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教育变迁及其当代启示

    阎登科　刘剑虹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环节，开展农民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认识农民的伟大地位、推进农民教育、改造乡村面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量的实践，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开展农民教育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历史；农民教育；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8002904

    一、关于农民及农民教育的历史认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此论虽就建国后面临的形势而言，但未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精辟总结。无论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还是向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过渡的中国，农民都举足轻重。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提供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

    农业文明时期，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居主体地位，农民数量是人口构成的主体。因此，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民本”思想。虽然其思想中“民”的概念较为宽泛，但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可视为首次在思想史上赋予农民以重要位置。历代的王朝兴替也表明，农民的民心向背是封建时代改朝换代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原因。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能取得统治权；谁重赋重税压榨剥削，农民就会反抗谁。唐太宗作为统治者亦据此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训鉴。但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农民虽然是重要力量，但也仅为可利用的工具，一旦他们凭借农民的力量取得政权后，又不约而同地采用思想上的“愚民”政策和统治上的高压手段来维护其统治，因而农民阶级始终未能取得与其历史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在中世纪的西方，农民阶层的地位也始终位于社会的底层，无论是经济社会地位还是思想领域。

    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了西方农民的大规模转型和分流。其转型和分流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接受工业技能训练成为近代产业工人；二是为适应农业近代化的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知识和农业器具操控技能，甚至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意识的新型农民。现实的需要促进了西方近代农民的诞生，而这一诞生过程是以农民教育的进行为依托的，以农民群体为主体的近代转型也成为西方国家富强的秘方。西方社会这一近代转型的内涵渐被国人认知。维新时期康有为在考察西方社会之后，即得出了“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结论，[1]成为近代中国农民教育的理论先导。民国成立后，共和政治体制确立，农民这一群体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才被重新加以认识，其利益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外患内忧的复杂环境，虽然许多政治家和教育家进行了艰辛努力，农民教育始终未能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即使在乡村教育潮流高涨时期，也主要是民间力量主导推动的。尽管如此，在近代教育革新的大潮中，农民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问题才上升为国家政策。农民教育，初期主要表现为扫盲教育，得以迅速推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但不可否认，当前农民教育和培训还存在许多问题。加上农村这一文化社会基层组织，历经数百年有其稳定和连续的一面，因而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农民教育发展，深入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期的农民教育和培训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发展

    1初期农民教育思想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落败的原因并提出挽救国家危亡的出路。1879年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发出了“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的呐喊，[2]指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教育的重要性。改良派另一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所著《西学》中对西方教育体系进行了描述，认为除正规学校教育外，还有“新闻报馆、书籍馆”等社会教育形式教育人才。[3]著名政论家冯桂芬在同一时期提出“君民不隔”的主张，认为唯有君民相通、上下一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显然这一主张是以提高广大民众智识和国家意识为基础的。[4]上述思想从国家需要、现实途径和实施目标等方面，对“民之教育”进行了论证，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骤起，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全面考察西方和日本的富强之道后，认为“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并提出“新民”概念。[5]梁氏在其设计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中，主张在中等教育中开设农、林等学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将涉农教育纳入近代教育体系。著名思想家严复主张教育对象扩充到全体社会成员，明确教育内容“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6]从主张“治民”到提出“新民”，再到对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等的讨论，使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2清末民初农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最初从制度上对农民教育进行设计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当时光绪皇帝下诏将原有遍布城乡的书院、祠庙、义学、社学等改造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农务、茶务、蚕桑等速成涉农学堂。鼓励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光大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7]这是借鉴西方自主设计我国农民教育的良好开局，但百日维新历时甚短，上述举措并未真正实施。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正式将各地书院、私塾改造成大中小学堂，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等。1906年晚清学部成立，将各类农学堂归入实业教育司管理，将通俗教育、教育博物馆等归属普通教育司师范科掌管，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归入专门教育司庶务科管理，相关教育场所主要有宣讲所及各类简易学堂。与维新时期相比，农民教育被置于通俗教育的框架，近代农民教育独立发展的趋势被扼杀。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主张推进社会教育，农民教育被置于社会教育大框架内推进。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是一大创举，“社会教育引起全国人之重视”。[8]社会教育机构分为“学艺的社会教育”和“通俗的社会教育”，后者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开放，包括通俗教育机关如露天学校、公众实习所等，通俗讲演机关如巡回讲演团，以及各类阅读场所如通俗阅报社、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9]以通俗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主要成果。民间力量的介入是一大特色，成为后期平民教育团体的雏形和先声。

    3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民教育高潮

    虽有前期的推进，但实际上百万乡村仍处于被忽略的境地。[10]五四运动爆发，平民教育思潮泛起，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把视角真正转向广大的乡村。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青年与农村》，呼吁青年和知识阶级去开发农村，“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用教育去解除农民的痛苦和愚暗。[11]国家主义者余家菊发表《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认为乡村教育兼有救济社会危机和改造教育两大意义。[12]近代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教育部次长袁希涛等也极力呼吁推进乡村教育，梁潄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一批归国留学生也加入其中并提出自己的乡村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梁潄溟“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乡村改造理论等。

    教育思潮的泛起促成农民教育实践的大发展。其一是平民教育组织的纷纷建立，成为农民教育的主导力量。著名的有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青年会平民教育科、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其二是对乡村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使乡村教育有了科学的基础。其三是深入乡村开展实验。包括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区；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等。

