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民主的革命动力思想探析
张建喜
摘要： 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首先指向一种社会状况和形式，而非政治制度，并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它与“前现代”的贵族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又非常接近古典思想中的“整全”政体观，即它还包括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观念这类灵魂事务。因此，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逐渐演进、从身份不平等到实现身份平等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革命。这个革命同时意味着人的地位及其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而推动这场革命的动力则包括来源于历史规律和上帝意志的直接动力，涵盖教会的作用、工商业的兴起、科技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等在内的社会动力，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动力，以及内含于民主社会的以正义性价值为标志的根本动力。分析这些动力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根本动力是最为重要和根本性的。
关键词：托克维尔；民主；民主的革命；中央集权；正义；动力
中图分类号： D09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3-0056-10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3.006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代表性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将19世纪法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阿隆认为，他们都非常自觉地、有意识地且十分自我陶醉地以各自特有的“气质、道德标准体系和认识问题的方法”[1]288致力于分析和研究当时那个正不可阻挡地到来和显现的、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阿隆同时指出，对现代社会这一共同现象或对象进行解释是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但与孔德将其定义为工业社会、马克思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民主社会，即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胜利，从而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便成为人类重新组织生活的依据和命运得以安放的场所。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对他所认定的这个还不十分完整的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相当深刻和丰富地描绘，并对民主社会里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政治后果一一作了揭露和分析。对于后一点，托克维尔本人自不必待言，其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此也进行了非常清楚地说明。如阿隆说，“他先确定了一种理想类型即民主社会的类型，然后用比较的方法试图从各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最一般的原因到最特殊的原因中把结果分离出来”[1]217。但这个民主社会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作出系统明白地解答。托克维尔说过，民主社会是由民主的革命创造的，若要更加深入和具体地分析，说明是由哪些因素和条件促成了民主的革命的发生和成功，即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则依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那么是托克维尔本人有意忽略掉了吗？他在批评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时指出，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却“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2]688。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并不会也不可能这么做；那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即推动创造了民主社会的民主的革命动力是什么，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民主的革命
在重点探讨托克维尔关于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各种动力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民主的革命的具体内涵。因为过去许多学者都特别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的丰富但是模糊，他用“民主”一词同时指称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为精确地界定民主的革命带来不小的困难。所以，让我们先从准确地理解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谈起。
（一）托克维尔的“民主”内涵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模糊，认为他没有对其进行严格地定义，但他们还是较为一致地将其理解为与“专制”相对的，以定期公开选举、政党政治和代议制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即我们今天在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较为熟悉的民主制度。然而，随着“二战”后托克维尔思想被“重新发现”这一功劳应归功于雷蒙·阿隆。参见《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载于（法）阿隆，（美）贝尔等所著《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金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以及21世纪初古典思想研究的复兴，特别是近年来托克维尔研究“热”在我国的高涨，促使人们转换视角重新研究其“民主”的内涵，而且挖掘得更加深入，也更加符合托克维尔的初衷。雷蒙·阿隆就曾指出，托克维尔“常常用这个词来指某种社会类型多于指某种政权形式”[1]204，“他最常用民主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一种统治方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1]602。这里，我们发现阿隆提出了“社会状态”和“政治制度”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政权形式”或“统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政治制度的意涵。但阿隆认为，托克维尔没有用原本传统上是政治术语的“民主”一词来着重分析现代的政治制度，而是将其主要用来指称现代社会，即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社会。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意识中，“社会”这个范畴和存在在他所处的时代大变格局中更为凸显和重要，政治制度也只是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社会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因而首先要将注意力转向社会。这就符合前文所述的阿隆将其列为现代社会学主要奠基者的做法。但阿隆同时指出，托克维尔并没有与传统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用法决裂，民主的社会中能够也必须要建立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享有主权和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民主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其实在“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丰富并扩展了民主的内涵。他告诉人们，要描述和理解真正的民主，“只能将社会的与政治的因素结合起来谈，而不是将它们分开”[3]62。同时，他用政治术语来界定现代社会，表明“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属于政治秩序，总之是属于政治语言”[4]。这也是他区别于孔德和马克思这类强调经济、社会、精神等非政治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托克维尔依然遵循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政治当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和目的，强调政治的重要性，他如此开创性地应用民主的内涵，根本的任务在于“追溯社会的状况，以弄清政治机构的状况”[1]207。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首要和主要地將民主置于社会而非制度的层面来理解，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那么，托克维尔为何要首先地和主要地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考察和理解民主呢？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国史的学者倪玉珍指出，他主要是从基佐那里获得这一重要启发的。