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文明建设的中国化实践
肖峰
[摘? ? 要]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历史大发展时期，中国借助这一转型可以获得实现强国之梦的极佳机遇。在进行信息文明建设时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战略和道路，包括信息化与现代化同步推进，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两化融合发展中实现发展的双重转型;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赶超或“弯道超车”;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狠抓核心技术的突破;利益普惠，实现信息文明成果的普遍共享;重视信息化发展的环境优化和网络安全;分步实施信息化的发展目标，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道路或“中国化”的信息文明建设实践。
[关键词]信息文明;中国化;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6-0005-08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①，并把网信工作提高到事关整个发展全局的地位来认识。信息化和网信工作也称之为“信息文明建设”，由此可以说信息文明建设是我们完成强国伟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所进行的信息文明建设，是作为世界潮流之信息化的中国化实践，其总体状况是人类文明转型实践的一种特定类型，也是后发国家走向新文明形态的一个缩影，其独特性构成为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
一、中国信息文明建設的现状
就物质层面来说，信息文明建设的现状主要指我国在信息化推进和进入信息社会方面的基本状况。
中国的信息化事业大致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②，经过30多年的建设，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显著提高，迈向信息文明社会形态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也正是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展开的。人类社会目前正在经历新的信息革命和文明的转型，“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③“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加快信息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④
在探讨中国的信息化建设现状时，必然涉及一个基本判断：当前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或是否已经完成文明形态的转型？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信息社会，目前学界采用了“信息社会指数”（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 ISI）⑤作为判别标准，国家信息中心借鉴这一概念并结合新情况加以了充实，主要是根据信息社会应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信息经济、网络社会、在线政府和数字生活）设立了一系列指标来对信息社会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应用该评估所形成的指数可以将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信息社会的准备阶段（0
信息社会指数中重点包含了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等要素，这几个重点要素的测评表明，我国目前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还亟待加强，应用消费水平仍存在比较大的改善空间，对信息化发展的智力支持强度也有待进一步增大。因为与最高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迄今在人均信息消费额、人均电信收入、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因此在提高信息化水平方面的任务仍然艰巨，包括电信服务在提速降费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取得显著进展，但在信息化绝对水平上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⑧，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包括高端芯片、智能设备制造、高端软件与集成服务等，导致了从游戏规则到技术标准基本都是由先发的网络信息强国所主导。如果同我们已居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前列之一事实相联系来看，那么可以说，中国的信息文明建设尤其是信息化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种差距也折射出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进程中的普遍差距。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全球126个样本国家中发达国家已全部进入信息社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向信息社会转型，全球信息社会稳步发展，全球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⑨
中国信息文明建设的现状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被概括为：目前，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交易额、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一批信息技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进入世界前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产业体系。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化，“互联网+”异军突起，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转型步伐加快，网络空间正能量进一步汇聚增强，信息化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我国信息化发展也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核心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够，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程度不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比较明显，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亟待加强，信息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
可以说，从领域上看，我们在消费规模和消费方式上的信息化不断获得长足进步，2014年的《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和2016年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就已表明：我们已成为全球用户第一的网络大国，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发展全球领先，数字化生活和网络化社会对全国信息社会指数提升的贡献最高，其中数字化生活指数提升最快，是信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在数字化生活领域，主要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普及率快速提高，固网与移动宽带普及率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光纤入户渗透率为56.7%（OECD国家2014年6月这一指标仅为15.8%）;互联网金融催生的无现金交易也走在世界前列，为许多外国人称道。但在生产力的一般水平尤其是制造业上我们还远未达到信息化的水平，而后者更是决定一个社会之技术形态特征的因素。所以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型阶段，在转型中各种技术层次和产业形态并存，这种复杂性也被表述为三种文明并存的“三元社会”，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条身处不同区间的巨龙：“龙头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云端里，龙身子处于工业时代的半空，而尾巴还埋在农业时代的土壤里”。⑩从地区上看，则表现出信息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例如部分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已进入信息社会的初期阶段，而部分省区还处于较落后的阶段， 从总体来说还处于尚待进入的阶段，或者说已进入到从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文明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当然，从更为纵深的视野看，我们的工业化也没进入高级阶段，而是处于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状，还面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所以，当前中国在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要实现的是文明形态的双重转型。
