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学技术至上观的现实遭遇
张康之
[摘要]管理学在发展中走上了技术依赖的路径，这是受到“管理就是控制”这一观念的引导所至。因而，管理学一直是在技术至上的路径中去寻求改进管理方式、方法的。从20世纪后期开始，管理学的这种技术至上追求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对管理学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科学化、技术化努力都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在如何作出改变的问题上，一直未见到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得以提出。其实，我们必须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中去寻求管理学发展的出路。事实上，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我们据此而提出了合作制组织建构的设想。这是管理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应致力于研究和探讨的中心任务。
[关键词]管理学;技术至上;控制追求;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005-09
在“政治一行政二分”的语境下，或者说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由于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人们要求对不同领域中的活动进行区分，才发明出了诸多不同的概念。比如，“管理”与“行政”的区别，就是因为领域分化而要求根据领域的不同而对管理活动进行区分时发明出来的。不过，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这种区分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有的时候，在使用起来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或者会因为叙事的需要不同而随机性地选择不同的表述方式。一般认为，管理学是一门针对私人部门中的管理活动而进行研究的学问，所以，管理学极力将管理描述为不同于政治的技术活动，从而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其实，在一切管理活动中都包含着政治，管理从来也没有能够独立于政治。即便私人领域中的管理独立于狭义的政治，但也一直是包含着广义的政治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管理看作协调政治活动的一种专门性的活动。
然而，如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所说，“将管理描绘成一种卓越的技术活动，造成了一种中立的幻想：管理理论被净化，管理实践表面上远离了权力和利益体系，而权力和利益体系却不可避免地是管理出现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和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与所有权紧密相关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已经由作为独特（并且相对而言拥有特权）社会群体的管理者的发展加以显现和散布。这些管理者主要是对所有权拥有者，而不是员工或消费者负责。管理层的崛起已经在劳动组织内，并且通过劳动组织，对资源分配中民主控制的缺乏加以制度化。这种责任的缺乏，增加了雇员、消费者和公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一旦管理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那么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就会变得成问题，特别是在那些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负有很少或者不负责任的地方。”也就是说，管理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事实上本身就构建起了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它也制造出了和不断地在制造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当然，由于政治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有了既成形象，才使得20世纪后期以来的学者用管理的“道德化”来表达管理政治化的主张。
一、在控制追求中呼唤出的技术至上
在社会治理以及组织管理的科學化、技术化追求中，“由于各种目的被给定而且方法的改进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当决策被改进方法的技术兴趣主导时，关于政治和伦理的基本问题就被边缘化了。”特别是在伦理的问题上，不仅决策者可以不予考虑，而且系统化和结构化的管理体制也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排除了伦理方面的考虑，更多地以规章制度去为管理者撑腰，避免他们受到伦理问题以及道德情感的纠缠。造成这种现实的原因应当归于管理学的努力，因为管理学是在20世纪初期兴起的，而这个时候，伦理的、政治的各学科都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各自都有着独特的“地盘”，新兴起的管理学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必须表明自己与那些既有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管理学在兴起后，就一直努力在与传统学科不同的方面去形塑现实中的管理。因而，我们才看到了走上科学化、技术化道路的管理。应当说，管理学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它不仅使这个学科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学科，甚至让人们感觉到在处理所有需要管理的事项上，都有着对管理学的依赖，似乎人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公共领域中的还是私人领域中的——都离不开管理学。