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晓峰 王晶晶

    

    

    

    [摘要]论文基于陕西、山西和河南3省624户社员的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方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描述统计结果显示：76.6%的社员对信用合作有明确信心，23.4%的社员对信用合作没有明确信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社员性别、家庭纯收入、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贷款信息了解程度、政策信息了解程度和熟人参与情况等因素均对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度对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引导合作社信用合作良性生长。

    [关键词]合作社;信用合作;前景预期;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2-0098-08

    引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以来，先后有5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提出要求。目前已有14个省（区、市）的地方性法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作了规定。然而，根据农业农村部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全国仅有2159家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合作社成员共有52.6万人，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业务的仅有19.9万人。因此，研究农户对信用合作发展前景的预期，对引导合作社信用合作良性生长、保持和增强社员对信用合作发展的信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产生的必要性、开展信用合作的可行性、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培育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是关于合作社信用合作产生必要性的研究，陈雨露认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等问题严重，依托合作经济组织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农村金融组织体制的发展经验，将合作金融内置于综合或专业合作社中，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金融合作，是一个现实的发展路径。其次是关于信用合作可行性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政策制度方面，郑有贵认为国家颁布的扶持政策为合作社信用合作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使合作社信用合作成為当前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创新的优先选择。第二，农民合作社自身优势方面。王曙光认为合作社信用合作嵌入到既有社区，受熟人社会行动逻辑和非正式规范的影响，能够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村落社会中拓展发展资源。第三，社员合作意愿方面。楼栋等人对浙江、山东部分社员参与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影响因素实进行证分析，结果表明55.3%的社员愿意参与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最后是关于合作社信用合作培育路径的研究。目前，合作社信用合作在生长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操作风险、道德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以及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等带来的现实挑战。然而，虽然多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合作社信用合作进行了详细研究，但目前尚未有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缺，丰富研究成果，本文利用河南省、山西省和陕西省3省3个县50个自然村624个社员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评价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信心度，探讨影响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因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引导合作社信用合作良性生长。

    一、理论分析

    根据预期效应理论，推动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激发社员参与积极性。社员行为受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预期结果的支配。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往往是基于对信用合作的信心，它又反过来增强了社员信心。具体而言，如果社员预期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良好，将有助于他们减少最初的脆弱性观念，低估那些未知事件和风险发生的概率，帮助他们保持信心，进而内化为信任。从这一方面来说，信任成为一种有效的“期望资产”，成员依靠它来解决合作和协调问题。对于合作社而言，信任不仅是集体合作行为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直接关系到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故此，分析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及其影响因素，是解决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困境的突破口之一。

    本研究将影响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员信息掌握情况、银行贷款满意度、周边熟人参与情况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农户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农户会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合作社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行为决策。农户的社会阶层不同，其利益诉求和发展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有关研究表明，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是造成合作社内部社员结构异质化的主要原因。社会分化会形成不对等的权利结构，使资源要素自下层社员向上层社员集聚，但资源要素收益却伴随着各层社员逐层剥离并自上而下流动，进而出现“精英俘获”等现实问题。此外，合作社的这种发展趋势与合作社益贫性的制度安排和现行的法律法规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有所不同，在合作社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也不一样，对其心理表现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自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类型、家庭纯收入和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等因素。

    目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分化的各阶层农户将拥有不同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必将带来信息拥有量的差异。本文引入第二个视角——“知沟”假设理论，即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员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社员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员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分化会引起社员之间的知识差距。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社员，其所能获取和运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农户对信用合作的认知。对社员而言，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性质、服务越了解，对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理解越正确，就能形成合理的利益观，从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发展前景预期。因此，本文设计了“政策信息了解程度”和“合作社贷款利息了解程度”来测量社员间存在的知识差距对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影响。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受信息拥有量、信息认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事件的解读往往是不全面的，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跟从别人的行为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对从众心理的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Keynes指出，投资市场反映了群体的投资心理，个人的预期判断会随着群体心理变化而变化。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赵玲等人：川在对微博用户进行深入调查过程中发现，如果个人获取的信息是不确定、不充分的话，那么个人倾向于依赖公共信息，容易跟随他人的反应和行为。为此，除了选取信息了解层面的变量外，本文还设计了“您熟悉的人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情况”和“您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满意吗”来测量社员是否因从众心理而产生不同的预期判断。

