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的概念溯源、演进逻辑及当代启示

    王可卿

    [摘? 要]党的政治领导是指导党的事业的路线、立场、方向和原则，其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的演进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自身建设的历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在党的历史中生动地呈现着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全面领导之间的深度互动关系，政治领导的历史命运不仅影响着理论的高度、实践的深度还关系到改革的力度、党的领导强度。党的政治领导的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政治领导概念缘起、内涵演进以及逻辑理路对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概念;演进逻辑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6-0094-07

    党的政治领导是指导党的事业的路线、立场、方向和原则。党的政治领导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不仅指导党制定正确的路线，还指导将这种宏观性的路线转化为有效的实践，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起价值链接机制，实现政治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以及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当前学术界对政治领导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政治领导”概念的考实以及内涵演进的逻辑研究有待深化。研究党的政治领导概念缘起、内涵演进以及逻辑理路，有助于从真理与价值的契合、历史与现实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历史反思和创新发展，在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全面领导协调的、有机的互动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一、“政治领导”概念演进的历史进程

    党自成立以来，党的政治领导的演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薄到厚的过程，政治领导的内涵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走向制度化。自十三大以来，关于政治领导的内涵表述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1]（P36）随着对党的领导规律认识的深化，“政治领导”仍处于开放性的发展状态。

    （一）“政治领导”概念的缘起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回溯“政治领导”概念的缘起，必然要放到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观察和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治领导”的概念，却提出了共产党要制定和执行政治纲领的思想。列宁提出“政治领导”的概念是在1920年4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党的纪律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2]（P136）显然，列宁提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是加强党的纪律的必要条件。1920年11月，列宁在《在全俄、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2]（P304），表明政治领导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式。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 [2]（P474）此处，列宁将党的政治領导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此后，列宁再未提到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领导内涵。

    实践基础——党的领导历史经验。任何概念的提出总是回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这个概念对社会实践的作用程度，则成为检验这个概念的试金石。“政治领导”概念的提出以及内涵的演进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得以完成的，也正是这种客观的社会实践需要的存在为“政治领导”的提出和完善创造了可能性。通过回顾“政治领导”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并不是随着党的成立自发创造的词汇，而是在经过了建党初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等党内错误路线斗争中产生的，这就表明“政治领导”概念的提出是特殊革命斗争的产物。政治领导虽然具有政治建设的普遍价值，但是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产生的，并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普遍的政治行为，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状态。正是这种“自我革命”为党的建设增添了内在动力，也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打开了一扇天窗。“政治领导”概念的提出以及内涵的演进，既体现了探寻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艰辛，也体现了党的领导持续探索的自觉。

    （二）“政治领导”概念的形成

    “政治领导”作为党的领导原则和方式，经历了从概念化到制度化的转变过程，实现了政治领导的规范化。从党的政治领导的演绎轨迹可以看出，党自成立以来，就在思考“什么是党的政治领导”以及“如何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理论问题，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探索。

    在党内首次提出“政治领导”概念的是周恩来。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强调“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3]（P41），这是在土地革命初期经历了失败与成功的转化之后，并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正确实践与“左”倾错误的比较中，在总结新型军队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提出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和方式。在对“政治领导”概念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提出要坚持政治建军，强化“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4]（P87）1932年1月，王稼祥在给红军各部队的指示信中强调一个重要概念区分，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一切事务，党如果包办一切事务就会“根本模糊了党的政治领导。”[5]（pp15-16）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政治领导是“方向性”和“政策性”的领导，而不是“事务性”的管理。

    针对主张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错误思想，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4]（P262）这种政治领导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是对大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深刻教训的总结，也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态所“逼迫”的。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原理，明确提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及时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要落实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政治任务外化为政治口号，“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4]（p262）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政治纲领和目标确定之后，要靠党员模范地去贯彻和执行。三是必须与同盟者建立正确的关系和联盟。党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与同盟者建立正确的关系，并结成巩固的联盟。四是必须提高党的战斗力。党要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首先使党的组织坚强、有领导力、有战斗力。否则，实现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总之，只有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才能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4]（P263）1943年2月，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提出党对群众团体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应加强政治领导”。[6]（pp72-74）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七大以后党中央政治领导的正确性”。[6]（P212）1957年4月，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指出：“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6]（P274），这只是解决了政治领导“道”的问题，还要更多地在执政过程中解决政治领导“术”的问题，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政治领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初步实现了“理论论证”“理论建构”和“理论运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提升了政治领导的认同力。