而且，从20世纪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也都包含着管理学所做出的贡献。对管理活动、人的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等进行技术化的形塑，或者说，努力把可操作性的技术引入到这些活动中来，能够使各项活动变得有效率、有收益，进而给予社会发展以促动力量。正是这些，是管理学在对技术的重视中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所看到的管理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开展和实现控制的科学。管理学的所有研究和探讨，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发现或改进控制的技巧。既然“管理就是控制”，那么，管理学就必然要求或必须默认管理系统是封闭的。即便承认管理系统的开放性，也要将其形塑成受控条件下的开放系统。总体看来，当管理学侧重于管理系统研究时，会更多地要求或默认管理系统是封闭的，或者，为了控制而把管理系统设计成封闭的系统。为了使管理系统成为封闭的系统，就必须求助于相关技术，即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而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去把管理系统经营为封闭系统。尽管管理学的不同流派之间有着理论主张上的不同，比如，侧重于管理过程研究的学者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一种开放性的观点，但那也是要求在可控制的意义上去对待开放性的。所以，管理学的奥义就在于谋求控制。然而，正是这种控制追求，却使得这门学科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管理学有着面对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的开放性品质;另一方面，管理学所要实现的却是把一切管理活动都纳入到可以控制的范畴之中，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思想观念的引进，也都是从属控制的目的。而控制的前提就是系统的封闭性，为了保证系统成为可控制的封闭状态，就必须借用相关技术，通过技术去为作为管理系统的组织划定边界。
虽然管理学是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但它属于工业社会中的科学。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及其构成的所有方面的控制，并通过控制达成符合目的性的结果。甚至那些看起来属于空想的目标，只要能够对达成目标的条件进行控制，就可以把空想变成现实。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组织是被作为一个封闭系统对待的，或者，需要被经营为封闭系统。即便是在管理学发展的后期已经把环境等因素纳入到了视野之中，也要求实现环境控制。总之，管理学所研究的整个组织过程是在得到了控制的情况下而进行科学安排的，这就是“管理就是控制”这句经典论断的真实含义。而在“管理就是控制”这句口号的引领下，又走上了控制的不归路。为了控制，急切地运用一切可用的技术，无论是工程技术还是社会技术，只要能够服务于控制和满足控制的要求，无一不被管理学视作珍宝而引入到管理过程中来。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管理的控制导向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呈现了某种控制不再可能的迹象。可是，由于管理学已经形成的惯性，面对日益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环境时，它仍然坚持管理活动通过技术的引进和不断更新去实现控制。在这方面，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像兴奋剂一样使管理学再度激动起来，似乎引进了这些新技术后，就能够重新实现对管理系统一无遗漏的控制。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带给人类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管理学需要终结控制导向。终结控制导向，则意味着管理学的重建。
近代以来，人们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总能获得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力量，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中被诠释成了科学技术就是力量，在中国，也被表述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所以，在管理学对控制的追求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事实上，是求助于管理系统中的技术力量而去实现控制的。技术有着神奇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力量甚至会让人产生出它是魔法的幻觉。比如，技术进步可以把公共产品转化为私人产品，桥梁、电力能源等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电子技术则提供了把它们转化为私人产品的条件。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促使马尔库塞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技术进步的持续状态已为政治内容所充斥，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对于作为社会系统的管理系统而言，也不例外，而且管理系统要比其他的社会系统更加典型地表现出了技术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亦如米尔斯所说，“对科学的尊重，很久以来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态度而已，但现在，技术的精神气质和与科学相联系的工程想象力更可能是令人悲观和含义暧昧的，而非充满希望和进步的。”应当承认，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之大是如何称赞都不为过的，但我们又必须看到，科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对于人的生存和生活而言，科学永远都是手段。
