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及对其心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摘|菀猐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素来不为研究者重视。但阳明不仅曾在北京生活、宦游过，而且还在这里最早接受了白沙心学的影响，最早展露出经略四方之志，开展过讲学活动，接纳了一些前来问学者，与湛若水订下终身论学之交。他主动参与了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代表的两京朝臣与刘瑾、“八虎”等阉竖的斗争，因之而入诏狱并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丞。这才会有后来的“龙场悟道”及其它种种，才会使他逐渐成长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关键词]明代；王阳明；北京

    [中图分类号] B24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1-0048-12

    研究陽明和阳明心学者，多把重点放在阳明在贵州、浙江和江西的活动。无庸多述，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首都。阳明不仅曾在北京生活、宦游过，而且还在这里最早接受了白沙心学的影响，最早展露出经略四方之志，开展过讲学活动，接纳了些前来问学者，与湛若水订下终身论学之交。他主动参与了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代表的两京朝臣与刘瑾、“八虎”等阉竖的斗争，因之而入诏狱并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丞。这才会有后来的“龙场悟道”及其它种种，才会使他逐渐成长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所以，研究王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及对其心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无疑是很重要的。

    一

    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阳明的父亲王华廷试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次年，王华迎养竹轩翁，十一岁的阳明跟随祖父来到了京师。《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九《送绍兴佟太守序》说：“成化辛丑，予来京师，居长安西街。久之，文选郎佟公实来与之邻。”他与比邻而居的林俊兄弟相识并结为好友，后来在《与林见素》中说：“执事孝友之行，渊博之学，俊伟之才，正大之气，忠贞之节。某自弱冠从家君于京师，幸接比邻，又获与令弟相往复。其时固已熟闻习见，心悦而诚服矣。第以薄劣之资，未敢数数有请。”

    长安街是当时京师的繁华之地。王华任职的翰林院位于长安东街，京官则多居住在长安西街坊（即时雍坊）。这里，佛刹道观林立，尤以规模壮丽宏伟的大兴隆寺为其时京城诸寺之最，三教九流亦杂聚于长安街，城隍庙市更是相卜巫祝、商贩走卒、杂技戏耍、斗鸡玩鸟的最大交流活动场所，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对这里的繁华景象都有生动描述。从江南水乡初至北方京师的少年阳明，生活在这样一个闹市区，“眼界大开。自是性格放逸，旷达不检，喜好任侠，骑马射箭，六博斗鸡，常出入于佛、道、相、卜之处” 。吴肃公《明语林》卷九《自新》说：

    王伯安十一岁，奕奕神会，好走狗、斗鸡、六博，从诸少年游。一日，入市买雀，与鬻雀者争。相者异之，出篋钱市雀送伯安，曰：“自爱，自爱！异日万户侯也。”伯安奋厉读书，以经术自喜。

    “和乐坦夷，不事边幅”（徐爱：《传习录序》）的阳明，又沉缅于下棋，王华屡规不止，“遂将棋抛于水，阳明因作诗云：‘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日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禇人获：《坚匏集》“甲集”卷一《棋落水》）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亦记：“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先生……一日悔之……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所以，“倜傥出常矩”（《邹守益集》卷四《叙云山遐祝图》），乃是少年阳明的真实写照。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阳明就塾师读书习经。虽不免少年习性，时常伺塾师外出即率同学旷游。墨憨斋（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卷上说，阳明就塾师而不肯专心读出见之，怒道：“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阳明回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阳明笑言：“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龙山公益怒，扑责之。“这则故事说明，阳明在孩提时代就‘以豪杰抗志为学（《章太炎文录》卷二上《王文成公全书题辞》）；胸怀大志，颇为自负，以战阵立功、摧敌制胜为第一等事，而对读书登第不屑一顾。他……尝曰：‘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卷上）” 但是，阳明这时也已经认识到读书登第还是第二等事，唯有成为圣贤才是第一等事，《年谱》说他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之以“惟读书登第耳”，而阳明却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这一年，“白沙陈献章应诏入京，居长安西街大兴隆寺，与林俊、王华比邻而居。林俊与白沙日日讲学于大兴隆寺中，少年阳明常往返出入于大兴隆寺与林俊家中，对林俊与白沙两人日日讲学已熟闻习见”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他“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吴与弼）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接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陈献章集》卷二《复赵提学》）。陈献章早就有“真儒复出”（《明史·陈献章传》）之誉称，这次是因布政使彭韶和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应诏赴京的，但他以疾病为由推辞了吏部的考试并上疏乞终养老母，终授以翰林院检讨而放归。陈献章与林俊日日讲论的，当是其所自信的心学。这在少年阳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评价道：