二、中国信息文明建设的战略
从国家层面上重视信息文明建设始于如前所述的20世纪80年代，而将信息文明建设尤其是信息化的推进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成为对各方面各领域发展具有统筹力的指导方针，是在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来的，该会议公报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主张。十八大则将信息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的一部分，这就是“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习近平还在2014年的讲话中将其表述为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 。2016年7月颁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则将这一战略明确地表述为：坚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着力增强国家信息化发展能力，着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着力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让信息化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在以上将信息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举措”“战略主张”“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的定位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措施，如：
信息化与现代化同步推进。从江泽民“四个现代化，哪一个也离不开信息化”，到习近平“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都是对信息化与现代化同步推进战略措施的阐释和强调。我们在今天所要实现的国家层面的信息化，甚至就被界定为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由此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就是基于信息化的现代化，就是以信息化的方式和路径所实现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化在我国就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实现信息化为前提和标准，成为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是网络等信息技术方面的强国，这也体现了作为实践目标，现代化和信息化具有相互蕴含的同一性关系：全面实现信息化之时，就是现代化实现之时。
由于社会存在方面的多样性，我们的信息化也形成与更多侧面的社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关系，从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五化并举”，到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的“两化融合”，再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同步”，其中所体现的总体精神就是如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所指出的，要将信息化贯穿到现代化进程的始终，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使信息化成为驱动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信息化被提升到了整个现代化的新动力的高度，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发动机”。
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赶超或“弯道超车”。我国作为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如前所述，我们在信息化的整体水平上与先发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而目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极好机遇。在田径跑道和赛车场上，“弯道”是一个不同于直道的充满新挑战和新机遇从而也更富新变数的地方，在信息化的赛场上，信息技术革命也类似于这样的弯道，如果借助信息技术的创新空间和作为“弯道”所提供的新的变数，我们就可以打破在“直道”上的常规排序，使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后发劣势就有可能被克服，在利用好新技术革命这一关键节点提供的机遇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来实现对先发国家在信息化发展上的超越。目前我们对新技术、新业态研发的大力支持，加速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升级等，都是这一战略举措走向实施的体现。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狠抓核心技术的突破。科技创新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驱动。鉴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不强、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环境不优的现状，推进信息化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环节。历史上一些国家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明和创新了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今天要成为网络信息强国，就必须在芯片研发和制造等核心技术上具有一席之地。鉴于近年来我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投的钱不少但效果还不明显的实情，我们正在采取集中力量、坚持不懈、久久为攻等举措，力争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目前我们之所以还未完成向信息文明社会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还没有从工业生产力提升为信息生产力，我们在核心的信息技术上还“缺芯少魂” 、受制于人，“看他人脸色行事”，这表明我们的信息产业还处于根基不牢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注重科技的引领、大力促进信息技术领域中的原始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突破。
利益普惠，实现信息文明成果的普遍共享。将信息文明发展的成果惠及大众，既是社会主义信息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信息文明由社会建构所衍生的关系：公众从中有获得感，才能成为信息文明建设的推动力，同时信息化发展的市场等问题也可以得以解决。为此需要不断缩小数字鸿沟，使信息文明的发展成果惠及大众。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差距而言，据《2015年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各国间的数字差距正在扩大，在部分发达国家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中国仍处于全球62位，没有进步，这就说明中国依然面临严峻的数字鸿沟威胁。在国内，根据信息社会指数来看，不同地区的信息差距也很明显。截至2012年，东、中、西部的指数分别是0.541，0.386和0.358（信息社会的指数值设在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信息化程度越高），中西部指数均低于全国均指，与东部落差明显;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51.1%; 而省级之间，在北京、上海均已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之时，大多数省份刚进入转型阶段，过半省份的信息社会指数低全国平均水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信息差距也很明显，主要体现为与新兴的互联网产业相比较，传统产业转型难，生存压力大。总之，数字鸿沟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信息化稳步推进、影响数字红利全民共享的一大制约。为此，要“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利益普惠的信息化，中国的信息化事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重视信息化发展的环境优化和网络安全。这是将信息化视为由社会建构的事业所必然要采取的举措，包括以良好的社会环境、高效的管理水平和积极的政策引导来促进中国的信息化事业的发展，并以信息化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整体拉动。为此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后改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作为当前中国信息文明建设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以此来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该领导小组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任组长、副组长，体现了我国建设信息化强国作为“一把手工程”的地位和意义。
