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

    [摘 要]邵廷采在浙东学术史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他年轻时入姚江书院跟随余姚王学著名学者韩孔当习阳明良知之学;后来赴绍兴参与证人讲会，在会稽陶家读书，分别结识了毛奇龄和刘宗周的弟子董瑒，开始全面研读刘宗周的著作，对刘宗周甚为推崇。由此他打通了阳明学与蕺山学，打通了明州文化与越州文化，成为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为阳明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邵廷采;阳明心学;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5-0077-07

    梁启超在《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中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聊聊数语，勾勒了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余姚一地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描述了自王阳明之后，作为浙东学术重镇余姚一地硕儒辈出，学风惠泽全国的盛况，其中所说的鲁公、念鲁公，即指邵廷采的祖父邵曾可和邵廷采。邵氏家族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传承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邵廷采对“姚江学派”的研究颇见功力，在《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和《明儒刘子嶯山先生传》等人物传记中概述了明代王门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傳承的脉络以及各个学派的特点，全面描述了明末清初时期王学在江浙地区的流变，在明末清初浙东王学的传承和发展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一、明末清初余姚阳明后学与邵廷采的学术渊源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浙江余姚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享年六十四岁。著有《思复堂文集》、《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姚江书院志略》（主要作者）等多种。

    邵廷采推崇阳明心学，其根源首先在于余姚的姚江书院派。到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已经很难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和演变。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致”为工夫，王门后学也都坚持将“致良知”作为王学的主旨，但是各派对如何“致良知”在理解上各有侧重。王畿和王艮一派主张“良知”是不学不虑，是自然天成，主张顿悟，无需工夫的，其后学逐渐与禅学趋同。聂豹与罗洪先一派则主张用内修的方法，通过修身守道来明心见性。钱德洪、邹守益等人则坚持王阳明“良知”是事上磨炼得来的观念，将功夫落在“致知”上，其后学也力图矫正王畿、王艮一派渐趋空疏的学风。清初的余姚王学尤其是邵氏王学就是由钱德洪、邹守益这一派衍生、发展而来。

    徐爱、钱宽（钱德洪）、胡瀚、夏淳等人都是余姚人，也是王阳明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他们对阳明心学在余姚乃至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他们丰富和发展了王门学说。邵廷采在《王门弟子所知传》中分别替徐爱、钱宽作了小传，称赞徐爱“性深纯开彻，善发师门旨意”，肯定了钱德洪“文成倡明绝学，人多未信，德洪与同郡王畿首奋然从”的功绩。由于徐爱早卒，钱德洪在余姚的影响更大。钱德洪（1496～1574）认为王学的“致良知”是在事物上磨练的工夫，是渐修的工夫。在天泉证道时，王阳明也充分肯定了钱德洪的渐修工夫。由于钱德洪的渐修工夫更加切合传统儒学，因此影响更大，传播的范围也更为广泛。钱德洪在余姚坚持讲学三十年，滋养了余姚的阳明后学。他著有《绪山会语》、《绪山集》、《濠园记》等，编写了《传习录》和《阳明先生年谱》。

    沈国模是明末清初余姚王学主要的代表人物。沈国模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把发扬儒学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也参加了绍兴刘宗周的证人讲会，回来后与管宗圣、史孝咸等创建了半霖义学（姚江书院的前身）。半霖义学以讲授王阳明的良知说为主，吸引了当地大批的年轻学子，成为浙东传承阳明心学的主要场所。邵廷采在《姚江书院传》中分别为沈国模、管宗圣和史孝咸作了小传，肯定他们的功绩。明末清初的浙东，各种学说学派纷呈，余姚的王学弟子一方面恪守师传，同时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修正和丰富王学的思想内容。沈国模信奉“王学”，宣扬“良知”学说，教人当下拾取，有人误以为近于禅道，但沈国模言行敦厚高洁，品行诚笃，世人推为醇儒。与沈国模同时的管霞标“以躬行实践为则，一言一行准乎礼”，以实践为原则，以礼法为准则来治学。史孝咸则认为“令学者鞭辟近里，以立诚为第一步”，主张做学问首要的是要立诚。沈国模、管霞标、史孝咸先后执掌姚江书院，吸引大批钦慕阳明心学的青年学子，姚江书院也因此成为当时传播阳明学的主要阵地。以至于嶯山学派的刘宗周也对他们赞不绝口：“求如（沈国模）之斩截，霞标（管宗圣）之笃实，子虚（史孝咸）之明快，一时共相伯仲。” 对于这三位姚江书院的创办人，刘宗周也指出了他们传承阳明学时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沈国模主张良知说，管宗圣主张躬身亲为，史孝咸主张修身见性，要之，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传承阳明心学的主力军。