    白沙先生学有本原，恁地真实。使其见用，作为当自迥别。今考其行事，亲信友、辞受取予、进退语默之间，无一不槩于道。而一时名公硕彦如罗一峰、章枫山、彭惠安、庄定山、张东所、贺医闾辈皆倾心推服之，其流风足征也。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说：阳明对白沙之学“如此心悦诚服，即渊源于此也；又五年后阳明入京师，亦寓居大兴隆寺，与湛甘泉在大兴隆寺中讲学，盖即有意仿当初白沙与林俊在大兴隆寺中讲学也。” 而白沙、阳明先后崛起，倡扬心学，彻底结束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心学渐成思想文化界的主潮：“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过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当然，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思想建树及其影响，白沙显然都无法与阳明相比。

    阳明年十五时，“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其时，畿内盗起，阳明“为书将献于朝，请往征之。龙山公（王华）力止之。”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少年阳明的豪迈性格，其‘经略四方之志亦并未因龙山公的呵斥而消泯，其后尝苦心孤诣，研习兵法，则无疑可视为其经略四方、经济世务之志的进一步发展”。

    发生于青少年时期而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事件，无疑是阳明十五六岁时与塾馆同学钱友同一道“格竹子”，钱德洪《年谱》记：

    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这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晚年，阳明还记忆犹新地对门人述道：“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晚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 阳明如此“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无疑是阳明早年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当然，这是他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严重误解 ，陈来对此曾说：“阳明把朱子的格物哲学了解为面对竹子的沉思，可以说是宋明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绝大多数理学家，尽管可以不赞成朱子格物理论，但还没有人把朱子思想误解到这个程度。而就阳明的过人才智来说，这种误解就更不应该发生，因此，对这一事件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它是在阳明青少年时代即他的思想还完全不成熟的时期所发生的。” 其实，这一源于对朱子格物学说严重误解而发生的事件，固然表明此时的阳明“思想还完全不成熟”，但同时也反映出青少年时期的阳明对程朱理学的笃信，绝不亚于每日立课程，详书得失以作自我检讨反省的胡居仁，也不亚于为研习程朱理学典籍而坐下着足处两砖皆有印痕的曹端。 甚至“直到弘治末年，阳明的整个思想基本上处在朱子哲学的影响笼罩之下，他是按照朱子哲学来理解‘格物的” 。不过，“格竹”失败并致危疾的经历，毕竟成为阳明对朱熹学说怀疑的开端 。随着自己的成长和思想发展，他日知朱学之非，故而后来批评朱学“析心与理为二”道：“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阳明心学思想的逐渐形成与发展，是同他对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学不断加深的怀疑和批判紧密相联的。

    二

    阳明第二次北上赴京是弘治六年癸丑（1493），这次是为了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而返回余姚。他作《来科状元赋》以明志。同年闰五月，其父王华服阙，升右春坊右谕德，充经筵讲官。秋九月，他随父入京，寻入北雍，与程文楷、王寅之、刘景素、林小泉等人同游太学。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又在金陵创办国子学；明洪武十五年（1382），将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并逐渐扩大、发展其规模。永乐间，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南京分别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设在北京的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据《明史》卷四十二《职官志二》记：国子监“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俗善行，敬业乐群。”“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可见，国子监以儒学教育为根本内容。据《弘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阳明主治《礼经》。曾忆述他们在北雍的学习情况：“往时仆与王寅之、刘景素同游太学，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为讲贯不及景素，一旦执弟子礼师之。仆每叹服，以为如寅之者，真可为豪杰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圣贤之不可及？”（《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荅储柴墟·二》）弘治九年丙辰（1496），阳明再次会试下第，自是卒业北雍。此时的他，已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了。

