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制度的变迁逻辑
王朋 杨雪
摘 要]在普遍实行“二元制”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欧洲国家中，应用科学大学系统与传统研究型大学错位发展，着重提升其研究开发创新和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供给能力，全面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助力区域发展的知识引擎和智慧伙伴，第三使命制度和实践得以发展完善。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制度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出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逐步发展到稳定平衡阶段的特征，本质上是大学有机协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过程。
[关键词]欧洲应用科学大学;使命变迁逻辑;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2-0001-05
自20世纪60年代始，欧洲各国逐渐通过合并或独立升格的方式将原来的职业技术学院（polytechnics）转变为应用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简称“UAS”）。至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了综合学术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二元体系，应用科学大学在创立之初仅致力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随着知识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增强，大学日益注重与社会企业、行业的联系，并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柱和驱动引擎。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职能也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范畴，开始承担起新的角色和使命。应用科学大学与当地社区、政府和行业产业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内部也已形成了独特的工作机制，乐此不疲地承担起第三使命（the third mission）。当前，很多欧洲国家中应用科学大学已被视作“知识经济的引擎”（engine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作为欧洲新型大学的应用科学大学体系，从历史上看，其职能演化也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其第三使命实践活动也经历了特色化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我国以“地方性、应用型”为基本特征的新建本科高校当前正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笔者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系统探索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制度化变迁逻辑，检视其演化的过程，探寻历史规律，以期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路径参考和借鉴。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探寻制度衍化的原因与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动者，并注重在社会环境脉络中关注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70—80年代，新的制度分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解释现实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一度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新兴分析范式。这种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1]。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通过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追溯来解释和揭示各种行为体参与下的复杂关系，从而完成对制度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的整体性阐释[2]。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本质上是“人为设计出来并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物”[3]。历史制度主义擅于从环境中解释行为体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为制度分析中合理把握概念争论和制度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借用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提出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模式——“強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同时，该理论认为制度的变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正常时期和关键历史节点时期（critical junctures）[4]。在正常时期，制度往往依赖于既有路径，与环境保持相对平衡，呈现出自我强化的特点，制度自身不断得以强化和巩固。在关键历史节点时期，原有制度处于断裂变革状态，各种政治因素竞相博弈，新制度随之逐步固化以致形成。
二、大学第三使命制度的理性逻辑
19世纪初开始的“洪堡改革”开启了大学的“第一次学术革命”（first academic revolution），将科研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并从制度和实践上实现了与教学使命的紧密结合[5]。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兴创新型产业的出现，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以逐渐凸显。知识经济的到来，将以知识生产、应用和传播为主要使命的大学推向了社会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二次学术革命”悄然登场，科学研究的核心地位稳步增强，大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转化为知识产权或直接转化为商品，大学活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6]。大学通过应用知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使命（the third mission）也便应运而生。“第三使命”也被称为“第三职能”（the third function），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第三潮流”（the third stream）[7]。此后，随着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三螺旋（Triple Helix）以及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等理论的发展，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关于第三使命概念的讨论也与日俱增。这些概念大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即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联系愈益紧密，联系的维度也逐渐从经济拓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大学知识的资本化成为大学第三使命衍生的基本前提。特别是三螺旋模型较为清晰地阐释了大学、行业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成为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三方之间多元素的混合更能有效促进知识的生产、转移和应用[8]。近年来，三螺旋模型已经演化为包括以媒体和文化为基础的公众和市民社会的四螺旋，以及以社会自然环境为代表的五螺旋[9]。无疑，这些理论的发展和成熟都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第三使命的制度化和实践。
