威胁，由此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则。二是“文革”结束之初，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复杂形势下，思想障碍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P141）的背景下开展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的首要位置便成为历史和现实双重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新时代我们党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十九大确立起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新布局，战略要素的调整和排序的变化，展现出党的建设总体格局的结构优化和形态跃升，使党的建设目标更为聚焦、主题更为明确、要素更为全面，更加契合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第三，从内在逻辑的维度看，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五位一體”新布局不仅是要素及排序的变化，更体现为要素之间逻辑联动机理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其他四个方面的统领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四项建设中心内容的统摄和建设方向的引领。具体说来，思想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为重点，突出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的坚定、政治使命感和政治忠诚度的增强；组织建设要以规范政治关系为重点，加大党的组织体系的层级节制力度，突出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强化组织负责人的政治责任；作风建设要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以优良党风锻造坚强党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纪律建设要以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力为重点，坚持纪挺法前，坚持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根本归旨，让纪律处分成为常态，违法犯罪成为极少数，真正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
四、 党的政治建设的体系建构与基本框架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内嵌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型体结构之中，发挥着对其他要素的主导、统御和联结作用。同时，党的政治建设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紧密结合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建构起党的政治建设的体系框架，以便准确把握实践指向和行动路径。
（一）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权威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6]对于党的政治建设而言，首要的是确立和维护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第一，理性认识政治权威。权威是政治分析中最基本和最持久的话题之一。长期以来，有些人忌谈“权威”，把确立和服从权威与政治专制等同起来，这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是一种“政治失明症”。其实，连西方学者也承认：“关于权威正当性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它是维持秩序的基本条件，因此也是人们摆脱野蛮和不公正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一种没有政治统治的社会——的唯一手段。”[10]（P8）恩格斯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1]（P226）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权威和服从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第二，组织权威是基础和依托。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和优势，也是凝聚政治权威的根本保证。在一个层级节制关系紧密的政治组织中，核心权威不能是多元的，只能是唯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权威只能是党中央权威，根本要求就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权威主要源于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实践中展示出的高超领导力、以身示范的强大影响力和党内法规的严格约束力。第三，领袖权威是核心和关键。重视维护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时代也要把这样的人物创造出来。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荐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2]（P344）一旦选出了这样的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就必然成为全党的政治核心。当前，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就是要聚焦到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突出对党的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这种领袖权威，源于实现伟大梦想所凝聚起的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源于进行伟大斗争所展现出的攻坚克难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源于推进伟大事业所取得的极不平凡的重大成就，源于建设伟大工程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积极成效和广泛认同，是历史情势、全党意志、人民意愿、个人魅力等多种“原料”锻造的“合金”。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内政治价值体系
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以特定价值为导向的。政治价值是基于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而做出的关于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关涉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意义之评价。十九大报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6]。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围绕搞清楚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基本问题，确立起党内政治价值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内核，是建党之初心、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党员干部应坚守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位置、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将以人民为中心置于政治价值谱系的顶端，确立起观察和判断政治生活和自身言行的政治价值体系，主要包括正义观、公平观、政绩观、善恶观、是非观、得失观、名利观等内容。这种价值体系对于党员干部升华政治信念、规范政治言行、厚植政治道德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党的政治建设离不开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为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法治化奠定了坚实的“良法”基础。第一，在实体建构上，突出党章的总章程和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党中央通过对原有制度的清理、修订、补充和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总依据，位阶清晰、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中，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第二，在制度运行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贯穿于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关键在于保持政治权力和党员权利的平衡，确立凝聚政治权威、维护党内秩序、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导向。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13]（P271）時至今日，这一论述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价值。第三，在实践着力点上，突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守。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14]（P16）无论是从政党的根本属性看，还是从实践中所暴露的突出问题看，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于党的政治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立言立行的“基准线”和安身立命的“压舱石”。
