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摄影师老安：“我觉得中国最有意思”
尹洁
1982年，老安拍摄的杭州一角。
老安是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最初学中文是因为好奇。
他出生于一个小镇，家境不太好，十几岁时上了一所类似技校的高中，学计算机，毕业就可以找工作。一天跟邻居聊天时，他得知威尼斯大学有中文专业，马上动了心。
“我觉得象形文字好看，而且特别神秘，中国人是怎幺用它交流的？再一看地图，中国这幺大一块。其他地方我都了解一点，但对中国一无所知。我就决定去威尼斯学中文。”在北京东南五环边上的一处民居里，老安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记者手边放着一本刚出版的摄影集，书名叫《稍息》，里面是老安拍摄的1981年到1984年的中国。
学汉字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决定学中文时，老安十七八岁，从未去过威尼斯。等到了威尼斯大学一问，老师劝他别学了。
“当时是1978年，老师说学中文是死路一条。首先学汉字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便你学会了，也去不了中国，就算能去，中国有成千上万种方言，你也听不懂……总之，学中文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
老安不听劝，非学不可。以他的经济实力，住在威尼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虽然大学免学费，但住宿费还得自己出。好在学校可以提供奖学金，老安就年复一年地学了下去。除了中文，他也非常喜欢摄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中国拍照片。
这一天真的来了。1981年夏天，老安得到一次短期进修的机会，到南京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汉语学习班。这次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踏上中国的土地后，老安的第一印象是“统一”——这幺大的地盘居然是一个整体，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此外，人们的穿衣打扮、说话方式也很一致，“从北京到昆明，再到三亚，我觉得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差异还没有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差异大”。
中国人或许并不这样认为，东西南北的方言、饮食、风俗已经颇具多样性，但在老安眼里，中国的悠久历史已经将各地文化的差异性统御在一个更为稳固的文化内核周围，这是另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难以做到的。
“有人说意大利和中国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但我觉得那些只是表面上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大不一样。”老安说。
短期学习班结束后，老安马上申请了赴华留学的奖学金。1982年到1984年，他在复旦大学继续进修中文。但用老安的话说，自己当时学的基本上是“哑巴汉语”。
他所在的留学生班一共25人，第一节课就学《孟子》，还是繁体字的原文。当时条件差，课本都是油墨复印的，本来繁体字笔画就多，印得又不清楚，有的字完全是一团黑，老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学什幺。
第二天，老师抽出一个章节，让大家试着翻译一下意思，结果25个人讲出25个版本，五花八门，每个人都编出一段奇怪的故事，就是没一个对的，大家笑得直流眼泪。
因为教学内容过于高深，老安从复旦毕业时，口语还是结结巴巴的。但他也有额外收获，就是“假装上课学习，实际整天到处拍照片”。
年轻时的老安。
在复旦大学留学期间，老安（右一）与同学的合影。
老安住的宿舍是双人间，复旦大学给每名留学生安排了一位优秀的中国学生当室友。老安的室友是苏州人，两人很快就熟了，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就跟着同学去苏州住了好几天。
“他家就在苏州老市区的中心，上厕所需要出门的那种房子。当地人都很热情。”老安看什幺都新鲜，端着相机到处拍。
那时街上的行人还大多穿着中山装，裁缝店里的塑料模特已经套上了西装;工人文化宫里的活动很丰富，一些长发青年在迪斯科舞厅里疯狂扭动;城市里的标语写着“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还有堆满杂物的破旧寺庙，市民房檐下挂着的咸鱼，夜晚在书摊看连环画的孩子……几年中，老安用镜头记录下20多个城市的各种场景，封存几十年后才将它们结集出版，却唤醒了一些中国人对40年前生活的记忆。
差点买下一座四合院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老安眼里是一个开放的舞台，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中国让我感觉自己像外星人，在一块辽阔的、不同的、与世界其他角落相对隔绝的土地上走失了，生活在几乎彻头彻尾的疏远中，远离我原有文化中的符号和痼疾。”
这种吸引力让老安无法抗拒。留学生活结束后，他回意大利当了一年义务兵，之后再次回到中国，一直生活到今天。
这些年来，老安从事过很多工作，认识了很多朋友，慢慢有了房子、家庭，职业身份也变了几次。他曾与戏剧导演合作，在剧场中加入多媒体技术，也曾与电影导演和纪录片导演合作，拍摄各种关于中国的影像作品，还有美术、文学、音乐、展览……40年来，老安用一种主观的、感性化的视角解读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实我从来没有计划过在中国待多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不知不觉地过来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有时规划得再好也没用。就像两年前计划来中国旅行的人，现在因为疫情来不了，谁能预料得到？”
老安的人生哲学是顺其自然。由于更喜欢中国北方，他从1990年开始定居北京，几年后还差点买下一座四合院。FA45C349-E836-4C9E-8740-8CEF4F971046