    在沈、管、史三位姚江书院开创者的影响下，书院内学术氛围浓厚，当地的青年学子纷纷来书院学习，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邵氏祖孙。邵廷采的祖父邵曾可入姚江书院，师从史孝咸，率先将王学引入了邵氏家学。在其影响下，其子邵贞显亦入姚江书院就学，其孙邵廷采更是自幼深受姚江书院的王学熏陶。邵廷采17岁入姚江书院，跟随余姚王学著名学者韩孔当习阳明良知之学。韩孔当是沈国模的学生，年轻时也受过禅学的影响，因而深知禅学的危害，因此他劝学生：“圣人天地万物一体，学者无自狭小。”而且对于儒佛之异也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佛氏与圣人异，大端在君父上。”后入姚江书院，师从沈国模习阳明心学，其学问以致知为宗，修正改过为辅。韩孔当对于阳明心学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使到了重病卧床期间仍念兹在兹，他对学生说：“吾于文成宗旨，梦醒觉有新得。”韩孔当教育邵廷采“圣人可学而至”。有一天，韩孔当故意考问他：“尧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尽，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其说云何？”邵廷采巧妙地以问代答：“孩提之不学不虑，即尧舜之不思不勉否？”韩孔当认为“良知宗旨”被廷采“一语道破”：“良知宗旨，被汝一语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道迩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归而求之，真有余师矣。” 在韩孔当的影响下，邵廷采开始阅读阳明的《传习录》，接着开始读刘宗周的《人谱》，进步很快。邵廷采17岁正式进书院学习，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受到了最为纯正的阳明心学的熏陶和教育，为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邵廷采推崇阳明心学，其根源也在于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宋代名儒邵雍以来，余姚邵氏人才辈出，尤其是到了明代，考中进士的邵氏弟子甲于浙东：“邵氏之在余姚，不能与孙、王、谢三姓齿，而科甲之目独盛于明，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 其五世祖邵甄，嘉靖三十一（1522）举人，做过海州太守。其高祖邵欽谕，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做过靖州太守，以廉洁亲民著称。邵氏的家风以严谨著称，要求子孙以读书为本，恪守经术，因此邵氏虽“累世贵臣，而族无富室” 。邵氏家族推崇阳明学、研习阳明学，是从邵曾可开始的，邵曾可年轻时入姚江书院，拜管宗圣为师。邵曾可又为沈国模弟子。沈氏为姚江书院创办人之一，书院旨在宣扬阳明心学。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对邵曾可有简洁而传神的介绍：“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孔当同时，皆余姚人也。为人以孝弟为本。少爱书画，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弃去，一志于学。时初立姚江书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虚度此生。遂往听讲。主讲者为史孝咸，曾可师事之。其初以主敬为宗，自见孝咸之后，专守良知。尝曰：‘于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己。日月有明，荣光必照，不尔，日用趾步鲜不贸贸者矣。孝咸病，晨走十余里叩床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余，亦病。同侪共推为笃行之士焉。”寥寥二百多字，简单勾勒了邵曾可的学术历程，介绍了邵氏的师承渊源，邵曾可师从史孝咸，得其王学的良知真传;同时也给我们勾勒出一位尊师重道的学者形象。邵曾可在邵氏王学的传承上是开端者，对余姚王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收藏大量儒学经典和王学文献，整理、记录姚江书院讲学笔记。对于邵曾可的藏书，邵廷采在其《姚江书院传》里有记载：“贮明儒书：敬轩、康斋、白沙、阳明，以下曰仁、绪山、东郭、南野。坐卧北楼，手钩玄要，常为后生开说，提撕本原。及院会请益教言，稽古质疑等，蠹余只字，力阐师传，无或谬缺。其后修《姚江书院志略》，皆出先生遗笥所留云。”可以说将王阳明之前的薛瑄（敬轩）、吴与弼（康斋）、陈献章（白沙），以及王阳明之后的徐爱（曰仁）、钱德洪（绪山）等理学大家的著作都收罗齐全了。而且在姚江书院学习期间，邵曾可每次讲会时都认真聆听，默默记录，回到家里再仔细整理笔记：“退而书所答问，近思精择，期于功息有合”，“手书先儒语，共相问答”（卷一《姚江书院传》），“遗笥所留”应该也有这些珍贵的笔记。尽管这些儒学文献我们今天已无缘一见，但据邵廷采所云“其后修《姚江书院志略》，皆出先生遗笥所留”，对于后人研究姚江书院中的王学传播情况提供了宝贵材料。

