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路、问题与评价

    焦佩锋

    [摘 要]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清醒剂。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既源于对较为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体系的反思和突破，也源于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和成就的总结与提升，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日渐走出了单纯的对外学术依赖，并自觉用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和中国成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增光添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努力、更加广泛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问题;评价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5-0042-08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進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我们认为，这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既适用于研究整体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具有鲜明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蕴含着一个对苏联哲学的移植、反思、批判和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表征着思想与现实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而这同时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巨大理论飞跃。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仅对1978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状况做一点梳理，以求教于识家。

    一、40年来马哲研究的基本进路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实质性构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摆脱各种主观主义并在思想上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阶段、方向和目的的独立性判断，无不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的准确认识以及与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反过来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每一次拨乱反正其实都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回顾。所以，对于1978年之际的中国来说，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党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使我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真问题，归根到底，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现实是最好的教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成功的思想密码。

    众所周知，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反思和批判其实指向两个层面：一个是以“两个凡是”为突破口对“阶级斗争为纲”及其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反思，在这个层面，思想讨论的重点其实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及其所指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论战更多停留在政治层面，除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承认和梳理之外，其对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并未进行更具深度的反思，在此背景下，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反思其实代表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二是对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基于当时中苏论战的背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学界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反思已经站在了哲学高度，如果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代表了“回到马克思”的第一重意境，那么，对斯大林所定义的哲学及其体系的反思则代表了“回到马克思的”的第二重意境，这两重意境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守正创新的宏大理论背景。

    基于上述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体进路是：

    （1）立足现实反思并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鲜明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逐渐赢得全党的认同并使全党的革命路线转向正轨，主要与其独立的革命意识和鲜明的中国立场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或许是为了保护亿万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以及使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我们误判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误用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从而造成了政治斗争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偏离，这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一次严重的干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之所以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目的无非是让全党以务实的态度反思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尽快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生产力观点才同步得到了恢复，这对于用“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实践观点作支撑，我们才在40年里始终能够聚焦经济建设，并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2）正本清源地考证并翻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历史可见，毛泽东、邓小平本人并没有系统完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当时的战争环境、社会发育程度和研究水平不可能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进行系统翻译和准确把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又高于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失工业化文明的历史课程，这使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现实表现的反思大多停留在概念层次和想像维度，这才导致了我们在经济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我们盲目地以为仅凭“一大二公”的单一化公有制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的40年其实是重新认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40年，尤其是在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集聚社会财富、平衡收入分配矛盾的过程中，我们才感受到了资本逻辑的两面性，与此同时，在这40年里，中国也在与世界一道感受着现代性文明的病症，尤其是当亚洲金融风暴、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次贷危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事件一一呈现时，我们才发现了马克思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问题及其所陈述的原理依然有效。所以，在这40年里，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对于我们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总逻辑、总框架和总结论很有裨益。

    （3）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著作和观点。实际上，残酷无情、相对封闭的革命斗争环境既决定了我们当时无法及时全面地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可能及时有效地翻译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思想，这种文献引介、翻译和解读的不完整性对于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有较大影响，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有意识地扩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在此过程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实际上极大地提升了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40年的引进、阐释和积累，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尽管其在某些方面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是，其对于中国学界从整体上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以及构建中国的现代性很有益处。

    （4）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部门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脈络中，“体系化”是一个路数，“问题化”是另一个路数。问题与体系的呼应、交织和互动是世界范围内马哲研究和发展的一大亮点。当然，这种“体系化”或“问题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政治氛围和现实需求。但是，就实质而言，以问题为突破口来推动哲学研究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哲学的定位和要求。这一点，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从现实的维度看，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色彩较浓，而改革开放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较强，并且，这种问题意识主要源于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反思、突破、丰富和发展。问题哲学的产物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部门哲学，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级学科名义下所开掘出来的新的研究方向，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人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管理哲学，等等。从1978年至今，这些部门哲学从总体上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点开花、多路并进的局面，并且，它们之间也大致形成了一个相互递进或转折的关系，它们以阶段性的面孔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走过的学术进路、问题导向和话语范式。

    总体而言，4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十分鲜明，上述四大进路其实彰显了国内学界从理论还原、文献还原、资源互鉴和问题推进等四个维度深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努力，它启示我们：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实际上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问题、原理和方法的再认识、再阐释和再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研究传统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特征与问题

    哲学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在此意义上，4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几乎保持了同频共振的关系。就时段和主题而言，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起步阶段（1978～1992）。“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其实代表了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和机械化理解，这种理解的不足之处就是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思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总逻辑和总目标，所以，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实象征了思想陷入长期僵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真问题的回归，这种回归主要表现为：通过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人学学科的建构以反思“文革”对人的尊严的无视和对人性的践踏;通过主体性哲学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拓展和人的自由性、独立性的重视;通过对“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次”和“实践唯物主义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讨论以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价值问题、价值哲学的讨论以反思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以及真理的价值维度;以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的涌入和流行为标志，学界开始深入比较并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

