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现实问题与重构路径

    杜睿云

    【摘要】在中国即将以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开始新一轮教育改革之际，对高等职业教育在资源、结构、要素等方面进行重构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重点分析，同时系统梳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就、问题与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构筑层次健全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稳妥推进高等职业院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以及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等具体建议。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改革；重构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7-0053-04

    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①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最主要的两种类型，由于在人才培养的模式、手段、途径、方法以及目的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其二者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育人角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亦对受教育者未来的人生发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虽然从客观上说，以技能培训和技术应用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与以文化学习和理论研究为代表的学科型普通高等教育，应该仅仅是教育类型上的区别，而不应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但现实却是中国职业教育②因为受到培养层次、生源质量、师资水平、文化传统乃至社会阶层分化等各方面的制约与影响，长期以来饱受诟病，始终被贴上“二流教育”的标签，给人留下“低人一等”的印象，不仅无法获得大众的认可，在办学吸引力与社会认同度上远远落后于普通教育，而且也使其在服务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在当前，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持续升级，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结构与用工需求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科硕士好找，高级技工难求”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共识，一些城市出现的部分普通本科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平低于农民工的情况也早已不是个例。面对中国结构性失业愈发严重、大量理论型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学非所用，以及职普教育发展长期失衡等问题，中国教育决策部门理应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服务功能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着眼点，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为落脚点，借此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性缺陷，解决日趋严重的普通本科大学生就业困难而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却又十分短缺的现实矛盾和问题。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方向

    当前条件下，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全局性改革，首先应该将人才选拔机制作为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与突破方向。现阶段，学术型高考仍然是包括高职高专在内的所有高等院校进行招生录取的主要标准与依据③。高等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不加区分的依靠“同一张试卷”来选拔人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提供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与考核方式，进而无法对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④进行合理甄别与筛选。[1]目前所施行的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主要按照理论化考试分数的高低依次将学生分流到一本、二本、三本，以及高职高专类院校。这就造成以技术应用和技能操作为重点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却要以学术型理论化的考试为依据选择录取学生，不仅忽视了理论学习能力与实践动手能力之间的显著差别，而且也导致高职院校学生的录取成绩从表面上看远远低于普通高校录取的平均水平，必定会给社会大众造成高等职业教育是学生在学业竞争失败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以及高等职业院校是“差生收容所”等认识上的偏差，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同程度自然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提高。因此，推动高校招生由“单轨制”向“双轨制”转变，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2]以不同标准评价和衡量不同类型考生，使不同的考生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既是根除传统应试教育的一剂良方，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当然，改革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机制，必须要有一大批办学实力雄厚、育人理念先进、师资水平一流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或者应用技术型大学作为支撑，只有如此，才能让学生对于职业教育充满信心，也才能让学生真正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兴趣去选择接受教育的类型和方式。因此，对现有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局部调整，推动部分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就是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理所应当成为本轮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三、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重组与优化配置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计2 529所，其中本科院校1 202所（含独立学院283所）、高职（专科）院校1 327所；当年研究生毕业生数为535 863，普通本科毕（结）业生数为3 413 787人，普通专科（主要为高职）毕业生数为3 179 884人，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规模要少于理论研究型人才，这与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并不匹配，因此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往往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而高等职业教育系列的毕业生却相对紧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4）》也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不同受教育层次人员的供需比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翔实的数据，报告指出，中国各层次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比例呈“N”形变化，从求人倍率⑤上看（截止2013年9月），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人倍率为1.00，高中为1.27，职高、技校和中专为1.42，大专、大学和硕士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员的求人倍率则分别为1.00、0.95和1.32，这组数据中唯一低于1.00的教育层次就是普通大学本科，该层次的人才供需状况为供过于求，[3]这组数据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相符的。因此，压缩学术型本科院校的数量，加快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促使中国现有的部分地方性本科院校朝着应用型本科方向转型就成为当务之急。从产业需求出发，提高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才能彻底扭转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伴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中国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将会越发突显，特别是对实用技术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⑥的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这必将引发整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变革，培育壮大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尤其是应用技术型本科大学已经是大势所趋。