    其二，力阐师说，培养王学后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其儿子邵贞显，他也是史孝咸的弟子。受其父亲影响，邵贞显自幼好学，钦慕儒学前辈们的懿德善行，摒弃功名利禄，潜心学习古诗文，终生不仕，以课童子为业，教导邵廷采“先人经学不可废”，邵廷采的古文造诣绝大部分来自其父的教诲。邵曾可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余姚王学培养出了集大成的邵廷采。因为母亲早逝，邵廷采自幼由其祖母孙氏抚养长大，受其祖父邵曾可的影响亦很深：“五六岁时，禀祖父之训，教以孝弟忠信、为人之方。”9岁，即随祖父入姚江书院见沈国模，国模问曰：“子治何经？”廷采以“方受《尚书》”对。国模摩其顶曰：“孺子识之：在知人，在安民。”祖父指导他阅读王阳明的《客坐私祝》并广泛涉略儒家典籍：“八九岁从王父鲁公府君受阳明《客坐私祝》，府君即欲教以圣贤之学，非儒者之书勿使见。是年，始记周、程、张、邵、朱及白沙、阳明、曰仁、绪山、心斋、东郭诸君子姓名。” 在祖父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守仁、徐爱等儒学史上硕儒名家的著作。祖父对于廷采也是关爱有加，给以最纯正的儒学教育。11岁的时候，祖父去皇山翁氏山庄讲学，廷采也跟随而去，随祖父学《先正制义》，祖父作《蒙说》教育邵廷采。祖孙两人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皋;祖父训以孝悌忠信，夜则共卧。就这样，祖父一步一步将年幼的邵廷采领进了王学的殿堂，并接受理学学术史的教育。邵曾可贯彻了王阳明思想中最本质的理念，即是人人都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尧舜”，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邵曾可竭力将邵廷采培养成为一位纯粹的王学家。

    二、清初越中证人社与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发展

    对于阳明心学在明末清初流变的情况，梁启超有一个精辟的阐述：

    “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他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王学在万历、天启年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高景逸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先生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

    的确，刘宗周在浙东学术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黄宗羲在《移史论不宜立理学传》对其师也作了高度的评价：“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反身理会，推见其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

    其实，刘宗周对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态度，曾经经历了三次变化：“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辩难不遗余力。” 尤其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五月，刘宗周在蕺山解吟轩与诸生讲学的时候，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认为：“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即大本达道皆从此出。” 于是，开始倡导“慎独”之说。此时，姚江学派陶奭龄提出了“圣人非人”之说：“石梁首发‘圣人非人之论，为多士告，一时闻之，无不汗下者，余因命门人某次第其仪节，以示可久，遂题其社曰‘证人。” “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馀，援儒入释，石梁陶氏奭龄为之魁。传其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王朝式辈，鼓动狂澜，翕然从之，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忠介忧之。” 因此，刘宗周于崇祯四年（1631）三月，成立证人社，率二百多人在陶石篑祠举行大会，并邀请陶奭龄赴会，与其展开了一场本体与工夫之辨论，希望借此清理以禅诠儒的学风，使学者明“天理”以致良知。证人社的成立，标志着浙东学人之间思想的分化，标志着姚江阳明后学与嶯山学派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大。