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叶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注意到，法国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演变，但是“法国的社会却持续地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贵族阶级不断衰落，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第三等级不断崛起，法国社会呈现出各阶级‘夷平并相互融合的趋势”[5]。当他再考察5—18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社会情况时，发现了类似的“文明”进程。对这一现象的体认使得基佐认为“社会状况”比“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前者产生和决定了后者，其次才是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和影响；他因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认为这是应当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基佐这一独特思路极大地拓展了托克维尔的认识视野。倪玉珍还指出，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社会状况不仅界定了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的本质，而且还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的类型，即民主的人。这种类型的新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完全不同，在于民主的社会状况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对其思想、情感和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说，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不仅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物质描述，更是对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民情这类精神事务的重塑。对此，另一位研究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学者段德敏也直接指出，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不是指向现代意义上的‘薄的制度的概念，而是指向古典意义上的‘厚的概念”[6]。它非常类似于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政制”（regime）概念。这是一种“整全”意义上的宏大政体观，它“不仅包括政府的形式、执政者的权限、执政的方式，还包括城邦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情感和观念”[6]。可见，政制的“整全”性就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今天人们已经严格作了区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这些秩序与灵魂秩序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这种新内涵其实是符合他本人的思想的。当他惊叹于在美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民主时，他说，民主的社会情况“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7]4，而且，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绝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7]4。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社会情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情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7]58托克维尔的这些经典论述表明，民主的社会情况是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其他一切物质性及精神性事物的出现乃是结果，正是它决定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品质、精神追求、法律精神、思想观念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诸多方面。20世纪最为重要的古典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解释古典政治哲学的指导性主题即政体问题时，认为“政制是秩序、形式，它赋予社会其特性。因此，政制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8]25，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味、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神”[8]25。而法律是一种派生的产物，不是法律决定政体，而是政体决定法律，因为“法律的起因是政制”[8]25。可见，施特劳斯所阐释的古典政体观指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与人的灵魂秩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它是一种社会得以存在和显现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在。而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施特劳斯所阐发的古典政体观，并分享了政治秩序与灵魂秩序密切对应的古典观念。
综上所述，随着对托克维尔思想的不断挖掘，关于其民主的内涵目前至少可以确定两点：第一，它虽然与制度有关系，但仅从狭隘的制度角度还不能完全和充分地理解，它首要、主要地指一种社会状况和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制度；第二，这种从社会形式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也不单纯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描述，而是非常接近于古典思想中的“整全”政体观，即它还包括对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观念这类灵魂事务的重塑。
那么，民主的社会状况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到，莫过于身份平等”“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7]4。在其著作的另一处，他接着说道，“美国人的社会情况是非常民主的”[7]58。由此我们发现，托克维尔所谓民主的社会状况就是身份平等。在他看来，身份平等不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甚至根本特征，而是占支配性地位的原则或“源发性事实”，身份平等就是民主的社会状况，它在民主社会施加全面的影响，而其他所有的個别事物则由它产生。综观托克维尔的整个思想，我们知道这个身份平等使得社会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区分，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独立和相似的，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来行使领导和指挥权，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这个新社会的一般形象。与之相对的旧社会则是托克维尔所称的“贵族制”或“贵族社会”。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出贵族社会的核心特征，但在其整个论述中依然能够发现身份的不平等就是其根本事实。这就是说，在贵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身份和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梯的两端分别矗立着最高贵的贵族阶级和最低贱的平民阶级，而在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又分布着许多个地位不一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和平民阶级，每个人都被置于不同的阶级之中并受其影响。不同阶级间在权利义务、思想情感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贵族阶级享有众多特权，处于主人的地位；平民阶级则享有很少的权利，因而处于受支配和从属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依附或隶属关系。