    四、对近年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审视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国新一轮教育改革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这里非常有必要从宏观层面对近年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一次全面审视。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重点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2010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决定加大“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实施力度，新增加100所左右的骨干高职建设院校，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可否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通过“国家示范性高职”和“国家骨干高职”项目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但是强调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如今依然被人们看做是传统本科教育的一个补充，是面向弱势群体的教育类型。究其原因就在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育人方式及培养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价值导向形成了强烈冲突，使其难以为社会大众所认同。二是现有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无法赋予人们那些高学历所带来的“荣耀与光环”，使受教育者不能获得强烈的自我满足感。三是高等职业教育由于“生源质量不高”、“录取难度较小”、“社会声望偏低”等客观现实，使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饱受偏见与歧视。四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阶层烙印与生源分布状况不断强化着社会优势阶层群体对其的排斥，影响了其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五是高等职业教育所带有的“功利性”、“工具性”等倾向使其忽视了教育在实现“人的发展”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大限制了应用型人才未来的职业提升空间。六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在办学的质量、结构、规模、效益、投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短板更直接影响着其快速健康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以培养从事生产、服务、管理一线岗位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实践型、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的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蓬勃发展时期，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无法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

    五、相关政策建议

    1大力构筑层次健全、结构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突出应用、注重实践”的高等教育类型。高等教育完整的学历层次应该包括专科层次、本科层次以及研究生层次。既然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教育类型而存在，那么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就应该具有与学术型高等教育相平行的人才培养架构。可是，中国职业教育目前却主要停留在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屈指可数，更没有具备培养应用型（专业型）研究生资质的高等职业院校。事实上，德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强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发展方面堪称典范，其层次齐全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样板。例如，德国现有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应用科技大学⑦共计247所，多数可授予本科与硕士学位，部分学校甚至还具有与综合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同时这些应用科技大学在应用学科上的研发实力非常强大，丝毫不亚于其他综合大学；[4]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则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及博士教育等五个层次，从而形成了完整独立、上下衔接、渠道畅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5]因此，改变当前职业教育学制偏短，声望不高，以及毕业生无法继续在高等职业院校攻读更高学位的尴尬现状，就必须借鉴好典型经验，构建体系层次完备、办学灵活多样、职普沟通顺畅的“教育立交桥”，切实解决好高等职业教育的分层定位与分类发展问题，[6]通过完备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给予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更加明晰的成长路径和职业发展空间。当然，就现阶段实际而言，首先需要做好的就是实现近600所普通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的转型，因为这不仅将在全社会为职业教育树立更为积极正面的形象，从而有助于扭转人们对职业教育所存在的错误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为搭建高等职业教育从专科到本科，乃至到研究生层次的完整体系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可靠保障。

    2稳妥推进高等职业院校的“去行政化”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化”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对于强调校企合作、提倡市场导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就更是如此。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诸多创新性变革正是由于受到教育“行政化”、“官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影响而夭折或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去行政化”并不是全盘否定高等院校所需要的“行政管理”，也不是说简单的废除高校的“行政级别”，真正的“去行政化”改革，核心目标应该是“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划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充分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最终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各尽其责。”当前，推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亦不能浅尝辄止，一方面要以理顺“政府、学校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为前提积极实施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循序渐进的稳妥推进，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从而尽可能减少改革阻力。[7]具体来说：第一，必须坚持“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不动摇，在此基础上，重塑并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且将体现“学术至上、办学自主”的高校章程（大学宪章）的建立完善作为改革之基石。第二，彻底改变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校长的政府任命制，转而建立更为合理的社会遴选与竞聘机制，[8]大胆探索学校领导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交流轮换”与“互通互融”的机制，以此构建一个良好的“职业教育生态圈”。第三，政府应简政放权，相关职能部门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行为应该进行的是有效监管而不是直接领导，尽量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最大限度维护学校办学的独立自主性。第四，创新办学体制机制，为公办院校吸收引进民营资本创造条件，倡导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等多种组织形式，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和开放式办学，同时继续加大对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使民办高等职业院校也能获得良好的发展，进而提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