    （2）深化阶段（1992～2012）。从国际国内两个背景观察，1992年之际的中国其实很不平凡，原因是，在“89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到更为深入和科学的阐释。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对于稳定1978年以来的发展路线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份谈话象征着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和再深化。在此意义上，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原则性话题和概念式讨论，将问题深入到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模式的层面，所以，一方面，在“政治淡出 学术凸显”的学术维度，“回到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的呼告日渐兴盛，“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被提上议程;另一方面，在政治现实的维度，姓“社”姓“资”问题、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等被提上议程，凡此种种，无不代表了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热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探寻。可见，从1978年到2012年的中国其实始终围绕的是以经济基础为中心来统领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生产力观点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理论集成。

    （3）创新阶段（2012至今）。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七年，国内外有很多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主要原因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实，这些难题和大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沟和坎。正是因为跨过了这些沟和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正是这些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和境界。

    在上述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在理论层面，其从八个维度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主要矛盾、两大布局、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强军目标、外交的目标以及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意义;在实践层面，其从十四个方面明确了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如果仔细加以比较，这十四个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其创新和发展的色彩与味道更明显，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集成，其中，前一个维度侧重于本土意义，后一个维度侧重于世界意义，它们综合表现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解决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问题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勇气和毅力。

    总体可见，在这40年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从未缺席，也从未退场，而且，在“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转折中，中国现实始终是激活、澄清、还原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力量。其二，从单一话语走向多元话语。在革命年代，受生死考验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意蕴得到了有效激活和传播，与此相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基本停留在斗争思维和斗争艺术上，文革十年，这种斗争意识更是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和发挥。改革开放之后，知识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尤其是在90年代“政治淡出 学术凸显”的基础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持守革命话语的基础上，日渐走向了多元的发展话语。其三，从本土话语走向世界话语。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有两个语境，一个是向单纯强调政治运动的“文革”作别，以结束内乱进而过上稳定发展的好生活，另一个是与世界接轨，尽快发展现代化事业，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与此相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内容和范式也必须体现时代性和世界性，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既注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注重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从而在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文明赤字中体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荣誉，开拓了话语空间。

    从总体上看，国内马哲在问题意识、话语更新、人才培养、成果推介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这是上至党中央，下至理论学者勠力同心的结果，但是，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也是有目共睹：

    （1）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从规模、范围、数量和成果上看，40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谓得到了爆发式增长，我们不仅有纵向到底的专门机构设置，而且有门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科的建设自始至终就是一项国家工程，我们在课题资助、刊物资助、学科资助、机构资助、人员资助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堪称世界之最，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这种热闹的场面背后，闭门造车、粗制滥造、夸夸其谈、盲目跟风、自说自话的问题也是俯拾皆是，这从总体上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质量意识不强，研究成果参差不齐的现状，典型的表现就是：一是我们的理论阐释和构建与现实脱节，不能很好地回应党中央与社会大众的理论需求和思想关切，很多学术论题缺乏政治意识、大众意识和民族意识;二是忽视了本国实际和时代实际，缺乏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满足于跟在西方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话语后面亦步亦趋，对其缺乏及时有效的反思、批判和解构;三是满足于对问题的随意切割，没有从中西方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西社会发展史的整体视野和融通意识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盲目寻求点上的突破，整体性不强、融通性不够。

    （2）规模与特色不匹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方面远远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在这种景象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其实并不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一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和西方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和看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对接着中国问题、体现着中国立场、饱含着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才具有解释力、吸引力、凝聚力、传播力和生命力。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这主要表现为意识不强、举措不够、实效不强等三个方面。

    （3）宽度与深度不匹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涉及了足够多的问题和学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关联往往具有外部性、拼凑性和随意性，或者是，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学科也在强调自己的学科知识、原理与方法，这使得他们往往以一种排斥性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理方法、话语体系和研究方式走不出传统，跟不上时代。我们认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确实需要树立跨学科意识，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好的榜样，但是，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停留在表层，而没有深入到事情内部，例如，当代量子力学的發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有哪些丰富和发展？互联网技术（尤其是AI技术）对于人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社会关系的冲击和塑造有哪些意义？中美贸易战背后的世界历史格局和进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如何理解？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野作出颇具深度的思考和回应。

    （4）问题与主义不匹配。在中国，“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个颇具思想史意义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由于革命与救命、发展与图强的逻辑的先在性，使得中国的启蒙事业尚未得到开启、展开和完成，所以，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问题在先”还是“主义在先”一直困扰着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在此情况下，学界似乎日益分化为“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问题化的马克思哲学”两大研究路径和话语模式，这里面潜藏的问题是：问题和主义究竟是对立关系，还是统一关系？我们是用“主义”遮蔽了“问题”，还是只需要强调“问题”，不需要“主义”？结合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对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历程，我们认为，“问题”和“主义”既不具有对立性，也不具有先后性，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的时代，“主义”从来都是满天飞，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来说，问题（尤其是真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劳动异化、权力异化和生存异化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维度上，我们需要从地域性和世界性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时至今日，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观点是，“问题”与“主义”不是割裂关系，而是互为支撑、互为丰富的关系。

    以上，我们仅从四个方面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大致梳理，这些梳理显然不能代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和主要方面，或许，只有从这些问题入手进行深度剖析和展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凝神聚气、培根固魂、创新话语、推动实践和引领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