（二）托克维尔民主的革命内涵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视域中，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前者代表旧社会，后者反映新社会。因此，从贵族社会逐渐演进到民主社会，从削弱和摧毁身份不平等到实现身份平等，即民主社会逐步形成的漫长过程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革命”。他看到，这个革命在基督教世界过去的七百多年间持续不停地向前推进，而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至少还看不到尽头，它仍处在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但它最终将成为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有两种革命，即“民主的革命”和“民主革命”，前者是一种“当时欧洲世界正在经历的从贵族时代和旧制度走向民主时代的历史巨变”[9]93，后者则是一种“这一巨变过程中的‘剧变，即政治和社会全面的、突然的、在暴力中完成的根本变化”[9]93。这就是指，向身份平等不断过渡的“民主的革命”虽然是非常漫长、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但即便没有“民主革命”的催化和助力，它最终仍将统治全世界，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前者而非后者。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在分析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功绩时才如此评论：大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非常突然地、血腥地“彻底摧毁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10]61。换言之，在他看来，即使没有发生迅猛和暴烈的大革命，贵族社会也将一点一滴地衰落下去，而身份的平等和等级的消失也必会同步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克维尔的“民主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缓慢的社会革命，是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和形式之间的根本变迁。因此，它首先是一场从身份不平等逐渐过渡到平等之过程的革命；其次是一场背后隐含着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关于人的解放和思想观念变革的革命。关于人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封建贵族社会中包括阶级、等级、家庭、传统和种族等在内的所有外在束缚；由此，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平等的个体。而这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即每个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都是自己的主人，大家在智力水平和判断力方面互相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应用或者滥用他们的个人理性。托克维尔认为，他所阐发的这种革命绝不会在贵族社会或民主社会中发生，革命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的过渡期间发生的。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民主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变迁或政权更替，而是社会形式的根本转折。
二、民主的革命的主要动力
所谓动力，就是指推动或促进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或因素，它是一种推动力或作用力。民主的革命的动力，就是推动或促进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和民主社会形成的各种力量。下文来着重分析这个力量主要有哪些。
（一）直接动力
得益于基佐的重要启发，以及托克维尔本人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他发现法国社会从11世纪开始每隔50年都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7]7。这样的双重革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使得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不断缩短而变得日益接近和平等。当他再将目光抛向法国之外的整个基督教世界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这种看似发生巨变却又始终保持一致的重大现象促使托克维尔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7]8。他以为历史真正的主轴是，原来高高在上的朝下走，原来低低在下的人不断往上走，两边愈来愈接近，不久以后他们也就会合了。他还认为，这个历史的社会运动是任何人为和非人为的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切敌对者都将在它面前退却和失败，因为阻止它阔步前进的努力都将是可笑的和徒劳的，民主的革命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的胜利。看到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无法抗拒的历史运动，托克维尔怀着一种宗教畏惧的心情宣称，民主的革命“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7]8，并且还具有“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7]8，它不但是无法抗拒的，也是符合神意的，因而企图阻止它就是违背和抗拒上帝的意志。
关于托克维尔上述的这些表述和判断有两点与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有关。第一，他的这种判断有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意味。当然，托克维尔是不是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决定论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这种判断的语调却告诉人们，民主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定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就是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也是历史的终结。换言之，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基本和根本的力量或因素，它直接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中，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民主社会的到来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能的和公正的存在，一切人类事物都由他产生并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既然民主的革命是符合神意的事物，那么人类就不能再心想旁骛，而应直接接受上帝安排的这一命运。这两个方面在托克维尔那里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似乎教导人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直接推动着民主的革命进程，因此构成了民主的革命的直接动力。
（二）社会动力
在旧的封建贵族制社会里，贵族阶级掌握着大量的政治权力，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但由于这个社会等级森严、上下分明，每个人都被永久地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人们的精神也被严重压制而无法产生新的想法，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社会表面上看似活着，但已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此，社会本身完全无法为其他人的致富或晋升创造必要和额外的条件，人们甚至都没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和想法。这样，由贵族阶级世代相传的政治权力唯一的重要社会来源和基础便是土地，而基于土地基础上的这个权力自然相当稳固和强大，并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成为“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7]5。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末期时，托克维尔发现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要素，它们与土地一样都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这些新的要素包括基督教会的作用、工商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基督教最早产生并流行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广大贫困阶层人民中间，它继承了古典时代斯多葛派主张的人人平等原则，宣扬众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后成为罗马的国教。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社会大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基督教成了饱受苦难折磨的人民的精神慰藉，教会也担当起组织人们生活的重要使命。遵循基督教的平等精神，教会对各阶级的成员一视同仁，进入教会变身为神职人员并不需要审查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相同仪式的受洗而平等地进入天堂，从而获得拯救。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教会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变成一种社会政治组织。这样，一方面人人都可以进入教会，另一方面教会还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这就非常自然地为平民阶级的人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机会，从而打破了贵族长期以来独自握有权力的格局，为平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说道：“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透入政治领域。原先身为农奴而要终生被奴役的人，现在可以以神甫的身份与贵族平起平坐，而且常为国王的座上客。”[7]5