    3加快制定落实各项配套改革政策，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

    以改革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为突破口，以推行地方性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职业教育为落脚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教育部近年来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实质性改革举措。但是该项改革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之一就是现阶段中国应用技术型教育与学术理论型教育地位不对等的问题能够得到切实解决。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与理论型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别本来应该只是类型上的不同，但现如今却已经异化为等级和层次上的区别。除了一些教育自身的原因外，教育之外的因素也必须引起重视，因为教育改革绝不是能够孤立进行的，其必须有其他经济社会改革与之相配套来协调推进，如果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内来实施教育改革，就将注定无法取得成功。[9]职业教育的改革与诸如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录聘用政策、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准入制度乃至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涉及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就以职业院校的师资为例，现在绝大部分职业院校在进行新教师招聘时往往以学术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为主，其中部分学校甚至要求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和博士，这就与职业院校的特点相违背，而同时很多科班出身，毕业于职业教育系列的技能尖子、能工巧匠却由于地方人事部门的规定而无法进入公办职业院校或者不能成为在岗在编员工。

    综上所述，只有为技术技能型人才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积极认同的舆论氛围、公正平等的政策制度、客观合理的评价机制，让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不再感觉“低人一等”，才能使“知识”与“技能”双轨化考核的高考模式以及应用型本科建设等具体的改革措施得以见效，否则教育改革的美好愿景就难以兑现。教育改革作为一项复杂艰巨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改革难度之大、牵涉利益面之广、社会关注度之高、影响持续性之久都注定了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期间必定会有各种波折，但是我坚信中国的教育改革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只要能够拿出足够的智慧、勇气与决心，中国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就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注释】

    ①本文所述“普通高等教育”，特指以理论型、学术型、研究型为主的“学科型普通高等教育”。

    ②本文所涉及的“中国职业教育”及其相关语句，仅指中国大陆地区的职业教育。

    ③2013年起，我国开始尝试推行技能型高考，当年有140万人通过该种考试方式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但是通过参加学术型高考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的学生比例依然偏高。

    ④应用型人才又可划分为3类，即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

    ⑤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当求人倍率大于1，职位供过于求；如果求人倍率小于1，职位供不应求。

    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将高等教育分为5A和5B两种类型。5A细化为5Al和5A2两种类型，5Al为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学术型教育，5A2为培养高科技专门人才的应用型教育；5B则定向于“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人才培养，属于实用技术型教育。我国的应用型高校主要面向5A2和5B两种类型。

    ⑦德国此类大学在使用Fachhochschule（FH）这一名称的同时，一般会附上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英译名称。

    【参考文献】

    [1]薛飞.基于教育分类与人才分类的技术本科教育探讨：兼论专科类高职院校升本后的定位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2007，（28）：14—16.

    [2]郑若玲，朱贺玲.探微与创新：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模式解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3，（1）：63—67.

    [3]杜平.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秦琳.显著的应用性特色和职业导向[N].中国教育报，2013-02-02（002）.

    [5]刘春生，谢勇旗.台湾职业教育的特色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03，（28）：28—31.

    [6]张博文.高等职业教育的分层定位与分类发展探讨[J].职业技术教育，2008，（25）：43—44.

    [7]李建军.积极稳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N].南方日报，2014-03-29（F02）.

    [8]韩德利，李成道.标本兼治：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J].教育探索，2013，（3）：54—55.

    [9]陈昕.基于不同层面要求的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探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1，（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