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及其路径初探

    林密 杨丽京

    [摘要]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成和发展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进一步探究了人的需要是如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同时指出，资本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新时代中国既要坚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美好生活需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033-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表明，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主要因素，因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将是未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资本主义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异同分析，随即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从一般层面上理解，“美好生活需要”是“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之后产生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生成和形式变迁其实都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体现。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的需要是如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资本在生产发展中不断促进人的需要的发展，表现为“需要的社会体系”的扩大和“需要的历史序列”的上升，但是同時资本为利润而生产的本性在一定阶段上又限制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限制了人的发展，最终也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桎梏。鉴此，新时代我国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与教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协调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一、“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与历史主体

    首先，人的需要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生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些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又会产生人的新的需要，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历史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断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从事物质生产的最初动因，但是人的需要的发展归根到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发展水平很低，人的需要被狭隘的生产范围和规模所制约，基本上限于自然和本能的需要。随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逐渐从“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过渡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人的需要才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并超出原有的自然生存的需要，不断发展出人们的新的历史的需要。“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也是如此，正是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更加高级的、总体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

    其次，人的需要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所讨论的人的需要一定是现实的从事物质劳动的人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而不断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也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要正是在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过于注重物质文化的发展而引起的民主法治缺失、公平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安全受到威胁、环境受到污染等问题，使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要本身就成为了进一步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限制和障碍。相比之下，在早先的社会历史阶段，构成我们当下“美好生活需要”的这些重要的内涵和维度还只是表现为特殊的需要，尚未生成和充分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社会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要逐渐凸显，成为了“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较之于“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理解，逐渐丰富和具体，逐渐发展成为包含了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需要的“具体总体”。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一般”范畴时所指出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当下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了“最丰富的具体发展”，成为普遍性的诉求。这就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抽象上升到具体”。

    最后，人民才是需要的发展和满足的主体。无论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还是人的需要的发展，都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活动过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社会发展是由人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们生产发展的结果。每一代人根据上一代人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同时又通过自身的生产实践为下一代人的生产创造历史条件，从而不断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生产资料、工具等都只是作为“死劳动”，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而作为主体一定是人。正是在活劳动的推动下，这些生产要素得以保存和服务于社会生产。而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同时也在不断丰富着他们的社会关系，改变着他们自身，“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可见，人的发展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十九大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人的社会联系和人的需要是如何通过资本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指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限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需要”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需要的社会体系”的不断扩大和“需要的历史序列”的不断上升。就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人的需要是多样的，而这些需要从根本上来说具有社会的性质，即使是自然需要，也打上了社会的烙印，“饥饿总是饑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正是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把一定社会的人们的各种需要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需要的社会体系”。而就人的需要的发展过程而言，人的需要总体上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这些发展的需要就构成了“需要的历史序列”。

    首先，资本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人的需要和社会联系的不断扩大。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的欲望驱动下，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资本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这就要求资本不断扩大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被消费掉才能实现价值，获取利润。因此资本就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创造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资本在不断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即用资本的生产方式代替以往的生产方式。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推广，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生产和消费都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凭借其交通、通讯的便利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依靠其廉价的商品，打破了以往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而实现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这样，资本由于其自身生产扩大的需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由于资本生产方式的推广而形成了广泛的需要和普遍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因为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总是有限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在满足原有需求的基础上，会有一部分资本的劳动游离出来。因此，资本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就会利用这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部门来引起新的需要。于是，为了寻求新的需要，资本就会充分利用整个自然界，以探索一切有用的东西，“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也就是“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对资本来说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自为的合理的东西”。而随着资本不断创造新的需要，它同时也在不断创造人的全面性，“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可见，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的“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实现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促进了人的需要和全面性的发展。

    其次，资本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人的需要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了人的全面性的发展。资本扩大流通范围、产生新的需要的过程其实也是自然需要向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奢侈的需要向必要的需要转化的过程。以农业发展为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即使存在交换，也仅仅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物的交换。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把资本的社会关系侵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农业当然也不例外。在资本的生产关系下，现代土地所有制形成，农业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了。这样，农场主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必然会进行机械化生产，这样，机器制造厂就必然会成为农业的必要的需要了。此外，农场主生产可能需要来自国外的种子，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可能要出口到国外，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变得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成为其必要的需要了。可见，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前表现为奢侈的需要会不断转化为必要的需要。“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从而不断促进人的需要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性的发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这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实是最大的“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如原料、工具等本来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劳动的产品也不归劳动者所有，而属于资本家。这样，资本家就能在与劳动交换的假象下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因为劳动者的劳动是活劳动，活劳动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活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不仅能够弥补资本家在原料、工具、工资等方面的支出，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这些新的价值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所以并不归劳动者所有，而是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而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又拿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工人工资。“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

    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不仅创造出他人的财富和自己的贫穷，而且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再生产出来。“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甚至“劳动本身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导致的只会是资本的致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增大，不可能真正实现劳动者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因为资本是劳动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不可能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牺牲个人的发展来实现的。那么，在新时代，我国应该如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坚持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正如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实现人民的解放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马克思毕生的使命，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但是马克思谈论人民的解放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描述一个宏伟的蓝图，而是把人类的解放置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背景之下，通过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要實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基础之上，资本以利润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因为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充分，还没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新时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面发展，既要坚持以社会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社会创造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同时，为了保障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我们要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本导向和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首先，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谈论的人的解放从来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基于社会发展的程度，通过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也“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所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根据现有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来加以实现，以人民的需要为动力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表现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新时代我们社会的发展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动力，“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其次，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主客观条件。“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可见，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人们建立全面的社会联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要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发展，首先要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保障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解放和发展也将无从谈起。因此新时代必须坚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为人民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和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要素。此外，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内的现实的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在现代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推动下，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每个人、每个民族的需要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地域的、民族的和国家的需要，而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已经不再是人们以自然为基础而形成的需要体系，而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发展中所形成的历史性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越来越丰富，“地域性的个人”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可见，通过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需要、能力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人的全面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三个阶段，而这三个社会发展阶段是按照人的发展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最终的目标和旨归。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第二个阶段，可能会存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不相协调的状况，但是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会有“异化”的状况存在，但是社会发展本身中也蕴含着消灭这种“异化”的条件，在生产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而且与资本以利润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不同，我国党领导一切，党统摄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本导向和旨归，始终以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