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重于“才”
钱颖一
知识和能力是关于如何“育才”的两大基本要素。但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吗？我认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人才”，而是“人”与“才”，而且不是讲“人才”的培养，而是讲“人”的培养，讲人的“价值”。价值、能力、知识的整体构成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位一体”的本科教育。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 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即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 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今年在总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的3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人”重于“才”确实是学院的传统。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 “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镕基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1914年，清华大学建校刚3年。梁启超到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 “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 的传统。《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逐渐被重“才”压倒，其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凸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2014年8月，学院本科教育改革“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获得了每五年评选一次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果一等奖。在这个改革中，学院首先确立了“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两大教育目标。我们把培养“现代文明人”放在培养“杰出人才”之前，并且是对每一位学生而言，而不是只对少数杰出人才。作为目的的“人” 包括“人文” “人格” “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学科，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人文在学校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大学的传统。100多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学院今年提出了学院的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其中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
人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请记住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该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此书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
在广大学子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之际，会有很多梦想，可能大多都是关于如何成才的。但今天所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所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所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向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不用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 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 重于“才”。
本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有删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艺英 实习编辑：卜 珺]
知识和能力是关于如何“育才”的两大基本要素。但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吗？我认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人才”，而是“人”与“才”，而且不是讲“人才”的培养，而是讲“人”的培养，讲人的“价值”。价值、能力、知识的整体构成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位一体”的本科教育。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 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即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 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今年在总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的3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人”重于“才”确实是学院的传统。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 “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镕基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1914年，清华大学建校刚3年。梁启超到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 “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 的传统。《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逐渐被重“才”压倒，其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凸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2014年8月，学院本科教育改革“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获得了每五年评选一次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果一等奖。在这个改革中，学院首先确立了“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两大教育目标。我们把培养“现代文明人”放在培养“杰出人才”之前，并且是对每一位学生而言，而不是只对少数杰出人才。作为目的的“人” 包括“人文” “人格” “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学科，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人文在学校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大学的传统。100多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学院今年提出了学院的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其中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
人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请记住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该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此书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
在广大学子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之际，会有很多梦想，可能大多都是关于如何成才的。但今天所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所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所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向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不用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 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 重于“才”。
本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有删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艺英 实习编辑：卜 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