    4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农民教育的分化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近代农民教育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其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及方法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农民视作自己的同盟军，农民教育是苏区教育的重要内容。1933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上提出社会教育“要提到顶上去”，[13]当时的社会教育主要包括干部教育和农民教育。成立农会或农协等组织机构，积极依靠农民自身进行教育，[14]俱乐部是主要组织形式。学习方式包括学校教育、讲演会、刊印通俗日报、月报、小册子等。[15]学习内容强调识字教育和政治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基本承继原有社会教育制度。机构设置上，除在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处统辖社会教育行政事宜外，还下设各种委员会负责辅助设计及推行各项有关社教事业。[16]具体内容上，包括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众职业知能，训练民众熟悉四权，注重国民体育及公共娱乐，培养民众教育的干部人才。抗战爆发后更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教育机构设置更多样。如农民实习学校，民众问字及代笔处，家事讲习会，家庭副业学习所等。实验区大量推广，据1935年的统计数据，全国“计有一百九十三处，最著者为定县实验区、邹平实验区、无锡黄巷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17]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实行专制统治，制度完善的背后是实施的低效。

    三、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当代启示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关键，主要途径是农民教育和培训。深入分析近代农民教育历史变迁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今的农民教育和培训工作提供借鉴。

    1高度重视思想的先导作用

    就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思想往往是行为的先导。近代农民教育的发展，从整体走向上呈现出思想—制度—实践的逻辑。尽管时间上有所延宕，但这一逻辑走向依然清晰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农民教育的过程中，虽然社会情境已大不相同，但近代农民教育的发展逻辑仍具参考价值。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形成对农民教育的整体认识，充分理解新时期农民教育的基本概念、内涵及其重要性。其次要借鉴西方农民教育思想，但要避免全面或盲目引入，应当结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寻求有效的推进路径。

    2形成大农民教育观

    与传统农民教育培养顺民和内容简单的特点相比，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有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形成全方位的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内容体系，由单纯的识字教育扩充为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二是实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即同乡村自治紧密结合、同农副业生产紧密结合、同移风易俗紧密结合、同爱国反帝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农民教育和培训本身也是一个兼具个体需求和社会需要的综合工程，不仅要与政治民主建设、生态文明工程等密切结合，还要与新型农民的精神追求相结合，因而要以大农民教育观来引领农民教育的进行。

    3以严谨的科学研究为基础

    近代农民教育推进的主要特点是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如梁潄溟在考察农村之后，认为清末以来的“新式教育”为“都市的教育”或“人才教育”，实行的结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将农村人家子弟诱之驱之于都市而不返”，故“新式教育于乡村曾无所开益，而转促其枯落破坏”。[18]晏阳初在深入思考后将乡村民众的“四大病象”归结为愚贫弱私。[19]192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对农村生产、生活进行调查，认为农民所苦是“贫第一，病次之，至于教育乃是有饭吃以后之事，先富之，后教之。”[20]注重科学的研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农民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和借鉴。西欧的“新教育运动”，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丹麦的庶民高等学校尤为乡村教育家所推崇和倡导。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教育”、王拱璧的“新村建设理论”、梁漱溟的“乡村改造理论”等。当前，如何推进农民教育与培训，依然要秉持科学研究先行的原则，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4以实验区的形式加以推进

    近代农民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设立实验区。首先是树立实验区思想，如王拱璧就指出“实验农教，应选择具有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典型的真正农村去做。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农教问题。”[21]其次是建立了符合实际的教育体制。如王拱璧实行的“农教合一”的新教育体制，在“青年公学”设立农民补习部和职业高等补习部，前者主要是扫盲，后者是培养农村初级小学的教师、校长及新村干部。[22]其三是采取灵活的形式和针对性极强的措施推进实验建设。黄炎培提出“富教兼施”指导思想和“富政教合一”方针，他主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实验特别重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挖掘和推广家庭工艺，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选择典型地点去做，不仅在当时动荡不安、经济落后的历史环境中是必然之举，即使在当今形势下也是一种有效策略。

    5采取依靠农民推进农民教育的路径

    农民是农民教育与培训的主体，树立依靠农民的思想，充分激发农民推动自身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根本之举。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当代，农民均处于相对被动局面，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是影响农民教育成效的最主要因素，急需引起重视和重点解决。这其中，民间教育团体的力量和农民自组织的力量不容忽视。新时期，虽然国家教育行政居于主导地位，但依靠农民和成立各类农民教育组织，依然是普及农民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教育与培训实效不容忽视的途径。当前，农民教育的自身组织仍然有待健全，也是真正提高农民教育实效的主要切入点之一。

    当然，近代农民教育的推进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即使有理论也多存在陈义过高而脱离现实的问题；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未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而成效不彰；缺乏大批从事乡村教育的人员，许多教育政策流于形式，教育设施未能充分利用；政治上的不稳定及经济上的不发达是制约和延宕农民教育发展的根源。有鉴于此，我们更要珍惜当前良好的稳定局势，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农民教育事业，培育大量的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再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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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and the core part of Chinese Dream. Moreover， developing the farmer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modern farmers are the fundamental steps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advanced Chinese people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thinking and lots of practi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position of the farmers，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farmers and reforming the rural areas. Thus， their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would have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farmers education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modern history； farm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编辑/赵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