基于国情选择路径。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因为每一国的信息化实践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所以发展的战略和路徑也都是具体的，必须由该社会的各种因素来塑造和建构。我们的信息化是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基础上展开的，“两化”因此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同时发展的任务，若按先发国家的惯例，我们需要先完成工业化后才能接下来去从事信息化，那就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时不我待，我们开启了一条不同于先发国家信息化的独特道路，就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两化融合发展中实现发展的双重转型任务。这表明，中国的信息化只能在特定的存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去展开，也必须是针对我们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如资源供给约束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技术创新能力问题、区域协调以及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竞争力问题等）来确立相应的目标并选择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例如“跨越发展”“两化融合”“两种信息文明一起抓”等就是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化建设路径，这方面的探讨还将在第三节专门展开。
上述关于信息文明建设的战略描述并非全面的总结，而是探寻中的有限认知。由于中国化的信息文明建设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实践过程，而战略举措或方针政策等是在这种实践过程形成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用以反过来指导信息化实践的更有效开展。所以随着实践的深入与新形势新情况的出现，战略举措上的新认识和新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方面的探究也必须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
三、中国信息文明建设的分步实施和道路特色
信息文明无疑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文化发展方向，作为信息文明基石的信息化建设对当前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目前中国信息化、网络化速度位于世界前列，作为后发国家正在全方位向前推进其信息化进程，并充当着全球信息化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力争在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左右完成由信息化大国到信息化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一流的信息文明强国。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看，每一具体的实践都必须要有目标，作为全社会为之奋斗的事业在确立目标时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否则要么不具有可行性，要么没有激励作用，都不利于调动实践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我们所确立的本世纪中叶建成信息文明强国的实践目标既具有激励性、也具有可行性，经过一定程度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以下三步走的计划 就是确保这一目标能够循序渐进得以实现的路线图。
第一步是到2020年，我国的信息社会指数达到0.6，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工业化也基本完成。在信息化的信息消费方面，信息消费总额和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大幅度提升，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核心和关键信息技术的创新上有所突破，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点行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初步改变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主要依赖进口的状况，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改变信息化发展创新动力不足的局面;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信息化成为驱动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力量;在科技创新能力上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第二步是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得到及时应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国际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宽带网络无缝覆盖;信息消费总额较2020年翻一番，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较2020年增长近一倍;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根本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在生产领域中的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呈现，从而生产力形态基本上完成向信息生产力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通过两化融合而使代表生产力水平的制造业从主体上进入信息化制造的阶段，从而在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实现智能产品、智能生产和智能服务的智能化生产方式，再到2035年从整体上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在科技创新能力上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换。这一阶段的总体目标是技术先进、产业发达、应用领先。
第三步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信息化全面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网络强国地位日益巩固，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进入世界制造强国中前列方阵，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经济体;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从而成为一流信息文明国家，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
这三步走的规划也可概括为两大阶段：大体以2020年为界，从2006年到2020年，重点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推广普及应用，建设“网络中国”;从2020年到2050年，重点致力于各个领域信息化的深度应用，以及人的信息化素质极大提升，建设“信息化中国”。
这三步走所体现的总体发展过程是，在信息化、科学技术、制造水平上，第一步是要在2020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在2025～2030年左右达到可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第三步则是在本世纪中叶全面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三步走中体现的发展总趋势是：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信息化发挥对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大的驱动作用，新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趋向更全面而深入的融合，信息业从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变为支柱产业再变为主导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随着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完成，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与信息网络强国的目标同步趋近，各领域的信息化水平走向世界一流，并引領信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这也是更人性化的信息文明，即以人为本的文明，表现在信息化的技术设计环节上，不仅要追求更高水平的智能化设计，而且要强化信息技术中的人性化设计、安全化设计、绿色化设计、美感化设计。表现在信息化的应用效果上，就是要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掌握信息、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享有幸福，从而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消除全球信息鸿沟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这也是更加“中国化”的信息文明。实践哲学视域的信息文明立足于中国时无疑就是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它从行动化、工程化、大众化和特色化等方面来对其加以进一步展现，使我们看到信息文明的实践化与中国化相叠加的动态过程。