摘要： 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首先指向一种社会状况和形式，而非政治制度，并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它与“前现代”的贵族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又非常接近古典思想中的“整全”政体观，即它还包括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观念这类灵魂事务。因此，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逐渐演进、从身份不平等到实现身份平等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革命。这个革命同时意味着人的地位及其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而推动这场革命的动力则包括来源于历史规律和上帝意志的直接动力，涵盖教会的作用、工商业的兴起、科技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等在内的社会动力，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动力，以及内含于民主社会的以正义性价值为标志的根本动力。分析这些动力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根本动力是最为重要和根本性的。
关键词：托克维尔；民主；民主的革命；中央集权；正义；动力
中图分类号： D09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3-0056-10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3.006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代表性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将19世纪法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阿隆认为，他们都非常自觉地、有意识地且十分自我陶醉地以各自特有的“气质、道德标准体系和认识问题的方法”[1]288致力于分析和研究当时那个正不可阻挡地到来和显现的、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阿隆同时指出，对现代社会这一共同现象或对象进行解释是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但与孔德将其定义为工业社会、马克思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民主社会，即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胜利，从而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便成为人类重新组织生活的依据和命运得以安放的场所。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对他所认定的这个还不十分完整的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相当深刻和丰富地描绘，并对民主社会里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政治后果一一作了揭露和分析。对于后一点，托克维尔本人自不必待言，其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此也进行了非常清楚地说明。如阿隆说，“他先确定了一种理想类型即民主社会的类型，然后用比较的方法试图从各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最一般的原因到最特殊的原因中把结果分离出来”[1]217。但这个民主社会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作出系统明白地解答。托克维尔说过，民主社会是由民主的革命创造的，若要更加深入和具体地分析，说明是由哪些因素和条件促成了民主的革命的发生和成功，即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则依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那么是托克维尔本人有意忽略掉了吗？他在批评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时指出，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却“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2]688。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并不会也不可能这么做；那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即推动创造了民主社会的民主的革命动力是什么，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民主的革命
在重点探讨托克维尔关于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各种动力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民主的革命的具体内涵。因为过去许多学者都特别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的丰富但是模糊，他用“民主”一词同时指称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为精确地界定民主的革命带来不小的困难。所以，让我们先从准确地理解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谈起。
（一）托克维尔的“民主”内涵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模糊，认为他没有对其进行严格地定义，但他们还是较为一致地将其理解为与“专制”相对的，以定期公开选举、政党政治和代议制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即我们今天在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较为熟悉的民主制度。然而，随着“二战”后托克维尔思想被“重新发现”这一功劳应归功于雷蒙·阿隆。参见《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载于（法）阿隆，（美）贝尔等所著《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金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以及21世纪初古典思想研究的复兴，特别是近年来托克维尔研究“热”在我国的高涨，促使人们转换视角重新研究其“民主”的内涵，而且挖掘得更加深入，也更加符合托克维尔的初衷。雷蒙·阿隆就曾指出，托克维尔“常常用这个词来指某种社会类型多于指某种政权形式”[1]204，“他最常用民主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一种统治方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1]602。这里，我们发现阿隆提出了“社会状态”和“政治制度”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政权形式”或“统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政治制度的意涵。但阿隆认为，托克维尔没有用原本传统上是政治术语的“民主”一词来着重分析现代的政治制度，而是将其主要用来指称现代社会，即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社会。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意识中，“社会”这个范畴和存在在他所处的时代大变格局中更为凸显和重要，政治制度也只是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社会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因而首先要将注意力转向社会。这就符合前文所述的阿隆将其列为现代社会学主要奠基者的做法。但阿隆同时指出，托克维尔并没有与传统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用法决裂，民主的社会中能够也必须要建立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享有主权和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民主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其实在“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丰富并扩展了民主的内涵。他告诉人们，要描述和理解真正的民主，“只能将社会的与政治的因素结合起来谈，而不是将它们分开”[3]62。同时，他用政治术语来界定现代社会，表明“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属于政治秩序，总之是属于政治语言”[4]。这也是他区别于孔德和马克思这类强调经济、社会、精神等非政治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托克维尔依然遵循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政治当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和目的，强调政治的重要性，他如此开创性地应用民主的内涵，根本的任务在于“追溯社会的状况，以弄清政治机构的状况”[1]207。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首要和主要地將民主置于社会而非制度的层面来理解，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那么，托克维尔为何要首先地和主要地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考察和理解民主呢？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国史的学者倪玉珍指出，他主要是从基佐那里获得这一重要启发的。