（四）以“四性”为特质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问题，专门修订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体要求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这“四性”是党内政治生活根本特质的集中概括。政治性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属性和原则方向，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始终，着力于解决坚定政治信仰、把握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增强“四个意识”等重大政治问题，而不能漫无边际，陷入事务主义的误区。时代性强调的是要以开放的胸怀，善于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应答时代问题、满足时代需要，适应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任务，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创新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实效性，最根本的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原则性指作为“组织化”行为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党员个人的自由行动，更不是帮派性、团伙性活动，要确立党章党规在党内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坚持依规而行，牢守党性原则和政治底线。斗争性实质上是指对待党内消极错误倾向的立场态度和斗争能力的问题，要义在于正视党内矛盾这个客观存在，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保持政治锐气和政治勇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碰硬，防止和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好人主义倾向，通过积极有效的党内斗争，凝聚起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最大政治共识。围绕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应进一步“确立整体性、系统性、联动性思维，从思想认知、目标功能、主体内容、风险防控、制度保障等视角，概括党内政治生活体系的基本要素，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15]，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顺利开展。
（五）以“三位一体”为结构范式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
作为“人化”痕迹的文化，呈现出观念、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种样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先进思想的形成、价值观念的矫正，还是制度价值的“良”与“恶”、执行力的强与弱，均离不开文化的涵养与支撑。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精神标识、深厚底蕴和丰富滋养。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党内政治文化”范畴，并在其后进一步阐释其三个组成部分及内在逻辑，构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革命文化为源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范式。在性质定位上，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观念体系和价值诉求的文化形态。在历史传承上，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孕育成长的“母体”，充分汲取了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和文化资源，是对传统政治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生成源头上，党内政治文化发轫于烽火岁月中的革命文化，镕铸着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维系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并以“红色”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魅力标识。在主体依托上，要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真理性、价值性、时代性、实践性、战斗性和开放性提供活力之源和自信之基。在运行机理上，党内政治文化体现为“破”与“立”、解构与建构相结合的辩证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又要“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16]。
（六）以“四自”和“四力”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
政治能力的强与弱直接决定党的政治建设的实际状态和质量。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新要求，这与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注重提高政治能力是相互衔接、意蕴一致的。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四自”和“四力”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首先，从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说，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性和唯一性，客观要求全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自觉主动地发现并及时清除一切危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种内在修炼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其次，从治国理政的客观需求说，党的领导是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在此前提下，能否胜任这一角色，领导活动的效果如何，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怎样，就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回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党能否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这“四力”体现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实践活动之中。政治领导力是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首要能力，具有“引擎”功能，体现为制订政治路线、掌控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和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推进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思潮、传播核心价值观念、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的能力。群众组织力是指善于把握运用组织群众的规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的能力。社会号召力意指党要依靠自我革命的勇气、治国理政的智慧、为民谋利的作为，在全社会确立起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政治威望，通过感召力和公信力来赢得社会广泛认同、自觉追随的能力。
（七）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的党内政治生态体系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环境和质量的整体展现，是党内政治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关联互动状态的综合映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具有多重价值意蕴，主要包括以清除“政治污垢”为重点的生态净化，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的生态重构，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重点的生态修复，以党内与党外生态平衡为重点的生态优化，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为重点的生态涵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围绕此目标，可从党内廉洁生态建设、党内责任政治生态建设、党内民主法治生态建设、党内组织生态建设、党内文化生态建设、党内与党外的生态链动等方面，整体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环境，实现党的建设质量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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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link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logic of Chinas moving towards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view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guide the growth fact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ystem of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basic elements： intraparty political authority system； intraparty political value system of regarding people as the center； intraparty political system of regarding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core； intraparty political life system characterized with “four feature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system； political capacity system；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Contruction
[关键词]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1000309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创新品质的重大命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这一命题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验判断，因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与 “现代化”视野中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联动，而且统摄“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生长要素与型体结构。只有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探讨党的政治建设命题，才能更深刻地省思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重要价值，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逻辑，建构具有高度自洽性的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要求。
