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对世界发展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虞海波
[摘 要]五大發展理念既丰富了中国话语库，也丰富了世界话语库。基于“现实的人”的逻辑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发展动力的系统性、发展结构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姿态的包容性和发展价值的人民性。它既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积极对症，是我国关于发展的最新话语，同时也是对资本逻辑主宰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发展内涵单一、发展方式失调、发展评价单面、发展结果异化等发展失灵现象的克服，是全球发展理念与话语的深化与升华。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全球治理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现实的人;资本逻辑;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5-0058-09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让中国问题的中心从“不发展的问题”升级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后，我们着重围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这两个基本方面来从事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创造[1]。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尖锐突出的社会矛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围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总结了中国发展经验，回应了中国发展的迫切问题，具有战略性、辩证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还顺应了世界发展新趋势，在总结全球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国家发展观的超越，是全球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升华。虽然西方国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由于受资本逻辑的主宰，其发展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尤其在金融危机提出了“全球治理转型”的时代课题前，更加凸显了其自身理念的供给不足。传统发展理念需要革新。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汲取了西方社会发展理念的有益部分，同时也力图超越其局限，这将极大丰富国际发展话语库，为全球治理转型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
一、西方社会发展话语的根本局限与现实困境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其发展理念成为了世界发展话语体系的主导，但是这一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益显露出供给不足。尤其是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当前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权力转移带来的新局面，新兴国家、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网络发展的新局势，各种发展理念和话语体系相互激烈交锋，西方社会的发展理念从曾经的“不可一世”变得越发“力不从心”，话语体系的权威性日益动摇。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是内核与外在的关系。话语体系的动摇根源于西方社会发展理念内部的自我局限。受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社会发展理念本质上是抽象的、片面的、物化的发展观，自身内部有着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和结构悖论，它形塑了现代发展理念，创造了现代发展奇迹，但同时又在瓦解这一切。生产力的发展与破坏、财富的创造与毁灭、科技的勃兴与理性的迷失、文化的繁荣与精神的荒原这些从内涵到手段再到结果的发展失灵无一不展示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理念的根本局限与现实困境。
（一）发展内涵单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确立了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内核的发展理念。相较于封建特权和宗教神学对人的禁锢和束缚，个人主义大力颂扬人的高贵、人的伟大和人的价值，这是人类发展观念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人本的发展理念是不彻底的，它本质上必然会导致“物本”[2]。在个人主义视野中，人是孤立的、抽象的，其独立性归根到底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质。这样，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存在的最高目的就是物欲的满足，人的最大价值就是追求物质财富。所以，资本撕掉了笼罩在社会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将社会关系物化，抽象代替上帝统治了社会。“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发展的内涵被压缩为一个维度即个人私利和物欲，发展主体单一化，发展需求片面化，以满足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这一理念浸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所有社会制度的基本准线：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的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3]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发展观念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变化。在面对人的单向度发展和不断出现的经济社会生态多重危机，西方社会也提出了综合全面发展的理念，强调关注不同群体和人的多维需求，提倡人的发展与社会价值的融合。然而，无论其发展理念如何与时俱进，由于其私有制的基础不变，其个人主义的内核不变，因而发展内涵的单一性悖论依旧无法消除，只不过换了一副新面孔出现，如碎片化和疏离感在当代不断加深。
（二）发展方式失调
资本逻辑主宰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理念。西方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全部服从于这一逻辑，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标，以无限扩张为手段，推崇自由竞争原则，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胜劣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在如此发展理念主导下的发展模式，为了满足资本“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和无止境的欲望”[5]，必须不断扩大积累，同时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不仅意味着投资规模必然会不断扩大，而且为了避免在市场中被淘汰，竞争必然会越来激烈。随之而来的，一方面就是各种要素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盲目生产带来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进而造成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就是自然资源的开发消耗过度，带来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生态危机。“社会——生态”的双重危机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这已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为调整发展中出现的失调和危机，西方社会开始标榜“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但相关措施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干预，这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也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失调的问题。绿色发展受到约束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三）發展评价单面
由于对发展内涵理解的不健全，所以在评价发展的维度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效率至上”主义。“地上的粗糙的生产劳动”是历史的全部发源地。资本逻辑支配着包括生产、消费在内的一切现代社会生活，这当然也包括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工具理性就是资本逻辑在观念上的表现，其基本功能就在于以精确性、规范性、系统性和进取性为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提供智力和理念支撑。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6]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本质在于资本增殖。资本能否继续追逐利润是衡量发展进步与否的基本参照。因此，社会发展的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唯一且功利化了，“竞争性的工业化需求规定了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的涵义”[7]，社会活动的多维角度，如创造的活动、审美的活动、评价的活动被侵蚀了，从而生活意义的失落和生命价值的虚空就成为西方社会发展挥之不去的梦靥。
（四）发展结果异化
“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以太”，即唯一的“一”，其主导下的发展图景必然呈现的样态就是全面的异化，既反人道又反生态。从卢卡奇批判的“人的物化”、马尔库塞指出的“人的单面化”、海德格尔指证的“技术异化”，到弗洛姆关注的“消费异化”、鲍德里亚勾勒的“符号消费”、列斐伏尔致力的“日常生活批判”，再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环境生态的异化”等，可以说“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看到的异化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了人和他的工作、所消费的物品、国家、同胞以及和他自己等等这些关系中。”[8]资本逻辑本质是颠倒的主体性逻辑。“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9]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资本的倍增表现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而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西方社会对人的发展只是进行了抽象的肯定。从传统的血缘和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又被重新嵌入了无处不在的市场交换网络中，所有人都被有效地组织在资本增殖的周围，不仅物的一般性代替了人的个性，而且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发展的进程之外，社会整体上呈现出生产过剩与匮乏并存、资源短缺与浪费同在、人的独立与孤立同存、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齐现的发展悖论与乱象。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
