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管窥

    王新颖 邓新峰

    对于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许多名家诸如钱理群、李海林、郑友霄等早有长篇论述，作为一线教师，我本不该置喙，但见宗庙之美，聊陈固陋，以就教于方家。

    全面地研读王尚文先生的著述可以看到，王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有一个内在的结构：以“语言”为核心，坚守学科实体;率先提出学科的人文性质，扭转学科教学偏向;立足实体，指明学科教学内容建构的大方向。从实体、性质，发展到具体内容，由于严格地遵守逻辑规则，这个按照认识规律建构的理论大厦因而客观、严谨、牢固。

    一、学科的实体

    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实体性对象，即使是边缘学科，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表达学科对象的概念必定是确切、明晰，与对象相符合的，否则，就不能通过概念准确地把握到对象，进一步讲，既不能确定学科的边界，又无法把学科的丰富内容统摄起来。

    “语文”是语和文的直接并列，实质是一个并列词组，而不是一个词。王尚文先生认识到“语文”的严重缺陷，他指出：“‘语文这个词还是极其含混的，语文课程的内涵也因此是极度虚泛的。”王先生进一步指出了学科的最高概念内涵不明确带来的后果：“‘语文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内涵，语文教育没有相应的专业支撑，是语文教学处于低效，甚至无效、负效状态极其重要的原因。”

    王尚文先生十分重视学科的原点、基准，用周有光的话说，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在哲学中，哲学家把世界存在的原因称为“始基”，王先生不仅把“语言”看作我们学科的“始基”，而且把它看作学科内部各种形式得以存在的原则、标准。王先生解释说：“语言教育就是汉语教育，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必须接受系统的母语教育，这是人之为人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

    王尚文先生的“语言”不同于知性认识的“语言”。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知性割裂言语和语言的联系，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进而排斥言语。尽管说这种科学的认识能够获得关于语言的确切的知识，但是，它的僵硬的社会规则使得“语言”支离破碎，缺乏生命力。王先生的语言观超越了知性认识，达到了对“语言”的理性认识。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学习语言必须和发展思维、深化认识、陶冶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言视为单纯的工具而和‘心人为地割裂开来，把‘言的学习和‘心的培养人为地割裂开来，只能是两败俱伤。”把普遍性的“言”与特殊性的“心”割裂开的语言认识并非真理性的认识，因此，“我们既要把语言与言语区别开来，又要在新的基础上把它们统一起来。语言与言语正如一个钱币的两面，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不可或缺。”一方面承认语言与言语的对立，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它们的统一，王先生的“语言”是一个对立统一、立体结构的概念，这种有机统一的全面的认识在现实中才有真实的存在。

    就“语言”而言，作为概念，它只是自在存在，就是说，它具有的丰富内容潜存于自身内，尚未表现出来，只有表现出来，才是现实的存在。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理解和表达。长期以来，王先生坚守着“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早在1989年，王先生就提出：在语文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在不断学习优秀作品如何运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语文课“当然要教语言学语言，必须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为主要目的”。直至2016年，王先生仍在撰文呼吁：“其目标和任务就是培养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当“语文”教学每每出现偏离这个根本目标的时候，王先生总是奋力纠正教学偏向。2004年，教学出现泛语文、非语文的倾向，王先生疾呼：“课程为了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学生的读写听说活动必须指向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而不是它们的内容。这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根本区别。”他把“培养正确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形象地比喻为“语文的缰绳”，语文教学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缰绳。他教给我们人文与语文的結合方法：“重视人文必须将其渗透于学习正确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从而更好地读写听说，因而语文教学讲人文必须立足于渗透。”

    在“语文”内涵不清、对象不明的情况下，王尚文先生提出“语言和文学”的复合观，因为“语言和文学”内涵清楚，对象明确，所以，这个观点对于坚守学科培养语言能力的目标不失为便宜之策。

    语言能力的最高表现是语感。王尚文先生在1989年就提出了在语文教学中培养语感能力的主张，1995年出版的《语感论》为在语文教学中进行语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这是语文教育史上划时代的理论著作。语感是语言能力的最高表现，尽管说语感是感觉层面的言语活动的能力，但是，它不是一般的感觉，一般的感觉是感官纯粹地感知，语感则不同，在长期的学习、训练等活动中，思维参与其中，对感觉加以消化、整理和否定，思维活动的成果积淀下来，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专门感觉，对过去的学习成果予以肯定，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即思维在自身内，是一种提升了感觉。与语感相类的感觉在其他领域有明显的表现，比如一个画家对于线条、颜色的感觉要比一般人敏感，黑格尔称之谓“认知性感觉”。王先生的“语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达到了理性认识的辩证概念。