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叶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注意到，法国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演变，但是“法国的社会却持续地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贵族阶级不断衰落，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第三等级不断崛起，法国社会呈现出各阶级‘夷平并相互融合的趋势”[5]。当他再考察5—18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社会情况时，发现了类似的“文明”进程。对这一现象的体认使得基佐认为“社会状况”比“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前者产生和决定了后者，其次才是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和影响；他因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认为这是应当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基佐这一独特思路极大地拓展了托克维尔的认识视野。倪玉珍还指出，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社会状况不仅界定了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的本质，而且还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的类型，即民主的人。这种类型的新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完全不同，在于民主的社会状况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对其思想、情感和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说，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不仅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物质描述，更是对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民情这类精神事务的重塑。对此，另一位研究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学者段德敏也直接指出，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不是指向现代意义上的‘薄的制度的概念，而是指向古典意义上的‘厚的概念”[6]。它非常类似于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政制”（regime）概念。这是一种“整全”意义上的宏大政体观，它“不仅包括政府的形式、执政者的权限、执政的方式，还包括城邦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情感和观念”[6]。可见，政制的“整全”性就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今天人们已经严格作了区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这些秩序与灵魂秩序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这种新内涵其实是符合他本人的思想的。当他惊叹于在美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民主时，他说，民主的社会情况“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7]4，而且，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绝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7]4。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社会情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情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7]58托克维尔的这些经典论述表明，民主的社会情况是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其他一切物质性及精神性事物的出现乃是结果，正是它决定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品质、精神追求、法律精神、思想观念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诸多方面。20世纪最为重要的古典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解释古典政治哲学的指导性主题即政体问题时，认为“政制是秩序、形式，它赋予社会其特性。因此，政制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8]25，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味、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神”[8]25。而法律是一种派生的产物，不是法律决定政体，而是政体决定法律，因为“法律的起因是政制”[8]25。可见，施特劳斯所阐释的古典政体观指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与人的灵魂秩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它是一种社会得以存在和显现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在。而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施特劳斯所阐发的古典政体观，并分享了政治秩序与灵魂秩序密切对应的古典观念。
综上所述，随着对托克维尔思想的不断挖掘，关于其民主的内涵目前至少可以确定两点：第一，它虽然与制度有关系，但仅从狭隘的制度角度还不能完全和充分地理解，它首要、主要地指一种社会状况和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制度；第二，这种从社会形式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也不单纯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描述，而是非常接近于古典思想中的“整全”政体观，即它还包括对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观念这类灵魂事务的重塑。
那么，民主的社会状况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到，莫过于身份平等”“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7]4。在其著作的另一处，他接着说道，“美国人的社会情况是非常民主的”[7]58。由此我们发现，托克维尔所谓民主的社会状况就是身份平等。在他看来，身份平等不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甚至根本特征，而是占支配性地位的原则或“源发性事实”，身份平等就是民主的社会状况，它在民主社会施加全面的影响，而其他所有的個别事物则由它产生。综观托克维尔的整个思想，我们知道这个身份平等使得社会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区分，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独立和相似的，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来行使领导和指挥权，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这个新社会的一般形象。与之相对的旧社会则是托克维尔所称的“贵族制”或“贵族社会”。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出贵族社会的核心特征，但在其整个论述中依然能够发现身份的不平等就是其根本事实。这就是说，在贵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身份和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梯的两端分别矗立着最高贵的贵族阶级和最低贱的平民阶级，而在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又分布着许多个地位不一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和平民阶级，每个人都被置于不同的阶级之中并受其影响。不同阶级间在权利义务、思想情感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贵族阶级享有众多特权，处于主人的地位；平民阶级则享有很少的权利，因而处于受支配和从属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依附或隶属关系。