    “政治领导”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不同的侧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治领导”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出现16次，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以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5.05）中共出现37次。当然，有些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政治领导”概念，但其实质是“政治领导”的内涵，主要有三种典型的范畴表达：一是政治路线视野下的政治领导。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在实现这条路线过程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真正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首次将“路线”与“政治领导”链接起来，赋予政治领导更为具体的内涵，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通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建立党的领导中心。 [4]（P89）二是政治教育视野下的政治领导。要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教育党员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政治路线。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政治纲领教育，在教育方法上要采用“政治讨论”“政治讲演”等多种形式，奠定了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基础。三是党政分开视野下的政治领导。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但不是“对一切都进行干涉。”[7]（P264）从概念阐释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政治领导提出、确立和发展的演进逻辑，尤其是给“政治领导”加上“政治路线”“政治教育”“政治原则”等不同的下位词，基本内涵指向一致，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领导，也就是马克思倡导的“掌握领导权”。改革开放初期，则强调了政治领导的实质，而随着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对“政治领导”的表述更为规范，内涵和外延规定更为明确。

    （三）“政治领导”内涵的发展

    关于政治领导内涵的发展，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党章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中的论述。“政治领导”在《邓小平文选》中出现13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首次出现是在1978年3月18日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8]（P98），进一步强调政治领导是“政治路线上领导，政治原则上的领导，也是大政方针上的领导。”[8]（P98）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与教训时，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议题，强调“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8]（PP339-340），在这个定位的前提下进行党政关系的定法，回归党和政府的政治本色。政治领导问题再次回归政治生活场域是由党的正确领导方式决定的，不仅是总结党的领导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自觉，也是破解党领导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实践自觉。

    通过对十二大至十八大党章的考察，“政治领导”的表述没有发生变化。十二大首次将“政治领导”写入党章，并在总纲部分的最后一段予以专门阐释。十二大党章提出了政治领导的四项基本要求：其一，政治领导的首要要求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9]（PP98-99）;其二，政治领导的动力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9]（P 99）;其三，政治领导体现在“党对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切领域;其四，政治领导体现在“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9]（P99）。十四大党章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9]（P124）十七大党章强调党的政治领导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9]（P193），其价值旨归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十九大党章没有直接提出“政治领导”概念，却将新时代政治领导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十九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10]（P78），“两个最”体现政治领导的时代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政治领导的基本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10]（P77）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章的修改，体现了“政治领导”基本要求的演进，折射出“政治领导”内涵的渐趋成熟。

    “政治领导”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十二大报告提到1次，十三大报告提到4次，十九大报告提到3次，十四大至十八大报告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政治领导”概念，但均对“政治领导”进行了阐述，并不断立足于时代所需赋予其新的内涵。十二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導”[11]（P51），为政治领导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并在十二大党章中予以确认。十三大报告明确表述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1]（P36）沿着这个理论建构思路，对政治领导实践密码进行了解锁，规定政治领导的方式有两个途径：其一，通过法治的形式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价值功能;其二，通过党员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党的领导工具功能，[1]（P36）实现了“政治领导”内涵的规范化表达以及初步确立了制度范式。而从概念化的演进来看，制定并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领导的核心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报告将“领导”等同于“政治领导”，忽视了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使得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真正发挥。十四大至十八大报告没有提到“政治领导”，取而代之的表述是“加强党的领导”。十九大报告把“政治领导”“复位”，在“政治领导”的论述上体现了开放性和延展性，着重从三个维度阐述了新时代政治领导的基本要求：从政治属性的维度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10]（P16），内含着党的领导的至高性和唯一性;从领导力的维度要求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10]（P13），捍卫党的领导地位;从能力的维度强调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10]（P55），着力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这些论述表明党的政治领导与“四个伟大”的关系，也为深化政治领导提供了理论阐释空间。

    “政治领导”在实现了概念化、制度化之后，并不表明政治领导的定型化，其内涵仍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政治领导”概念提出的过程、内涵演进的过程和精髓提炼的过程，深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的推进。“政治领导”的演进不是单纯理论创新的结果，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层互动的产物，体现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政治领导”概念演进的逻辑理路

    “政治领导”概念生成机理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不仅有理论上的思辨和斗争，也有实践上的反思和回应，还有共产国际运动领导活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历史是多种力量融合的结果，政治领导的演进也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结果。政治领导是党成立近百年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时代特色，但是理论要义却始终没有变化，而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实际体现着理论照应实践的自觉。

    （一）历史逻辑：政治领导历史经验的结晶

    在中国近代政党史上，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政党竞相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是“欧风美雨”的模仿还是“日本模式”的尝试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图存的道路。这些政党失败的共同原因是没有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凝聚中国人民”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选择“以俄为师”作为探索救国救民的榜样，正是看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坚强的政治领导。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党参照共产党国际各国党的经验特别是俄国党的经验制定的政治纲领。党的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纲领，即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也表明制定政治纲领是党加强政治领导的核心要件。在新型人民军队创建的路上，“朱毛之争”的实质是军队“要不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问题。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和理论争论之后，党坚持了真理，选择走“政治建军”的道路，建设了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实践探索都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中国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并发展了党的政治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对政治领导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回到政治领导的正确轨道上来。回溯党的历史，“政治领导”的命运与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逻辑深度诠释了“政治领导”的提出、完善与创新的重要性。

