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侯震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非凡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冲击，而且还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10-0057-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绵延不绝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中国摆脱近现代以来积贫积弱，最终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扎根的必然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性三方面，在文化融合的视阈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进行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贵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本土文明未曾中断，而如今的埃及、巴比伦、印度无论是所处地区，还是现存国家均与古代文明割裂已久。中华民族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引领出先进的古代中华文明。然而，物极必反，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在这场交锋中暴露无疑。从虎门销烟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爱国仁人志士们企图通过武装反抗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但血与泪的事实佐证出单纯的暴力反抗难以从根本上重振我们古老民族昔日的雄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百日维新”時期的“君主立宪”，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器物或制度上的改良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持续的努力也未能中止落后的封建朽木继续腐蚀。尽管“辛亥革命”建立了近代以来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随着共和体制的确立，“独尊儒术”的统治性地位也随之下降。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文化的封建伦理纲常发起了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的革新刻不容缓。
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曾经辉煌千年的东方古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学习西方世界的先进文化，改变传统封建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趋势。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从西方列强的器物中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器物。两次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带来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救，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然而，这场器物变革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而烟消云散。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百日维新”，主张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要参照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但单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也难以达到救国目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总结前人经验教训，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来终结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策划并组织多次武装起义。最终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至此深入人心，但却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再次陷入“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恶性循环。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单纯推翻封建帝制”的暴力革命都难以完成救国于水火的使命，资本主义文明也难以和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给东方古国追求自由民主的有识之士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发表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建设新的国家。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中，历练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融合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必然性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社会理论，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华传统文化千年以来的积淀，具有悠久醇厚的历史底蕴；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改造客观世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推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丰富和中华文化自我革新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坚持时代、科学、价值三者的统一性，即“一切先进文化，都必然是站在时代前列、合乎历史潮流、符合客观真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2]。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构建的先进文化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时间与空间的砥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呈现出的现代性是时代价值的反应，科学性是科学价值的反应。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前提是立足于国情、党情变化的实践，其根本保障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保持民族特色的关键在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中国化的文化根基。只有通过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才能有序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融合，创造出惠及全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融合：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二者相统一的理论本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内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需要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3]，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被证明的科学理论，但毕竟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未必能够直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适应，必须与中国各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需求，“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根植于全体国民之内心深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时吸收和批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相结合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着非凡的作用。提高民族自信心、传承民族新文化的重要前提在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中华传统文化“扬弃”中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也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扬弃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存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诚然，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二者的结合就成了无薪之火；如果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会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失去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华文化的自我革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然不能无原则地全盘继承，也不能因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滞后而通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也需要建立在二者的“扬弃”统一的基础上。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叠加，具体实施之要义在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5]，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从“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義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些根深蒂固的“糟粕”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呈现出若即若离的现象。但对于我们这个仅结束封建帝制一百余年，刚刚取得民族解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周年，正处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度而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扬弃”地吸收中华文化之精髓，避免封建文化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余毒对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随着新时代我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不忘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牢记新时代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人民出版社， 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6.
[责任编辑：褚永慧]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非凡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冲击，而且还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10-0057-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绵延不绝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中国摆脱近现代以来积贫积弱，最终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扎根的必然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性三方面，在文化融合的视阈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进行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贵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本土文明未曾中断，而如今的埃及、巴比伦、印度无论是所处地区，还是现存国家均与古代文明割裂已久。中华民族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引领出先进的古代中华文明。然而，物极必反，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在这场交锋中暴露无疑。从虎门销烟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爱国仁人志士们企图通过武装反抗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但血与泪的事实佐证出单纯的暴力反抗难以从根本上重振我们古老民族昔日的雄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百日维新”時期的“君主立宪”，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器物或制度上的改良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持续的努力也未能中止落后的封建朽木继续腐蚀。尽管“辛亥革命”建立了近代以来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随着共和体制的确立，“独尊儒术”的统治性地位也随之下降。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文化的封建伦理纲常发起了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的革新刻不容缓。
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曾经辉煌千年的东方古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学习西方世界的先进文化，改变传统封建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趋势。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从西方列强的器物中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器物。两次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带来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救，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然而，这场器物变革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而烟消云散。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百日维新”，主张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要参照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但单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也难以达到救国目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总结前人经验教训，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来终结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策划并组织多次武装起义。最终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至此深入人心，但却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再次陷入“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恶性循环。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单纯推翻封建帝制”的暴力革命都难以完成救国于水火的使命，资本主义文明也难以和中华传统文化相契合。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给东方古国追求自由民主的有识之士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发表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建设新的国家。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中，历练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融合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必然性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社会理论，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华传统文化千年以来的积淀，具有悠久醇厚的历史底蕴；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改造客观世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推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丰富和中华文化自我革新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坚持时代、科学、价值三者的统一性，即“一切先进文化，都必然是站在时代前列、合乎历史潮流、符合客观真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2]。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构建的先进文化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时间与空间的砥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呈现出的现代性是时代价值的反应，科学性是科学价值的反应。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前提是立足于国情、党情变化的实践，其根本保障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保持民族特色的关键在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中国化的文化根基。只有通过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才能有序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融合，创造出惠及全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过程中，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融合：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二者相统一的理论本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内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需要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3]，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被证明的科学理论，但毕竟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未必能够直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适应，必须与中国各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符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需求，“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根植于全体国民之内心深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时吸收和批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相结合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着非凡的作用。提高民族自信心、传承民族新文化的重要前提在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中华传统文化“扬弃”中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也是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扬弃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存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诚然，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二者的结合就成了无薪之火；如果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会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失去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华文化的自我革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然不能无原则地全盘继承，也不能因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滞后而通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也需要建立在二者的“扬弃”统一的基础上。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叠加，具体实施之要义在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5]，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从“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義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些根深蒂固的“糟粕”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呈现出若即若离的现象。但对于我们这个仅结束封建帝制一百余年，刚刚取得民族解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周年，正处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度而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扬弃”地吸收中华文化之精髓，避免封建文化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余毒对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随着新时代我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不忘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牢记新时代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人民出版社， 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6.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