    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冬，为备来年会试，阳明又一次北上京师。其时，他父亲王华以右谕德兼任东宫讲读，还曾受命主顺天府乡试，眷誉日隆。阳明参加了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春的会试。这次会试期间，发生过震动朝野的“鬻题”案，主考官程敏政 因此案郁闷而终，举子唐寅等亦因此案而终身不得入仕。此案“定谳时，未尝实其（敏政）关节之罪也” ，很有可能是场冤案。 不过，阳明未受影响，他获中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六人。《弘治十二年会试录》收入他的《会试卷礼记》和《会试卷论》，考官们对前者批曰：“近时经生率以此礼乐为造化自然，恐但云礼乐，便涉制作上说；不然，则敦和别宜，造化岂自敦且别邪？此作是也。”“是卷说理措辞精深典雅，而其气充然，岂拘拘摹仿之士哉！”“究本之论，涉造化处便难楷笔。若辞理溢出类此篇者，鲜矣。”“鬯达无滞，《乐记》义仅得此耳。”对后者的批语更多有称扬道：“此篇议论滔滔自胸中流出，若不经意焉者，且理致精深，言辞深厚，脱去时俗气息。噫！吾于是有以知子之所养矣。”“是卷历论中立不倚之旨，节节俱有原委，而抑揚曲折，无不在题中。盖深于性理之学者，即是而观，子岂独为不受变于俗邪？”“其辞气如水湧山出，而义理从之，有起伏，有归宿，当丰而健，当约而明，读之惟恐其竟也。四方传诵，文体将为一变乎！”“此篇见理真切，措辞条畅，亦何尝无开合起伏于其间，而终不出乎绳准之外，为论学者可以观矣。”

    据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是岁大比取士三百名，多与阳明相识，其中与阳明以后关系密切者有：伍文定，字时泰，号松月，松滋人；刘茞，字惟馨，号秋佩，涪州人；朱应登，字升之，号凌溪，宝应人；江潮，字天信，号钟石，贵溪人；余佑，字子积，号讱斋，鄱阳人；陈伯献，字惇贤，号峰湖，蒲田人；宗玺，字朝用，号竹溪，建平人；杭淮，字东卿，号复溪，宜兴人；牧相，字时庸，余姚人；罗侨，字维升，号东川，吉水人；罗钦德，字允迪，号毅轩，泰和人；郑瓛，字信卿，号思斋，平阳人；徐琏，字宗献，号玉峰，武邑人；都穆，字玄敬，号南濠，吴县人；谢迪，字于吉，号石厓，余姚人；张文渊，字公木，号跃川，上虞人；熊桂，字世芳，号石厓，新建人。其中的都穆，同前述“鬻题”案颇有关联。都穆，字元敬，颇有文名，本与唐寅同乡且颇友善。据说，考试完后，出榜之前，都穆听说唐寅考了第一，顿生妒嫉心，便说是徐经贿买敏政的家奴先得到了试题。《唐伯虎轶事》）卷二说：“未揭榜前，穆饮于马侍郎（失其名）邸寓，与给谏华昶俱会。有要宦谒马，马出接之，与谈会试事。宦云：‘唐寅又第一矣！穆从隔壁耳之。宦去，马入与穆语，喜盈于色，穆辄起嫉妒心，遂对马言：徐经尝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场中试目，并曾告知唐寅，徐、唐二人预先作文，更张扬于外。华昶亦与闻之，一日而遍传都下矣。昶遂论并连唐、徐。”给事中华昶就是据都穆所言参劾程敏政的。其奏上，弘治帝采纳礼部的建议，诏令大学士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的场中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东阳遂奏曰：“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进士及第后，阳明观政工部，与罗钦顺相识。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其仲弟钦徳与阳明同年进士。钦顺《整庵存稿》卷十五《祭大司马王阳明先生文》说其弟兄“夙钦风义，交游以世，气味似同。官邸论文，不在盈尊之酒；归途讲学，犹存隔岁之书”。他与湛甘泉、王阳明都有交往，同阳明相交颇深，结识十年后作《送王伯安入朝》诗云：“卮垆联句佛灯前，云散风流顿十年。”（《整庵存稿》卷十七）但他与湛、王二氏思想有别，在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上展开过论辩：“王、湛二子皆与余相知。于王盖尝相与论文而未细读，忽焉长逝，殊可惜也；湛则会晤绝少，音问亦稀。然两家之书，余皆得而览之，区区之见，终未相合，因续记一、二于册。道无彼此，自不容有形迹之拘。然而君子幸而折其衷，斯道之明庶乎其可望矣。”（《困知记三续》）他后来对阳明学的评论主要是关于“格物致知”说。阳明认为“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在他看来，意念所及便是“物”，“格物”不是研究事物本身及其法则，而是要使自己的意念合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正”。意念“正”，“物”自然也就“正”了，所以，王学中的“格者”其实说的就是“诚意之功”。这种思想在《传习录上》中有充分阐述。但整庵例析王学所谓“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道：“有如《论语》川上之叹，《中庸》鸢飞鱼跃之理，皆圣贤吃紧为人处。学者如未能深达其义，未可谓之知学也。试以吾意着于川之流、鸢之飞、鱼之跃，若之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耶？此愚之所以不能无疑者也。”（《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他认为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同上）。