    沈、管、史等姚江书院派的早期学者，虽然敬佩刘宗周的人品和操守，跟刘宗周也有不少交往，但是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不少分歧的。这种情况到了邵廷采，发生了一些变化，邵廷采在推崇阳明学的同时，也推崇嶯山之学。邵氏的思想由姚江王学转向嶯山之学，早在20岁时就开始了。他赴绍兴参与证人讲会，結识毛奇龄，非常钦佩，以弟子自称，往来书札问学。不久，其亲邵贞显、其师韩孔当先后谢世，邵廷采随即离开家乡，由此开启四方问学和游学的生涯。康熙十二年（1673），他到了嘉兴，在嘉兴放鹤洲烟雨楼，师事施博，进修陆王心学，“始识儒佛之分，始识王畿四无之近禅” 。尤其是康熙十三年（1674），邵廷采26岁那年，在会稽陶家读书时，结识刘宗周的弟子董玚，并拜董玚为师，董氏告以“既宗嶯山之人，不可不知嶯山之学” ，建议邵廷采多读读刘宗周的著作。在董玚的影响下，邵延采开始全面研读刘宗周的著作，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刘氏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刘氏的再传弟子。

    清初的浙东，姚江书院派与嶯山派之间，曾经争得非常激烈。姚江书院派弟子以王学正宗自居，对其他地方的阳明后学多有排斥。由此遭到了嶯山派弟子黄宗羲等人的责难：“阳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苟有瞀儒，欢欢然不能效门室之辩，有一阳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欤？” 这种情况到了邵廷采有了较大的改观，邵氏较少门户之见，也反对王、刘之争，他认为“王、刘道同也，弟子岂分门户哉” 。而且自觉地以“为阳明辩心体，为嶯山证慎独” 作为自己的使命。对于嶯山之学给以客观和充分的肯定，首先，邵氏肯定刘氏对于阳明心学的修正之功，他认为刘氏“揭慎独之旨，养未发之中”“固晦庵嫡嗣，亦新建之功臣”，“朱、王之学得刘而流弊始清，精微乃见” ，“刘嶯山虽不言良知，然补偏救弊，阳明之学，实得嶯山益彰” ，“此等源流关系，嶯山刘子洗刷最精，吾辈当虚心谛观” 。其次，邵氏认为刘氏对于宋明理学有集大成之功：“粹然集宋明理学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 ，“孔孟以后，集诸儒大成，无粹于此”，“承千圣绝学”。最后，邵氏认为王阳明、刘宗周一样伟大，对于王、刘，自己一样敬重：“弟于明儒，心服阳明而外，独有嶯山” ;“要之，明儒虽众，必推王、刘” 。

    总之，浙东学术发展到邵廷采，真正打通了阳明学与蕺山学之间的关系。邵氏以姚江书院派弟子而推崇嶯山之学，意义就格外不同了。

    三、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贡献

    康熙三十三年（1694），邵廷采主持姚江书院。此后几年陆续写成《明儒蕺山刘子传》、《姚江书院传》、《明儒文成王子传》等传记。邵廷采的思想主体上还是坚持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同时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当时学界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些修正，并力图矫正阳明后学中狂禅化的弊端，从而使得阳明心学回到正确的路途上。具体来说，邵廷采对于阳明心学的发展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进行了阐释和发展。邵廷采认为“不学不虑之良知”，“求端用力在于致”：“作圣之功，不废学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学》‘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极之，毕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谓良知之远且难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不得谓致良知之近且易也。”而且对于“致”的方法，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良知即明德，是为德性;致之有事，必由问学。尊德性而道问学，致良知焉尽之矣。故谓象山为尊德性，而堕于禅学之空虚，非尊德性也;谓晦庵为道问学，而失于俗学之支离，非道问学也。非存心无以致知，后人自分，而晦庵、象山自合耳。顾晦庵之学，已皎然如日月之丽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词章帖括之习，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陆二贤者天姿颇异，途径微分，而同底于圣道则一。其在夫子之门，视如由、赐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于美玉，奚为也？”

    第二，对“四无”说的阐释和体悟。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邹守益《青原赠处》中的一段话提到了这次著名的对话：