大学的角色、特征、意义以及与社会的关系，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大学的使命制度化过程也存在着其固有的逻辑和理性基础。一方面，大学向特定人群传播特定的知识并为社会组织、经济机构提供劳动力，大学理应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正如莱文和格林伍德（Levin and Greenwood）认为的那样，这是这类新自由公共大学（neoliberal public university）的重要使命[10]。另一方面，大学作为关键的民主机构，担当着社会公平、自由话语体系保护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在大学开展的各类活动实践中，学者和管理者合力维持着大学内外部需求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质上是大学自觉寻求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自我校准和妥协。
三、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制度与实践的路径演化
欧洲应用科学大学自身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之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相对不足，其第一、第二使命一定程度上难以支撑地方、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11]。应用科学大学便另辟蹊径，探索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善于使用、应用和利用知识以实现大学的工具价值，突破传统象牙塔职能，实现大学对社会的有益增值。因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坚持认为“应用研究”“区域发展”“创新”等已经成为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核心活动和任务，有机地嵌入到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中。
（一）第三使命制度的实践类型
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是随着大学与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具体形式而言，第三使命主要包括4个维度：一是广义层面上大学与经济领域的互动，即大学与不同经济利益攸关方（产业企业）的关系互动，如大学参与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活动。二是大学参与社会活动，即大学为社会公民提供学习或直接参与市民的生活创新活动。三是大学参与的文化与政治活动。四是广义的知识转移活动，如大学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的继续教育项目。可见，大学的第三使命是大学除了教学与科研之外大学为社会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贡献活动。
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拉雷多（Philippe Laredo）依据大学的三大核心职能对第三使命进行了重新分类：大众教育、专业培训或专项研究、学术训练和基础研究[12]。当然，每所大学并不一定都要履行这3项使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ies）和战略选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所有大学都可能是三种核心职能的独特混合体，但大学的定位选择往往是历史因素和战略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较于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更具地方性的应用型高校易于在两大核心职能中嵌入第三使命。总的来说，大学的第三使命主要包括两大类别8个维度的活动。一类是社会性活动，主要包括参与公共合同研究、参与决策、參与社会文化生活和公众科学普及活动;另一类是经济性活动，主要包括提供人力资源、提供知识产权、创造经济衍生品、产业行业合同合作。
（二）第三使命制度的实践演变
欧洲各国国情不同，其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实践千变万化，大学第三使命的制度化过程与实践活动的关键历史节点也不尽相同，但第三使命的制度化演变轨迹和阶段路径则大致相同。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制度化也是一个从萌发、发展到成熟的渐进过程，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几个关键历史时刻，标志着第三使命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
1.以人力资源提供为主的第三使命制度阶段。欧洲应用科学大学大多由职业技术学院经过合并或单独升格转型而来，这一历程进展各国步骤不一，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完成。在各校升格之后的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的基本办学定位是教育教学机构，很少承担科研任务，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使命活动。这些大学只能按照政府的指令履行教学机构的职能，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依靠自身完成为社会企业培养护士、工程师、教师、商贸人才等专业人力资源的任务。这一时期，应用科学大学的治理模式基本依赖于内部治理，大学发展的视角依然囿于内部战略的制订与管理。
2.以公私伙伴关系为主的第三使命制度阶段。在欧洲应用科学大学完成升格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内，大学的办学视野逐渐向外拓展，内部治理战略规划开始关注教学之外的研究使命，以应对政府和外部院校认证机构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关键历史节点是应用科学大学出现的“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现象——应用科学大学内部经过慎重的讨论争论之后，开始转向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定位，招聘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强化应用研究活动，增大技术研究基础投资，提升应用科学大学校际、国际以及与社会行业产业之间的联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3]。但与此同时，应用科学大学在第三使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和非议。有学者认为，应用科学大学正在迷失本该坚持的人才培养核心使命和任务，人为地导致了应用科学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之间界限的重叠和模糊[14]。正是在这段时期（约1995—2005年），应用科学大学系统广泛参与地区、私人、中小企业的合同研究项目，地区利益攸关方也竭力合作并支持应用科学大学获得囊括人才培养和应用研究在内的混合功能大学的地位。这种公私伙伴关系成为大学领导者和区域利益攸关方之间共同合作和信任的利益基础[15]。这一时期，应用科学大学更加关注内部的学术转向，以换取外部认可的学术合法性（academic legitimacy）。当然，这一指向新型区域综合大学的办学目标，在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之下也是区域内众多私营中小企业的共同愿景，很多企业在经济上给予了应用科学大学不菲的资助。这种公私伙伴、相互依赖的校企关系也决定了应用科学大学内部管理和外部治理合作的一致性。
