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七十年探索积累的宝贵思想财富

    蓝蔚青

    [摘 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建设理想社会的探索中，我们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善于吸取前人的教训，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逐步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逐步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精辟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开创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探索，“试错”是探索的基本做法。应该依据人民利益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对各项探索的成败得失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通过“叩其两端”把握合理性的边界，把“试错”取得的教训转化为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0年探索;“试错”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5-0020-05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由此，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一个全民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漫长征程。

    就在这一征程出发前夕，毛泽东在我们党执政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高瞻远瞩、振聋发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做，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心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pp1438-1439）70年后重温这一谆谆教诲，深深感受到这一穿透历史的深刻洞察力对于我们新的伟大进军征程中的长远指导意义。

    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设计师，首先面临道路的选择。当务之急自然是摆脱贫穷落后的处境，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道路自然被排除在选项之外。苏联当时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的唯一样板，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技术上、思想文化上对新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一开始就“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师和兄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年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但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照搬俄国革命道路的教训，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极不平衡，而且执政的政治基础主要在农村的客观实际出发，明智地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迅速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尽管不久由于苏联影响的加深和对两极分化的担忧，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偏向，但依靠实现理想的高涨热情，还是比较顺利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斯大林去世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的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在社会主义各国，进行改革和按照各国不同情况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开始出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时指出，苏共二十大“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一方面，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是难免的。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个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2]（pp377-378） “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pp378-379）紧接着，他又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的纲领性文献中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23）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吸取前人的教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成为贯穿我们党和全国人民70年来前无古人的探索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3）

    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尽管毛泽东在60多年前已经提出了上述指导思想，使我们避免了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的具体做法，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仍然打着深深的苏式印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并且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只是非常粗略地勾画了未来新社会的轮廓，指出了发展的总方向和最一般的规律。他们没有，也不想绘制新社会的详细蓝图，更不想制定建设新社会的行动纲领。因为他们认为，这只能由未来的人们根据那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决定。如果在不具备实践条件的情况下对未来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预测，必然陷入纯粹的幻想。改革开放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解，大部分来自于苏联理论界根据苏联的实践经验所作的阐述。而苏联的主要经验是在巨大外部军事压力下，为了国家安全，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保证其高速增长，为此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和对社会的高度管控。加上当时我国的整个干部队伍缺乏发达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绝大部分人只了解自然经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同苏联相似之处，所以在自主探索中仍然跳不出苏式管理体制。尽管在改革开放前也有過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尝试，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但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实际理解一直停留在“公有制一统天下+命令型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对社会的高度管控+靠政治运动和行政权力推动社会运行”， 基本是目标上的苏联模式加方法途径上的中国创造。而且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往往作简单化的标语口号式的表述和理解，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不要钱”等等，重视革命热情、政治号召和行政命令，轻视科学理论、客观规律和利益驱动，遏制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出现不少偏差。而且由于把探索中的意见分歧看成阶级斗争，并且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强迫命令、逢迎盲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泛滥，难以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避免和纠正失误，直至酿成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其实改革开放前的许多错误的政策和口号，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为了巩固政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但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结果走向了良好愿望的反面。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归常识和理性，认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形势，脚踏实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仅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逐步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充分认识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4]（pp379-380），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我们党不仅破除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而且精辟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仅在各方面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作出了实行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特别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仅仅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在许多重要方面赶上了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也为人类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开创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

    三、把自己的教训作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我们面临的几乎全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绘制出新社会的详细蓝图，并据此制定建设新社会的行动纲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不取，所以“试错”就成为探索的基本做法。子曰：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在探索未知领域的时候，就要采取这种“叩其两端”的方法，在“试错”中把握合理性的边界，体会到“过犹不及”，从而把握好“度”，做到“无过无不及”。所以我们不应指责前人不可避免的“试错”，不该因为“呛水”而抱怨，更不该因为“出错”而否定积极的探索，甚至退回去走老路，而应该把“试错”取得的教训作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8]（p432）因为“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是会产生切肤之痛的，而所付出的代价应该在以后取得的社会进步中得到补偿。我们党在这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建国前后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把自己的教训转化为党和人民宝贵思想财富的成功典范。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9]（p167）

    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指出的，“对于我们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在内，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进行自我批评，能不能历史地、正确地进行这种自我批评，是能否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9]（p229）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我们党才能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到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十多年来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胜利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既纠正了自己具有无比威望的领袖所犯的严重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既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解决了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对一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初步调整，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效地改善了党的领导和党群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顺利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力地表明党的领导层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因而获得了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开创了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局面，也为全面改革开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但改革往往面临艰难抉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之所以能长期束缚社会生产力，阻碍人民群众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并非大家都没有看到问题。它们之所以成为禁区，不仅是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从概念出发、用概念来限制实践探索、削足适履的先验主义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造成了巨大思想阻力，而且是因为突破禁区确实会产生新的矛盾。改革的经验证明，在许多政策和决策的选择中，我们往往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首先解决各个领域的主要矛盾。随着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必须深化改革，继续解决新的问题，而不能因新问题的出现而抱怨改革，否定改革。不少改革有多种方案和途径可供选择，但各方面的效益和影响难以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仍然没有穷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摸着石头过河”，对未知领域仍然需要继续“试错”和“容错”。 即使是总结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整体设计，也需要通过实践使其完善丰富。对于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失误和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但要作为取舍的依据，更要依据人民利益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如果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那就坚决否定、纠正;如果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就要做好协调工作，但不能让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阻碍有利于全局的改革;如果主要条件还不成熟，那就要积极创造条件;如果只是方法，措施、步驟问题，那就在坚定不移的推进中逐步完善。只要自觉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即使是教训也能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7.

    [8]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册）[R].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