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中的梦境叙事
宁淼
内容摘要：《左传》是先秦散文中篇幅最为宏大的著作，不仅是一部叙述详实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文采华美的文学作品。而其中大量的梦境描写，可以说是其叙事的亮眼之处。《左传》是中国文化中梦文学的滥觞，本文从《左传》梦境文本分析出发，探讨《左传》中梦境的内在意义，以及以《红楼梦》为例，分析梦境叙事在中国历代文学中的深刻影响、最后结合西方荣格心理学的释梦进行比较关照，深度挖掘《左传》梦境中的民族心理。
关键词：《左传》 梦境 文化影响 荣格 中国梦
《左传》常以史书的身份和地位出现，也就是说它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具有真实性，且可信度高的。东汉王充就曾经说过：“独《左氏传》为近得实”（《论衡·案书篇》）“左氏得实”这是十分重要的特点，甚至后世在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时，也常常把《左传》当作权威的资料引用。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看到，贯穿在《左传》始终的梦境描写本身具有虚幻性、神秘性的特点。史官把梦境描写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的一部分，这是值得人思考之处。在《晋书·艺术列传》序中说：“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唐代刘知几在评论《左传》时也说：“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这些都对《左传》梦境叙述的关注。
据张高评先生统计，《左传》记梦预言约26条，但我仔细翻阅《左传》，列出与梦境相关的內容，发现《左传》中梦境叙事实际达到30处之多。这些梦境内容无论是关于国家的衰亡预测、还是氏族的兴衰、个人的祸福生死，都成为了《左传》中极其生动而又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古代学者把《左传》的梦境描写直接定性为巫术失真，却忽略了其中包含的文学价值与研究意义，如晋代范宁在评《春秋三传》时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也就是说，左氏得实，而“失”就是在于这些诡丽的梦境了。
但事实上来看，左氏的叙梦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甚至对于民族的心理学研究也是有极大的价值。本文试图从对《左传》中梦境的分析，来探讨其文学价值，结合其对后世的文学作品影响，与西方梦心理学比照，分析梦境对民族心理所烙下的印痕。
一.《左传》中的梦境
（一）梦境内容
《左传》中，涉及梦境的内容有30处，其中，各个梦境的性质实际各有不同，主要集中在僖公四年到哀公二十六年之间。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一是梦鬼魂;二是梦战事;三是梦氏族后嗣。梦鬼魂（或河神、先祖、童子）以卜战事，如僖公十年“狐突适下国，遇大子”，五年后秦晋交战，晋败于韩;梦天使（或父魂、厉鬼、病症、黄熊）以预个人祸福，如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使韩厥在齐晋鞌之战中保全性命;梦物（或牛、帷幕、大鸟）以兆嗣位氏族，如昭公四年穆子“梦天压己，弗胜……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而封牛为小臣，让其主管家政。除这三者以外，还有假意释梦、编造假梦等，依靠梦境来实现对朝政权力的把控，而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所达到的效果，也加倍证明了梦境在《左传》中的重要性、在当时整个民族心理的重要性。
（二）梦境叙事内容分析
在早期的史传文化中，巫史就已经互为一体，因此在史书中含有巫卜文化这并不罕见，而《左传》中的梦境解读也多是用占卜释梦的方式。但《左传》中三十处的梦境犯中见避，全无模糊相似之处，我们从其解梦方式，以及最后梦境的验证两部分来进行分析。
（1）巫史相交的解梦方式。从殷商周初的巫卜文化，到相传周人所作的《易经》中对人梦境的解释，解梦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初见体系，《周易》将梦分为六种，后世又继续归纳总结，把梦扩展为九个类别。甚至古人还有更为详细地将梦分为十五个类别：直梦、象梦、因梦、想梦、精梦、性梦、人梦、感梦、时梦、反梦、借梦、寄梦、转梦、病梦、鬼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揭示了这一点：“人之‘远想，忽幻梦事，只自省迩来无其想，遂择其梦之非想不根，浑忘‘远甚曾有‘初想，盖醒时记性所不能及者，梦中追忆了然。”这就将人的梦境缘由分析得十分清楚。但《左传》中的梦境，不单单是人的所思所想，其中还往往伴随着卜筮文化的影子。如昭公七年，“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以及“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锄之曾孙圉相元。”当占筮与梦境结果相同时，便可以确立跛足不良于行的孟絷为灵公。又如哀公十六年，“卫侯占梦”“乃逐大叔遗。遗奔晋”，宠臣与占卜者勾结，只是由于卜者的胡乱解梦就可轻易陷害忠臣。《左传》虽然已经脱离了殷商周代的那么浓郁的巫卜文化，但实际上，即使《左传》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主，坚持史家实录的理性思考，甚至闪烁出人类理性的光辉，然而在理性与神性的结合外，作者在史官与巫官角色中不断挣扎，我们能轻易从中看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困惑感。