米尔斯希望人们关注“科学的人文涵义和社会角色”，而不是把全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科学之上。然而，现实却是，几乎所有能思想的动物都成了科学主义的俘虏。因而，“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種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在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管理系统中表现得尤其典型。当人拜倒在科学面前时，无疑是科学成功了，而社会则毁掉了。因为，社会不再是人们展示道德的空间，而是一部分人在科学的名义下欺骗、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场所。特别是当每个群体都打着科学的旗号开展行动的时候，这个场所也就成了战场，从而把人类社会迅速地推进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这个时候，管理学对技术的崇尚所发挥的就不再是积极作用，反而不断地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正是看到了这些方面，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对20世纪的管理学研究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他们的眼里，管理学所提供的知识在管理实际中并无用处，如果使用了，所起到的也是消极后果。尽管如此，管理方面的研究还是持续地得到资助和权威支持，那是因为管理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说，“尽管频频被从业者当作无用的繁文缛节而忽视或拒斥，但是我们怀疑，‘盲目的，传统学术研究还是经常获得支持，因为管理与科学的联合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权威和可敬畏的虚饰。同样的，管理顾问的报告能够有助于决策的合法化（否则，这些决策可能看起来是明显带有偏见甚至恶意的），在管理中对‘科学研究的追求，支持或者至少包容了不容置疑的管理优势与特权的合理性。这样的研究，也适用于对技术统治观念的认同，在技术统治观念中，所有的问题原则上都必须服从于技术方案。实际上，似乎是‘科学的符咒被人们习惯性地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加以使用，以消除行使管理权力的阻碍。”在此意义上，管理本身就是政治，虽然管理过程追求“中立”，而在总体上，却成了统治工具，即批判理论家们所称的“技术统治”。
二、技术至上受到了激烈批评
在价值“祛魅”和“非人格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学成功地将一种管理理念灌输给了人们，那就是“把管理描述为一项实现目标的中立的技术，其本身不带有道德承诺和道德结果。只要管理者在‘理性的基础上制定或采取管理方法（例如职位或组织设计）以变得更加迅捷或高效，他们实际上就已经拥护了某一社会并使其合法化，在这个社会里，把人类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说管理学形塑了这个社会而使这个社会具有“非人”的属性，那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对于这个工业的也是资本的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那种把他人当作自我目的实现手段的个人主义精神，却被管理学诠释到了极致。在这里，个人主义精神无非是被翻译成了这样的表述：管理系统的存在是目的，组织的自身存在是目的，老板或组织的最高控制人的利益实现是目的，这些目的往往被定制为组织目标。在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运行的过程中，其他一切涉入的人都是手段。可见，管理学是在个人主义文化框架下成长起来的，又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参与到了个人主义文化的建构之中。
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非人化”发生在管理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中，“在系统的理性观念中，个人被当作数字或者种类以及——更为普遍地——被当作物体或工具，这些物体或工具的价值就在于对‘系统的再生产。”其实，这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非人化”，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只要是工具理性所到之处，人都是被作为工具看待的。更多的时候，或者说在政治以及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人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当然，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几乎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以组织的形式和通过组织开展起来的，这也决定了管理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并携带着工具理性去开展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以至于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工具理性征服了这个社会。特别是科学化、技术化被作为一种至上信念而受到广泛推崇的情况下，使得政治的、伦理的考量也必须为工具理性让道，或者，屈从于工具理性之下。这就是工业社会晚期的基本情况，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激起了民众的无目的反抗，在政治上就是表现为民粹主义。如果说工业社会后期的人们处在一种普遍性的莫名焦虑之中，如果说此起彼伏的躁动和骚乱、极端弱智的民粹主义宣泄等是非理性的社会现象，那么，它却是由工具理性所造就的，或者说是由工具理性所诱发出来的。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理性的最精致的形式，倘若不是康德在认识论的叙事中使用过“纯粹理性”的概念，我们是倾向于把工具理性看作“纯粹的”理性的。因为，工具理性远比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更为纯粹，也正是因为工具理性剔除了价值理性的纯粹性，却把人类领进了非理性的状态。