    综上所述，农户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的心理表现。社会阶层的分化又进一步带来了农户获取信息资源的差异，造成社员对信用合作的认知差异，进而影响农户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的预期判断。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社员易受群体压力的影响而做出趋于一致性的非理性选择。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对河南省兰考县、山西省永济市和陕西省蒲城縣3地624户人社农户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集中在2017年6月到2017年11月。本调查采取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利用多阶段、典型、随机抽样的方法。调研组在选定的县级市、区内以典型抽样的方式选定50个信用合作业务开展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其中，兰考县有14个自然村，永济市有20个自然村，蒲城县有16个自然村。最后，在选定的每个村庄随机共选取15个社员。在剔除缺失值和无效值的个案后，总样本量为624份。

    （二）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是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的预期及其影响因素。因此，关于因变量的选择，本文设计了“您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有信心吗”来测定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前景预期判断，这一问题的答案依次是不好、说不清楚、好。本文将好称为社员有明确信心，将不好和说不清楚统称为社员没有明确信心，并对其依次赋值为有明确信心——1，没有明确信心——0。其他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赋值情况见表1。

    （三）模型构建

    由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前景预期（Y）为二分变量，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社员预期水平及其分项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建立函数表达式：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特征描述

    在本研究的624名样本中，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男性所占比例稍大，具体为男性占比53.4%，女性占比46.6%;调查对象的年龄普遍偏高，处于50岁以上的人数较多，占比为34.9%;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农户的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和初中，占比分别为24.8%和53.4%，可见中西部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面临着文化程度偏低的困境;从农户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绝大多数人从事与农相关的工作，其占比为60.2%;调查对象的家庭纯收入水平普遍偏低，30.0%的家庭纯收入不足1万元，24.5%的家庭纯收入介于1～2万元;调查对象所在家庭中，家庭成员选择外出打工的比例占到65.7%;从调查对象周边熟人参与情况看，周围熟人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比例较高，其中有些人参与和很多人参与的比例共占到约94.2%，这可能与调查区域有开展信用合作业务有关;在调查的农户中，87.5%的农户了解关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政策;被调查农户对贷款利率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具体情况为：对合作社贷款利率不了解、有点了解、比较了解、很了解的比例分别为44.9%、13.9%、23.5%、17.7%;银行贷款服务评价方面，绝大多数人对银行提供的贷款服务为不满意，仅有7.5%感到很满意。

    （二）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总体分布及其单因素分析

    总体上看，一半以上的社员认为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好，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水平总体偏高。其中，调查对象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前景表现出明确信心的有478人，占到76.6%;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表现出没有明确信心的有146人，占到23.4%（见表2）。

    本文采用卡方检验，进一步对调查对象的一般特征及对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作类型、家庭纯收入、熟人参与情况、政策信息了解程度、贷款利息了解程度、银行服务满意度等因素特征对农户预期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的影响没有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三）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多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预期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表4为模型估计的统计结果。首先，只考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类型、家庭纯收入、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对社员预期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模型1。随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熟人参与情况、政策信息了解情况、贷款利息了解程度、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度等变量来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模型2。从各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水平来看，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性别、家庭纯收入、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熟人参与情况、政策信息了解情况、贷款利率了解程度对社员预期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对社员预期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从社员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来看，性别、家庭纯收入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家人有没有外出打工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所有因子皆对社员预期水平具有正效应。在中国，男性家长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家庭结构中往往会主动地去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在调查中，很多女性都有类似的描述“加不加入信用合作社丈夫说了算数，我们女人家也不太懂这些，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合作社不应该加入，但当家的说要加入，我也只好同意了。”有研究表明：在家庭结构中，女性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会比男性保守谨慎，多处于观望状态，而男性更加大胆、愿意冒险。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作为互助性的经济组织，具有益贫性质。加入合作社后，他们可以享受到合作社提供的各种社会化服务，包括农资统购、农产品销售、子女教育服务、信贷服务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男性的生活压力，保障了一定的生活水平。故此，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社员更倾向于认为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良好。当前，中国绝大数的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结构，即年老的父母留在家里种地，年轻的子女外出务工。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既为农民家庭提供了就业保障，也增加了收入来源。同时，家庭经济收入越高的农户，其闲置资金就会越多，农户的投资欲望也会更高。而合作社是一个风险分担的组织，选择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一种较为保险的投资选择，社员认为合作社的预期收益相比其他途径的收益要高并且投资风险低。加之，近几年来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普惠金融政策的推广，都有助于增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的信心。