    此时的阳明，在京师过着颇为优闲的文人生活。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己未登进士，观政工部。与太原乔羽、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诸公以才名争驰骋，学古诗文。”这样的生活大约延续到正德元年丙寅，前后八年时间。此即阳明自谓“上国游”时期，亦即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三溺于辞章之习”。

    阳明于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获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与同僚名士陈凤梧、潘府、郑岳等讲学论文，结成‘西翰林文士群体” 。十五年壬戌（1502）因日事案牍、苦读经史而过劳成疾，不得不上疏乞归越养病，就医调治。十七年甲子（1504）应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山东乡试后，回京销假复职。不久，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抨击朝政，阳明暗助梦阳奏劾寿宁侯张鹤龄，《空同集》卷三十九《秘录》对之有详尽记述。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会试录取303名进士，选严嵩、湛若水、方献科（方献夫）、穆孔晖、陆深、张邦奇等为翰林庶吉士。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说“是科所取进士，后来多与阳明关系密切，如湛若水、方献夫、严嵩、刘节、张邦奇、陆深、周广、郑一初、郑善夫、胡东皋、胡铎、闻渊、倪宗正、顾应祥、谢丕、翟銮、穆孔晖、戴德孺、陈鼎、许完等，其中如张邦奇、方献夫、陆深、周广、郑一初、郑善夫、顾应祥、穆孔晖、陈鼎等皆来问学，多成为阳明弟子”。兹仅简略介绍三位阳明此时所收及门弟子于下：

    方献夫（1485～1544），初名献科，字叔贤，号西樵，广东南海县人。成进士后，尝与阳明同官吏部而位居其上，然折节相师，真诚问学。嘉靖大礼仪起，官学士，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寻兼武英殿大学士，未几请归，悠游林下十年卒。有《西樵遗稿》传世。

    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庵，山东堂邑人。少年时即颖悟凝重，为人平和。阳明主考山东乡试时取为解元，乙丑科进士及第，入庶常，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因触忤权阉刘瑾而被调任南京礼部主事。刘瑾伏诛后复还旧职，历任南京、北京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等职。嘉靖十三年致仕，杜门静养至谢世。著有《读易录》、《尚書困学》、《前汉通纪》、《游艺集》、《大学千虑》、《玄菴晚稿》等。黄佐《南雍志》卷二十一《穆孔暉传》谓其“天性好学，虽王守仁所取士，未尝宗其说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笃信之，深造禅学顿宗”。黄宗羲称其为“学阳明而流于禅”（《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

    陈鼎，字大器或字文相，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明史》卷一八八本传说：“其先宣城人，高祖尚书迪，死惠帝之难，子孙戍登州卫，遂占籍焉。鼎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四年授礼科试给事中。镇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鹏之子铠宝籍中河南乡试。物议沸腾，畏堂，莫敢与难。鼎上章发其事，铠遂除名，堂、鹏大恨。会流寇起，鼎陈弭盗机宜。堂嘱权倖摘其语激帝怒，下詔狱掠治，谓鼎前籍平江伯赀产，附刘瑾增估物价，疑有侵盗。尚书杨一清救之，乃释为民。世宗立，复故官，迁河南参议。妖人马隆等为乱，鼎督兵诛之。改陕西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廉介正直，不通私谒。召为应天府尹，未任卒。”阳明极赞其人品，曾手书陶渊明诗“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云云以赠。陈鼎英年早逝，阳明特撰祭文，哀叹不已：“呜呼！文相迈往直前之气，足以振颓靡而起退懦；通敏果决之才，足以应烦剧而解纷拿；激昂奋迅之谈，足以破支辞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方以是而称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于文相，则又宁止于是而已乎！与文相别数年矣，去岁始复一会于江滸。握手半日之谈，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迈往直前之气，以内充其宽裕温厚之仁；敛其通敏果决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奋迅激昂之辩，以自全其发强刚毅之德：固将日趋于和平而大会于中正。斯乃圣贤之德之归矣，岂徒文章气节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见其进而未见其止也！一逝奄逝，岂不痛哉？闻讣实欲渡江一恸，以舒永诀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临风长号，有泪如雨。呜呼文相，予复何言！”（《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祭文相文》）显系一气呵成，发自肺腑的文字，情真意切，至今读来仍令人涕然。