当“价值中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时，“管理被公然地描述为一项公正的专业主义事务，而非政治。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管理被看作人们是对‘客观因素作出的内行而且冷静的反应。交往行为时常被扭曲，这是由于问题被限定，而且要通过运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事实上，每一个管理系统中的权力运行都是十足的政治，而且在约束限制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方面，都是以集权政治的形式出现的，随着组织文化开始受到重视后，管理者便开始通过操纵象征性符号，典礼仪式等神秘化的隐喻手段而实施控制。“在这种方式中，管理者通过对象征符号和典礼仪式的精心安排，力图构建对他们自己和（或）其组织起促进作用的形象。”单就形式而言，这也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与宗教却有几分相似。
所谓“价值中立”，就是要将管理与作为生态的政治隔离开来，以求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以科学化、技术化的方式和以管理的名义而实施集权，它实质上所造就的是一种亚政治，或者说是“组织政治”，即组织中的政治。集权政治与宗教往往是相通的，或者把政治制作成宗教，或者利用宗教开展政治活动。当管理系统利用“价值中立”原则这堵隔离墙而将自己与民主政治隔离开来之后，也就经营起了集权政治，并走向了营造集权氛围的方向。就此而言，所谓组织文化，管理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恰恰是迎合了管理演进的需要。然而，这对“价值中立”原则又反过来构成了挑战。因为，在管理系统的政治色彩日渐变浓的情况下，人们也就开始戴着政治的眼镜来观察管理系统，用政治的观念来重新理解管理。结果，“参与式管理”等要求也就提了出来。综观20世纪的管理发展史，从“价值中立”原则提出时的与政治隔离到世纪末的参与式管理带来的民主回归，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圈后再度证明管理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反而是纠缠在一起的。在此，我们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管理的，自然也包含着对每一个具体领域管理的基本判断。如果转而观察行政管理的话，会发现它走过的轨迹表现得更为典型，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我们上面描述的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与组织文化研究大致同时兴起的管理伦理研究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当我们认识到了管理与政治的那种难分难解的关系后，也应当说管理伦理在根本上还是政治伦理的问题。所以，社会批判理论强调指出，“技术统治须依赖于对工具理性在社会规范框架中的历史嵌入性的一种否定或遗忘，它的兴盛也来源于此。技术统治意识越是促成和主导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人类相互作用的道德实践才能（包括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就越会模糊和下降。”如果说在20世纪初还有人感叹资本主义意味着“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是一种突出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随着技术统治的全面胜利，“道德的人”也消失了。
我们说技术的价值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地显现，而且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但技术改变了世界并不是发生在直接意义上的，而是需要得到诸如制度变革等社会治理变革与之相配合的，是一个时期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不过技术进步于此之中显得较为突出而已。就管理系统而言，汤普森认为，“所有目的明确的组织的核心，都是由一个或者更多的技术构成的。但是，技术核心总是无法完全代表组织为了取得所欲求的结果而必须做的事情。技术核心只是构成组织理性的一个必要成分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技术的功能作出有限制的想象。比如，技术理性只在处理确定性的事务方面显示出优势，而对于不確定性的事务的处理，则会变得没有用处。面对不确定性事务，持有技术理性的人会像书呆子一样显得傻里傻气。如果就历史进步的总体过程来看的话，也同样会发现，单就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成绩来判断历史的进步是不合适的，技术的进步不仅不是历史进步的全部，而且许多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往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承受的消极后果。“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所以，历史的进步必须在总体上来加以把握。管理学的技术至上观还会带来一些它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获得抽象的技术和技能是相对容易的，而在特定背景下，建立和维持权力和权威，以支持技术和技能的有效运用，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秩序上的挑战。”