（2）梦境预言的验证。对《左传》梦境的划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标准。首先，可以从梦的性质凶吉来看，有凶梦，有吉梦。但这里的凶吉并不是简单地指好梦还是噩梦，有时候噩梦作为反梦，同样可以显示出吉祥的征兆来。如僖公二十八年“晋候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可见梦中的吉凶是相互转换的，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其中与老子思想有相通之处。
从梦境的对象来看，一般有梦人（仇人、子嗣）、梦鬼（鬼魂、冤魂）、梦神（天使、河神）这三种。对于梦神或梦人来说，如宣公三年，“燕姞梦天使与己兰”。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本是贱妾出身，她梦见祖先伯鯈化作天使送给她兰花，并明示她“以是而为子”，最终博得文公的宠幸，生下穆公，取名曰“兰”。还有昭公元年，“邑姜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武王之后邑姜也是梦见“天帝”给自己送来子嗣，生下了虞。这里关于子嗣的梦，对象多数是天神或神化了的祖先，这可能与母系社会氏族文化的一些传承，以及王权神授的观念有关。如《诗经·大雅·生民》篇中就有：“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后稷的出生也是伴随着神迹的，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燕姞是贱妾，郑穆公若想明正言顺地继任，就必须有个不同凡俗的出身，这对后世史书中记载的帝王出生，天降异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草根皇帝刘邦，《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对于梦境的预言方式，大致就有梦梦相合、梦中套梦、三梦相连这样三种奇特的叙述效果。
梦梦相合，如昭公七年，卫孔成子梦康叔谓已：“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锄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孔成子，告之梦，梦协。”孔成子和史朝的梦相一致，最终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立跛足不良于行的孟絷为灵公，而实际上是二人以梦协为借口，达成政治联盟以掌国政。“废嫡立庶”为国政上最为禁忌的事情，但却在孔成子和史朝梦梦相合以及后面的“双簧”表演的推动下完成了，可见梦境在国家大事立储问题上的分量是极其重大的。
梦中套梦，同样在昭公七年，“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由昭公梦襄公，到襄公梦周公，层层推进，以梦释梦，使整个梦境事件更具神秘感。
三梦相连，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这段梦境描写情节设置最令人拍案叫绝。晋侯连续两梦以及小臣的预梦结合在一起，连续三梦，从原因到结果，不仅将整个情节设置得跌宕起伏，更是把晋侯整个人物形象都丰满了起来，连小臣的寥寥数笔都仿佛可见一个真人。冯李桦在《左绣》中点评说：“左氏好奇，因梦奇随以成章。然剪裁贯串，段段有法。因梦而疾，继复病变为梦，末更附以因梦而死者，妙比巫医穿插生色。”
從《左传》梦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附着在梦境神秘色彩之上的是国家政治、宗族血脉以及个人命运。
二.中国后世文学中的梦境叙事
（一）《红楼梦》对于梦境叙事的体现
《左传》的叙梦，可以说无论是梦境的完整性，还是数量的丰富性在后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司马迁的《史记》高妙地承袭了这种手法，其中的梦也多以预测功能出现在文本之中，尽得《左传》风流。而以太史公为文法标准的后世稗官家们，也同样大量使用以梦境叙事。不可不提的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红楼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红楼梦》更是以写梦见长，小说中关于梦和梦境的描写数量繁多，并且形式多样，许多梦境都写得十分生动。许多研究者统计出《红楼梦》一书共写了三十多个梦境。而曹老写下的这整个故事，实际就是一场大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一开始就已经揭示这个故事的性质。《红楼梦》回目中直接含有“梦”的就有：第一回、第五回、第二十五回、第三十六回、第八十二回、第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通过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向读者展现了“红楼梦曲”和有关众女子的判词，也预示了故事中女子的命运，指明了全书的命意，实际为全书之总纲。警幻仙姑希望宝玉认清女儿悲剧命运和人情人欲的必然幻灭，从而避免梦境中的悲剧，但实际上这场梦中梦并不能完成救赎。太虚幻境中的歌舞升平就是以吉事喻凶的反梦。这与《左传》的梦境描写有许多亦步亦趋之处。
同《左传》一样，在《红楼梦》之中也有许多预言梦。如最为典型的婚姻梦，在第三十六回中，贾宝玉在梦中表达了“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良缘！”“金玉”“木石”，这就是中国梦文化中典型的梦兆、解梦和应梦说。“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与前面的作为梦兆判词相结合，再到应梦，就可以发现这个梦境的预言的确是实现了。
在《红楼梦》中，梦境叙事手法频率大大增加，比起《左传》，这几乎是达到了在梦境中有叙事，梦境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情节框架。而曹老正是利用这样的梦境叙事，完成了对人生、人性的深刻思考。
（二）其他文学作品叙事的体现
