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钱学林的指教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系统论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开始传入中国，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系统科学是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一般方法论。它能够跨越学科界限，把各种科学的共同规律提炼出来，超出了具体科学的局限性；它也能够比哲学更直接地去剖析宇宙的各种事实，例如系统、变量、信息、耗散现象等在各类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更好地发挥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当时，我所在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人员对这些新兴学科很感兴趣，梅克所长还专门请了对系统论有研究的北京大学魏宏森教授，为全体科研人员举办系统论的讲座。那个时期，社会上还创立了研究系统科学的学会，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开始阅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面的论著。学习了之后，感到教育系统也是一个巨系统，同样存在系统论中介绍的许多规律。我当时在德育研究室工作，很想将系统论理论运用到品德教育领域中，于是写出了《系统科学与品德心理结构》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对国内品德心理结构的五种主要见解（即通行的“知情意行”四因素说、冷冉的“基本维度”说、班华的“三维结构”说、赵志毅的“三环结构”说、林崇德的“三子系统”说）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次，对怎样认识品德心理结构进行了理论探索，一是“没有孤立存在的品德心理结构”，二是要“从心理的本质来认识品德心理结构”，三是“品德心理结构不断发展变化”。最后，在“重新认识品德心理结构对德育实践的意义”中，我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德育；二是自觉地坚持品德发展对智慧发展的主导作用；三是处理好教育系统中组织与自组织、可控与不可控教育的辩证关系，在教育教学上要有意识地走“三部曲”螺旋发展路线；四是品德心理不但有复杂的内部机构，也有复杂的外部联系。德育只有针对这一特点，采取多样、灵活、针对性强的工作方法才能奏效。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试着用系统理论分析教育现象，提出自我意识是人发展系统中的“序参量”的观点。序参量是指描述系统有序程度的量。协同学认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变量可能有成千上万，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多得不可胜数，但其中有一类是快变量，它们对整个发展进程没有明显影响；另一类是慢变量，也叫“序参量”，它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决定着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抓住和研究序参量，有助于分析系统变化发展的规律。
为了使我的初步研究能得到更多人的指导，我将论文寄给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研究系统论的专家回信说：“我目前虽然研究系统论，但对教育领域并不熟悉，还不能对你的研究提出具体建议。”而另一位研究教育的专家回信说：“我也是刚刚学习系统论这门新知识，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不能对你的研究发表看法。”
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偶然看到报刊上有关于钱学森研究巨系统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教育也是一个巨系统。于是，我想他是研究系统论的权威，又在巨系统中提到了教育，肯定在这两方面都了解，于是就把论文寄给了钱学森，请他指教。
没想到，钱学森在看到信的第二天，就亲笔回了信。
冉乃彦同志：
3月19日信及大作《系统科学与品德心理结构》昨日才见到，迟复为歉！
您把人的品德心理放到社会系统中去考虑，不脱离实际，也就不搞唯心主义，是一大进步——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我也要提以下意见，供您考虑：
（一）人是社会中的人，而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见《自然杂志》1990年1期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文），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品德心理一定要先研究人、个人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这是根本。
（二）人当然受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品德心理讲，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大报告讲得很清楚，而且有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两部分：思想建设及文化建设。两部分都与品德心理有关，而您在文稿17页上把这种作用分成可控教育、不可控教育，似不妥。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不可控的，只有尚未控的东西。“扫黄”不是颇有成效吗？就是学校教育中不也有因搞“创收”而出现许多不良后果吗？
（三）您似把“教育”限于学校教育，这是不完全的。该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工作去考虑德育。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文明建设这一部分中就可以再分列出13个方面，学校教育只是其中之二而已。以上当否？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0.5.10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钱学森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他的思想、人格在这件具体事情中，生动地得到展现。他在百忙之中能够这么重视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来信，见信后第二天就回信，从回信用词的慎重和书写的认真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人的尊重。后来我看到他的著作《创建系统学》一书中收入的回信，就多达77封。绝大多数通信对象都是普通科研人员，说明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科学研究，使事业更快地发展起来。二是从钱学森对我的论文严格、直率的批评，可以看到科学家没有一点讲面子、说官话的陋习。应该说，只有这种科学态度、求实作风，才能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根据钱学森的意见，我对论文做了修改，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陈元晖推荐，在《教育研究》杂志上以《对品德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为标题发表，成为我国几篇专门探讨品德结构的论文之一。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朱小蔓院长还召集我们这些撰写过“品德结构”的人，共同进一步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问题。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位科学家对普通科研人员的提携，确实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接到钱学森回信之后，有朋友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和钱学森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通过平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把论文寄过去的。”有人也问：“那你寄信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吗？比如人家不回信……”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不寄信，钱学森肯定不可能帮助我。而我寄信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回信——但这和我不寄信结果是一样的；而只有寄出信，才会有另一种可能性——得到回信。”
事情就这样简单，有时候，人们自己的思想误区会成为自己行动的障碍。