一、 党的领导与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
政治从来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物，政治建设的理论范式与行动路径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现实使命和发展战略紧密关联。对我国而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归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逻辑必然。
在国家转型的视野中，“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通过对其主体、动力、范围、速度、步骤等相关要素的揭示，创设出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参与、制度创新等发展历程的重要视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也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思考坐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发展的目标设定和战略要求。“现代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70年代，就其原初含义来说，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由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迁趋势的思考。20世纪以来，各种版本、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方兴未艾并渐成显学，为各国文化及政治精英广泛接受。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不独属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现代化表征着一场人类逐渐摆脱异化状态和减少依附性，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多侧面、全方位重构的历史发展运动，凝结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化既是一种程度化认定，更是一种过程化描述。不同国家迈进现代化门槛的起点不同，所经历的路径也千差万别，因而也体现出不同的历史逻辑。总体来说，主要有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均在主权完整、民族独立的情境下开启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引擎和动力，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占据着全球化先机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依靠“丛林法则”转移制度成本、积累财富，缓解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应对利益冲突多元化风险，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包括国家制度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稳定化等内容的国家形态切换。然而，时至当代，耐人寻味的是，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获得独立主权、意图借力全球化资源实现本国现代国家转型时，欧美发达国家产生了这样的怪象：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剧烈涌动，精英群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这恰恰折射出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缺失道义力量、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扩张式、掠夺式的现代化逻辑。
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后发式、外生型模式，有其特殊规律。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在既缺失工业化的内源性动力又处于因主权不完整而无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契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国家建构与启动现代化同步进行、以国家建构凝聚权威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路径。现代国家是以承认和保障社会个体的自由平等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因而政治建设天然成为国家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历史表明，政党是政治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廷顿对此的观点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P341）他还特别重视政党在遏制现代化负面力量中的作用：“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1]（P54）即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强大政党的权威性主导是保持稳定与秩序的先决条件。反观21世纪以来一些在“颜色革命”中复制或移植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均因缺乏以政党为核心的权威政治力量的主导而陷入长期混乱的困境，现代化之梦最终化为泡影。
中西方政党产生的方式不同，决定其使命担当存有根本区别。按照萨托利的观点，西方政党属于内生型政党，是在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内产生的。从其实践结果看，其主要使命在于以民主的名义，通过一次性投票方式实现政治精英更替，并逐步演化为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基本制度工具。近代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解体、内外危机交织、救亡图存为首要使命的背景下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迈进现代化门槛时的最初形态：帝国的规模、崩溃的权威、分裂的社会、坍塌的信仰、贫弱的机体。显然，这种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要求，而是外力使然；不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且缺乏有效的主导力量。……在社会无力、国家无效的状况下，中国要维系规模巨大的整体，并努力将其带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就自然需要第三种力量，这就是政党。”[2]由此可以说，中国政党不是单纯为民主运行而产生，其使命极大超越于西方民主化语境中的政党，首要职责是救亡图存，通过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实现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建构，再以赶超方式推进现代化转型。然而，组建政党仅是先决条件，如果缺乏围绕政党而形成的主导性权威和领导核心力量，梦想仍会沦为空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松散，最终没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轨道。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成功，展示出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逻辑。“中国形态现代化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3]在中国现代化逻辑的演绎过程中，贯穿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政治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P341342）
综言之，在现代国家转型期，如果缺乏先进政党的权威主导和高效整合，就会导致政治、市场、社会等各种力量的弥散与冲突，引发政治危机，进而延缓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由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绝对权威，发挥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轴作用，既是中国政治建设经验的理性总结和历史选择，也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和逻辑必然。
二、 党的政治建设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政治建设的范式创新
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性要求。理解这一要求，须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将党的政治建设置于国家治理质量的国际比较视野中，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生长、型体架构和范式创新中审视，才能深刻体悟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深意和理论价值。
政治建设的质量差异是考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现象的重要维度。政治建设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意味着权力空间的分割与权力结构的重组。政治建设就是在这种权力空间中展开的，使命即是合理配置权力，建立有序稳定的权力结构，为国家转型提供秩序与保障。近代以来，西方學者抽象出“国家-社会”的二元权力空间，创制出以社会权力至上且优先于国家权力为根本原则的制度框架，经过西方学者们几百年来的精细加工，被推崇为自由民主理论的典范。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模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无论是国家治理比较视域中的“西方之乱”，还是福山笔下的“政治衰败”，无不是西方政治建设质量下降、政治制度适应性严重弱化的典型表征。从政党政治中的“否决型”体制到法治政治中的法条主义、律师治国，再到民主政治中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强势碾压，均折射出西方传统政治建设的基本要素在不断蚀化、钝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政党权威和国家权威的双重不足，难以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引发了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罗素曾从权威与个人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希腊文明衰落的原因：“希腊人在个人成就上的伟大是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Political Incompetence）紧密相连的，因为个人激情的力量既是个人成就的根源，也是希腊无法保证团结的根源。希腊因此先是陷于马其顿，然后又陷于罗马的统治之下。”[5]（P2930）在自由民主制中，作为民主政治的黏合力量和重要引擎的政党，其应有功能淹没在浮华的选举程式与功利性的党派纷争之中，诱发出政党和国家公信力持续下降的“塔西佗陷阱”，致使社会领域中民粹主义泛滥，进而冲击、阻隔着资本力量与政治精英力量的传统联结通道，政治体系运行因缺乏主导权威的有效聚合而呈现失序化征兆。2016年以来发生的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韩国朴槿惠入狱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正是这种征兆的事实佐证。