3.以研究开发创新为主的第三使命制度阶段。21世纪之后的欧洲应用科学大学在办学目标定位上尽管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面对二元制体系下的传统综合研究型大学的激烈竞争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加剧，应用科学大学系统的第三使命制度面临进一步变迁的趋势。受到大学外部竞争态势的诱致，应用科学大学重新调整发展目标，其第三使命的实践活动覆盖了所在区域并超越区域以获取更多的第三方资助。研究经费的来源包括区域研究基金，国家研究中心项目，欧盟、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研究合同等。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制度之所以出现如此这般的战略转向，其原因已经突破了外部诱致性因素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源自国家强制性制度的约束。近年来随着第三使命制度的完善成熟，欧洲各国纷纷着手研究并建立起了大学第三使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大学获取外部竞争性资助的能力，并由此调整国家对大学的拨款模式[16]。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是，欧洲应用科学大学大力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研究职能取向是与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并将其第三使命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探索开展技术开发和创新创业活动，全面融入社会教育、终身学习、政策咨询、文化服务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应用科学大学对区域资本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却更在意市场机制和社会关系官僚化（bureaucratis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的作用，其第三使命作为核心战略任务的制度化程度进一步增强[17]。
总之，在应用科学大学的职能演化过程中，第三使命活动一度受到高等教育专家的批评，视其为大学的“灾难”（evil）[18]或不务正业的模仿，而后又被大学欣然接纳为“道义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19]。这一阶段的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实践完成了从无到有或者从弱到强的转变。当前，在大学面临国内外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之下，在外部绩效考核制度逐步完善的高等教育治理环境之下，第三使命已经成为应用科学大学获取经费收入和外部支持的“战略机遇”（strategic opportunity）[20]。如若不能积极有效实现第三使命战略目标，大学则可能会被指谪缺乏外部的合法性（a loss of external legitimacy）或招致机构边缘化的危险[21]。这一阶段的第三使命成效是欧洲各国对大学实施绩效考核和进行财政拨款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三使命实践成为政府考核大学强制性的制度要求。可见，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实践的动力首先来自对传统大学科研活动的模仿。在成功实现“学术漂移”之后开始转向关注大学外部经济社会需求，寻求与私营中小企业的合作，而后是大学主动变革内部治理机制，主动寻求发挥其区域影响能力，积极融入超越区域的全方位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活动之中。如今的欧洲应用科学大学正在发挥着创新引领能力，已然成为区域发展的知识引擎和智慧伙伴[22]。当前，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制度显然已经过渡到较为稳定平衡的阶段，呈现出自我强化的特点。
四、讨论与建议
第三使命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依然处于激烈争论之中。玛利亚·内德瓦（Maria Nedeva）认为“第三使命”应该是关联性术语（relational term）而非职能性定义（functional term），因为它是对大学现有职能的重新组合而不是新功能的再创造[23]。她认为第三使命是大学责任的延续，是在更广泛程度上的社会参与或者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直接贡献。内德瓦认为，大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私立营利性大学。这类大学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与全球产业、金融行业联系紧密;另一种大学是公立服务型大学，与地方、区域、社区、行业产业联系紧密，但在办学经费来源上主要依赖公共财政投入。
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系统总体上属于公共服务型大学，其第三使命制度是伴随着对传统研究型大學办学模式的模仿出现学术漂移而开始萌芽。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开始大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关系，第三使命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应用科学大学作为新自由公共机构，全面融入经济领域的研究开发创新和社会领域的政策咨询、文化服务、终身教育等活动，第三使命制度得以进一步成熟和规范。应用科学大学第三使命制度的逻辑演变，既关涉到大学与外部企业、政府、公众之间的互惠伙伴关系，也涉及大学治理、质量保障、绩效问责等发展的重大问题。可见，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使命是在大学外部治理和大学内部自治的脉络下发生的理性活动，是在大学确保其学术价值理性的前提下对社会服务工具价值的精准发挥和有效体现，是大学外部利益攸关方和内部治理主体之间共同协商的结果，是大学从被动满足外部需求到主动引领区域创新活动的渐进性制度化实践过程。
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大多坚守“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在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后，尽管加强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创业服务的能力，但总体上尚存在理念滞后、缺少规划、意识不够等突出问题[24]。破解新建本科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发展难题需要从本源上落实多主体行动治理责任，形成共同治理的合力。我国应加强对“五螺旋”模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借鉴欧洲委员会对基于第三使命指标的大学排行项目实施经验，鼓励第三方开展符合国情的地方高校第三使命评估，从制度建设上发挥好指挥棒作用。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从政策法规环境上赋予新建本科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上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好地发挥好大学、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平台作用，推进地方高校的多主体共同治理，推行基于社会增值理念的绩效拨款制度，丰富高校经费投入的多样化渠道，引导地方高校进行内部治理制度变革，推动第三使命制度的校内自我强化。
参考文献：
[1]Hall， P.A.， & Taylor， R.C.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 Studies， 1996（5）：936-957.