    二、学科的性质

    一般认为，王尚文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一书中提出了“语文”人文性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王先生把“语文”教改分为三次浪潮：“解放以来语文教改曾有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浪潮，为了深化语文教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年一代的思想、感情、个性、心理等的成长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实际上，王尚文先生在先一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批评工具论把“言”与“心”割裂开来，分析了语言的人文性特征，他指出：“语言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把积淀其中的民族的心理、思想、感情、理想乃至思维方式渗透在人的血液中，溶解在人的心灵里，内化于深层的心理结构之中，给它打上永难磨灭的印记。”王先生在1989年就提出了人文性的主张，可谓空谷足音，然而，应者寥寥。对此，钱理群不无遗憾地说：“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异端出现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漠视和冷遇：1990年发出呼吁，8年间无人响应，也无人反驳。到1998年的教育讨论中，他所提出的‘人文性突然被发现，而且很快成为热门、显学、时尚，但同时就被歪曲、被阉割。”

    王尚文先生在春江水暖之时，最先发现了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提出“人文性”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在否定了“工具性”、清理了地基之后建立起来的。王先生对工具性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锯子等一类工具都是外在于人的，并不依存于人的观念世界。”“桌子一类东西虽由锯子等制成却不是由锯子等组成的，它能够脱离它们而独立存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內在的必然联系。”“这些一般的工具是不具有任何思想感情的，而语言却总是必然带着认识内容的。”对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持工具论者，倘若遵从思想规律，具有科学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就会勇敢地否定自己的观点;而且，违情悖理的工具性更不应该被堂而皇之地写入课程标准。

    王尚文先生对“人文性”的认识达到了普遍的人性的高度。他认为：“人文性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他的人文观不是主观设想，也不是来自学科之外的强势力量，而是来自学科自身。他认识到，“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统一体;文章是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体”，基于对学科实体的把握，具有统一的整体认识，就不是孤立地、片面地为人文而倡导人文，而是把人文性与具体的学科实体所拥有的内容融合在一起：“要求在教学中介入学生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以流动于课文言语中真善美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去规范、提升学生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他更进一步指出，“‘人文在言语内容中。任何言语作品都有言语内容，这种言语内容都会涉及到‘人文，即使是自然科学的言语作品，里面也有‘人文的内容。”并举云南少数民族称打鱼叫“借鱼”、打柴叫“借柴”的例子，他分析说：“我觉得这个‘借就体现了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某种‘人文精神：他们不是要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是和自然和谐相处，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守财奴》中，葛朗台称赞女儿为什么说“你真是我的女儿”，而不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葛朗台并非一般地称赞女儿‘好，而在赏识女儿像‘我，像‘我一样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拿去交易。”人文性包含在语言中，通过对语言形式的把握和语言内容的分析，而具体地表现出来。

    也正是因为能够从“语言”的整体来把握人文，王尚文先生在提出人文性主张的同时，就警告人们：“认识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而非工具学科，仅仅是跨入语文学科的第一道门槛，入门以后仍有可能走向别的人文园地，因为人文性的概念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包罗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有关人自身完善的各个方面。”实体的性质不是单一的，感知到的或思维到的事物的属性都是多方面的，每一方面都是实体的一个侧面，如果偏执一隅，不对语言具体地分析、把握，单纯地追求某个侧面，必然会偏离学科的轨道。

    王尚文先生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解释说：“人文，作为一种性质或精神，只能渗透于某一具体可感的实体之中。‘人文是政治、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美术等课程的基本特征，因而可以将它们统称为人文课程，而与科学课程有所区别。人文是它们共同的灵魂，所有有关课程则是人文这一灵魂所寄寓的不同的肉体，有如一月映千江。”实体是独立的全体，性质依存于实体，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的实体中，比如“红”就存在于纸、花、衣等实体中，这种性质就不为某一实体独有。王先生清楚地阐明了“人文”与具体学科的关系，告诫人们，不要片面追求人文性因而误入教学的歧途。

    事实上，不出王先生所料，离开语文讲人文的所谓泛语文、非语文的现象后来果真就产生了，有的教成了政治课，有的教成了道德课。针对这一现象，王先生接连发表了《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语文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为“咬文嚼字”鼓与呼》《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十对关系》等系列文章，大有力挽狂澜之势。

    三、教学内容

    在把握住学科的实体，并对实体及其性质的关系进行认识之后，对学科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研究学科的内容。研究学科的内容是对学科对象的自身结构的认识。从逻辑方面看，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是包含了学科的丰富内容的统一体，研究学科的内容，既是向概念内部的深入开掘，同时，也是概念的内容向外的拓展。从概念出发建立的学科内容便构成了学科的理论基础。