“西方之乱”的实质是政治建设之殇。对于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中国来说，除了在“中国之治”中坚定制度自信，还应更加重视理论的突破与超越。不可否认，以往基于先行者对追赶者的样本作用，无论是政治发展还是政党政治的解释框架，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均是西方的理论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与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相对应，中国在政治建设理论方面处于“跟跑”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6]这一论述启示我们，既要增强坚守自己道路和制度的政治定力，又要依据中国经验和中国逻辑进行政治建设范式的自主创新；不仅不能成为西方理论的装饰品，还要进入理论“领跑”阶段，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中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切入点和实践着力点。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6]在此逻辑链条中，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体现出主题统一、要素兼容和机理贯通的内在契合。党的政治建设蕴含于国家政治建设中，又发挥主导、牵引、示范作用。第一，从权力空间来说，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建设范式的突破与超越。我们把政党作为一个核心要素纳入其中，走出了基于西方特殊事实来分析中国实践的“问题错位”误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分析上的“路径锁定”思维定势，突破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权力模型，架构起“政党-国家-社会”三元权力结构和分析框架；走出了政治建设要素的“排序错位”误区，即福山基于对美国“政治衰败”问题反思提出的观点——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7]。中国的排序正是把以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置于首位，从而突破了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确立起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一种替代性经验样本、政治方案和实践模式。第二，从根本归依来说，党的领导成为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共同基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建设的话语表述总体上经历了以下变化：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建设”的范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政治建设”问题，并结合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话语表述的变化，没有改变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心主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6]由此可见，对于党的政治建设地位的突出强调，正是为了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更好地发挥最大制度优势，更坚定地确认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内在契合点和根本立基点。第三，从实践形态来说，形成了反映中国经验和中国逻辑的“三统一”模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指在政治力量格局中政党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发挥对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动员和整合职能。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6]即是说，在中国的政治建设布局中，党的领导是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巩固、强化这种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并确立相应的思想观念、制度基础和行动框架，统御、引领、规范国家政治建设。人民当家做主，是指政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权力的归属与运行最终由人民的意志决定。尽管西方学者也用“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表述民主含义，但在实践中被异化为党争民主或代议民主，成为被资本力量、利益集团操纵的政治工具。最能说明自由民主制虚假性的事实在于：“文艺复兴开始到资产阶级革命，人的问题、个人权利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从洛克到休谟、亚当·斯密时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指的是有财产的人。洛克强调财产权时，他正在贩卖奴隶。”[8]中国方案中的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体现的是民主价值的原初含义，更接近于民主实践的“元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性，既是人民民主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人民意愿得以通畅表达、人民权益得以真正实现的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指党的领导功能的发挥、公权力的运行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依据。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从法治政治的视角实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运行衔接，达成了党的政治建设语境中的依规治党与国家政治建设语境中的依法治国的逻辑自洽。
三、 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特点，结合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任务，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首次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范畴，这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布局的重大创新。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导向性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9]（P602），此后又总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上就形成了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四大要素在内的党的建设基本布局。党取得执政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从十三大正式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表述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到十八大首次明确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并正式写入党章，党的建设要素处于不断完善和调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表述，但在对党的领导的认识上，自十二大党章修订开始，一直沿用“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突出强调党的政治领导的根本定位，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我们党的根本遵循，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程始终，并逐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征和宝贵基因。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新定位。第一，从理论发展的维度看，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6]的重要论断，极富理论创新价值。政治性是政党的首要属性，离开获取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活动，政党就丧失了同一般社会组织的本质区别。党的历史表明，党对自己的政治使命是否明确、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政治方略是否科学，党员的政治信仰是否坚定、政治忠诚是否彻底、政治操守是否纯粹均会从根本上影响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建设中发生的“左”或右的方向性错误，根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出现了偏差。从实践效果来看，什么时候我们党重视政治建设，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有序、健康正常，党内就呈现出团结统一、风清气正、生机蓬勃的政治景象，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一旦出现忽视、淡化甚至削弱政治建设的错误倾向，就会诱发出组织涣散、纲纪废弛、精神不振等政治弊病，各种消极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尽管在党的建设史上，“政治”一词高频率出现于党的各种文献中，但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范畴并明确其根本性地位及对党的建设的重要功能，是十九大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突破性发展。