事实上，管理学由于过于注重在技术路线上去寻求管理绩效的提升，以至于表现出了一种状况，那就是，对专业化造成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或者说，管理学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问题，而是试图提供适应于一切组织的普遍性管理原理。当然，就现实而言，几乎所有组织都是在官僚制的基线上建构起来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学寻求普遍性管理原理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经典时期的哲学同一性追求已经在人们观念的深层积淀了下来，从而使得管理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普遍性知识的生产和普遍性原理的确定，似乎成了科学研究应有的努力方向。然而，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差异化成了哲学叙事的主题，而且现实中的组织也在努力挣脱官僚制的纠缠，管理学的研究却未能在此语境下实现应有的转向。正是因为没有实现这种转向，不仅使得管理学不能适应现实的组织运行的需要，反而或明显或隐蔽地在组织变革和管理模式变革中发挥阻碍作用。技术理性是在普遍性追求中成长起来的，所表现出的是无限的征服欲望，试图将征服触角伸向所及的所有地方。管理学所拥有的恰恰是技术理性，或者说，让工具理性以技术理性的形式出现，因而表现出征服一切集体行动体系的冲动，总是希望建构起某些普遍适应的“原理”和操作方案，让所有组织都像听从某种最高命令一样奉行之。在差异化的情况下，这对于组织的运行而言，是有害无益的。
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运筹学所提供的数学模型是非常有用的。因而，也已经成为“社会工程师”们非常推崇的一项社会技术，特别是在改善组织的各项管理中也确实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运筹学的应用同样是在工具理性的框架下展开的，对于人的道德以及各种价值因素，即便是作为变量引入，也只是作为影响因素来加以考慮的，而且是要加以约束和控制的，而不是把道德等价值因素作为得以开展管理活动的框架。也就是说，运筹学所提供的知识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并不能对管理系统的性质构成影响。应当说，运筹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加以把握的。而且，从诸如宇宙学、物理学等科学研究来看，数学模型在对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研究对象的把握方面，是极好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模型就是为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生。但是，我们也看到，“弦理论”提出后，科学家对于期待合乎这一理论需求的数学模型的出现，既有些望眼欲穿，又始终带着几分怀疑。
我们不难想象，即便物理世界中的所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而得以把握了，比如，针对11维空间或更多维空间建立起了数学模型，而在能否作为一种社会技术来加以应用的问题上，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所说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都是物理世界所不能及的。如果说能够建立起统一的数学模型去加以把握的话，那么也就无所谓高度复杂性了。对于社会而言，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科学理性的框架和思维路线中，也许对任何复杂问题都能建立起数学模型，但在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框架和思维路线中，也许就无法构建数学模型。价值因素可以被作为一个变量而纳入到数学模型中，却不可能让数学模型具有价值理性的性质。所以，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社会以及直接与社会相关联的诸要素的认识和把握，都要回归经验，人的行动也应更多地基于经验展开。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非技术化”路径的开启，也意味着管理学既有的整个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将被扬弃。
三、在超越技术至上中实现管理重构
一切组织都是以管理系统的形式出现的，组织中的技术是一种广义上的技术，包含在组织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综合性的反映在组织的行动中。组织技术有硬件方面的技术，分为两个方面：设备、机器、工具等硬件属于输入性技术;组织的结构、机构设置、人事布局等属于组织自营的技术，也可能是从其他学科或领域中引进但经过了自己改造的社会技术。不过，单就组织而言，硬件方面的技术并不是主要的方面。组织结构、机构设置、人事布局、规章制度等也属于组织的硬件，但它们是由诸多软件凝结而成的，或者说，是组织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软件——如知识、技能、管理层的能力以及待人处事技巧等——的物化。此外，组织文化等一些很难实现物化的因素也会影响着组织技术的状况，甚至一切被视为组织文化的因素也是应当归入组织技术的范畴的。至少，20世纪的组织文化研究带有强烈的操作性追求，是在技术的理念驱使下开展组织文化研究的。