    从社员对信息掌握情况和对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度看，社员对贷款利息了解程度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政策信息了解程度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两者皆对社员预期水平具有正效应。社员对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度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社员预期水平具有负效应。信息沟通对个体行为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善民等研究了信息优势与企业并购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可降低并购过程中的事前不确定性和事后不确定性，对决策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信息也是合作双方建立信任的基石。合作双方通过交换信息资源，消除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双方形成一致的期望，强化合作意愿，进而增进相互信任。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依托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以资金互助为主体业务，以社员信用为基本保障，以相关产业为联系纽带，为全部或部分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服务。作为一项信用合作业务，社员凭借自身拥有的信息量形成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总体认识，并且由此做出风险与收益的预估判断，从而决定是否选择合作社信用合作。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信用合作相关信息了解程度多的社员选择相信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好的发生比要比不了解的社员高。政策信息了解程度是社员预期判断的外部推力，合作社贷款利息了解程度则是社员出于满足个人金融需求而形成预期判断的内在动机。社员间动机的差异造成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认知差异，进而对其形成积极的发展前景预期和行为态度产生影响。此外，银行贷款服务满意度对社员预期水平影响的系数为负，表明社员对银行贷款服务的满意会减少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水平良好的发生概率。这是因为，信用合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替代作用。正规金融机构考虑到自身利益不愿贷款给他们，此时，社员很可能求助于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以满足其融资需求。

    社员身边熟人参与情况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对社员预期水平具有正效应。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理性人”，更是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社会人”。个体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中国情境中的关系网络主要以社会性为纽带，强调人际关系和信任。中国的人际关系强调“人情”和“面子”。与此同时，村域中农民的信用合作行为是通过长期交往、增进彼此了解而达成共识后的结果。信用合作是社会网络互动的必然结果，网络成员的互动越多，信任的扩展程度越深，网络成员的收益越多，合作行为就越多。社会交往对农民的行为决策具有羊群效应和群体示范效应。实际上，社员在与参照群体进行互动时会表现出一种心理暗示和社会压力，即“看别人都参加了，我也要参加。”人们在频繁交往中通过感性认识和其他渠道收集到的信息能够使其产生对其他组织和个人能否信任的评价和预期。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身边参与信用合作人数多的社员认为农民合作社发展前景良好的发生比要比身边没有人参与信用合作的社员要高54.2%。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一半以上的社员对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具有明确的信心。具体而言，拟定的影响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11个指标中，有8个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一，社员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不同会造成社员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而导致阶层利益诉求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员的预期产生影响;其二，社员对信用合作的贷款利息和政策信息了解程度反映了社员对信用合作信息的掌握情况，社员将彼此掌握的信息进行相互交流，不仅能促进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理解，还加强了社员间的认同，使其做出同质性的选择;其三，社员会不自觉将银行贷款服务和身边熟人参与情况作为参照标准，做出自己的预期判断。因此，在培育和增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前景预期的信心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从而更好地引导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良性生长，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合作社信用合作中来。

    （二）政策启示

    第一，缩小农户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可以尝试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员与非社员和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交流，充分了解并满足不同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

    第二，提升社员的信息掌握程度。可以尝试优化农村信息传播途径，丰富信息传播设备，扩大有关合作社信用合作信息知识在乡村社会的传播，实现信息知识人人知，让不同阶层群体都能充分享受平等的信息机会，进而缩小农户间的知识鸿沟，帮助农民形成对信用合作的正确认知。

    第三，健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保障。政府在倡导信用合作的过程中，需建立健全國家法律法规政策，确保社员的切实利益，增加社员收入，进而营造一种良好的信用合作环境，形成良性的社群竞争关系与相互影响力。

    第四，重视社员的个人素质培养。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工作，增强人们平等参与、诚信合作的观念，营造民主管理、规范经营、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对信用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一个良好的预期。

    责任编辑：徐慧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