    所以，钱德洪《年谱》记“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于授徒讲学”。

    特别值得一述的是，阳明在这一年自书程颢、李侗性理要语为座右铭，并书赠都穆以明己学。其《书明道、延平语跋》云：“明道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于此有得，思过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尝书之座右。南濠都君每过，辄诵其言之善，持此纸索予书。予不能书，然有志身心之学，此为朋友者所大愿也，敢不承命？” 阳明书此座右铭，表明他由词章之学转向心性之学了，故其有言曰：

    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明，天下学者泛滥于辞章，浸淫于老、佛，历千载有余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学以仁为宗，以敬为主，合内外本末，动静显微，而浑融于一心。盖由茂叔之传，以上溯孟氏之统，而下开来学于无穷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遗书、语录散佚而弗彰，识者恨焉。于是胡光大诸公裒为《性理大全》，后学之士始忻然若接其仪刑，而聆其讲论，闻风而兴，得门而入。其所嘉惠亦良多矣。

    弟子王畿（龙溪）在乃师身后述道：“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阳明先师结为诗社，更相倡和，风动一时。炼意绘辞，寖登述作之坛，几入其髓。既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蔽于无用之空谈，何异隋珠弹雀？其昧于轻重亦甚矣！纵欲立言为不朽之业，等而上之，更当有自立处。大丈夫出世一番，岂应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与惜之：‘阳明子业几有成，中道而弃去，可谓志之无恒也。先师闻而笑曰：‘诸君自以为有志矣。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当与共事，图为第一等德业，譬诸日月终古常见而景像常新。就论立言，亦须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善《易》者不论《易》，诗到无言始为诗之至。”（《王畿集》卷十六《曾舜征别言》）

    阳明此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同他与湛若水的相识和论学交往有关。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说：“此座右铭为阳明由词章之学转向心性之学之标志，其以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作为自己‘圣贤之学之要旨，与甘泉湛若水取同一心性之学路径，皆本白沙陈献章也。”湛若水（1466～1560），字元民。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今名。广东增城人。因居家增城之甘泉都，学者称为甘泉先生。弘治七年（1494）会试下第后，他“斋戒三日，洁身澄性”，专往白沙拜陈献章为师。陈献章诲其“为人”之道：“孟子见人便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以尧舜望人也。横渠见人便告以圣人之事，此以圣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窃附孟子、横渠之后，彼何人哉？予何人哉？有为者亦若是。‘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区区之意，在览者深思而自得之。既以寄民泽，亦以告有志于门下者，咸得自励而日勉焉，非但为美言以悦人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六》）嘱其务求“自得之学”：“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同上《与湛民泽·九》）郑重指出为学之要在于“自觉”：“学无难易，在人自觉耳。才觉退便是进也，才觉病便是药也。眼前学者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学所至如是，譬之行万里之途，前程未有脱驾之地，真自枉了也。思于民泽告之，非平时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同上《与湛民泽·五》）更着重传授自己“以自然为宗”的思想：“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同上《与湛民泽·九》）“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同上《与湛民泽·七》）湛若水接受了陈献章的思想，其《上白沙先生启略》谓：

    自初拜门下，亲领尊训至言，勿忘勿助之旨，而发之以无在无不在之要，归而求之，以是持循，久未有著落处。一旦忽然若有开悟，感程子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李延平云：‘默坐澄心，體认天理。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倚衡，无非此体，在人涵养以有之于已耳。（《泉翁大全集》卷八）