所以，组织技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对组织的存在、发展以及功能实现，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拥有一种组织技术观，重视从技术的角度认识组织、经营组织、管理组织。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一种历史演进趋势，那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虽然技术意义上的专业化依然会走在强化的道路上，但社会生活的专业化则会出现某种逆转的趋势，特别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领域融合，将会把哲学家拉入到流动的社会生活之中，促使人们去对人类命运以及对当前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事项进行思考，并积极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中，哲学不会缺席。这样一来，其他各门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应当怎样做呢？是不是应当参与其中，去发挥自己在专业方面的特长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管理学也应在这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中去自觉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要求管理学不能够在满足于自己过往在组织技术发展中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要从自己的成绩中走出来，不要让那些成绩成为包袱。
20世纪后期，一度非常盛行的是组织文化研究，对此，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给予的评价是，它引导了“读者的注意力直接指向提炼管理控制‘手段的机会和范围——例如，通过重新设计工作或组织，经常通过调动表面上的人文价值（例如授权）。这些人文价值在维护现行的统驭结构的同时，希望对张力加以缓解。作为技术统治论者的管理者形象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完好保存。”应当说，在组织文化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中，并不需要提出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的要求，而是在这一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灌输某些价值而去调动成员的积极性。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组织成员们对此产生了抗拒心理，并认为那种“洗脑”做法是在变着法儿调戏他们。事实上，关于组织文化建设的诸多建议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模糊或缓冲技术统治的权术，而且它也是让管理者按照技术统治的思路去操纵和利用所谓组织文化的，而不是建立起能够保证管理者信奉文化和遵从道德原则的新的管理体制。所以，也就不可能收获可持续性的成效。即便出现了一些成功地运用组织文化而征服了组织成员心灵和精神的管理系统，也不可能在管理系统日益开放的条件下维持下去。
全钟燮认为，“为了更有效率和更有效能地使用工具，那些使用工具的人们不仅需要拥有技术技能，而且必须了解人类的技能，这样，他们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他人的价值观。”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全钟燮所说的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可以说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许“了解人类的技能”会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不过，认识到了这一点，仍然是在个人主义取向中形成的一种看法。如果组织活动不再从属于协作的框架而是从属于合作的框架时，这种个人主义取向就很难对于我们探讨科学管理方式有多大助益了。当然合作的组织活动也需要得到个人智慧的支持，但是，如果仅仅是把因个人智慧所创生的技术和技艺制成原理和流程而加以推广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合作更多地需要得到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观以及普遍的信任关系的支持。为了使这种价值观和信任关系被稳定地保留在组织之中，就需要有一种道德制度作为基础性的支撑力量。虽然关于道德缺席的构想有着诸多困难，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生共在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所意识到了。在这种压力成为共识的时候，肯定是可以形成一种探讨道德制度的合力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管理学迄今都没有打算去做什么工作，包括20世纪后期兴起的组织文化研究热潮，都不是在这个方向上去开展研究的。
哈贝马斯在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交往理性”的概念，认为道德是包含在交往理性中的，或者说，交往理性为“有道德的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然而，技术理性所谋求的是系统控制，即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对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整合，这就会表现出压抑甚至削弱了交往理性。所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往往是这样一种景象：“通过系统整合而达成的协调效果，将贬低和削弱面对面的生活世界中的道德秩序。在维护这一系统的努力中，由于功能理性对（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发展和评价的）意义和理解的依赖与侵蚀，由脱离传统权威的现代主义觉醒所开启的改进生活世界理性的可能性遭到了压制，并且仍然无法践行。例如，通过设计强势的公司文化，甚至是通过向公民拓展（消费者）权利……所形成的休闲活动的商业化，使得生活世界的价值观被削弱和被殖民化了。即便是这种公民权利的扩大也有可能对生活世界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它（进一步）增强了公民作为消极的政治和商品的消费者的意识，而不是强化现有的规范……个人越来越变为……由系统中技术的、工具的理性所塑造，而不是形成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的，交往的理性之中。”