[2]牛风蕊，沈红.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教师发展制度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5（5）：74-79.
[3]伊丽莎白·桑德斯，张贤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三种变体与动力机制[J].学习与探索，2017（01）：42-49.
[4]Pierson， P.， & Skocpol， T..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In I.Katznelson & H. Milne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2：693-721.
[5]Etzkowitz， H.， and A. Webster.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The Second Academic Revolution.” In Capitalizing Knowledge： New Intersections of Industry and Academia[M].Albany： SUNY Press， 1998：21-46.
[6]Etzkowitz， H.The Second Academic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J].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2001（2）：18-29.
[7]Philippe Laredo.Revisiting the third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toward a renewed categorization of university activities[J].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pecial issue on “sustaining diversity： differentiat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2007（4）：441-456.
[8]Etzkowitz， H.; Leydesdor ，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 2000，29：109-123.
[9]Carayannis， E.; Barth， T.; Campbell， D. The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l： Global Warming as a Challenge and Driver for Innovation[J].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2012，1：2.
[10]Levin， M.， & Greenwood， D. J.. Creating a new public university and reviving democracy： Action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M].New York： Berghahn，2016：38-46.
[11]Karlsen， J. E.， and R. Pritchard. Resilient Universities： Confronting Changes in a Challenging World[M].Oxford： Peter Lang，2013：16-27.
[12]Philippe Laredo. Revisiting the Third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Toward a Renewed Categorization of University Activities？[J].Higher Education Policy，2007（4）：441-456.
[13]Griffioen， D. & de Jong， U.. Academic drift in dutch non‐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ed： a staff perspective[J].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13， 6：173-191.
[14]Tight， Malcolm.Theor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Case of Academic Drift[J].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2015， 47（1）：84‐99.
[15]Stensaker， B.， Persson， M.， & Pinheiro， R..When mergers fail： A case study on the critical role of external stakeholders in merger initiatives[J].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6， 16：56-70.
[16]Pinheiro， R.， Normann， R.， & Johnsen， H. C. G.. External engagement and the academic heartland： The case of a regionally-embedded university[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6（6）：787-797.
[17]Fosse， J. K.， & Normann， R. H..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cluster projects—Examples and discussions. The lifecycle of clusters a policy perspective[M].Cheltenham： Edgar Elgar， 2017：115-134.
[18]Neave， G.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of a Growing Controversy[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79（3）： 207-231.
[19]Chatterton， P.， and J. Goddard. The Respon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Regional Needs[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0（4）： 475-496.
[20]Pinheiro， R.， and B. Stensaker. Designing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Global Idea[J].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2014（4）： 497-516.
[21]Brulin， G.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M].London： Sage.2001，440-447.
[22]王朋，楊雪.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使命与实践探索[J].中国高校科技，2018，11：37-41.
[23]Nedeva， M. New Tricks and Old Dogs？ The ‘Third Miss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World Yearbook of Education 2008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Geometries of Power： Framing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M].New York： Routledge， 2007：85-105.
[24]刘彦军.新建本科院校社会服务转型的发展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7（02）54-59.
（责任编辑：刘新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