    陈献章接阅此信后欣慰地说：“去冬十月一日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十一》）他遂认定湛若水为“江门衣钵”的传人 。

    “龙场悟道”后日益成熟性发展起来的阳明心学，与由白沙心学发展而来的甘泉之学自有差别。 但在弘治十八年始识湛若水，正德元年（1506）与之正式订交的时候， 若水向阳明介绍的白沙心学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无疑成为阳明由词章之学转向心性之学的重要助力。尽管少年时阳明曾耳闻目睹林俊与白沙日日讲学于大兴隆寺，但那时白沙心学不可能对他产生真正的影响；弘治十五年（1502）“养疴阳明洞时”曾与“潜心性命之学”的白沙弟子许璋“相朝夕” ，但那时的阳明矢力于“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 ，不可能真正关注白沙心学。而弘治十八年、正德元年间的阳明，自身正经历着被昔日诗社友朋深为惋惜的由词章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变，故而甫与甘泉相识相交便一见如故，情投意合。阳明很重视结识交往被他称为“吾之同道” 的甘泉这件事，曾说：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期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斃而后已者。（《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湛甘泉序》）

    甘泉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也忆述道：“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 ，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论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故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说：然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于彼此言論，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尝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虽然“阳明与甘泉的订交，实际上并不是阳明‘归正于圣学的原因或起点，而是他坚定其圣学志向的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支持性力量。正因有甘泉的精神支持，阳明对其圣学之志才益为坚定，才显得‘毅然若不可遏，沛然而莫之可御” ，但应该承认“在明代心学史上，可以说是甘泉首先影响阳明，阳明通过甘泉而与白沙相接，并通过甘泉而走了一条本于陆学、兼采朱学的心学途径” 。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三十四《古真先生传》说：“古真先生，姓徐氏，名玺，字克用，浙江余姚人也……后既谒选天曹，遇王考功伯安，与语，大悦，乃遂不复仕矣……生一子曰爱，予同年进士也。……比谒选时，以伯安讲明濂洛之学，遂遣爱师事之。”这里讲的主要是徐爱师事阳明之事。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弘治十六七年，他娶王华之女为妻，故又为阳明的妹婿。阳明曾致信徐爱，要他来京读书；弘治十八年冬，徐爱遂进京就阳明，读书受学，成为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之一。湛若水《祭徐郎中曰仁文》说他正德元年在北京阳明处见到过“如玉之英”的徐爱（《横山遗集·附录》），在《赠别应元忠吉士序》中又说他正德丙寅因阳明而“得曰仁徐子者”（《泉翁大全集》卷十五） 。尽管徐爱31岁即病卒，但他尝作《同志考》，又最早系统记录整理阳明讲学语录而成《传习录》，“为阳明学传播做先锋，竭心尽力，好学不倦，被誉为‘王门颜子” 。

    三

    阳明在京并不只是交友论学，他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外，又十分关注朝政，参与了同权阉的斗争。丙寅（1506），正德改元，阳明作砚铭曰：“五气五行，五常五府。化育纪纲，无不唯五。石涵五星，上应天数。其质既坚，其方合矩。蕴藉英华，包涵今古。”（《五星砚铭》，《同治平江县志》卷五十五）表达了期盼朝廷更化之情。但这只能是阳明一厢情愿的幻想。其时，刚即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性好畋猎骑射，宠信中官，至太监刘瑾用事，朝政日渐荒芜。刘瑾外，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亦皆以旧恩得宠，时号为“八虎”（又称“八党”）。刘瑾在这些权阉中最为狡狠，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专权的刘瑾更结党营私，排斥正直大臣、弹压言官，还搜括各地财物，侵占民间土地，致使畿内大忧。这自然要激起群臣的不满和批评。八月，就任才一个月的顺天府通判汪循因上《陈言外攘内修疏》、《论裁革中官疏》，触忤了刘瑾而不得不乞归，阳明有《书汪进之卷》赠别。九月，大学士刘健、谢迁及户部尚书韩文等伏阙上劾宦官状，请诛刘瑾、马永成等“八虎”。结果，王岳、范亨被“诏窜南京，寻杀二人于途”，又严旨“连斥刘（健）、谢（迁）二老”。 十月，刘健、谢迁去位罢归。南京科道官戴铣、牧相等以为“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遂上疏乞留刘、谢，并劾太监高凤，又疏刘瑾不法数十事。“帝怒，逮繋诏狱，廷杖除名”（《明史》卷一八八《戴铣传》）。谈迁《国榷》卷四十六“正德元年十二月辛亥”记：“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御史薄彦徽、蒋钦等，疏留刘健诸臣，劾太监高凤从子得林冒升锦衣卫指挥佥事，兼言晏朝废学游宴、驱驰射猎非体，忤旨，尽逮铣等三十人入京。”时刚起补兵部主事的阳明，十一月间获闻戴铣、牧相等将械繋进京，立即抗章疏救：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敇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职。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事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万一送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分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历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咎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不可使痿痺，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战栗之至！（《王阳明全集》卷九《乞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