    阳明夫子之平两广也，钱、王二子送于富阳。夫子曰：“予别矣，盍各言所学？”德洪对曰：“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畿对曰：“心无善而无恶，意无善而无恶，知无善而无恶，物无善而无恶。”夫子笑曰：“洪甫须识汝中本体，汝中须识洪甫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对“四句教”之理解阐说历代来存有争议，为有明思想史的一大议题。“有积极的张扬者如王龙溪，有谨慎的存疑者如清儒李绂，有否认者如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有激烈的批判者如王夫之、颜元、张烈之流。” 邵廷采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下流行的“四无”学说，不是王阳明“四句教”的本面目，他说：“至于‘四无之说，流失在龙溪”。邵廷采毫不客气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这个阳明先生座下的弟子。接着他分析引起后人分歧的原因：“而天泉夜论，其师不以为不然，故滋后人口实，然其中正可有可详求者。”王阳明并没有明确否认王畿对四句教的理解，以致于引起了后人不同的解读。当然在邵廷采看来，王阳明的四句教跟王畿的四无说还是有区别的：“阳明之所谓‘四无，固异于龙溪之所为‘四无。龙溪之所为‘四无以为无为无者，荡而失归，恍惚者托之矣。故其后为海门、为石梁，而密云悟之禅入焉。阳明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也。”也就是说，在王阳明那里“有”与“无”还是辩证的，而到了王畿那里，就没有了这个辩证关系，无就是无，这样就渐渐地将阳明心学推入了狂禅之境。而到了其弟子周海门（汝登）、陶石梁（奭龄）那里就直接以禅入，把阳明心学的主旨完全抛在了脑后。因此，邵廷采认为阳明的“四无”是与“前乎此者，镰溪之‘无极而太极;后乎此者，蕺山之‘无善而至善” 是一体的。

    第三，是对于王阳明学说的积极回护和对于论敌的辩驳。对于王阳明的诋毁和非议在王阳明的时代就开始有了，至清初仍不时有人非议王阳明及其心学，视阳明心学为异端邪说，对此邵廷采反驳说：“今人咸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嗟乎，子静岂异端乎！以异端视子静，则游、夏纯于颜、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论叙《古本大学》、《则言》、《传习录》诸书具在，学者虚心平气，反覆融玩，久当见之。”而且引用明孝宗时候的名臣郑晓（谥号端简）的话进行了回击：“善乎，郑端简之言曰：‘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世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惟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媢心称快尔。”（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更为巧妙的是，邵廷采利用他史学家的便利身份，在为王阳明立传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有意利用明清时候名家的言论，来为王阳明辩护。在其《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里先后完整引用了明万历大学士申时行上书万历帝奏疏和清初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斌给朋友的书信，来为王阳明辩护。申时行上书万历帝，希望能让王阳明从祀孔庙，针对那些非议阳明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彼诋訾守仁、献章者，谓之‘伪学、‘伯术，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谓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阐述经训，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耶？盖孔子尝删述《六经》矣，然又曰‘予欲无言、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门人颜渊最称好学矣，然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功尤大也。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相成，并行不悖。盖在朱时，朱与陆辨，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

    總之，邵廷采在浙东学术史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他生于余姚，长于余姚，年轻时入姚江书院跟随余姚王学著名学者韩孔当习阳明良知之学;后来赴绍兴参与证人讲会，在会稽陶家读书，分别结识了毛奇龄和刘宗周的弟子董瑒，开始全面研读刘宗周的著作，对刘宗周甚为推崇。由此他打通了阳明学与蕺山学，打通了明州文化与越州文化，成为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为阳明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 释]

    陈雪军、张如安：《邵廷采全集·思复堂文集卷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以下出自该书者仅注篇名。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

    《四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

    《思复堂文集》卷六《文艺序》。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页。

    刘汋：《先君子嶯山先生年谱》，《刘子全书》卷四十，清道光甲申刻本。

    刘汋：《先君子嶯山先生年谱》，《刘子全书》卷四十，清道光甲申刻本。

    刘宗周：《证人会约书后》，《刘子全书》卷十三，清道光甲申刻本。

    全祖望：《鲒琦亭文集》卷十一，清同治十一年（1872）借树山房藏板刊本。

    姚名达：《清邵念鲁先生廷采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

    黄宗羲：《南雷文定·余姚县重修儒学记》。

    《思复堂文集》卷一《王门弟子传》。

    陈雪军、张如安：《邵廷采全集》附录邵国麟《念鲁先生本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4页。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七《复友人书》。

    《思复堂文集》卷七《候毛西河先生书》。

    《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刘子嶯山先生传》。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七《答蠡县李恕谷书》。

    《思复堂文集》卷七《复友人书》。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参见陈立胜：《王阳明“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及其诠释学义蕴》，《第七次“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讨会（2001年广州）》。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以上皆见《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责任编辑：郭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