第二，从要素排序的维度看，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一直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员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生活，成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大威胁，由此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则。二是“文革”结束之初，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复杂形势下，思想障碍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P141）的背景下开展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的首要位置便成为历史和现实双重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新时代我们党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十九大确立起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新布局，战略要素的调整和排序的变化，展现出党的建设总体格局的结构优化和形态跃升，使党的建设目标更为聚焦、主题更为明确、要素更为全面，更加契合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第三，从内在逻辑的维度看，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五位一體”新布局不仅是要素及排序的变化，更体现为要素之间逻辑联动机理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其他四个方面的统领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四项建设中心内容的统摄和建设方向的引领。具体说来，思想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为重点，突出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的坚定、政治使命感和政治忠诚度的增强；组织建设要以规范政治关系为重点，加大党的组织体系的层级节制力度，突出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强化组织负责人的政治责任；作风建设要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以优良党风锻造坚强党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纪律建设要以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力为重点，坚持纪挺法前，坚持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根本归旨，让纪律处分成为常态，违法犯罪成为极少数，真正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
四、 党的政治建设的体系建构与基本框架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内嵌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型体结构之中，发挥着对其他要素的主导、统御和联结作用。同时，党的政治建设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紧密结合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建构起党的政治建设的体系框架，以便准确把握实践指向和行动路径。
（一）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权威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6]对于党的政治建设而言，首要的是确立和维护组织权威与领袖权威相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第一，理性认识政治权威。权威是政治分析中最基本和最持久的话题之一。长期以来，有些人忌谈“权威”，把确立和服从权威与政治专制等同起来，这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是一种“政治失明症”。其实，连西方学者也承认：“关于权威正当性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它是维持秩序的基本条件，因此也是人们摆脱野蛮和不公正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一种没有政治统治的社会——的唯一手段。”[10]（P8）恩格斯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1]（P226）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权威和服从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第二，组织权威是基础和依托。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和优势，也是凝聚政治权威的根本保证。在一个层级节制关系紧密的政治组织中，核心权威不能是多元的，只能是唯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权威只能是党中央权威，根本要求就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权威主要源于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实践中展示出的高超领导力、以身示范的强大影响力和党内法规的严格约束力。第三，领袖权威是核心和关键。重视维护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时代也要把这样的人物创造出来。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荐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2]（P344）一旦选出了这样的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领袖，就必然成为全党的政治核心。当前，我们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就是要聚焦到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突出对党的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这种领袖权威，源于实现伟大梦想所凝聚起的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源于进行伟大斗争所展现出的攻坚克难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源于推进伟大事业所取得的极不平凡的重大成就，源于建设伟大工程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积极成效和广泛认同，是历史情势、全党意志、人民意愿、个人魅力等多种“原料”锻造的“合金”。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内政治价值体系
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以特定价值为导向的。政治价值是基于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而做出的关于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关涉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意义之评价。十九大报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6]。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围绕搞清楚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基本问题，确立起党内政治价值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产党人政治价值观的内核，是建党之初心、立党之根本、执政之基础、力量之源泉。党员干部应坚守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位置、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将以人民为中心置于政治价值谱系的顶端，确立起观察和判断政治生活和自身言行的政治价值体系，主要包括正义观、公平观、政绩观、善恶观、是非观、得失观、名利观等内容。这种价值体系对于党员干部升华政治信念、规范政治言行、厚植政治道德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党的政治建设离不开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为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法治化奠定了坚实的“良法”基础。第一，在实体建构上，突出党章的总章程和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党中央通过对原有制度的清理、修订、补充和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总依据，位阶清晰、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中，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第二，在制度运行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贯穿于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关键在于保持政治权力和党员权利的平衡，确立凝聚政治权威、维护党内秩序、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导向。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13]（P271）時至今日，这一论述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价值。第三，在实践着力点上，突出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守。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14]（P16）无论是从政党的根本属性看，还是从实践中所暴露的突出问题看，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于党的政治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立言立行的“基准线”和安身立命的“压舱石”。