“那座四合院特别完整，4间房子，院子中间还有一棵大树，位置在崇文门附近。当时那家两个年轻人想卖房，我们把价格都谈好了，几万元就能买下来。最后那家两位老人不干了，因为不想搬到三环外的楼房，我就放弃了。”老安对记者笑道。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老安觉得北京在市容市貌方面的特色，不像他刚来时那幺鲜明了，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如此。在他最近拍的视频里，光看市中心的话，有点分不清哪个是乌鲁木齐，哪个是广州。
“都是高楼大厦，对我们搞摄影的来说是少了一点地域特色，但也出现了不少新特色。”这些新特色依然吸引着老安，同时他也珍藏着那些属于旧特色的资料——20年前的戏剧海报、15年前的电影拍摄花絮、10年前拍的农村婚丧嫁娶风俗，等等。
“我还是觉得中国最有意思。”这句话老安至少对记者说了三遍。他从电脑里找出一段视频给记者看，画面里是一群拉二胡、吹唢呐的北方农村大爷，是他多年前在朋友老家现场拍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方。我很好奇她未来会如何发展，在这段历史中，我是一个渺小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1981年，老安镜头下的青岛。
1982年，老安拍摄的重庆街头景象。
对老安来说，这片土地的吸引力是独一无二的。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给不了他同样的感受。老安与日本人合作过，觉得对方太较劲，“必须你屈服，他不会屈服，一个细节八天不吃不喝也得弄出来，不然就感觉对方要跳楼了……中国人没有这幺较劲，能比较轻松幽默地过日子，这方面和意大利人有点像”。
老安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们有两个孩子，目前一个读高一，一个读初二。一次期中考试，老安孩子的政治分数考得很高，老师冲着其他同学喊：“你们是中国人吗？一个外国人的政治都比你们强！”
“其实我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老安笑道。他坚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值得生活的国家，在见证了中国的昨天后，他正在想象中国的明天会是什幺样。在文章中，他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这种期待：“中国是我们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扩张的最后一道边界。中国之后是岔路口。我愿意想象并冀望，以我的生活选择，一旦抵达岔路口，我和我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如何识别路标。”
工作中的老安。
老安在自己的摄影作品前。
“发不了财，但也从不缺钱”
1994年之前，老安只拍照片，之后开始摄像。为了增加收入，他也搞一些商业活动，比如从海外引进技术设备。“那时我雇的员工，能力比我强太多了。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此，有一个外籍好像很了不起，能带来很多机会。那时我就感到中国的发展潜力不得了，有这幺多人才。”
老安对自己的评价是“发不了财，但也从不缺钱”。他想干的事情都干了，该花的钱也都花了，“我这一辈子还挺顺的，从来没有因为钱耽误想做的事”。
上世纪90年代，老安结识了很多搞艺术的中国朋友。这些年轻人都很穷，出去玩蹭老安的车，组饭局永远是老安结账。给朋友们帮忙时，老安经常义务劳动，花几个月时间干活，得到一点象征性的报酬，但他觉得无所谓，做商业赚的钱已经足够生活，房子也买了，“我就喜欢帮他们搞艺术作品”。
现在，当年的穷朋友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内的名人，早就换成老安坐他们的法拉利、被他们请吃饭了。一位画家朋友当年请老安“帮忙”买自己的画，每幅作品几百美元，老安出于义气买了一些，之后就堆在房间角落里，积满了灰尘。其中一幅差点被保姆扔掉的画，多年后被老安翻出来卖掉，竟给岳父在沈阳买了一套房子。
能投身一段突飞猛进的历史，目睹十几亿人日新月异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老安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不知道在人类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多，或许没有，不管怎样，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然而，让老安深感无奈的是，尽管中国的变化在他看来是天翻地覆的，但在他的家乡，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悲惨而可怕的国家”。
“欧洲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比如中国生产的一种摄像头，因为性价比高，欧洲的机场、政府部门都在使用，结果有媒体造谣说中国生产的摄像头在监视欧洲，会把收集到的信息发到北京……意大利的一些亲友觉得我生活在中国太可怜了，我解释也没用。”
谈到这个话题，一直慢条斯理说话的老安变得有些激动。“抹黑中国对欧洲有什幺好处呢？或许好处就是，把所有问题推给中国。”
老安目前的工作之一，是将自己拍摄的中国以电视纪录片等形式传播到海外，节目的落地区域主要是瑞士的意大利语区。
“我没有美化，就是真实客观地介绍中国。”老安说。采访结束前，他又对记者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中国能提高对外传播的水平。”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缇，意大利图片及视频摄影家，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系。1981年来华进修，次年留学复旦大学。在中国生活30多年，其创作涉及艺术、社会等方面。2021年底出版《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摄影集。FA45C349-E836-4C9E-8740-8CEF4F971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