    束景南认为“牧相为阳明姑父，故阳明上此疏之最初真实动因，乃在援救姑父牧相” ，并不能完全排除阳明“最初”有“援救姑父牧相”的考虑，但笔者以为，不能仅从私情角度来看此事件，而要把它放到当时刘健、谢迁为代表的朝臣同刘瑾、“八虎”等权阉斗争的背景下来分析，事实上，阳明上此疏并因此而下诏狱，亦已成为这场斗争的重要部分。并且，结合武宗初政时，阳明在《五星砚铭》表露出的迫切期望朝政更化的心理，我们才能理解阳明何以会在此疏中直指君过，反复指陈武宗缺失，尤谓其“赫然下令，远事拘囚”，“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如此放言撄触龙鳞，当然致使雷霆震怒，立即被诏逮入锦衣狱了。

    阳明有多首诗咏叹其狱中生活。如《王阳明全集》卷十九《有室七章》：

    有室如簴，周之崇墉。窒如穴处，无秋无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凄其以风。倏雨倏雪，当昼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岂无白日？窹寐永叹。

    心之忧矣，匪家匪室。或其启矣，殞子匪恤。

    氤氲其埃，日之光矣。渊渊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极矣！

    他被系囹圄而与狱友林富、刘菃等学周文王讲《易》演《易》，“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他有诗咏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遯》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读易》）当然，岁暮天寒地冻，他在囚中更有思乡归隐之吟，如《天涯》云：“天涯歲墓冰霜结，永巷人稀罔象游。长夜星辰瞻阁道，晓天钟鼓隔云楼。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投。留得升平双眼在，且应簔笠卧沧洲。”（《王阳明全集》卷十九）

    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阳明终于迈出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牢狱。行前，他作《别友狱中》：

    居常念朋旧，簿领成阔绝。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所恨精诚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圣，旋已但中热。行藏未可期，明当与君别。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王阳明全集》卷十九）

    又有两首诗赠送给同年参与刘健、谢迁等疏劾刘瑾，并力言“瑾不诛，国势危矣”的刘菃（秋佩） ：“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目垂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无终秘，屈轶何时到玉墀？”“检点同年三百辈，大都落落在风尘。西川若也无秋佩，谁作乾坤不劳人？”（《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五） 还撰《咎言》自抒愤郁道：“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怀之独结。严霜下而增寒兮，皦明月之在隙。风呶呶以憎木兮，鸟惊呼而未息。魂营营以惝恍兮，目窅窅其为极？懔寒飚之中人兮，沓不知其所自。夜展转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岂荼甘之如荠？怀前哲之耿光兮，耻周容以为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于累囚兮，牿匪予之为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云板之濛濛。税予驾其安止兮，终予去此其焉从？孰癭瘰之在颈兮，谓累足之何伤？熏目而弗顾兮，惟盲者以为常。孔训之服膺兮，恶讦以为直。辞婉娈期巷遇兮，岂予言之未力？皇天之无私兮，鉴予情之靡他。宁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锧之谓何？蒙出位之为愆兮，信愚忠者蹈亟。苟圣明之有裨兮，虽九死其焉恤！乱曰：予年将中，岁月遒兮。深谷崆峒，逝兮游兮。飘然凌风，八极周兮。孰乐之同，不均忧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处时从天命何忧兮！”（《王阳明全集》卷十九）