不仅是《红楼梦》，《左传》以来后世的许多文学作品，即便不是利用《左传》梦境预测叙事的方法，也大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虚幻的叙事色彩。如最为著名的对梦的思考“庄周梦蝶，蝶梦庄周”，还有诗词散文等等。如诗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如苏轼的悼亡词“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又比如其壮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耳熟能详的典故小说，如《枕中记》《南柯太守记》等等，还有更为熟悉的成语“黄粱一梦”、“生桑之梦”都是如此。
梦让中国的古典文化更加绚烂，中国历代文人以此为母题，为想象力插上翅膀，如果把“梦”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拔根而起，那么整个文化都将为之失色，而这一梦的叙事传统，正是从《左传》开始的。
三.荣格对“梦的解析”
梦首先是一种无意识想象。《左传》梦叙述的特征就是想象的奇特变幻。梦总是把彼此不相干的事物拼凑起来，组成现实所不具有的情节，从而构成离奇的梦境。而另一方面，梦境能够使人的思想从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长时期地被压抑的愿望，通常是以极端变形夸张的形象在梦中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说“梦是人们未实现愿望的补偿。”他认为梦是潜意识愿望的化装满足，梦的化装通过梦的检查作用和梦的象征作用完成，化装使梦的显意与隐意完全分离开来，释梦则是要破除化装，发现与理解梦的隐意。
但很明显的是，《左传》中的梦境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有着本质区别。弗洛伊德论述的是梦的“科学”，而《左传》写的是梦的“人学”，它早已不是讲纯粹的梦，更多的是要把它放在“巫”的位置上，这与荣格心理学中集体无意识观念有某种契合之处。荣格扩展了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概念，认为集体潜意识是心灵的本体，而个体潜意识只是心灵的现象。他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和非个体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这并非是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他将此定名为“集体无意识”。《左传》中的梦境阐释如此来看，实际就是一种民族传承而来的集体无意识，它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从殷商时候，或者更早的原始社会后期的巫史文化中传承而来。荣格将这样的梦定义为一种遗传基因，其实所谓的基因遗传残留，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建构，也就是民族的文化传承。当人们在卜筮文化环境下，即便是产生了对人自身的认识与理性的觉醒，但一时之间，是无法把这种文化传承完全割舍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左传》中看出那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困惑感。作者在史官与巫官角色中不断挣扎，而文化的遗传血脉就导致了巫文化必然会继续长久伴随。
四.文化血脉之中的中国梦
《左传》记梦对后世史书著作以及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拓展了史学的范畴，也丰富了文学的创造空间。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对于“梦”的思考并没有减少。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中国梦”定义中包含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主义”、“天人合一”和“礼治精神”等丰富内涵。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提出“中国梦”呢？不是“中国路”、“中国理想”，而是仍选择了梦的概念。
梦之神秘在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的。我国传统的梦占文化虽说是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梦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这其中所含的内涵意蕴并不能在今天被完全推翻。就像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遗传基因说”，梦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自觉地伴随在中华民族的每个人身上的。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仍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不应该把《左传》中的梦文化，仅仅放在巫史文化的产物地位上，它是一份文化传承。“中国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这其中“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等等理念都可以轻易地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人相合，这是宇宙的最高法则。
仔细分析《左传》中三十处梦象，是给人以极大收获的，《左传》是梦文化的滥觞，同时也是巫文化对我们民族心理影响的显性表示。在梦境的虚幻中，揭示出人性的真实，这也是《左传》真正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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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