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收不到回信，吃了闭门羹，岂不丢面子？这其实就是许多国人的弱点——“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果能够丢掉虚荣心，就会觉得善于求教、敢于求教，是光荣的事情，收不到回信，也不是自己的过错。况且，我经历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有成就的学者，都会十分热情地很快复信，而且详尽地解答我的问题。这其中有的人后来就成为了我的终生好友——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以文会友”。
（责 编 再 澜）
当时，我所在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人员对这些新兴学科很感兴趣，梅克所长还专门请了对系统论有研究的北京大学魏宏森教授，为全体科研人员举办系统论的讲座。那个时期，社会上还创立了研究系统科学的学会，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开始阅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面的论著。学习了之后，感到教育系统也是一个巨系统，同样存在系统论中介绍的许多规律。我当时在德育研究室工作，很想将系统论理论运用到品德教育领域中，于是写出了《系统科学与品德心理结构》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对国内品德心理结构的五种主要见解（即通行的“知情意行”四因素说、冷冉的“基本维度”说、班华的“三维结构”说、赵志毅的“三环结构”说、林崇德的“三子系统”说）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次，对怎样认识品德心理结构进行了理论探索，一是“没有孤立存在的品德心理结构”，二是要“从心理的本质来认识品德心理结构”，三是“品德心理结构不断发展变化”。最后，在“重新认识品德心理结构对德育实践的意义”中，我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德育；二是自觉地坚持品德发展对智慧发展的主导作用；三是处理好教育系统中组织与自组织、可控与不可控教育的辩证关系，在教育教学上要有意识地走“三部曲”螺旋发展路线；四是品德心理不但有复杂的内部机构，也有复杂的外部联系。德育只有针对这一特点，采取多样、灵活、针对性强的工作方法才能奏效。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试着用系统理论分析教育现象，提出自我意识是人发展系统中的“序参量”的观点。序参量是指描述系统有序程度的量。协同学认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变量可能有成千上万，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多得不可胜数，但其中有一类是快变量，它们对整个发展进程没有明显影响；另一类是慢变量，也叫“序参量”，它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决定着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抓住和研究序参量，有助于分析系统变化发展的规律。
为了使我的初步研究能得到更多人的指导，我将论文寄给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研究系统论的专家回信说：“我目前虽然研究系统论，但对教育领域并不熟悉，还不能对你的研究提出具体建议。”而另一位研究教育的专家回信说：“我也是刚刚学习系统论这门新知识，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不能对你的研究发表看法。”
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偶然看到报刊上有关于钱学森研究巨系统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教育也是一个巨系统。于是，我想他是研究系统论的权威，又在巨系统中提到了教育，肯定在这两方面都了解，于是就把论文寄给了钱学森，请他指教。
没想到，钱学森在看到信的第二天，就亲笔回了信。
冉乃彦同志：
3月19日信及大作《系统科学与品德心理结构》昨日才见到，迟复为歉！
您把人的品德心理放到社会系统中去考虑，不脱离实际，也就不搞唯心主义，是一大进步——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我也要提以下意见，供您考虑：
（一）人是社会中的人，而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见《自然杂志》1990年1期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文），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品德心理一定要先研究人、个人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这是根本。
（二）人当然受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品德心理讲，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大报告讲得很清楚，而且有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两部分：思想建设及文化建设。两部分都与品德心理有关，而您在文稿17页上把这种作用分成可控教育、不可控教育，似不妥。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不可控的，只有尚未控的东西。“扫黄”不是颇有成效吗？就是学校教育中不也有因搞“创收”而出现许多不良后果吗？
（三）您似把“教育”限于学校教育，这是不完全的。该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工作去考虑德育。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文明建设这一部分中就可以再分列出13个方面，学校教育只是其中之二而已。以上当否？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0.5.10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钱学森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他的思想、人格在这件具体事情中，生动地得到展现。他在百忙之中能够这么重视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来信，见信后第二天就回信，从回信用词的慎重和书写的认真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人的尊重。后来我看到他的著作《创建系统学》一书中收入的回信，就多达77封。绝大多数通信对象都是普通科研人员，说明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科学研究，使事业更快地发展起来。二是从钱学森对我的论文严格、直率的批评，可以看到科学家没有一点讲面子、说官话的陋习。应该说，只有这种科学态度、求实作风，才能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根据钱学森的意见，我对论文做了修改，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陈元晖推荐，在《教育研究》杂志上以《对品德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为标题发表，成为我国几篇专门探讨品德结构的论文之一。后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朱小蔓院长还召集我们这些撰写过“品德结构”的人，共同进一步探讨道德教育的理论问题。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一位科学家对普通科研人员的提携，确实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接到钱学森回信之后，有朋友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和钱学森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通过平信，贴了四分钱的邮票，把论文寄过去的。”有人也问：“那你寄信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吗？比如人家不回信……”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不寄信，钱学森肯定不可能帮助我。而我寄信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回信——但这和我不寄信结果是一样的；而只有寄出信，才会有另一种可能性——得到回信。”
事情就这样简单，有时候，人们自己的思想误区会成为自己行动的障碍。
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收不到回信，吃了闭门羹，岂不丢面子？这其实就是许多国人的弱点——“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果能够丢掉虚荣心，就会觉得善于求教、敢于求教，是光荣的事情，收不到回信，也不是自己的过错。况且，我经历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有成就的学者，都会十分热情地很快复信，而且详尽地解答我的问题。这其中有的人后来就成为了我的终生好友——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以文会友”。
（责 编 再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