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就是走向行动化的信息文明，即信息文明不再是一个泛泛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化议题或“空头支票”，而是化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任务和行动纲领乃至具体的行动的路线图，以至于成为特定意义上最大的行动计划。由于这一行动纲领中包含着在一定时间内非完成不可的社会发展任务，其中的指标体系更是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从而成为凝聚社会能量、指向明确清晰的实践目标，成为调动其广泛的社会行动力的强大指令。
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还是走向工程化的信息文明，这就是使信息文明从理论性的“是什么”变为在中国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使其从一个名词变为一个动词，从一般性的描述变为具有在中国的可实施、可操作的工程设计，从而不再是空中楼阁，也不再是纸面目标和虚拟规划，而是化为一项实实在在的宏大工程，一项可集合起全社会力量从事的遍及全中国的现代化工程，从而真正成为“建设中”的活生生的信息文明，一座处于“施工状态”的正要建成的宏伟大厦。由于“工程”在现代的意义上与科学技术具有日益紧密的联系，所以这里的工程化还包含着科技化的寓意，体现出中国化的信息文明建设走的是一条追求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由此所建成的也应该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优质工程”。
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也是走向大众化的信息文明，使信息文明不再是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学术命题，也不是个别天才发明家或商业精英“独领风骚”的人生舞台，而是中国全体公民的群众性事业，是社会各阶层所凝聚的合力才能成就的宏大伟业。信息文明在中国化中走向大众化，就是信息文明建设化为公众参与的实际行动，通过全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提升生产力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社会的全面信息化，以及促进第二种精神文明的建设、优化信息网络空间，也就是以千百万实践主体的巨大实践能量将信息文明的宏伟目标变为中国社会的现实。例如具有中国特色、首先在中国城市兴起的共享单车，就是由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先行开发、众多企业参与经营、多家机构进入管理、千百万用户从中受益的一项“群众性事业”，它是互联网和自行车在中国融合并适合中国国情的产物，是信息时代分享经济在中国落地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目前在管理上还需要针对一些新情况继续加以完善。
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也是自主化和特色化的信息文明，它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和追求所做出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创新，不是重复和照搬他国已有的模式与路径，展现出中国发展的国情独特、环境条件独特、面对矛盾独特、道路选择独特，是信息文明的人类一般趋向在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本土上的独特呈现，在今天还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信息文明的中国化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信息化发展的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要着重化解的风险等会有越来越精准的认识和把握，对先发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有更深入的分析和了解，在少走弯路上有更多的获益，由此所寻找的道路会更切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
[注释]
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22日。
有的认为可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算起，或从1983年国家初步制定信息技术发展政策算起;甚至还有的认为应该从1958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一台数控机床算起。参见姜爱林：《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史变迁》，《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第4期。而有的学者将1993年中国电子工业部成立视为标志着全面推进经济信息化建设开始。参见吕新奎：《中国信息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48页。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7月27日，http： //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392/c5168620/content.html
信息社会指数最初是国际数据公司（IDC）和《世界时代》（world Times）全球研究部在“97全球知识发展大会”上共同提供的一个概念，用于衡量国家（或地区）或国家内各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其评价要素主要包括计算机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下属的若干具体指标。参见赵兴玉：《信息社会指数》，《广播与电视技术》1998年第1期。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社会测评研究课题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状况分析》//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边缘革命2.0?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国家信息中心：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669096.html。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参见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http：//www.199it.com/archives/669096.html.
参见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边缘革命2.0?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如深圳2013年的信息社会指数已达0.7945，北京为0.7728，而西藏则只有0.3038;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为0.5644、0.4018、0.3852;2016年深圳市信息社会指数为0.8510，成为中国唯一进入信息社会中级阶段的城市。参见《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4》和《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
习近平：《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7月27日，http： //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392/c5168620/content.html.28.
习近平：《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0日。
目前我国芯片产业对外严重依赖，国内约有八成的芯片需要进口，其中高端的几乎全部要进口。除了高端芯片外，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也是我们的“痛处”。我国信息领域已涌现出几家世界级的龙头企业，2016年有16家公司进入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但在全球2000强名单中，美国有14家芯片公司与14家软件公司，中国尚没有一家。参见李国杰， 徐志伟：《从信息技术发展态势看新经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3期。
中国信息社会测评研究课题组：《冲出迷雾：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3》，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归纳，部分内容作了延伸解读。
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边缘革命2.0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XIII页。
责任编辑：钱亚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