（一）五大发展理念总结了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
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总结了我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第一，生产力是发展的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增强是一切发展的基础，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经验之一。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要调整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通过科学的发展更加促进生产力的进步。
第二，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和发展归宿是社会主义发展优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其基本动力来自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其根本目的在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五大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这一基本内核，立足于现实的人，同时又自觉以人民群众为归宿，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
第三，社会整体是发展的客体。强调认识和尊重社会客观规律性，从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两个维度实现整体的科学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方面的又一基本认识。五大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既追求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开放发展，也要求发展要素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代际的绿色发展。
（二）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我国发展的蛋糕是做大了，成绩显著，但是成绩背后的代价和问题也是相当突出的。集中而言，如何转换发展动力、化解发展矛盾、保护发展环境、拓展发展格局、分配发展成果，以解决发展动力不足、发展结构失衡、发展代价过高、发展环境不稳、发展结果不均的问题是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问题”的现实诉求。
发展动力不足。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赫，但从整体上讲科技实力和管理能力对经济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之前的发展主要靠要素规模驱动和投资驱动，但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渐逼近上限，综合要素成本大幅攀升，这种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越来越不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为此，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转换发展动力，走创新发展之路，向创新要动力、要空间。
发展结构失衡。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时空压缩带来的发展任务紧迫，决定了我国发展必须采取有重点的梯度发展原则。这既是对发展规律的遵循，但同时也遗留了系列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加世界瞩目，可是发展的协调性却不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协调等问题长期存在。如何优化结构、化解矛盾、补齐短板，提高发展的整体性是协调发展理念提出的实践背景。
发展代价过高。任何发展必然有代价，但是过高的加价则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另一发展问题就是代价过高。因为发展情势决定发展动力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以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资源环境发展代价过高，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直接降低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感。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低代价的发展，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新空间。
发展环境敏感。虽然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和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存在，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后面临的国际挑战更甚。同时，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引发的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群体性事件时有爆发。这些环境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影响着发展。如何通过内外联动化解发展风险、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成为了开放发展的当务之急。
发展结果不均。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富裕”，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出现了两极分化，那就如邓小平所讲的“我们就失败了”，“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0]。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这直接影响着发展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共享发展必须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好“共富”这一问题。
（三）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
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要明确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价值，必须深谙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五大发展理念既源自于对“中国问题”的回应，但同时也是对“世界潮流”的顺应和“时代课题”的解答。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当前世界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21世纪是一个呼唤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将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中国要在此轮改革与创新的浪潮中抓住机遇，赢得主动权，奋起直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伟大实践。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就展现了新时代新要求条件下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实践魄力。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全球化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资本扩张是全球化的动力。不过，资本在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也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发展鸿沟。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中心与外围的对立、生态与气候的危机、恐怖主义与难民潮的兴起等成为了全球化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时代难题。全球化的问题只能通过全球化来解决，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发达国家却掀起了貿易保护等逆全球化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展现了中国对世界改革与创新发展新潮流的前瞻，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困境问诊的智慧和勇气、破解发展难题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引领时代发展新要求的自觉和自信。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话语超越性
发展理念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为谁发展，二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三是怎样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逻辑的整体，共同指明了我国发展的基本方向、最终归宿和根本路径。西方社会的发展理念由资本逻辑占主导，而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逻辑则是基于“现实的人”。创新发展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促进发展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要求发展方式要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解决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而为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创造条件;共享发展要求发展的根本目的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从而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现实的人”的实践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代替内在地决定了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新进展，而且将在世界舞台上贡献新智慧，是世界发展话语体系的新丰富。
（一）创新发展：发展动力的系统性