（四）以“四性”为特质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问题，专门修订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体要求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这“四性”是党内政治生活根本特质的集中概括。政治性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属性和原则方向，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始终，着力于解决坚定政治信仰、把握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增强“四个意识”等重大政治问题，而不能漫无边际，陷入事务主义的误区。时代性强调的是要以开放的胸怀，善于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应答时代问题、满足时代需要，适应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任务，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创新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实效性，最根本的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原则性指作为“组织化”行为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党员个人的自由行动，更不是帮派性、团伙性活动，要确立党章党规在党内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坚持依规而行，牢守党性原则和政治底线。斗争性实质上是指对待党内消极错误倾向的立场态度和斗争能力的问题，要义在于正视党内矛盾这个客观存在，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保持政治锐气和政治勇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碰硬，防止和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好人主义倾向，通过积极有效的党内斗争，凝聚起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最大政治共识。围绕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应进一步“确立整体性、系统性、联动性思维，从思想认知、目标功能、主体内容、风险防控、制度保障等视角，概括党内政治生活体系的基本要素，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15]，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顺利开展。
（五）以“三位一体”为结构范式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
作为“人化”痕迹的文化，呈现出观念、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种样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先进思想的形成、价值观念的矫正，还是制度价值的“良”与“恶”、执行力的强与弱，均离不开文化的涵养与支撑。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精神标识、深厚底蕴和丰富滋养。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党内政治文化”范畴，并在其后进一步阐释其三个组成部分及内在逻辑，构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革命文化为源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范式。在性质定位上，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观念体系和价值诉求的文化形态。在历史传承上，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孕育成长的“母体”，充分汲取了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和文化资源，是对传统政治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生成源头上，党内政治文化发轫于烽火岁月中的革命文化，镕铸着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维系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并以“红色”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魅力标识。在主体依托上，要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真理性、价值性、时代性、实践性、战斗性和开放性提供活力之源和自信之基。在运行机理上，党内政治文化体现为“破”与“立”、解构与建构相结合的辩证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又要“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16]。
（六）以“四自”和“四力”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
政治能力的强与弱直接决定党的政治建设的实际状态和质量。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新要求，这与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注重提高政治能力是相互衔接、意蕴一致的。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四自”和“四力”为主体的内外兼修的政治能力体系。首先，从管党治党的内在规律说，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性和唯一性，客观要求全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自觉主动地发现并及时清除一切危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种内在修炼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其次，从治国理政的客观需求说，党的领导是全面性、实质性领导。在此前提下，能否胜任这一角色，领导活动的效果如何，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怎样，就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回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党能否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这“四力”体现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实践活动之中。政治领导力是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首要能力，具有“引擎”功能，体现为制订政治路线、掌控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和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推进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思潮、传播核心价值观念、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的能力。群众组织力是指善于把握运用组织群众的规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的能力。社会号召力意指党要依靠自我革命的勇气、治国理政的智慧、为民谋利的作为，在全社会确立起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政治威望，通过感召力和公信力来赢得社会广泛认同、自觉追随的能力。
（七）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的党内政治生态体系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环境和质量的整体展现，是党内政治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关联互动状态的综合映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具有多重价值意蕴，主要包括以清除“政治污垢”为重点的生态净化，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的生态重构，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重点的生态修复，以党内与党外生态平衡为重点的生态优化，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为重点的生态涵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围绕此目标，可从党内廉洁生态建设、党内责任政治生态建设、党内民主法治生态建设、党内组织生态建设、党内文化生态建设、党内与党外的生态链动等方面，整体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环境，实现党的建设质量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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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邹庆国.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体系建构[J].理论探索，2016，（6）.
[1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责任编辑：何敬文
Abstract：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link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logic of Chinas moving towards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view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guide the growth fact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ystem of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basic elements： intraparty political authority system； intraparty political value system of regarding people as the center； intraparty political system of regarding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core； intraparty political life system characterized with “four feature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system； political capacity system； intraparty political 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Con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