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思路中经营起来的组织文化不仅与伦理道德扯不上什么关系，反而可能是不道德和反道德的。组织成员被技术理性形塑成的是一种异化状态，如果组织成员在组织文化的“洗脑”后而真的把组织当“家”来看的话，那不是因为组织真的就变成了家，而是组织文化在“洗脑”方面大获成功。事实上，组织文化建设所采取的方式至多也就是为组织成员提供了多一点娱乐或多一点放松身心的工具而已，根本就不会影响到组织成员的观念和基本情感，更不用说他们会受到蛊惑而误把组织当作道德场所，并愿意和乐意于信任上司、同事。道德生成于人的交往之中，为了对交往作出限定，哈贝马斯将其界定为包含着交往理性的交往。其实，在我们的合作制组织的构想中，哈贝马斯所界定的交往构成了合作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合作制组织那里，系统整合将被消解，或者说，不会出现系统整合的问题，更不用说系统控制了。一切合作都是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正是在合作行动中生成道德，拥有道德和接受道德的规范。也正是因为有了道德，也就会从根本上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从人际关系中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如果说合作制组织中存在着管理的问题的话，那么，管理决不是控制，更不会求助于技术手段去实施控制。
同样，如果把视线转向作为组織成员的个人，也会发现，只有当人是合作理性的拥有者而不是工具理性的载体，他的能力、地位以及属于自然的天赋优势才会转化为他的道德责任，他才不会藉由这些而去疯狂地向社会索取。所以，合作制组织不仅在组织的意义上，而且在构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这里，都是合作理性的拥有者。正是这些方面，说明合作制组织告别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并用合作理性置换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原先占据的位置。但是，这决不是说合作制组织将会向传统的意识形态投怀送抱。我们知道，韦伯在考察官僚制的时候，曾经发现存在着建立在卡里斯玛型和传统型支配行为基础上的组织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组织都具有人们常说的集权组织特征，它们都会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强化。合作制组织决不会向这两种组织类型回归。合作制组织是出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告别意识形态预设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才使合作制组织摆脱了工具理性的纠缠。
合作制组织对组织理念的重视要高于技术，这是由它的环境以及所承担的任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决定的。退一步说，合作制组织所需要的技术也是更具有复杂性的技术。直到今天，倚重于技术支撑的组织行为都是可复制的，或者是在某种（些）技术基线上作了某些变通。这也说明，技术所支持的是那些可复制的组织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支持可复制组织行为的技术还是较简单的技术，这些技术是不可能对合作制组织的基本特征产生多大影响的。在技术的层面上，合作制组织由于其行为的不可复制性而对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会提出一些更具复杂性技术的要求。在组织整体的层面上，合作制组织会把合作理念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所以，在这种组织中，理念重于技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合作制组织会抛弃工业社会的组织所拥有的那种刻意追求的各种服务于竞争、博弈的技术，会促进一切支持合作的技术充分发展，而且能够使这些支持合作和有利于合作的技术发挥出最大化的功能。
一般说来，技术是工具，是从属于目的的，即为了目的的实现而得到应用的。人的目的不同，也就意味着人们会倾向于去发明和创造不同的技术。正如出行与种田所反映出来的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在采用什么样的工具方面也就不同。所以，从属于竞争需要的技术与从属于合作需要的技术会有所不同，即使我们强调技术的价值中性，那些从属于竞争的技术在为合作行动所援用时，也必然会作出一定的改进。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也需要得到技术的支持，而且我们认为，在合作制组织建构中，工具理性不应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是，工具理性需要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从属于价值的考量，接受价值理性的统驭。不过，这仅仅是就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设计而言的，对于合作行动中的行动者来说，是不能在合作手段的选择方面受到工具理性的驱使的，合作行动者是以主动的回应性去开展合作活动的，更多地是由借助于那些得到了内在化的规范去对行动者的行为加以制约的，更多地取决于合作行动者对合作目的所作出的理解。其实，一旦对行动的观察和理解超出了主体行为选择的视野，一旦在行动者的意义上去认识行动过程，工具与目的的区分也就不再有意义。在合作行动中，工具和目的是一致的，也因为其一致性而赋予合作行动以总体性的价值。对于合作行动而言，如果强行对工具与目的作出区分的话，也将会仅仅反映在行动过程的细节或微观事务上，而不是在对合作行动过程整体的分析和分解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