    我们遍观2005年以前的“语文”教育专著，有的阐述学科的性质、目标、原则、要素、心理、美育、德育、方法，或者包括了发展史、教科书等，却忽视了学科的实体及其样式;有的介绍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和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文体的教学，却忽视了这些文体样式背后的统一性的力量，或者说，这些文体样式进入同一学科的共同根据是什么。比如《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由于缺少学科的实体内容的支撑，因而，这样的专著既非学科的基础论，也非课程的基础论。

    与学界的无对象的研究状况不同的是，王尚文先生早在1989年就从语言出发，提出了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他说：“其他各科学习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是学习语言如何表达内容，侧重于语言表达的形式。换句话说，其他各科重在‘说什么，语文则重在‘怎么说。”1996年，他再次说，“所谓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必然基于确切地把握具体独特的言语形式，而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是根据情境和需要尽可能完美地组织言语形式的能力。”2004年，王先生重申：“语文虽然在品味形式的同时关注理解内容，但它的目的主要不在把握内容，而是学习特定的形式如何表达特定的内容。”王先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形式和内容是一对哲学范畴，形式是本质，是目的，作为本质，它是在与各种事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差别性;作为目的，它是质料在学科内存在的原因。外在的形式与内容不相干，内在的形式则与内容紧密结合，与内容相一致。王先生讲的形式即是内在的形式，这种与内容不可分割的形式，把“语文”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又是各种文体样式存在的根据，那么，各种文体样式表现着学科的同一性，为学科的同一性而存在，也就是为了培养语言能力。王先生重视“言语形式”，是把教学内容与学科目标统一起来的，他所要建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保持着高度一致性，或者说，是以课程目标为前提推导出来的。比如，为了生成和提高学生的汉语素养，在教学说明文时，就需要从意图本位出发观照其他要素，从下面几个方面设计教学内容：“一、作者为什么写这个作品？二、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三、作品是怎样的？四、作品写了什么？”议论文也需要跃进到这个新架构上来。

    作为人文性的首倡者，王尚文先生提出了把人文思想渗透到教学内容中的主张。写作内容是对写作能力构成的一种描述，教学活动要围绕着这些方面的养成而展开：贴切感，包括对客观事物、事理、现象等叙述得精确和主体能生动地表现个人的主观情绪、感想、观念等等，即语言的表现力;体式感，话语问题某种体式中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含义依附于这个体式;对象感，读者作为作者对话的对象，他的情感、态度、与作者的关系等非语言因素对写作的牵制，读者语言状况对写作者的牵制。文学教学的内容，“以文学素养的生成与发展的目的和要求看，文学作品教学的内容的核心应当是也只能是体验，以及在体验之后的反思。”“就是让学生在文学中‘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以体验来观照文学作品教学，重要的不是作家的意图，而是文学作品的那个有活气和生命的世界;重要的不是探询作家的意图，而是去体验作品的那个有活气和生命的世界。”“不但不排斥而且包容文学知识、技巧和文学评论等等。”我们看到，无论是作文教学还是文学教学，王先生提出的教学内容的原则既包含着客观的认识，又与主体的精神活动紧密相连，是主客体的高度的统一。

    王尚文先生的教学内容并不排斥学科知识。“学校语文知识是经过了课程化、教学化以后的语文知识，它与语言学中的学科知识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语言学学科知识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改造以适合学生的学习。”文学知识要抓住最基本的、能够体现文体特征的，有效的，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其鉴赏力的基本知识。“文学的表达、其传达的技巧，包括句法、结构、修辞、节奏、韵律等等，艺术传达的手段，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有广泛的应用，而且始终与特定的文学效果紧密联系。”

    关于“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王尚文先生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具体的建设工作，还有待“语文”理论工作者共同完成。王先生谦逊地说：“关于言语形式其实是应该有许多部专著进行研究的大题目，但遗憾的是我们尚未见到，只得勉为其难作些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再次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王先生的这一思想仍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更令人痛惜的是，王先生抛出的是金玉，人们捡起的是泥沙，后来的“教学内容的确定性”讨论轰轰烈烈，却走进无思想的平庸荒原。

    商友敬说“这位王尚文先生真是一位‘先觉”，究其原因，王尚文先生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学科，“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并且不着痕迹地融解哲學原理加以逻辑地陈述，“静观自然，透视历史，能创造伟大的经验，能洞见理性原则，并把它发抒出来”，从而建立了稳固的“母语”教育思想体系，由于扎根于教学实践，这个思想体系枝繁叶茂，在纷纭变幻的论争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通联：王新颖，浙江台州市路桥区第四中学;邓新峰，浙江台州市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