创新发展的提出体现了对人的发展的真正尊重，力图超越西方国家创新的技术异化，是全面创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11]。我们所说的科技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核心，其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具有根本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理解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2]因此，科技发展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成果和在此过程中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的凝结。创新发展重视科技创新，首先就是肯定创新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发展，要求“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3]，通过促进人的现实活动能力的提高推动创新，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反过来再促进人的发展。这在内涵和作用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科技创新的实质超越。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已内嵌于资本主义制度中，不仅在生产过程中造成对人的奴役，而且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造了一个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宇宙”[14]，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只有“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的奴隶地位”[15]，才能更好地释放创新发展动力，进而解放人的本质。其次，中国的创新发展理念，不仅仅是单纯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而是由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创新等构成的全面创新。创新的动力源自于社会各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创新的合力，能够保证创新发展更加持久与系统。
创新发展追求的是制度优越性基础上的累积性创新、节约性创新，这超越了西方社会的毁灭性创新。当资本积累从依赖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转化时，这是以新技术的采用、分工的加强、机器的使用为依托的。技术和分工的发展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创造性，但是这种创造性又是与破坏性相伴相生的。当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度，资本主义这一“魔法师”不能很好地驾驭自身所呼唤出来的“魔鬼”时，只能靠危机来拯救自己。所以，资本主义创新可以用熊彼特的一个概括“创造性毁灭”，即资本主义的创新是借助于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来推动产业的升级与发展的。就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16]这就是资本主义创新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创新不同，我们的创新发展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持续创新和节约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断发展创造的社会，是不断变革的社会，能够为创新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7]“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的最大优势就是生产的协作计划性以减少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统治下的阵痛式的创新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与资源浪费。
（二）协调发展：发展方式的整体性
协调发展从发展的横向空间规定了发展的格局。针对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异化，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中人的发展应当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合理地调节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而实现对自然的共同控制、实现符合人类本质的发展。如何实现“合理地调节”，如何“消耗最小的力量”？根本就是要实现构成社会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等要素和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将社会视为有机整体，反对线性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方式要实现速度与质量、结构与规模的平衡与协调。这种整体的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到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有机性和发展需求的多样性，拒绝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拒绝将发展固定化的机械照搬，这既超越了西方国家形而上的发展观，而且还能够为深陷转型困境中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提供有益借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19]
协调发展不仅坚持整体的观点，追求社会要素、城乡和区域的平衡、协调和持续，而且强调手段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协调和有机统一，即利用创新、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解决协调发展的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整体发展来讲，要从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水平劳动力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依靠社会协同，依靠发展的绿色，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全社会活力激发，真正达到发展方式超越西方国家发展单一性的整体性。
（三）绿色发展：发展性质的持续性
绿色发展从发展的纵向维度规定了发展的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就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20]因而，虽然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的绿色发展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各国的发展模式也未有实质性突破，绿色理念亦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当前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倡导的绿色发展在实践中困境重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消费模式依旧存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不尽人意甚至步履蹒跚。绿色发展的进一步破题需要新的思路。
中国提倡的绿色发展为世界应对生态危机开辟了新的路向。“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1]对于“美丽中国”这一新国际形象的打造，不同于“绿色资本主义”抽象地（只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谋求生态保护）讨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我们力图在历史进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求绿色發展的机遇和社会生态转型的可能性路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把握这种关系离不开社会形态的视野。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社会关系，看到目前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自然生态的资本化，才能真正打开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空间。在绿色发展理念中，我们自觉地将生态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不是抽象地谈论生态危机的应对，而是着眼于社会制度，试图在“生产—生活—生态”的整体社会结构中把握人与自然和谐之道，真正做到习近平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2]，从而实现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着眼于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强调绿色发展依赖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协调、国际国内的合作，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这一点是西方社会所谓的“绿色发展”不能做到的。
（四）开放发展：发展姿态的包容性
开放发展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规定了发展的姿态。西方国家创造了世界历史，但是在其发展视域中世界历史的主角只有自身，其他皆为附庸。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共享发展的成果，而且还必须承受发展的不平等性。“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无论是从眼光、目标，还是主张都展示出对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超越。
开放发展视野的长眼光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升华。“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3]，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只能靠全球化来解决。但是这一全球化不能是旧面貌的全球化，而应该具有新气象。什么是旧面貌的全球化呢？冲突性的发展。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论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认识新范式，本质上都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关系的认知，即发展是博弈、是冲突。在此种思维下，虽然世界是开放的，但却是不稳定、不和谐的开放，民族、地区与国家间的矛盾不仅会被放大，而且容易被激化。而中国提出的却是包容性开放发展，主张“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24]，这是对全球化发展规律的新把握，也是对西方国家冲突型发展观的超越，是西方发展理念所没有的视野。
开放发展目标的高定位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升华。与西方国家发展理念追求的“独乐乐”不同，中国谋求的发展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美美与共”。在长期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靠着已有的发展优势和规则话语主导权占据产业链的上端，获取绝大部分价值转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受益颇少，甚至愈来愈穷，沦为发达国家转嫁风险的对象。针对此，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互利共赢的发展内外联动机制是开放发展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外交出访中他都谈到我们欢迎各国“搭便车”，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构建命运共同体。这种对开放的共赢解读所展现的大胸襟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发展理念所不能比拟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