（二）托克维尔民主的革命内涵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视域中，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前者代表旧社会，后者反映新社会。因此，从贵族社会逐渐演进到民主社会，从削弱和摧毁身份不平等到实现身份平等，即民主社会逐步形成的漫长过程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革命”。他看到，这个革命在基督教世界过去的七百多年间持续不停地向前推进，而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至少还看不到尽头，它仍处在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但它最终将成为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有两种革命，即“民主的革命”和“民主革命”，前者是一种“当时欧洲世界正在经历的从贵族时代和旧制度走向民主时代的历史巨变”[9]93，后者则是一种“这一巨变过程中的‘剧变，即政治和社会全面的、突然的、在暴力中完成的根本变化”[9]93。这就是指，向身份平等不断过渡的“民主的革命”虽然是非常漫长、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但即便没有“民主革命”的催化和助力，它最终仍将统治全世界，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前者而非后者。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在分析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功绩时才如此评论：大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非常突然地、血腥地“彻底摧毁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10]61。换言之，在他看来，即使没有发生迅猛和暴烈的大革命，贵族社会也将一点一滴地衰落下去，而身份的平等和等级的消失也必会同步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克维尔的“民主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缓慢的社会革命，是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和形式之间的根本变迁。因此，它首先是一场从身份不平等逐渐过渡到平等之过程的革命；其次是一场背后隐含着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关于人的解放和思想观念变革的革命。关于人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封建贵族社会中包括阶级、等级、家庭、传统和种族等在内的所有外在束缚；由此，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平等的个体。而这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即每个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都是自己的主人，大家在智力水平和判断力方面互相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应用或者滥用他们的个人理性。托克维尔认为，他所阐发的这种革命绝不会在贵族社会或民主社会中发生，革命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的过渡期间发生的。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民主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变迁或政权更替，而是社会形式的根本转折。
二、民主的革命的主要动力
所谓动力，就是指推动或促进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或因素，它是一种推动力或作用力。民主的革命的动力，就是推动或促进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和民主社会形成的各种力量。下文来着重分析这个力量主要有哪些。
（一）直接动力
得益于基佐的重要启发，以及托克维尔本人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他发现法国社会从11世纪开始每隔50年都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7]7。这样的双重革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使得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不断缩短而变得日益接近和平等。当他再将目光抛向法国之外的整个基督教世界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这种看似发生巨变却又始终保持一致的重大现象促使托克维尔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7]8。他以为历史真正的主轴是，原来高高在上的朝下走，原来低低在下的人不断往上走，两边愈来愈接近，不久以后他们也就会合了。他还认为，这个历史的社会运动是任何人为和非人为的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切敌对者都将在它面前退却和失败，因为阻止它阔步前进的努力都将是可笑的和徒劳的，民主的革命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的胜利。看到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无法抗拒的历史运动，托克维尔怀着一种宗教畏惧的心情宣称，民主的革命“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7]8，并且还具有“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7]8，它不但是无法抗拒的，也是符合神意的，因而企图阻止它就是违背和抗拒上帝的意志。
关于托克维尔上述的这些表述和判断有两点与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有关。第一，他的这种判断有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意味。当然，托克维尔是不是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决定论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这种判断的语调却告诉人们，民主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定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就是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也是历史的终结。换言之，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基本和根本的力量或因素，它直接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中，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民主社会的到来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能的和公正的存在，一切人类事物都由他产生并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既然民主的革命是符合神意的事物，那么人类就不能再心想旁骛，而应直接接受上帝安排的这一命运。这两个方面在托克维尔那里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似乎教导人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直接推动着民主的革命进程，因此构成了民主的革命的直接动力。
（二）社会动力
在旧的封建贵族制社会里，贵族阶级掌握着大量的政治权力，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但由于这个社会等级森严、上下分明，每个人都被永久地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人们的精神也被严重压制而无法产生新的想法，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社会表面上看似活着，但已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此，社会本身完全无法为其他人的致富或晋升创造必要和额外的条件，人们甚至都没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和想法。这样，由贵族阶级世代相传的政治权力唯一的重要社会来源和基础便是土地，而基于土地基础上的这个权力自然相当稳固和强大，并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成为“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7]5。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末期时，托克维尔发现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要素，它们与土地一样都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这些新的要素包括基督教会的作用、工商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基督教最早产生并流行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广大贫困阶层人民中间，它继承了古典时代斯多葛派主张的人人平等原则，宣扬众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后成为罗马的国教。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社会大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基督教成了饱受苦难折磨的人民的精神慰藉，教会也担当起组织人们生活的重要使命。遵循基督教的平等精神，教会对各阶级的成员一视同仁，进入教会变身为神职人员并不需要审查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相同仪式的受洗而平等地进入天堂，从而获得拯救。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教会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变成一种社会政治组织。这样，一方面人人都可以进入教会，另一方面教会还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这就非常自然地为平民阶级的人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机会，从而打破了贵族长期以来独自握有权力的格局，为平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说道：“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透入政治领域。原先身为农奴而要终生被奴役的人，现在可以以神甫的身份与贵族平起平坐，而且常为国王的座上客。”[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