    （二）理论逻辑：政治领导理论完善的自觉

    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模式来开展中国革命，在理论方法上把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词句、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苏共的革命经验作为中国革命方案，造成党的路线与政策脱离中国实际。大革命失败后，党提出思想路线，逐步实现由理论接纳到理论创新的转变，理论上清醒有助于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理论方法上的自觉是获得理论成果自觉的必要条件，理论的自觉为政党文化的自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党文化的自觉又推动了党健康、协调和蓬勃发展，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方法指引。党的政治领导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实践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其科学性不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论中，而是转向实践的战场，以问题导向为基本动力，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技术支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深相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体现着对党的政治领导的传承，党的政治领导的接续创新也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方法启示。

    （三）实践逻辑：政治领导实践的要求

    政治领导的实质是制定并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意味着政治领导要立足领导实践，回应现实诉求。政治领导的提出和完善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廓清了政治迷雾和理论误区，回到正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道路的路径上来。近百年政治领导的发展，可以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党的政治领导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特点，也应该是多层的、多样的、发展的，这是党走向未来的前提之一。党的政治领导演进必然要回应实践：制定并有效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基础要件，政治路线的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都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完成。党的政治路线要在全党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的党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弱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存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口头上”执行的现象;一段时期以来，党内不少同志对于党的领导认识不清、语焉不详，有的甚至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名义虚化、弱化党的领导，有的把加强党的领导看作是“走回头路”;不少党组织负责人把党的领导单纯理解为某一级组织的领导或者党委书记的领导，而没有着眼全党，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呼唤党的政治领导的内涵要与时俱进，政治领导的力度要加大，切实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

    三、“政治领导”历史演进的当代启示

    “政治领导”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的发展是在历史演进中得以完善的，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丰富发展，不仅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坚决做到“兩个维护”、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和进行“四个伟大”的基本遵循。透视“政治领导”的历史进程和演变轨迹，可以发现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的深层互动，与组织领导的协调配合，与全面领导的同频共振，构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机制，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构建起价值链接机制，正是领导问题的有效解决才保证了党的事业的成功推进。

    （一）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的深层互动，才能保证政治领导的效度

    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如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2]（P1094）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之所以得到加强，就是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本质上是引领强国富民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而这一路线的形成就是政治领导价值体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实现不仅要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而且要建立在党员群众自觉的基础上。为了使党的政治路线转化为党员群众的行动，就必须对党员群众加强政治教育、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地理解和准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的灵魂和基础。十九大报告在分析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把党的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大脑”位置，提出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10]（P50），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基础性位置，把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使得全党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同德，思想上与党中央同心，行动上与党中央同步，共谋伟大事业。因此，只有使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深层互动，才能保证党的政治领导的效度。

    （二）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的协调配合，才能保证政治领导的准度

    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主体保障，离开了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就会落空，正如周恩来指出，组织领导“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3]（P130）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变化，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观念并不是总能自觉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适应实践的要求，尤其是在各种思想冲击以及国内外复杂形势交织下，构建一支自觉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干部队伍尤为重要。当然，组织领导也有一个适应政治领导接续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和向政权机关推荐干部有机结合起来，把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设立党组以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建设的各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强化党的组织领导，为党的政治领导奠定主体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选拔干部要“突出政治标准”[10]（P51），充分说明新时代选人用人的政治导向，也标示了党的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互动调适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条件。因此，党的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不是孤立的，只有使党的政治领导与党的组织领导协调配合，才能保证党的政治领导的准度。

    （三）政治领导与全面领导的同频共振，才能保证政治领导的力度

    党从诞生起就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的无限性决定了党的领导范围的宽度。党的事业在哪里，党的领导就在哪里，党的全面领导就在哪里。没有全面领导的领导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党在大革命时期，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表明党支部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载体，也是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前沿哨所”。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其核心就是坚持党委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强化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进一步规定 “党是领导一切的。”[13]（P305）十九大总结过去五年经验，郑重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10]（P49），奠定了执政党革命性重塑的坚实基础，标志着我们党对党的领导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就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明确党的政治方向，遵守党的政治原则。党的全面领导是从领导范围来讲的，党的政治领导是从领导方式来讲的，二者并不相同但也并不矛盾。“全面”并不意味着“包办”，“领导”也不等于“管理”，“全面”和“領导”有机接洽的是党的领导方式。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在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下功夫。因此，只有使党的政治领导与党的全面领导同频共振，才能保证党的政治领导的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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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