    据谈迁《国榷》卷四十六记，正德元年十二月，凡两京奏劾刘瑾的官员均遭罢贬行遣。而阳明在午门被杖三十后，奉诏谪贵州龙场驿丞。此后，阳明还曾北上入京，如正德五年庚午（1510），他以庐陵知县的身份赴京入觐述职，并与湛若水、黄绾在兴隆寺讲论学问，三人由此订下终身共学之盟；顾璘（东桥）亦在此期间来访阳明并论学 。但是，自贬谪贵州龙场驿后，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的王阳明，其活动的主要舞台便不再是京师了。

    [ 注 释 ]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魏时亮《大儒学粹》卷八上《白沙陈先生》，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董氏此说是符合事实的。钱德洪《年谱》记阳明26岁在京师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他还撰作了《武经七书评》。

    郜永春《皇明三儒言行要录·阳明先生要录》卷二《语录下》：“某年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茎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已，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之学。”（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分析道，“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而“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因为“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理一分殊。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因此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理不得。”“在探究竹子之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轍。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参阅《王阳明大传》，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5页）对十五六岁阳明“格竹”行为做如此精细的解析，恐太过哲学化，而与少年心理不符了，倒是陈来《有无之境》将之当作阳明少年时期“思想还完全不成熟”的表现，更合乎情理。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张祥浩《王守仁评传》说：“以坐对竹子去体验朱子的格物之理，是幼稚和可笑的。因为朱熹从来没有教人这样去格物致知，当时的程朱学者也没有人这样去格物致知的。这说明他对朱子的格物学说在理解上的肤浅。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守仁求学的可贵处，即他企图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变成自己的实践，而决不仅仅停留在纸上或口头上。”（《王守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阳明少年时代的这种求学精神，或许无意识地为他日后明揭“知行合一”之帜埋下了伏线。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当然，这开端只意味着阳明此时萌生了懷疑朱学的种子，而并不表明他已开始放弃朱学。事实上，据钱德洪《年谱》所记，阳明二十七岁时，“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漬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沈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钱明说：“这两次失败，一次比一次沉痛，它使王阳明不仅对传统的成圣方法和途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自己是否具备成圣的资质也产生了怀疑（‘益委圣贤有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做身心工夫的入门之径，而按他的个性又不愿承袭早期儒家的心性之学和朱熹‘居敬持志的内在工夫，因而只好选择有较深家学传统基因和社会范式作用的养生求仙、‘遗世入山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成圣理想了。一直到三十七岁谪居龙场后，他才领悟了‘在身心上做工夫的有效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早年出世主义的抉择，彻底、坚决地转向了儒家的‘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此亦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所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心路历程。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成化二年（1466）程敏政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进讲东宫。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试讲学士，直经筵。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代科场之弊》。

    请详参陈寒鸣：《程敏政与弘治己未会试“鬻题”案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李詡：《戒庵老人漫笔》卷上。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页。

    詹淮：《性理标题综要·谭薮》，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页。

    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358页。

    《陈献章集》卷六《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三首》：“小坐江门不记年，蒲裀当膝几回穿。如今老去还分付，不卖区区敝帚钱。”“皇王帝伯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江门渔父与谁年，惭愧公来坐榻穿。问我江门垂钓处，囊里曾无料理钱。”诗后自注云：“达磨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茲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讬。珍重，珍重！”

    关于王、湛心学的思想分歧，请参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195页。

    钱德洪《年谱》、黄綰《行状》均将阳明和甘泉订交时间系于弘治十八年乙丑，而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銘》和《奠王阳明先生文》则说他是正德元年丙寅与阳明订交的（当然，据甘泉《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来推算，他又说过与阳明始获交于弘治十八年）。今折衷这两种说法，认为阳明于弘治十八年始识甘泉，正德元年正式订交。

    参阅耿定向：《天台集》卷五《先进遗风》。

    黄綰：《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

    《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三子序（丁卯）》：“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此处所谓“守仁从宦三十年”疑为“从宦十三年”之误，盖自弘治五年阳明举乡试至弘治十八年，正十三年。

    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8页。

    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空同集》卷四十《秘录》。

    《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5页。

    《明史》卷十八八本传记事不详，参《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九《刘菃传》。

    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8页。

    顾璘：《顾华玉集》卷三十七《与王伯安鸿胪》说：“自觐时相别，至今已五阅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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