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者第一人”，不走寻常路

    高善罡

    

    1912年后，黄远生开启记者生涯，曾担任《时报》《申报》等报刊的特约记者。

    1915年圣诞节傍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一位华人青年正在静静饮茶用餐。突然，两颗子弹从背后穿透他的心脏，他当场倒在血泊之中。这位青年就是以奇风异骨隆誉报界的“民国记者第一人”黄远生。

    1885年1月15日，黄远生生于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本名为黄远庸，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时笔名为远生。他一生常常突发奇想，做出非常人之事：出身于信奉孔孟之道的书香门第，却自小把革命、自由、民权挂在嘴边，还跟着洋教师学习英语;少年参与学潮，声援 “受专制学校之苦”的南洋公学学生罢课，之后却主动投考仍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南洋公学;痛恨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取士”，却在中秀才之后参加末届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赢得“知县即用”榜头，本应顺理成章走传统仕途，却以进士身份弃官，东渡日本学习法律;以海归身份置身清政府官场，却又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最终弃官成了记者。

    “记者”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是梁启超1899年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文章中。当时，报纸多重论说、轻新闻，辛亥革命后才开始重新闻、轻论说，或者新闻与论说并重，正是在这种演变中，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弃官当记者出人意料，是因为记者刚刚出现时是被人们所轻视的，远不如他任职的邮传部员外郎、编译局篆修风光。正如新闻学家戈公振所言：“往者社会之视记者，盖卖朝报之流，服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

    黄远生弃官当记者虽说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日本留学之时，他就把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作为座右铭。在他眼中，官僚政治皆为“盗、丐、流氓”，“毒药之毒，封豕长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之官界”。因此，他对进入官场追逐名利而求闻达于世毫无兴趣，反而想“独立自尊”地“为民生社会请命”。就在黄远生苦闷惆怅之时，他的同乡、北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对其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于是，他接受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投身于新闻界，成为职业记者第一人。

    事实证明，他选择记者职业是正确的。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音同迈）共同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因为见解独到、犀利泼辣，很快声名大震。此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 《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撰写文章，也都干得风生水起。

    黄远生新闻作品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远生通讯”。 通讯作为一种比消息更加详细生动报道事物或人物的新闻手法，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民国初年，通讯还是个新鲜事物，黄远生把它作为主要写作体裁，仅在1912年5月至1913年10月的17个月间，就为《申报》《时报》采写“北京通信”170余篇，平均每月发表11篇。内容主要涉及民初时事政治、政坛风云、官场内幕等方面，也有一些关乎流亡者、受灾饥民等弱势人群生存境遇的民生报道。

    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报道很注意时效性。《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通讯，仅从标题就可看出报道的人和事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他也很注重挖掘新闻价值，如1912年6月写作《政界小风潮零记》一文时，曾预感“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便在通讯中透露“近期有这种可能性”，这一判断果然被事实所验证。

    “远生通讯”重点报道当时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黄远生在清末做过官，民国初年官场也有不少熟面孔。他利用这一优势周旋于政坛，运用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报道了有关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治等人的内幕消息。1914年，他采访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后，撰写《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把孙中山让权的态度和袁世凯“权谋百出”的伎俩公之于众，含蓄地告诉读者不要对会谈抱有希望。俄国侵入内蒙古、英国出兵西藏、六国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二十一条”、宋教仁遇刺、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重大事件，都在他的通讯中有真实详尽的记载。他的文章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后人评论说，“没看过黄远生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

    

    1913年宋教仁遇刺时，黄远生曾写过通讯详细报道此案。

    “远生通讯”善于把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比如，在《外交部之厨子》一文中，他用生动滑稽的笔触记述了一个清末“连结宫禁，交通豪贵”的厨子，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混迹于民国官场的故事：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音同谢）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汪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跃然纸上。文章还借京人之语，骂出卖国家利益的民国外交部为“狗窑子”。《新年闲话》 《围炉杂话》《岁暮余闻》《谈屑》等通讯，都是他信手采撷的一些小故事和生活片段，勾勒出官界腐败的实情，以及污浊、 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真相。

    “远生通讯”用颇为通俗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流利畅达，运笔自如，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却极为深刻。黄远生撰写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通讯《囍日日记》，仅2000多字，却用大量白话讲述人们争食面包的官场一景：“武英殿茶会，此五字何等冠冕！不料入殿后，惟见高帽而礼服者，重重叠叠而立，但见人形，但闻人声，不见食品。余未早食而出门，此半日之日，计全恃此一茶话会，乃努力向人丛中窥探，始得见一仆持了满盘之甜面包，沿途抢掠，适至余前，余之良心乃命余抢取三块，分出人丛而立食之。”在文中，他没有议论，也没有分析，却通过滑稽一幕，把袁世凯政府政治、经济上的空虚鲜活地公之于众。《乔装打扮之内阁》 《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等文，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20C8FD30-044B-4757-B1E4-5A8051963229

    黄远生认为，写出好的新闻通讯，首先要当个称职记者。作为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这“四能”要求，对今天的记者也并不过时。

    黄远生以新闻通讯闻名于世，上至官僚阶层，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被它所吸引，都想先睹为快。陈独秀正是在黄远生的影响下组成了“新青年”团体，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到黄远生的文章就有30篇之多。邹韬奋曾经回忆说：“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览室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讯。” 由此可见黄远生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影响之大之深。

    黄远生曾说，办报目的是“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强调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在记者生涯中也是如此身体力行。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揭露、敢下笔痛骂。他批判袁世凯“终将为亡国之罪魁”，有时对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

    

    黄远生的文集《远生遗着》。

    

    陈独秀受黄远生影响组建了“新青年”团体，在《新青年》上多次提到黄远生。

    对于黄远生这样的报业奇才，袁世凯畏惧他在称帝问题上说三道四，但更器重他的才能，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称帝劝进团的一位大员。于是，袁世凯叫黄远生作一篇歌颂帝制的文章，开价是现金10万大洋和部长的位子。这使反对帝制的黄远生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既不愿违背反帝制的初衷，又不想得罪袁世凯，于是写下“不通之文字”以便脱身。袁氏哪肯轻易放过，敲桌子说了重话，叫黄远生再作一篇支持帝制立意坚决的颂圣文。黄远生企图走中间道路的“不党”做法，既得罪了袁世凯，又得罪了革命党人。

    最终，受到良知折磨的黄远生为了摆脱困境，于1915年 9月3日南下上海，随即在《申报》《时报》与《大陆报》刊发启事，声称原来“鼓吹帝制”之言全是假话，与自己内心“宗旨不符”，现当划清界限，“不愿与闻”，卸下最后的心理枷锁。

    1915年11月，《东方杂志》推出了黄远生的名作《忏悔录》，他说与魔共舞，乃是“魂为躯役”，源自内心“理欲交战”，痛悔自己“既不能为真小人，又不能为真君子”。在《与林宰平书》中，他再次诚恳地写道：“天若佑我动心忍性，不变其宗，则足以对吾良友矣！”他回顾四年的记者生涯，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立志不做官，也曾“指斥乘舆，指斥权贵”，但是，作为记者“其滋味乃正复与官同也”，并未脱离官场的宿命。经过多番思虑，他决定动身赴美另觅新生。

    但是，上天并没有给黄远生以新生的机会，遇刺而亡时他只有30岁。他的死与他的生平一样充满了戏剧性。当黄远生的死讯从大洋彼岸传来，国人大都认为是袁世凯派人下的黑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死于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受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20C8FD30-044B-4757-B1E4-5A8051963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